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约定始于过去（1/2）

尊敬的女士：

关于您对上述编号文书之申请一案，

地区法官已审理您的申请，答复如下：

该出生证明书副本非领养子女登记册内记项之副本。

《实务指示》第一条第三款第八项第二目规定，身份证明及申请“应向法庭提交”，由法庭注记于申请表。应提供身份证明原件（非副本）。

依实务指示之规定，之后可寄交给您一份辑选的相关文书副本。该文件不得全文公开检阅，不可寄送内政部。

故此遗憾告知，您须亲自出庭，提供身份证明原件及领养子女登记册内记项的核证副本。

这是与持有我领养文件的法院多次通信中的一封。

我是个资源广阔的聪明女人，但领养程序把我难倒了。我不知道“领养子女登记册内记项”是什么意思——寄了四封电子邮件才弄清楚。我不知道“辑选”的意思，我好奇其他人看得懂吗（不能直接说“经过编辑的版本”吗），我想知道这样一封冰冷正式的信件对正在焦灼不安地找寻另一种生活的人会产生何种影响。

就法院而言，领养档案不过是一份具法律效应的文件，以死板冷淡的法律语言处理，遵循难以理解的协定。这不是什么聘请律师的适当理由；而是让程序更简单、不那么麻木的充分理由。

我想停下。我不太确定我是否曾想要开始。

不过我很幸运，因为我爱上了苏茜·奥巴赫。我们才在一起不久，但她希望我感觉自己身在一个安全之所，有人会给我支持和帮助，朴素地说，随时都可以。“我们在一起，”她说，“这表示你拥有权利。”她如常爽朗地大笑起来。

我遇见苏茜，是在一次采访未果之后。那次我原本要为其新书《身体》采访她，该书讨论了广告与色情对女性身体及自我形象认知的影响。

当时我父亲刚过世，我必须搁置所有工作。最后我还是写信给苏茜，只为告诉她我有多喜欢她的书——她全部的著作。我十九岁时就读过《肥胖是女权议题》。我再三重读她的《性的不可能》，想着我要尝试写一本书来回应——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做出回应——书名就叫“爱的可能”。

我永远在寻思着爱。

苏茜邀我晚餐。她与丈夫结束三十四年的婚姻之后，已经分开大约两年。我在和德博拉分手、精神崩溃之后一直单身。我又开始喜欢一个人过日子。但生命中的大事从来不是计划来的。我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夜晚；食物，谈话，她住处山毛榉树后方的落日。我心想：“她看起来很悲伤。”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一样。

之后的几周，我们用字符和像素互相追求——我以为电子情书不现实，因为苏茜是异性恋，而我已放弃向异性恋女士传教。但我们之间确实有些什么，而我不知所措。

我和友人——作家阿莉·史密斯共进午餐。她说：“吻她就好。”

苏茜去找她身在纽约的女儿利安娜聊。利安娜说：“妈妈，吻她就好。”

我们照做了。

我们彼此信任，让我感觉我可以继续我的搜寻。领养由你独自一个开始——你是孤独的。婴儿知道自己被遗弃——我很肯定这一点。因此，回顾的旅程不应独自完成。恐慌与畏惧出乎意料且不受控制。你需要紧紧地抓住某个人。某个会紧紧抓住你的人。苏茜就是日复一日这样待我的人。别的朋友也尽了他们的力量。不论还会发生什么，我发疯的那段时间，加上对领养的探寻，已教会我向他人求助，不要表现得像个神奇女侠。

我对朋友露丝·伦德尔倾诉我的害怕。露丝从我二十六岁时就认识我，在我想要闯出点名堂的时候，她借我一间小屋写作。我在那间房子里写了《激情》。她一直扮演着好妈妈的角色——从不判断，默默支持，任我讲，由我去。

她是工党成员，也是上议院议员，认识很多人，她觉得她能帮上我。她召集了几位女爵私下讨论，她们一致认为我应该十分谨慎地继续下去。

我在英国很有名，如果我将与母亲见面，我希望她见到的是我，而不是我的公众形象。如果让报纸得到了这个故事，我将无法面对。《橘子》是个关于领养的故事，《橘子》被认为是我的故事。

