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致富有者：工作、金钱与独立（1/2）

我打心底里认为女性应该掌握经济独立权，而不是依赖她们的丈夫……金钱赋予了男人掌控一切的权力。它赋予了男人解释价值观念的权力。他们来定义什么是性感。他们来定义什么是女性气质。这太荒谬了。

——碧昂丝，2013年

生物决定论

埃莉诺·罗斯（eleanor ross）生于1916年，她的父亲是新英格兰电话与电报公司的一名雇员，母亲是一名家庭妇女，后来去了银行工作。埃莉诺从小便是个喜欢动物、热爱大自然、对科学抱有极大热忱的孩子。她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医生。在缅因州的科尔比学院读大学时，当时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允许她去读医学系；后来她成功申请到了爱荷华大学的研究生奖学金，然后在1938年，乘着一列火车穿过新英格兰飓风来到了中西部，在这里她获得了生物学专业的高级学位。

研究生期间的每个暑假，埃莉诺都在位于缅因州荒漠山岛（ount desert isnd）上的杰克逊实验室工作，参与一项由女性先驱科学家伊丽莎白·沙尔·罗素（elizabeth shull rsell）主持的研究项目，并于1940年的8月在《实验动物学期刊》（journal of experiy）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果蝇的良性与“恶性”

肿瘤比较》（“a parin of benign and‘aster”）的研究文章。由于父亲的工作地点迁到了缅因州的霍尔顿，埃莉诺在完成学业之后，也搬去了那里。1940年，她开始在里克古典学院工作，成了里克学院生物学系的首位教授。

埃莉诺开始教课那会，在社会媒体与亲朋好友之间，正风靡着一场世世代代都津津乐道的讨论，主要内容就是女性可能会对工作抱有与男性同等的热情与忠诚。就像那位“单身女学士”在1904年谈到她追求高学历的原因时所写的：“就我觉察到的而言……这和男性的事业心没什么不同；不是渴望获取人们给予的那点廉价的‘高学历女性’称号，更不是寻求徒有虚名的‘独立’和个人银行存款，而仅仅是出于对研究的热爱，出于我的学习生涯留给我的一点研究热情。”

然而，“单身女学士”的生活却无时无刻不被搅扰，因为女性的这些志向触犯了她们贤妻良母的身份。

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贝蒂·弗里丹转引了伊丽莎白·布莱克维尔——一位终身未婚的19世纪先锋女医生的一句名言：“我是医生，又是个女人……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以前的人不愿过我这样的生活。只有高远的目标，却孤立无援，还要面对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阻碍，生活如此艰辛……我应该时不时地找点乐趣。生活太过严苛了”。[1]

传统文化观念下的女子气质（爱情、婚姻与为人母），强力对抗着女性的事业前途（包括学历、金钱、社会名誉等），二者擦出的电光火石引起了作家和读者的极大兴趣，因此在19世纪末期，有三篇小说分别写到了医学与女性情感生活之间的关系。威廉·迪恩·豪威尔斯（willia dean howells）在1881年发表了《布林医生从业录》（drbreen’s practice），在这篇小说里，身为医生的女主人公意识到从事医学是一条错误的人生道路，最后为了婚姻放弃了她的事业。第二年，伊丽莎白·斯图尔特·费尔普斯（elizabeth stuart phelps）——她曾提倡毁掉束身衣，也曾为不公平的女性劳工条例和婚姻内不平等的经济权写过文章，她在40岁出头的时候嫁给了一个比她小十七岁的男人——发表了《佐伊医生》（doctor zay），其中女主人公和她未来的丈夫制定了一个条约，以确保她能够在婚后继续经营她的医学事业。1884年，萨拉·奥恩·朱厄特（sarah orne jewett）——她也来自缅因州，而且终身未婚——写下了《乡村医生》（a untry doctor），里面的女主人公为了继续当一名医生，赶走了痴情于她的求婚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过教育的女性寻求高职位的工作已然成为一种潮流，然而到了埃莉诺生活的年代，也就是20世纪中叶，这种趋势开始逐渐减弱。即使是那些引导女性踏入工作岗位的最具进步性的思想，也受到了强力打压，因为在女性的意识里，已经没有什么工作能动摇家庭在她们心目中的首要位置了。1921年，悬疑推理小说家玛丽·罗伯特·莱因哈特（ary roberts rehart）在《妇女之家》杂志（dies’ho journal）里强烈建议，“这个国家的每个年轻女性都需要学一学如何自立，必要时能有一个本领可以赚钱”。然而，她接着写道，即使是那些最敬业的职业者，“如果她是一个已婚女人……那她天生就是做妻子和母亲的料，”必须认识到她的家庭“永远是第一位”。[2]

