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凤凰劫》（1/2）

于1965年上映的美国电影。

导演：罗伯特·奥尔德里奇

编剧：卢卡斯·赫勒

主演：詹姆斯·斯图尔特、

理查德·阿滕伯勒、

哈迪·克吕格尔等。

别人没问，就不要随意回答！

——失败得再漂亮也没有意义

一架货运兼载客机飞经沙漠时，因遭遇沙尘暴而紧急迫降。机上十二名乘客侥幸地大难不死，并于原地等待救援队前来。但由于飞机大幅偏离寻常航道，故未被救援队发现，此时就连机上搭载的饮用水也所剩无几。其中有人耐性磨尽而欲徒步前往绿洲，几天后再次被发现时，已成为一具死尸。

年轻的飞机设计师海因里希建议从双发动机中取下未损坏的引擎，利用现存机体改造为单发动机飞机，借此从沙漠逃出生天。虽说资深飞行员弗兰克对海因里希的计划不甚信任，但是觉得再怎么样也比坐以待毙要好，因此带领所有人开始机体改造工作。最后将完成的改造飞机命名为“凤凰号”，幸存者将乘上它挑战一场以生命为赌注的飞行。

电影中完全没有女性角色登场，而是由诸位个性派男演员挑大梁。按照押井导演的话来说，这是一部极致的“男性电影”。登场角色在人性上各有弱点，诸位男子汉将在电影中上演一段段充满汗臭味的纠葛与争执。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罗伯特·奥尔德里奇执导的《凤凰劫》吧。这部电影在近年被翻拍重现大银幕（2004年上映的《凤凰号》，导演为约翰·摩尔［john oore］）。感觉近年来好莱坞常常会翻拍“猎红”时期之后推出的作品。我认为这是因为当时作品的剧本非常扎实，而《凤凰劫》更有不少奇观与动作场景，算是一部最适合被翻拍的作品了。

如果光看好莱坞各时期的话题电影，可能除了当时的潮流以外什么都看不到。但好莱坞毕竟具有绵密完整的历史，其中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便是“猎红”。

时值“二战”后的冷战时期，西方诸国政府皆对共产主义者加以清洗。在美国好莱坞不少知名人士也因此受到排挤，许多导演、编剧、演员相继成了“猎红”的对象。曾执导《码头风云》1 的伊利亚·卡赞2 就因为在听证会上泄漏出其他抱持共产主义的电影界人士姓名，而被指责是转向者与叛徒。

“猎红”的惨烈之处，在于大家都迫于无奈而相互背叛。如果自己不先背叛他人，可能就会被其他人先给出卖了，无论是好友、老师、下属，还是枕边人都无法信任。电影界人士同样也是互相猜忌。即便身处此般局势，电影编剧达尔顿·特朗勃3 仍然不肯转向，因此受到电影界的长期孤立。之后他虽通过导演《无语问苍天》4 ，重返影坛，但当时他已经有十多年都未能堂堂正正地工作了。在“猎红”时期，既有像他这样子的非转向派，也有像卡赞一样的转向者。

奥尔德里奇是“猎红”之后的一代电影人。“猎红”时期他尚未晋升为独当一面的导演，因此侥幸未陷漩涡当中。但是他像一部电影的助理导演一样，亲眼见证了自己的前辈们如何面对“猎红”，又如何度过了那段时期。

既有出卖者，亦有被出卖者；有人因此身陷囹圄，也有人被搞到无法正常工作。彼时的奥尔德里奇持续观察与思考“人如何对抗外压，并贯彻自身信念”这样的问题，而这也成了其日后拍摄电影时的主题。人如何在逆境当中守护自身信念，也就成了他的导演方法论。也可以说是一种“说明书”吧。

奥尔德里奇曾经拍摄过以监狱、军队为背景的电影，试图通过表现此类特殊组织，向观众传达如何贯彻自身信念的方法论。若是正面迎战逆境，只会头破血流，崩溃消亡；因此其电影中的角色常常面对强权，为了贯彻自身信念，不惜用尽暴力、骗术、欺诈，甚至找关系等一切手段。奥尔德里奇的电影就是关于这些为了贯彻自身信念而不择手段的人的，像讲述女子摔角手的作品《加州玩偶》5 便是其中典型。

奥尔德里奇拍摄过各种题材的电影，战争、运动、历史等等。通过这些电影，他想传达给观众的，就是其一直坚持的胜败观。

或是在监狱的橄榄球比赛（请参考第九章《最长的一码》）中如何取胜，或是在严峻的战争中如何生存，又或是如何在上级乱七八糟的命令之下守护自己与下属的性命。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胜败观。

宁愿为了胜利而赌上自己的性命，也不想作为失败者而活下去。因为无法实现自身信念的话，苟延残喘的人生一点儿意义都没有。或许与强权妥协也是一种人生策略，但他并没有选择。无论对方是强势的举办方，还是国家机器、军队上级，他都是如此。

