第12章 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国际面（1/2）

国际贸易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

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马戛尔尼伯爵（earl acartney）出使中国。马戛尔尼要说服乾隆皇帝允许英国商人在中国各地经商，而不只是在当时唯一开放的口岸广东（广州）。当时，由于英国人刚刚喜欢上喝茶，英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当时英方认为，只要跟中方的贸易更自由，逆差就会缩小。

这次出使完全失败了。马戛尔尼带着乾隆写给乔治三世的信回去了。信中说，天朝什么都不缺，不需要跟英国增加贸易。乾隆皇帝还提醒英王，中国允许欧洲各国在广东贸易只是“加恩体恤”，“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绸，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乾隆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1

由于连说服中方多进口些英国工业产品都说服不了，英国就加大印度鸦片对中国的出口，这导致越来越多中国人吸食鸦片上瘾。清政府见势不妙，于1799年禁止鸦片贸易。但这并不管用，因此，到了1838年，道光皇帝（乾隆皇帝的孙子）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入广州查禁鸦片走私。随后的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战胜国英国于1842年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让中国开放五处通商口岸，实行自由贸易，包括鸦片。从那以后的一百年，中国人民饱受外国入侵和内乱之苦，受尽屈辱。

李嘉图挑战清王朝和亚当·斯密：相对优势vs绝对优势

清朝最后还是被迫实行自由贸易，很不光彩。后人取笑乾隆对国际贸易的看法，认为他观念落后，不懂得贸易的好处。然而，乾隆对国际贸易的看法其实跟当时欧洲经济学主流是一致的，这其中就包括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理论叫绝对优势 （abte advanta）理论。这个理论是说，如果一国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都比潜在的贸易伙伴便宜，那么它就无须跟对方贸易。是啊，这不就是常识吗！既然自己生产的比对方都便宜，何必要跟对方贸易呢？

大卫·李嘉图却提出了不同看法（参见第4章）。根据他的比较优势理论，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益，即便它生产的所有东西的成本都比对方低，就像18世纪末跟英国相比的中国一样——至少在乾隆眼中是这样。所有产品的成本都比贸易伙伴低的国家，只需要选择所有产品中成本优势最大的那个 [1] ，然后专注于生产那种产品。同理，如果一国生产什么都比别人差劲，它可以选择专注于其中最不差劲的领域。 [2] 任何参与到国际贸易中的国家都能从中获益。

比较优势的逻辑没问题，但假设有问题

虽然比较优势理论19世纪初就提出了，但它提供了一个支持自由贸易和贸易自由化 （trade liberalization）的强有力论据。贸易自由化就是减少政府对贸易的限制。

这个理论的逻辑无懈可击，前提是我们得接受它背后的假设。一旦我们质疑那些假设，该理论的适用性就很有限了。让我们检视一下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简称hos）版的比较优势理论背后的两个关键假设。 2

hos假设所有国家生产能力相等，从结构上就把幼稚产业保护排除在外

hos最重要的假设，是所有国家的生产能力相等，也就是说，他们能够使用任何他们想要的技术。 3 根据这个假设，一国专注于生产某一种产品而非另一种，仅仅是因为生产该产品所需的技术碰巧符合该国的相对要素禀赋 （retive factor endownt）——指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在这个假设下，一国不可能出现技术困难的情况（回顾一下第4章讲过的宝马汽车与危地马拉的例子）。

这个完全脱离现实的假设，事先就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排除在外。幼稚产业保护是所有保护主义形式中最重要的一种，也对经济发展有利。今日所有富国都曾经保护过自己的幼稚产业。

hos对贸易自由化过于乐观，因为它假设资本和劳动力可以被无成本改造并用于任何产业

根据hos理论，自由贸易不仅对已经实施的国家有益，对那些即将实施自由贸易的国家，也是有利无害。举个例子。钢材关税降低，进口钢材变便宜，钢材消费者就会立即获益，比如那些使用钢板的汽车制造商和买车的最终消费者。的确，短期来看，这损害了国内钢铁行业的生产者：资本家亏钱，工人丢饭碗。但他们的情况会很快好转，甚至因此获益，因为，劳资双方都可以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那些行业，比如芯片生产或投资银行，这些行业如今更赚钱，处于扩张中。扩张意味着它能够吸收来自之前钢铁行业的资本和劳动力。由于这些行业生产力较高，因此能够提供更多的收益和更高的工资。最终每个人都受益。