当埃莉诺的大多数朋友们都已经结婚了的时候，她没有。在获得硕士学位时，也就是她结束了对果蝇的研究、成为生物老师那一年，美国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龄差不多是215岁；[3]她那时24岁。在大学教课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政治老师，他来自种土豆的农民家庭，除了教政治外还兼授篮球课。他们在1942年结了婚，那年她26岁。这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然而由于二战的需要，埃莉诺的丈夫前往阿肯色州的空军基地学习飞行，为太平洋战役做准备，埃莉诺就放弃了她的工作，跟随丈夫一起搬去了阿肯色州。1943年，埃莉诺的丈夫驻扎到了关岛，她便返回了缅因州，等待他们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母亲出生。

1945年，我的祖父回到家乡接管了他父母的农场。他从来就不觉得身为母亲的女性应该外出工作。于是埃莉诺成为了一个农夫的妻子：一名勤俭持家的主妇，整日忙着搅拌黄油，把从土豆地飘进屋里的灰尘清理干净，在丰收季提着一大篮子热乎乎的炖汤和馅饼，给田里的男人和孩子们带去丰盛又美味的午餐。但就像我母亲回忆的那样，“她总是病恹恹的，经常头痛，肩背也出了毛病。她对地板的洁净持有一种执念，每个星期有三天，要跪在地板上，用手擦除地板上的污渍。她并不快乐，这很明显，当时只是个孩子的我也能看出来”。

1958年，就在埃莉诺风雨无阻地穿越飓风、获得生物学学位的二十年后，她已经有了三个从4岁到14岁的孩子。那一天，她刚刚去田里送上了一顿热乎的午饭，就在这个时候，一名本地大学的会计员开着车到了这里，他从车里跳下来，解释说他学校里的生物老师刚刚去世了，在这个小镇上，暂时找不到一位有能力接替她工作的老师，在找到新老师之前，问我的祖母可不可以临时代下课，就一个星期。

我的母亲当时十几岁，那天在田里劳作，这段对话一直清楚地印在她的脑海里。据我母亲回忆，我的祖母向她的丈夫征求许可。他点了点头，说她可以去帮忙几个星期。

埃莉诺在二十二年后退了休。她还被授予了名誉博士学位。

我母亲回忆，“回归了工作以后，她身上发生的变化就像昼夜一样分明。她很忙，但她再也不用每星期擦三次地板了。她开始好好打扮自己，更加在乎自己的外表。她比以前快乐了许多。她生活的所有一切都变了”。

我的外祖母在2012年去世了，我非常确定她说过，她在生命里扮演过的最重要的角色，是母亲、妻子，以及后来的外祖母。但是，我也清楚地记得，在我小时候，她给我寄过很多礼物，其中包括一只死去的冠蓝鸦的断翼，还有很多海洋生物的标本，它们都被悉心保存在甲醛罐子里；她教会我如何挖出鱼的内脏，教我分辨它们的内部器官；她还带我去爬农场后面的那座小山，告诉我每朵野花的芳名；在我们家的房子里，一直都存着她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正在解剖一只猫。即便当她是个外祖母的时候，她也是个科学家。

外租母90多岁时，痴呆症已经十分严重，她已经完全认不得她的孩子们和外孙们了。记得有一次圣诞节，当时她正在卧房睡觉，突然间我和表亲们听见从房间里传来了她非常大的讲话声——实际上，可以说是吼叫声。怀着好奇与担心，我们一群人聚集到她的门外，想要听听她在喊些什么。

她在讲着一节冗长的、但是条理异常清晰的生物课。

工作

工作对于女性而言，在幸运的情况下（即使在那些不是很幸运的情况下，工作也能提供独立于家庭之外的经济自主权，而且它还是一种简单明了的身份象征），其实和男性一样，都是他们成年生活的重要支柱。这也就是说，与很多男性一样，女性也会从工作中获得热情与自我满足。