预留不小心穿帮时可供强辩的证据

在《凤凰劫》当中，剧情一开始飞机就在飞经撒哈拉沙漠某处时遭逢沙尘暴，导致飞机故障而被迫降落。机上的美国飞行员弗兰克（詹姆斯·斯图尔特饰）是一名现实主义者，同时也颇具有领导气质。

众人必须设法自沙漠脱身，移动至距离最近的绿洲才行。双发动机（两侧机翼各有一具引擎）飞机的单侧引擎以及主机翼尚未损坏，因此其中就有人提出“改造成单引擎发动机，飞回去”的想法。

接下来自然会出现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做到”的角色。他认为不该为了改造飞机，浪费珍贵的饮用水与食物，而要徒步去寻找绿洲。最后众人分歧成“徒步寻找绿洲”“原地等待救援”“改造飞机”三派观点。虽说主张各异，但也各有其道理。

此时德国男性海因里希（哈迪·克吕格尔饰）提议，“我是一名飞机设计师，所以就由我来发号施令，由各位提供劳力，一起来改造飞机吧！”虽说是要改造飞机，也只是先飞至绿洲就行了，因此无须飞得太高，同时也不大需要转向性能，只要能保持平衡飞过沙漠上空就绰绰有余了。这个方法比徒步走过灼热的沙漠要好上许多。

众人与绿洲之间尚存在一段距离。究竟是徒步前往绿洲合理，还是该原地不动，最低限度地消耗饮用水与食物，静待救难队前来？又或是该赌一把，改造单引擎飞机飞往绿洲呢？不过这些的目的皆是在于“活着回去”。飞行员自尊心极强、脑袋又死板，一开始认为改造飞机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最后也屈服；其他人也就跟着勉强同意了。

于是众人终于开始改造飞机了，但是某天飞行员却不小心发现德国人的行李中放着飞机模型公司的广告单。“你说你在做的飞机，该不会是飞机模型吧？”他问。而当德国人理直气壮地回说：“对啊，这有什么问题吗？”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地知道他所设计的其实都是飞机模型。他那“我是做飞机模型啊，那又怎样”的态度也是这部电影中最为有趣的部分。

他的态度顿时令飞行员陷入一阵错愕，毕竟一开始是因为对方说自己是飞机设计师才会相信他的啊！这开始令身为现实主义者的美国人产生了“这样子做出来的飞机能载人飞起来才怪”的想法；德国人却觉得自己一点都不理屈，认为一个人既然可以制造出飞机模型，自然也就能做出能载人的飞机。

“我是飞机方面的专家，飞机模型与真正飞机在原理上并无不同。我既知道飞机怎么飞，也明白如何增加扬力，以及如何与重力对抗等。我做出来的飞机不可能会飞不起来。”他觉得自己制造的飞机能飞是理所当然的，并非是处于什么信念还是韧性，完全只是理论方面的就事论事而已。

的确，模型与真正飞机的飞行原理并无二致，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上，过去在开发全新飞机的时候，研发团队也一定会先做出缩小版的模型机来试飞。虽说现在已经可以改用计算机仿真，无须再先以模型机来试飞，但是在过去，则必须要通过模型机的试飞来确认机翼位置以及操作性能等方面，如果不试飞就不能确定是否有问题。所以我们也不可以忽视模型机。

德国人强调自己是位一流的模型机制造者，但飞行员仍是抱持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并回说：“你不就是卖玩具的吗？”怀疑归怀疑，此时也已经没有退路可走，因为众人之前已经以搭乘飞机到绿洲的选项作为分配食物与饮用水的依据了。

我们可以说飞行员是一位受到蒙骗的领导者。不过，德国人的确没有说谎，他毋庸置疑地是一位飞机设计师，错的是飞行员自己没有去确认“设计的是不是模型飞机”啊！

这也是我经常使用的手段。

我不会对制片人或工作人员说谎，也未曾对客户扯过任何一次谎。我只是不会去回答没有被问到的问题罢了。这就是所谓“导演的诚意”。

这也是奥尔德里奇所要传达的思想。若是通过瞒骗或是欺诈，在西洋镜被揭穿时那可就无力回天了，因此不可以这么做，而是要“预留不小心穿帮时可供强辩的证据”。

这是要身经百战，才能够得到的教训。我想奥尔德里奇应该在“猎红”时期的审判过程中亲眼看见过这些手法。

在听证会上要求有问必答。首先人们会被强迫宣誓，若是撒谎就要进监狱。无论是上议院议员，还是总统，在听证会时说谎同样得进监狱。在当时只要被听证会传唤，本身就已经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了。

无论是家庭生活、性事，当事人都得对被询问的内容知无不言。无论是在宗教信念、政治理念上，还是是否有情妇或私生子等问题上，都不能撒谎。而且这并非寻常的打官司，因此也不能有律师随侍在旁，只要被传至听证会几乎就已经凶多吉少，可说是比军事审判还要恐怖。这也是当时人们对听证会戒慎恐惧的原因。

在此过程当中，奥尔德里奇总结出一个教训，他发现逃出生天的方法就是“别人没问，自己就不要回答”。人们对被问到的问题绝对不能说谎，但是没有被问到的问题也就没有回答的义务了。