我可能疑虑过多，但猜疑不无道理。被派驻到我花园的记者们曾“发现”了我的女友，我担心有些记者“发现”我失散的母亲也会相当高兴。

所以我没法自在地填一张表格并寄出，再对社工叙述我的故事——英国的强制规定，如果想调阅封存的领养文件，就得这么做。

我的搜寻因为一件事变得更为复杂，那就是一九七六年前，英国所有领养都是在封存档案的原则下执行的。母亲和孩子均获保证终生匿名。法律修改后，像我这样的人可以申请出生证明原件，继而或许能与失散已久的亲人取得联系。但这一切必须公开正式地进行。这显然叫我为难。

露丝帮我联络上安东尼·道格拉斯，他是英国儿童及家事法庭咨询与支持服务处的负责人。他也是被领养的，会面后，他理解了我的困境，提出要帮助我寻找我母亲，并在我未做好准备时避免将整件事情泄露给公共领域。

我把随身携带了四十二年的名字告诉安东尼——我父母的名字杰茜卡和约翰——还有他们的姓氏，恕我无法写在此处。

几周后他来电，说我的文件找到了，但仅此而已，因为绍斯波特档案局被海水淹过，许多文件无法挽救了，而我的档案正存放在该局地下室。我举头望着天上。显然温特森太太听说我在寻亲，便安排了一场洪水。

隔了一周，安东尼再次打来电话，我的档案已调阅，但我给他的名字与档案上的名字不符。

那我在抽屉里发现的出生证明是谁的？

我又是谁？

下一步只有冒着我十分惧怕的风险，照一般方式向内政部提出申请，也就是说我得去兰开夏郡绍斯波特的注册总署拜访一位社工。

苏茜休假一天与我同去，我们约定，当天我北上伦敦与她会合，因为这种事情的前夜，最好在自己的床上睡觉。

那天早晨，我打算要搭的那班火车取消了，后一班车由于引擎故障一再减速。火车驶得越慢，我的心跳越快。最后我发现坐在我身边的乘客是一个面熟的人，我们这班车越是慢行，他讲的话越多。

我意识到，等车到帕丁顿时，我只有十四分钟的时间赶去国王十字火车站。不可能。这里可是伦敦。坐出租车过去至少要二十分钟。唯一的希望就是维珍专车——我平常用的一种摩托车出租服务。

我跑出帕丁顿站，那辆大摩托已经发动起来。我跳上后座，车子呼啸着转向，在伦敦的车流里穿行。虽然我不是胆小鬼，却不得不闭上眼睛。

八分钟后，我到月台上了，剩三分钟发车，我看见苏茜在那里，身高仅五英尺二英寸，穿着带珠链的小山羊皮牛仔靴，着短裙和一件ck金色大衣，头发蓬乱。看上去慈眉善目又美丽动人。她正用身体堵在车门口，半带霸道半带调情地和一脸茫然的列车长聊天，因为在我上车前，她是不会让火车离站的。

我踉跄跌进车门。汽笛鸣响了。

我们上路前往注册总署，我带着护照和两张皱巴巴、划掉了姓名的纸——法院命令和婴儿体检表。我当时的体重是六磅九盎司 [1] 。

我和苏茜坐进一间专责办公室，世界各地都见得到的那种；纤维板饰面、金属桌腿的书桌，一套低矮的茶几，周围摆了几张难看的椅子，座面装有黄绿色和神经兮兮的橙色软垫。地板上铺着方块地毯。一个文件柜，一块布告板。有硕大的暖气片。光秃秃没有帘子的窗子。

苏茜是世上最专业的心理分析学家之一。会议开始时她对我微笑，不发一语，却在心里拥抱我。我能非常清楚地感受到。

我前来会见的社工是一位热心且率直自然的女士，名叫里亚·海沃德。

她讲解了资料保护、各种领养条例以及常规联系途径。如果我想进一步申请，需要办理一些手续。永远有手续。

她查看我的文件——法院命令和婴儿体检表——时，注意到母亲曾母乳喂养过我。

“这是她唯一能给你的。她把能给的给了你。她不是非得这么做，要是不做她会容易许多。这是紧密的联系——母乳喂养。她把你送走的时候你六周大，还是她身体的一部分。”