然而，实际情况是某个产业失去保护，该产业的大部分资本家和工人会一直受损。资本和劳动力这些生产要素往往会固定其物理特征。很少有能在各行业之间流动的“通用”机器或具备“通用技能”的劳动力。炼钢厂破产后，它的高炉是没法靠改造就能用来制造芯片的，最后多半是当作废铁卖掉。再说说工人。钢铁工人不可能经过再培训就能进入半导体行业，进入投行就更不可能了（回忆一下第10章的《罗杰和我》《光猪六壮士》例子）。

hos模型之所以如此肯定贸易自由化，是因为它假设所有资本和劳动力都是一样的（经济学术语叫“同质的”），因而可以被轻易调配到其他活动上。这个假设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完全的要素流动性”（perfect factor obility）。 4

即使补偿也没法掩盖许多人受损的事实

有些经济学家虽承认贸易自由化会产生输家，但还是支持自由贸易，因为可以采用“补偿原理”（见第4章）。他们认为，因为贸易自由化可以让整个经济变好，因此，在这个过程中，输家可以得到完全的补偿，而赢家在补偿输家后，剩下的收入仍然比以前高。

这个论点的问题在于，现实中往往没有补偿。在富国，福利国家制度提供了失业保险和基本社会服务比如教育、医疗（美国除外），但这最多也只能算部分补偿。而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福利国家制度非常薄弱，福利分布不均，因此往往没有补偿，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

既然没有补偿，引用“补偿原理”来为伤害一部分人利益的政策（比如贸易自由化）辩护，就相当于是要求一些人为“更伟大的利益”做出牺牲。这其实是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讽刺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么要求，却被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许多跟支持“补偿原理”的学者是同一拨人）批评。

国际贸易至关重要，不代表自由贸易就最好

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听到有人批评自由贸易，往往会指责对方“反贸易”（anti-trade）。但问题是，批评自由贸易不等于反贸易。

除了比较优势理论所宣扬的专业化好处，国际贸易还有许多其他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市场因国际贸易而扩大，单位成本就更低，因为产量更大往往能够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这被称为规模经济 （enoies of scale）。这一点对小经济体尤其重要，因为如果他们没法参与国际贸易，获得更大的市场，那么他们不管生产什么，成本都会很高。第二是增加竞争，迫使生产者提升效率——当然，前提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企业不要被技术先进的外国企业彻底消灭。第三个好处是有利创新，生产方能够通过贸易，接触到新的思想，比如新技术、新设计和新的管理方式。

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为了提高生产能力，发展经济，他们需要获得更好的技术。理论上，他们能够自主研发这些技术，但现实中有多少新科技是落后经济体自主研发的呢？或许有一例：朝鲜的维尼纶。或许根本没有。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好好利用国外引进的科技，那就太傻了。形式可以是机器设备，或者技术许可 （technology licensg），即向某项技术的专利权人购买使用该专利技术的许可，还可以是技术咨询。不过，发展中国家想要进口技术，就必须通过出口赚到“硬通货”（hard currencies），也就是国际通用的货币，比如美元或欧元，因为没人会接受这些国家自己的货币。因此，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国际贸易的好处无可争辩，但这并不代表自由贸易就是最好的贸易方式，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正如前面章节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参与自由贸易，可能会阻碍生产能力的发展。因此，“国际贸易很重要”跟“自由贸易是国际贸易最好的方式”是两回事。

