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曼德尔施塔姆＆塞巴尔德（1/2）

“如此富有、和平、安宁、欢乐的莫斯科我还从未见过。就连我自己，也被它感染了一份安宁……”

1935年12月，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尔施塔姆 [1] 从沃罗涅日来到莫斯科，为被流放的丈夫奔走呼告。在这个偌大的、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她感觉很好。这个城市如此喜悦、明亮，坚守着自己的真理，充当着地球的肚脐，单是靠近它便足以被感染一份“安宁”——这个词在同一句子中重复出现了两次，仿佛需要刻意强调似的。

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在她寄给丈夫的书信中一眼就能被认出来，一如在皮缅诺夫 [2] 的欢快画卷上，或者布尔加科夫晚年的小说中；在那里，可笑而可怕的世界孜孜不倦地坚守着自己足值的幸福。白昼事物（裙子、工厂、花园）因黑夜事物的缺场而变得愈发平稳、坚固，而后者则被默认不该提及。她感受到了一种独特的、如同冒着气泡的果汁汽水般的战栗，河面的微风，以及清晨的轻畅，那是今天的幸存者所专属的：

莫斯科河上空弥漫着邮票胶水的味道，

扩音器的喇叭口吹奏着舒伯特，

轻柔的空气比气球的青蛙皮肤更加轻柔。

不能不记住的是，我们是这些密如蚁群的欢庆者和消失者的直接结论，他们构成了统一的人群，统一的运动，统一的词汇储备。

20世纪30年代被时代渲染得如此之深，以至于画卷和文本越过作者擅自结拜——诞生的日期和地点于它们而言重于直接的亲缘。它们有着特别的难以言喻的公分母。这是一种突然回归的舒适感，生命布匹重新变得致密而持续，给予了权利微薄、记忆短暂者扎根于现实的虚假感受。它知道该拿什么作为承诺（“开春我们的住房面积就会扩大，哥哥的房间就归我了”）。生活变得欢乐了，1935年，公民们被官方允许庆祝新年，关于共同劳动和集体节日的公约被封印到了枞树的树脂中。

曼德尔施塔姆在沃罗涅日创作的、讲述人们如何在最高程度充满生机的新诗作，不仅仅是对于集体劳作的贡献，也并非学术报告般雄辩的证明——证明他和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在内的所有人一样，有能力与五年计划赛跑——而是比这走得更远。这些诗歌所觊觎的，不是不久前的过往，也不是具体可感的现实，而是要跑到前面去，用裁缝的剪刀铰下一大块未来，用尚不存在的全国声音说话。而它们也的确做到了。

这些诗歌，用曼德尔施塔姆本人的话说，具有首要的意义、不言自明的重要性，完全应该被运到莫斯科，作为人民经济的成就，与天然矿石和硕大的麦穗一道。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正是带着这一目的在那个遥远的冬季来到莫斯科的。夫妇二人都很清楚，只要文坛一见到这些诗歌，他们便能在不久的将来的玻璃太阳底下占据一席之地：“我所说的，将为每一位小学生所记诵。”

正是对于这些诗篇之迫切性的信心，促使他们急于求成，结果却加速了灾难的到来。

总体来说，我眼下对自己很满意，我做了并且正在做着一切可以做的。接下来只有听天由命了（……）哪儿也不能去，什么也不能问，什么都不能做。（……）我从来没有如此深刻地意识到：不能行动，不能闹腾，不能翘尾巴。

一点没错，只能如此。

由此倒退十年，1926年，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造访伦敦。“我要去伦敦十天，这是我八年来（苏联四年，国外四年）第一次有了‘时间’。（我一个人去。）”

这来之不易的时间（原文中该单词所有字母全部大写以示强调）却以意外的、绝非旅行的方式度过了：接连几天，茨维塔耶娃伏案疾书，写下了一篇狂怒的、生前终究未能发表的文字。这篇文章题为《我对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应》：伦敦的一位批评家朋友、曼德尔施塔姆散文的忠实粉丝给她看了前者于列宁格勒出版的《时代的喧嚣》，女诗人怒不可遏，大骂此书“卑鄙”。据我看，问题并不仅仅出在该书论述当代生活的最后三章（这些文字是由曼德尔施塔姆破例亲笔写下的——其散文通常为口授，他曾说过“我是全俄罗斯唯一一个用嘴写作的”），还牵涉到1919年白军统治之下的费奥多西亚市：茨维塔耶娃决然不肯接受曼德尔施塔姆在谈及二者的一位共同熟人——一位白军上校，亦即失败者——时的戏谑腔调。

茨维塔耶娃的气愤，应该说，太过私己了。在关于费奥多西亚的章节中所提及之事，直接关系到她的家庭与诗歌经营，她本人在讲述它们时所使用的完全是另外一种腔调。她的丈夫所从事的白卫运动在她看来是纯洁的，是英雄主义的牺牲，而那里的旧相识们则是宫廷肖像画的原点，优雅生活的典范。曼德尔施塔姆在书写它们时所使用的浓缩与变形，在她看来并非文学手法，而是对无法自我捍卫者的挖苦。此间有很多东西，时隔一个世纪才能理解得更为透彻。比如，令茨维塔耶娃愤慨的戏谑称谓“保姆上校”，在曼德尔施塔姆的字典里其实充满了深刻的柔情——他在致妻子的书信中就是以“保姆”这个字眼署名的。