导演亦然。导演常常会收到来自发行公司、赞助商、制片人等方面的各种询问。譬如“你要拍什么样的电影呢？你要怎么去制作呢？”之类的问题。金主会问这些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手下的工作人员自然也会有许多问题了。譬如“要怎样去演”“上什么颜色”等等。回答诸如以上的问题便是导演的工作所在了。无论是做动画，还是拍真人电影都是如此。弗朗索瓦·特吕弗6 也曾经在《日以作夜》7 一片中说过“导演的工作就是回答。导演就是要持续地去回答问题”。即便已经回答到很厌烦了，但这就是导演的工作。

只要前往电影拍摄现场，我每天至少都要回答五六十个问题。而在电影完成后我也同样需继续回答。到电影公映前，会有堆积如山的采访邀约，一两百次的访问，只要被问到问题我都要去回答。但是，只要对方没有问到的，我也就不需要回答了。

我从不会说什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地一决胜负

让我们将话题拉回电影。且说之前众人已经决定要“改造飞机”了，这可让美国飞行员陷入纠结，毕竟现在可不能跟众人说“其实这家伙只是个做玩具的，我们还是别继续了吧”之类的话。改造飞机到现在这个阶段，众人已是精疲力竭，加上决定好了速战速决，因此水也喝了，食物也吃了，早已没有退路可走。

于是飞行员决定对众人保守这个秘密。虽说德国人保证“飞机绝对能飞”，但是美国人心中对能否起飞仍是没谱，深感不安。如果飞机无法起飞，那么此时弹尽粮绝，乃至体力都消耗一空的众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众人已经无力徒步前往绿洲，也没有足以支撑到救援来临所需的物资。电影就这样渐渐走向尾声。

众人完成飞机的改造工作，并勉强起飞。飞机摇摇晃晃地在离地二三十米的高度飞行，终于有惊无险地抵达绿洲。最后众人欢欣鼓舞地冲向绿洲并高喊着“太棒了！太棒了！”而美国人与德国人则是看着彼此，微笑不语。大致上这部影片是以喜剧收场，但是看着电影的我，想的却是其他事。

美国人明明就知道德国人未曾制作过真正的飞机，但是却仍对众人隐瞒这件事情，不停鼓励众人说“没有问题”。这其实就很像是站在基层之上的中层管理人员，在管理下属时所使用的方法。

以我们导演来说，那就是在拍一部电影；以上班族来说，那就是中层管理人员接下了一个项目，两者都需要想办法让下属努力干活，所面临的状况并无不同。说到底，下属尽是些无可救药的家伙，既有只会抱怨、发牢骚的家伙，也有人只顾自己轻松。但是没有他们同样无法工作。不管是怎样的战争，手边没有军队就没办法打仗。

美国人在这里其实有着一个“骗人的构造”，那就是“德国人他其实是做玩具的，只是你们没问所以我就没说罢了”。而众人全都对德国人是飞机设计师一事深信不疑，就结果而论，美国人还是欺骗了伙伴。不过欺骗的结果却是成功生还，他就像是一位项目的领导者，或是一位电影导演，面临若不起飞就不知道前景如何，因此必须做出选择的局面。虽说有轻重乃至于规模上的差异，但是只要从事一份需要让下属做事的工作，则不管立场为何，都扮演着与美国人相同的角色，居酒屋店长、便利店经理皆然。

在想办法让他人做事时，就需要给予其希望。因为如果不通过某种保证给予他人希望，对方就不可能照自己的命令做事。但是当所给予的希望其实全无根据时，各位又会如何做呢？

我想奥尔德里奇应该也有构想过其他种结局，那就是飞机最后无法顺利升空。

时隔数月之后，救援队终于找到飞机迫降地点，但是现场只剩下一架外形诡异的飞机，以及散落于四周的人类白骨。仔细一看，美国人的手正掐住德国人遗骸的脖子不放……

就我个人而言，结局要是这样的话，可就有趣多了，但这绝对不可能会是奥尔德里奇的策略。毕竟若是真的拍出这种结局，他或许直接就被开除了吧。即使公司表示“好吧，拍都拍了，那就还是照常上映吧。”他也不会再有执导下一部电影的机会了。那么各位认为一位导演会如何选择呢？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最近的美国电影常常都会有两三个结局。制片人会要求导演拍好几个结局，并从中选出最有可能大受欢迎的结局。至于最后到底要选择哪个结局，导演可就没有发言的权限了。

奥尔德里奇除了是一名导演，也是一名制片人，因此自然也有选择坏结局的权限。但是他最后仍是选择让这部电影以众人成功飞抵绿洲的美好结局收束全片。他之所以会这样做，乃是为了要有下一部电影可拍。毕竟即便通过坏结局让《凤凰劫》在艺术方面大获成功，之后也不会再有下一部电影可拍了。

我觉得这是一部值得玩味的电影，因此反复看了好几遍。“因为你又没问”可真是个厉害的情节。之后，我也尝试将这样的桥段设置在自己的作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