我不想哭。我在哭。

然后里亚递给我一份文件，上面贴着一张贴纸。

“这是你生母的姓名，这是你的原名。我从来不看，因为我觉得被领养人应该最先看到。”

我站起身，无法呼吸。

“那么就是它了吗？”

我拿着那张纸走到窗前时，苏茜和里亚都微笑地看着我。我看着那两个名字。潸然泪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哭？那名字看起来像如尼文 [2] 。

写在身体上的密码只有在特定光线下才可见。

里亚说：“这些年来，我给那么多送养孩子的妈妈提供咨询，珍妮特，我告诉你，她们绝对不想那么做的。你是有人要的——你明白吗？”

不。我从不曾感觉有人需要我。我躺在错误的婴儿床里。

“珍妮特，你明白吗？”

不。我一生都在重复着拒绝的模式。我写书获得的成功像是不请自来的。当批评家和媒体攻击我时，我怒气冲冲地吼回去，不，我不相信他们那些关于我和我作品的言论，因为我的写作在我眼里一直清晰明亮，未受污染，但我确实知道我没有人要。

我毫无保留地去爱，我的爱得不到任何理智而坚定的回报——婚姻的三角恋情和复杂的亲密关系。我在可以好好爱的时候没能好好爱，却在几段感情中停留过久，因为我不想做一个不知道如何去爱的退缩者。

但我不知道如何去爱。假如我当初能面对关于自己的这个简单事实，面对这样的可能性：一个有着我的故事（真实的故事与创造的故事）的人会在爱的方面存有很严重的问题，那么，那么，事情会是怎样？

听着，我们是人类。听着，我们向往爱。爱就在那里，但我们需要被教导如何去爱。我们想直立，我们想行走，但是需要有人牵着手，稍稍助我们保持平衡，微微帮我们指引方向，在我们跌倒时将我们抱起。

听着，我们会跌倒。爱就在那里，但我们必须学习——包括学习爱的形状和爱的可能。我教会自己独立，但我无法教会自己如何去爱。

我们有语言能力。我们有爱的能力。我们需要他人来释放这些能力。

在写作中，我找到了一种谈论爱的方式——那是切实的。我未曾找到一种爱的方式。那是多变的。

我和苏茜坐在房间里。她爱我。我想要接受。我想要好好去爱。我回想着过去两年，以及我如何竭尽全力溶解我那钙化的心灵边缘。

里亚微笑着，她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这一切太近在手边，令我如此不安，又太过遥远，因为我无法凝神。里亚微笑着。

“珍妮特，你是有人要的。”

回家的火车上，我和苏茜打开半瓶占边威士忌。“调节情感。”她说，一如往常的苏茜，她又问：“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在人体的结构中，大脑边缘系统 [3] 的途径优先于神经通路。我们被如此构造和设计是为了感受，任何想法、任何心理状态，都同时是一种感觉状态。

没有人会感觉泛滥，虽然我们中不少人都在努力压抑感觉。

感觉是令人生畏的。

好吧，我如此认为。

车厢里静悄悄的，满载晚归疲累的通勤者。苏茜坐在我对面看书，她的双脚在桌底勾住我的脚。我脑中持续响起一首托马斯·哈代的诗。

从不说声再见，

也不轻唤一声，

或者吐露任何心愿；

当我看见阳光照在墙垣，

天已大亮，还不知

你已经决然走远，

从此，一切都将完全改变。 [4]

这是我在德博拉离开之后读到的诗，但那“决然走远”早在我六周大时已经发生。

这首诗写出了刻画那种感觉的文字。

里亚给了我一个法院的名字，那里可能仍保留着我的领养档案。一九六〇年生活范围有限，我原以为要去曼彻斯特某处寻找，结果我的档案就在阿克灵顿。离家以前，我每一天都从它们旁边走过。