真实数据

国际贸易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中的重要性

20世纪60年代初，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额（出口和进口的平均）占全球gdp的12左右（1960—1964年的平均值）。后来，国际贸易的增长比全球gdp的增长快，如今这个比率已经是29（2007—2011年的平均值）。 5

虽然在过去半个世纪，几乎所有国家的贸易在其gdp中的占比都上升了，但彼此之间的贸易水平还是有很大差距。

过去三十多年间，你如果收听或收看过美国媒体的报道，可能会形成这么一个印象：美国是唯一受到国际贸易负面冲击的国家，先是受日本货的冲击，现在是中国货。然而事实是，美国的进口总额只占美国gdp的17（2007—2011年的平均值），而出口占13。将这两个数据进行平均，可以得出美国的外贸依存度 （trade dependence ratio）为15，远低于29这个世界平均值。美国实际上是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外贸依存度比美国还低的大型经济体只有一个——巴西，只有12。有意思的是，日本是大众印象中典型的由贸易驱动型经济体，但其实它的外贸依存度跟美国一样低，只有15。在其他方面一样的情况下，大型经济体的外贸依存度往往较低，因为他们的经济规模够大，支撑得起更多元的生产结构，从而让更多产业获得规模经济。

而另一端是以贸易为导向的小型经济体，比如中国香港（206）和新加坡（198）。这类经济体参与贸易不只是因为自己体量小，需要大量进口以满足自身需求，还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专业从事国际贸易的，从境外进口商品再出口，也就是所谓的“转口贸易 ”（re-exportg）。

许多国家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世界平均值

鉴于国际贸易额占世界gdp的29，如果一国的外贸依存度接近这个数值，我们就说其外贸依存度接近“平均值”。这类国家包括一些较大的发达国家，比如法国和意大利，以及一些非常大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印尼和中国。

而外贸依存度高出平均值一大截（外贸依存度超过60）的国家有很多。这类国家包括一些小型富国如荷兰、比利时，几个石油输出国如安哥拉、沙特，还有通过政策促进制成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

改变国际贸易结构：制成品贸易增长和被夸大的服务贸易增长

过去五十年，国际贸易结构有几个相当大的变化。

首先是服务贸易（services trade）的重要性提升。近些年媒体大肆报道新型的服务贸易，比如航空后台、软件、磁共振成像（ri）读片服务，大多数人就形成服务贸易井喷式增长的印象。根据wto的数据，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占比，的确从1980—1982年的17上升到90年代初的20。然而，从那时起，服务贸易占比就一直在这个水平上下波动。

另一个更重要的趋势是，制成品贸易（ trade）的重要性提升。根据联合国的一份非正式报告，在20世纪上半叶，制成品贸易占商品贸易的40—45。 6 而根据联合国官方数据（trade数据库），这数据在20世纪60年代就升到57—60，70年代达到61—64。 7 80年代之后的数据来自wto，虽然确切数字跟联合国的有出入，但还是延续同样的趋势。80年代初（1980—1982年平均），制成品贸易占全球商品贸易的57。随后这个数据一直上升，到90年代末达到顶峰——78。然后开始下降，2009—2011年的平均值是69。 8

这意味着，制成品贸易的重要性增加幅度，远远超过服务贸易。这同时又证明了后工业知识经济时代还没来，至少现在还没来（见第7章）。

国际贸易结构的第三个显著变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制成品贸易中的占比增长显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只有9，2009—2011年就已达28。 9 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中国在1980年的制成品出口仅占全球制成品出口的08，但到了2012年，占比已高达168。

国际收支平衡表

国际收支平衡表 （bance of paynts）是反映一国与他国经济交易的各种领域的逆差（赤字）或顺差（盈余）情况的一种报表。它跟所有财务报表一样枯燥。但是，想要了解一国经济的国际地位，就得了解这个报表都有哪些项目，每个项目及其数值代表的意义。因此，请容许我多解释几页。

贸易差额 [3]