这些光学系统互不相容，也没有必要将其协调一致；但愤怒却不着痕迹地从费奥多西亚章节转向了全书的核心部分——关于过去的论述，整本书便是为它而写的。时间过去了，不睦却留下了。1931年，茨维塔耶娃在给女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曼德尔施塔姆的那部死产的散文——《时代的喧嚣》令我深恶痛绝，其中活着的只有‘物品’，但凡还有气在的，全是‘东西’。”

阅读《时代的喧嚣》时的困惑不解似乎已成公论，引发了不同气质的读者的共鸣。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尔施塔姆说：“所有人都拒绝出版这本既无情节主线，又无阶级立场及社会意义的书。”而茨维塔耶娃则恰恰相反，只看到了阶级立场——一位俄国知识分子大张旗鼓的投诚与灭亡。她在那篇声讨文章中说，《时代的喧嚣》是“曼德尔施塔姆进奉给当局的贡品”。

此处自然还应该考虑到彼时苏联国界两侧的读者意识的激愤程度，对于这一点，今天已经理解得相当深刻了。无论诗歌还是散文，彼时都获得了第二个，甚至是首要的任务，即见证作者的政治选择，而这一选择随时可能因时局变幻而反复无常。在读者眼中，文本首先应该回答“作者是哪头的？”这一紧要问题，随后才能履行自己的寻常使命。具体到革命后一直颠沛流离的曼德尔施塔姆，这个问题被推迟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及至1924年，随着《时代的喧嚣》出版，终于无可回避了。

姐妹诗《1924年1月1日》和《不，我从来不是任何人的同代人》创作于从旧世界走向新世界的时代拐点，但是——请注意——已经是从另一侧了。车队的颠簸仍在继续，大车在午夜发出呐喊，运动远未结束，但已然无法回头，断了退路。随着转向的发生，与未来的协约已然缔结。对于曼德尔施塔姆而言，和很多人一样，被“自由的曙光”攫住带有毫不含混的陶醉，而写于“时代的喧嚣”之下的关于命运转折的新年诗歌，不仅仅是在告别过去，甚至是要将过去推开。

但没过多久，所有人都开始回忆，仿佛眼看着零落成泥的过去必须立即记下，否则便会随风而逝。蓬头垢面、匆匆忙忙、酷似运送旧家具车队的20世纪20年代意外地变成了回忆录时代。在旧世界轰隆关闭的盖子之下，一切记忆和被取消之物都原封不动。帕斯捷尔纳克的《安全证书》或者安德烈·别雷的回忆录三部曲，对待19—20世纪之交莫大学子论战的态度已经如同考古学家对待发掘地，需要复活、解密这些资料，方可赋予其现代性。

《时代的喧嚣》是最早的同类作品之一，写于尚未完全枯干的1923年，但很快便被束之高阁，几乎整个世纪都类似于“好兵帅克”，与20世纪的回忆录文学大军格格不入，尽管起初看来和余者相差无几。普拉东诺夫 [3] 和卡夫卡的世纪，以朝向变化、集体乌托邦及对于新事物的世界迷恋的跨越作为起步，但很快就转而自视为回溯场域。早在现代主义日渐式微之时，记忆及其异母兄弟——文件——便被祭上神坛，大概是因为二者不断地向我们渗透：损失是可逆的，非终结的，即便是在一直更改事物秩序的世界里。

由普鲁斯特发起的话题，在纳博科夫的speak, ory 中得到了延续，最后由塞巴尔德做了了结。在他们之间，是一页又一页的结缔组织，这些文本没有文学觊觎，将其与前者联系在一起的是同样先验性的信念：失去的一切均有其价值，必须重现——只是因为，它们已经失去了。

在厚薄不一的回忆录范本的衬托之下，曼德尔施塔姆的这部小书孑然独立，仿佛被其他建筑占满的街区中一所格格不入的小房子。《时代的喧嚣》对于潜在读者并不友好，这并非曼德尔施塔姆思维方式的神秘黑暗所致，至少，经过一个世纪的阅读已经明朗多了。在我看来，原因在于文本自身，在于作者对自己提出的任务。

这本奇特回忆录的目的在于，将逝去的时间钉入松木棺椁，再楔入一根山杨木橛子，防止阴魂作祟。难怪乎作者的同盟者会如此之少，因为既然如此，干吗还非要写出来不可呢。更何况，回忆的努力是为了达成某种明确任务，而曼德尔施塔姆对此也直言不讳。以下这段文字曾被无数研究者引用：

我的记忆敌视一切私己之物。假如取决于我，想起过去大概只会令我皱眉。我永远无法理解托尔斯泰、阿克萨科夫 [4] 等人的孙辈对家族档案以及平淡如水的家庭回忆的热衷。我再次重申：我的记忆不是友善的，而是敌对的，其任务不是再现过去，而是要将其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