我写了一封简明的信，询问他们是否留有文件。

几周后我收到回复；是的，文件找出来了，接下来我查阅文件的申请就要由法官判定了。

我不喜欢这样；里亚说过，我有权查阅档案，虽然没人知道上面可能有、可能没有什么内容。有时资料很多，有时少得可怜。此外，我或许会看到将我托付给温特森夫妇的领养机构的名字——从泛黄褪色的婴儿体检表顶端被狠狠撕去的那个名字。

我想看那些档案。那个法官、那个无名的掌权的男人是谁？我很愤怒，我相当明了，自己正堕入一种陈年的放射性愤怒。

苏茜去了纽约，所有跨欧洲与大西洋的航班因火山灰云停飞了，她被困在当地。

我独自在家，接到另一封法院寄来的信。法官说：“申请人应填写惯用表格后发回。”

得找个律师，就这封信寻求建议。

我坐在后门台阶上一遍又一遍地看信，如同一个不识字的人。我像撞上电篱笆似的浑身微微颤抖。

我走进厨房，抓起一只盘子，摔在墙上……“申请人……惯用表格……发回……”这他妈的又不是申请信用卡，你这混蛋。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羞于启齿，但我强迫自己写下来：我小便失禁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又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只知道自己的膀胱失去控制，我又脏又湿地坐在台阶上，却无力起身清理，我哭了，不知所措地哭了。

没有什么能让我抓着。我不是在自己家中的珍妮特·温特森，架子上有书，银行里有钱；我是个婴儿，又冷又湿，有一个法官带走了我妈妈。

稍晚，我已经干干净净地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喝了一点酒。我打电话给里亚。她说：“没什么惯用表格。你不需要请律师。这蠢透了。交给我，珍妮特。我会帮你。”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想着发生的事。

这位经验丰富的家事法庭法官，他是否全然不知，站在生命边缘俯视火山口是何种感觉？

把“惯用”表格寄给我，或者告诉我何处可下载，或者请法庭官员为我说明法律术语，究竟有多难？

我又开始颤抖。

“逝去的失落”不可预测，未经开化。我被扔回一个无助、无力又无望的地方。我的身体先于头脑做出反应。通常，一封来自法律界的浮华艰涩的信会使我发笑，我会处理它。我不怕律师，明白法律旨在威吓，必然浮夸，即使他们毫无理由那么做。法律那么设计是让普通人自觉不足。我并未自觉不足——但我也没料到我会变回六周大的婴儿。

里亚开始为我查询，情况是在体贴而简洁的首次会面之后，同法院打交道常常碰壁，因此放弃者众。

我们决定，无论我的寻找还会遭受什么样的挫折，我们都要尝试针对法庭的情况制订出一些行动参考，为当事人提供一份详细说明，让程序不再那么可怕。

注册总署的一位官员希望为我提供帮助，她直接写信给法院，说内政部已确认我的身份，她能够证实我和我的案件，她愿意代为接收法院文件。

不，法官说。不符程序。

我纳闷要是我住在国外，他们期望我怎么做。我是不是非得买张机票过来，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做这些事，无依无靠——除非买了两张机票有人同行。那些战后被送养到澳大利亚的儿童怎么办？

人的生命不如程序重要……

我和苏茜向阿克灵顿法院预约了上庭。

等候室里有一排可怜巴巴的小伙子，穿着极不合身的西装，指望着能免除酒后驾车的罪责。姑娘们化了全妆，或因入店行窃或因妨害公共秩序而来，看上去既不服又害怕。

我们被召进供律师与委托人谈话的会见室，过了片刻，法院经理到了，一脸疲倦愁容。我对他感到抱歉。

他一手拿着一份旧文件，另一手捧着一本厚厚的程序守则。他知道我会很麻烦。

其实，看到桌子对面的材料——上面记录着我生命初始的所有细节——我哀伤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这段回溯领养过程的经历、这些不友好的法律规定带来的明显影响是，我说话结巴、迟疑、缓慢，最终沉默不语。我曾经历的逝去的失落，是前语言阶段的生理痛苦。那次失落发生在我会说话之前，如今我回到那个地方，哑口无言。