贸易不只是商品和服务的流动，跟着一起流动的，还有金钱。一国进口的商品和服务总额大于出口的商品和服务总额，我们就称之为贸易逆差（也叫贸易赤字、入超），即贸易差额为负。反过来，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则是贸易顺差（也叫贸易盈余、出超），贸易差额为正。

经常账户差额、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

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逆差怎么办？难道不需要弥补一下进口超过出口的那部分钱吗？当然需要，弥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国际贸易以外的方式来赚钱，这部分在国际收支统计学中被称为“收入”（e或称为“收益”），或者接受他人给予的钱，这叫“经常转移”（current transfers）。

收入包括雇员报酬 （pensation of eployees）和投资收入 （vestnt e）。雇员报酬指的是居住在国内的公民为境外实体工作的收入，比如墨西哥人通勤去美国打工的收入。投资收入是本国公民的国外金融投资收入，比如其持有的国外公司股票的股息收入。

经常转移包括侨汇 （workers&039; ren aid）。侨汇是指本国公民在外国汇回来的钱。外国援助是指外国政府提供的援助资金。

贸易差额、收入差额和经常转移差额加总就等于经常账户差额 （current aount bance，经常项目差额），加总方式见下表。

国际收支平衡表（只列举主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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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把贸易、收入和经常转移加起来，一国的经常账户也仍可能是赤字（逆差）。这时候，该国就必须借钱（举债）或出售资产。这方面的活动体现在“资本和金融账户”（capital and fancial aount，资本和金融项目）中，该账户也往往被简称为资本账户 （capital aount，资本项目），但它主要由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两部分构成。

资本账户分为“资本转移”（主要指其他国家对本国债务的减免）和“非金融资产的收买或放弃”（比如买卖专利）。

金融账户主要由证券投资、（外国）直接投资、其他投资和储备资产构成。证券投资 指买卖金融资产，比如股票和债券（包括各类债券和金融衍生品）。如果某个境外实体为了参与某一企业的管理，购买该企业股票超过一定比例（通常是10），那么这种投资就叫作外国直接投资 （简称fdi）。 10 “其他投资”包括贸易信贷（trade credits，公司给予买方在收货后一段时期再付款的信用条件，类似于借钱给买方）和贷款（尤其是银行贷款）。“储备资产”包括央行持有的外币、黄金，通常被称为外汇储备 。

理论上，一国的经常账户差额与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相加等于0，但实践中往往有“误差与遗漏”（errors and oissions），因此相加往往不等于0。

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变动在不同情况下由不同项目所推动

贸易项目差额的变动，往往会导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其他项目的变动。比如说由于主要农作物歉收或突然的大规模贸易自由化，贸易逆差剧增，这导致外债增加，必须出售资产。又比如说由于本国主要矿产的国外需求激增，贸易顺差很大，该国就可以用多出来的外汇向国外买资产，从而导致资本账户出现赤字。但有些情况下，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变动不是由贸易推动。

有时是由经常转移的增长推动。一国的侨汇可能突然增加，比如可能是该国加入欧盟，国内许多人前往德国工作。外国援助也有可能突然增加，原因有很多，比如在反恐战争中某国战略位置突然变得重要，这方面的例子有巴基斯坦和吉布提。因此而增加的外汇就可以拿来进口更多商品和服务，从而导致贸易差额恶化（即贸易顺差减少，或者贸易逆差加大），虽然整个经常账户（项目）差额可能会改善。

有时，资本账户（项目）差额也可以推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变动。比如某国选出一个亲商总统，承诺要进行一系列改革，使得该国突然成为投资热点，证券市场因此涌入大量外资（证券投资项目逆差减少，或顺差加大）。或一国突然发现大量石油，fdi大增。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该国货币的需求量都会上升，因为买该国资产需要用该国货币。这会导致该国货币升值，降低出口竞争力，从而扩大贸易逆差。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账户的变动就推动了贸易项目的变动。

真实数据

有些国家的贸易逆差或顺差占gdp一半

大部分富国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贸易差额都只占gdp的几个百分点，不管是出超还是入超。比如，2010年，日本的贸易顺差占gdp的12，韩国是26，中国39，德国56，匈牙利65。而在入超国家这边，巴西贸易逆差占gdp的1，英国是21，美国是35，厄瓜多尔4，印度44。

但也有不少国家的贸易差额在gdp中的占比非常大。2010年，文莱的贸易顺差占gdp的49，科威特是34，卢森堡32。有些穷国可出口的自然资源很少，因此贸易逆差就很大。2010年，莱索托的贸易逆差相当于gdp的67。而像利比里亚、海地、科索沃这些国家或地区，其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也非常高，都超过40。 11

经常账户逆差通常小于贸易逆差，而经常账户顺差通常大于贸易顺差

对于贸易逆差的国家，贸易项目之外的其他经常账户项目往往会帮助减少逆差。因此，经常账户逆差通常小于贸易逆差。而对于贸易顺差国家，贸易项目之外的其他经常账户项目往往会加大顺差，因此，经常账户顺差通常大于贸易顺差。

对富国来说，减少由贸易逆差导致的经常账户逆差，或扩大贸易顺差引起的经常账户顺差的往往是投资收入。2010年，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35，但其经常账户逆差只占gdp31。同是贸易逆差的法国，这两个数据分别是23和16。同一年德国是贸易顺差，其贸易顺差占gdp的56，但经常账户顺差则占到gdp的63。

而在发展中国家，贸易逆差与经常账户逆差的缺口主要靠外国援助和侨汇弥补。 [4] 其中侨汇越来越重要，总额如今已经是外国援助的3倍。2010年，海地的贸易逆差相当于gdp的一半，但其经常账户逆差只有gdp的3。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差距，主要是因为有大量的经常转移，其中外国援助相当于gdp的27，侨汇相当于gdp的20。

资本进出的突然激增可能产生严重问题

资本突然大举涌入，可能导致经常账户逆差显著增加，尤其是其中的贸易项目（如前所述）。只要资本持续涌入，经常账户逆差相当于gdp的几个百分点甚至更多，都可能不是问题。

问题就在于，资本的流入可能会突然急剧减少，甚至变成净流出，比如国外投资者抛售资产，拿钱走人。这种突然的改变会引发金融危机，因为国内的经济参与者突然发现手上资产的价值已经比负债少了很多。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并没有获得全球市场的普遍接受，因此如果是发展中国家碰到这种情况，就没有足够多的方式支付进口，从而引发外汇危机。外汇供给短缺导致本国货币贬值 （devaation），加重金融危机，因为本国货币越是贬值，偿付外债的担子就越重。

20世纪90年代，泰国和马来西亚就发生过这样的危机。1991—1997年间，泰国每年的资本账户顺差占gdp的66，马来西亚是58，这样的资本账户顺差使得他们能维持经常账户的高逆差，其经常账户逆差分别占gdp的60和61。1998年，资本流逆转，从净流入变成净流出后，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资本账户逆差分别剧增到gdp的102和174，两国货币大幅贬值，两国都陷入金融和外汇危机。

外国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外国直接投资已成为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最活跃的部分

过去三十多年，外国直接投资（fdi）已成为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最活跃的部分。增长比国际贸易还快，波动也更大。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每年全球fdi流量（按流入量计算）相当于全球gdp的05。 12 之后，fdi流量的增长速度就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到1997年，全球fdi流量已等于全球gdp的15。随后再一次加速，1998—2002年间，全球fdi流量平均高达全球gdp的27，只不过波动很大。 13