苏茜迷人，坚韧，锲而不舍。这个可怜的男人不确定哪些信息可以告诉我们，哪些不能。我想知道的太多了——但法官尚未批准“辑选”版本。我应当亲自在几张表格上签名，离开，等待材料以后寄来。

但那份文件就在桌上……别等以后……就是现在。

法院经理同意告诉我那家领养机构的名字。这是非常有用的信息。他将名字写在一张纸上，然后复印了办事员当初手写的原件——看起来真是陈旧。他手中握着的表格都是手写的，已经泛黄。

上面有我母亲的出生日期吗？这会帮我找到她。他摇了摇头。不能告诉我。

那好吧，听着，我的养母温特森太太常说，我生母当年十七岁。要是我知道她的年龄，就能利用家谱网站搜索到她，不过她的名字太常见，虽然我已经把范围缩小到两个可能，还是不知道要追踪哪一个。可能两个都是错的。这是条分岔路。是平行分裂的节点。帮帮我。

他直冒汗。他翻阅那本程序守则。苏茜要我离开房间。

我砰地推开弹簧门，走上人行道，有些年轻人还留在那里没走。有几个看起来得意而释然，也有几个看上去很绝望，他们边抽烟边聊天。

我真希望自己不在这里。真希望这一切没有开始过。我为什么要开始呢？

我回头想那个上锁的箱子，里头装着皇家阿尔伯特瓷器，底下藏着那些文件，又回到更久以前那张错误的出生证明，还有，那个跑来家门口、把温特森太太吓得流泪发怒的女人又是谁呢？

我回到会见室时，苏茜已经设法令法院经理答应去问庭审法官，文件上哪些内容能告诉我、哪些不能。我们得四十五分钟后再回来。

于是我们离开，在一家小餐馆的露天座位坐下，他们用大马克杯装茶。我发现这个卖汉堡薯条的地方以前就是“宫廷”餐馆，温太太的心头好，她的焗豆吐司，燠热的窗内有我在传教领域的未来。

“我刚才只能叫你出去，好让你住嘴。”苏茜说。我愕然地看着她。我以为自己完全没有说话。“你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吗？其实什么都算不上，只是胡言乱语。那个可怜人啊！”

可我没有胡言乱语！我的头脑一片空白——不是一点空白，而是彻底空白——我显然又精神失常了。我现在应该停止这整件事。我厌恶待在阿克灵顿。我不想记起任何一件事。

爸爸葬礼过后，我就没再来过这里。

在我发疯，或者说在我状态不好的那段日子里，我每月一次开车北上兰开夏郡看望爸爸，他也来过乡下和我同住。他日益衰弱，不过仍旧喜欢与我互相探望。二〇〇八年，他计划来我的住处过圣诞节。

我请人开车送爸爸南下。他坐在炉火前望向窗外。医生嘱咐他不要远行，但他执意要来，我也很坚持，我和医生谈了谈，医生告诉我，爸爸最近几乎没有进食。

他到我家的时候，我非常轻柔地问他，是不是希望离世，他笑着对我说：“圣诞节后吧。”

这是玩笑话，也并非玩笑。圣诞节当晚，我怎么都没法哄他上床睡觉，只好在火炉前铺好垫子，一边帮他脱衣服，一边半拉半推地将他从椅子上带到这临时将就、还算舒适的床上，再为他套上睡衣。在渐渐微弱的火光前，他马上就睡着了，我坐在他身边，对他讲话，告诉他，要是我们能早一点做对的事情就好了，不过我们到底还是做了对的事，这很好，让人高兴。

我上床去睡，凌晨四点左右直挺挺地醒过来，跑下楼去。两只猫躺在爸爸的床上，平平静静，爸爸呼吸很浅，但仍在呼吸。

漫天繁星，昼夜交替之际，星辰更低更近。我拉开窗帘放星星进屋，说不定爸爸会醒来，在这个世界或别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