fdi特别重要，因为它不仅是资金流，还能直接影响东道（接收）国［host (receivg) untry］的生产能力。

fdi影响接收国的生产能力

跟其他资本流入形式不同，fdi不是纯粹的金融投资。根据定义，fdi的目的是要影响公司运营，因此它会带来新的管理实践，有时还会带来新技术，从而影响fdi接收国的生产能力。fdi分两种：一种是外国企业进来设立子公司，叫“绿地fdi ”（greenfield fdi，也叫创建投资），例如1997年美国英特尔公司在哥斯达黎加设立子公司；一种是外国企业进来接管现有公司，这种叫“褐地fdi ”（brownfield fdi，也叫跨国并购投资），例如2002年美国通用汽车买下韩国的大宇汽车。

fdi的影响不限于收到fdi的企业。fdi还间接影响了受资企业之外的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能力，尤其是当投资国与接收国的生产能力差距巨大时。间接影响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是靠“示范效应”。本国生产者观察跨国公司在该国的子公司，向他们学习新做法、新理念。二是通过供应链。当跨国公司子公司向当地供应商采购时，会制定比本地竞争对手高的质量和交付管理标准。当地供应商如果成为该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客户，就必须提升自身生产能力。三是靠从跨国公司跳槽或创业的员工。他们能够教其他人如何使用新技术，如何更高效地管理生产过程。fdi这些间接的正面影响，被称为溢出效应 （spill-over effects）。

fdi正面影响的证据相当弱

尽管fdi有这些潜在的正面影响，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关于fdi对接收国有益的证据最多只能说是混合的。 14

一个原因是以上谈到的这些好处，其实都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许多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投入品很少在当地采购，大部分靠进口，这些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就像飞地 （encves）一样。在这些情况下，跨国公司通过供应链带来的好处就不存在了。至于说靠跨国公司员工传播新技术，当地也得有相关产业的企业（竞争对手或供应商）才行。而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尤其是如果跨国公司本来就只是想利用接收国的自然资源或廉价劳动力，而不是建立长期的生产基地，那靠员工跳槽或创业来传播新技术就更不可能了。

不过，接收国不见得受益的最重要原因，是因为fdi除了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

有些跨国公司选择不在某些国家赚钱

2012年，有媒体披露，星巴克、谷歌等大跨国公司在英国、德国、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已经好多年几乎没交企业所得税，引起公愤。不是因为他们欠税没交，而是因为他们没赚什么钱，几乎不用交什么税。但如果这些公司盈利能力这么差，怎么可能变成世界上最大、最知名（但不一定最受大众喜爱）的企业呢？

这些跨国公司通过让自己位于第三国的子公司向英国子公司超收（即收费超过市场价格）服务费用，来抬高英国子公司的成本，这样其账面利润就很少，要交的税也就很少。第三国子公司因此获利颇丰，但他们通常都设在企业所得税率低的国家，比如爱尔兰、瑞士和荷兰，甚至设在避税天堂 （tax havens），如百慕大、巴哈马，这些国家和地区为了吸引外资来设立“皮包公司”（paper panies），收的企业所得税极低，甚至根本不收。 15

转移定价的老把戏

利用不同国家的税率差异，跨国公司指使子公司抬高或降低彼此间的产品或服务价格（定价有时高得离谱，有时低得离谱），使得获利最多的都是那些设在最低税率国家的子公司。通过这种方式，跨国公司实现了全球税后利润的最大化。

“基督教援助”（christian aid）是一家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慈善机构，它在2005年的一份报告中，列出定价太低的出口产品，比如04美元/条的中国制电视天线、40美元/个的玻利维亚制火箭发射器、528美元/辆的美制推土机；同时还列出定价太高的进口产品，比如5485美元/条的德制锯条、4896美元/把的日制镊子和1089美元/把的法制扳手。 16 星巴克和谷歌的做法跟这些例子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转移定价，唯一不同的是，星巴克和谷歌涉及的主要是无形资产（tangible assets），比如品牌授权费、专利使用费、贷款利息以及企业内部咨询（比如咖啡品鉴、店面设计）等。

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避税，相当于是免费享用了那些由税收承担的生产性公共投入，比如基础设施、教育和研发。这意味着跨国公司实际上在接受东道国的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