但是人们总会认为，一个女人如果外出工作，那她就成不了一名贤惠的全职太太。贝拉·迪波洛（bel depaulo）曾在她的书《被选中》里记叙了这样一件事：2014年，当电视新闻记者芭芭拉·沃特斯（barbara walters）从《20/20》杂志退休之后，曾参加过特德·科佩尔（ted koppel）——她同为记者的好友——主持的一次访谈，在这个访谈中，她声称，在新闻业工作了四十年后，她终于决定离开，其中一个原因是她想要享受一下私人生活。科佩尔提醒她说，她已经离过两次婚了，然后又接着问她，“是由于工作的原因吗？如果不是因为工作，你现在会不会仍然是已婚状态？”[4]沃特斯回答说，她不大确定，可能吧。

有时候（即使是现在），只有那些没有孩子的未婚女性群体，才可以光明坦荡地追求事业前途和社会权力而不遭人指点。举例来说，比如奥普拉·温弗瑞，高级法院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nia toan），还有任职时间最长的女性参议员芭芭拉·米库斯基（barbara ikulski）和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ndoleezza rice）等。所有这些女性，她们能获得如此非凡的权力与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她们所处的社会阶级以及她们的人生规划，都没有成为她们追求学业和事业的绊脚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们没有家庭的牵绊，这就让人们觉得如果不追求事业，她们的人生将会非常空虚。暂且不提那些拖家带口，却能坐拥强权、被委以重任的男性们。女性应该把家庭放在她们人生第一位的观念一直根深蒂固，因此当巴拉克·奥巴马在2008年任命未婚的珍妮特·纳波利塔诺（ja napolitano）担任国土安全部部长的时候，前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埃德·伦德尔（ed rendell）说道，她太适合这个岗位了，因为“你必须全身心投入于此。珍妮特没有结婚。太完美了。她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每天工作十九至二十个小时”。[5]（纳波利塔诺的前任，汤姆·里奇［toe］和迈克尔·切尔托夫［ichael chertoff］，他们不仅都结婚了，而且各自都有两个孩子）。

对于那些心怀大志的女性来说，还有另外一种较为传统的、广泛普及的模式，那就是在孩子长大以后再迈入职场竞争。的确，成为母亲使她们的女性身份更加完整和有意义，但是这种经历依旧无法使人们注意到女性希望同时兼顾家庭和施展个人抱负的想法。安·理查兹（ann richards），德克萨斯州一位杰出的州长，在生育了四个孩子之后才进入政界，54岁的她曾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自己事业生涯中最巅峰的演讲。

然而这种延迟进入职场的模式严重拖了女性获得权力的后腿。2012年，前众议院议长，同时也是国会历史上地位最高的女性——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就被一名年仅27岁却已经在互联网领域工作四年、名为卢克·拉瑟特（ke rsert）的记者发问道，72岁的她决定留任民主党领袖，是否会压制年轻人上位的机会。这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向拉瑟特解释说，她的“那些男同事们……已经优先于我了，因为他们并不需要待在家里养孩子。你们已经领先我起跑大约十四年了，而那时的我还正在家教育子女呢”。同时佩洛西也说道，“我真心希望有更多更年轻的女性能够站在我今天的位置上，这样她们就能更早地积累资历”。

这就是单身女性和晚婚女性数量越来越多的原因：当成年后的生活没有受到婚姻和生育的影响时，女性就能够更早地获得事业上的晋升。这个事实存在于政治和政府领域中——我们有许多的女性楷模，比如参议员柯尔斯顿·吉利布兰德（kirsten gillibrand）和艾米·克罗布彻（ay klobuchar），以及首位非裔的美国司法部长洛蕾塔·林奇（loretta lynch），她们都是在结婚或者组建家庭之前，就已经在法律和政治领域打好了事业上的根基，跟推迟进入职场时间的办法相比，她们更难放弃现有的事业去改变家庭的发展轨迹——而在其他领域，事实同样如此。

在其余的职场世界中，通过晚婚来提前打下事业根基、建立稳固的职业声望和经济基础，是女性长此以来选择的一种策略。著名女歌唱家玛丽安·安德森（arian andern）就曾在高中时拒绝了俄耳甫斯·费雪（orphe fisher）的求婚，因为她担心过早结婚会毁了她事业上的光明前途。后来玛丽安在欧洲声名鹊起，结识了作曲家让·西贝柳斯（jean sibeli）和大名鼎鼎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ste），并于1939年在林肯纪念堂前的台阶上向世人演唱爱国歌曲，奉献了极具历史性的一刻。1943年，她才最终同意与俄耳甫斯·费雪共结连理，那年她46岁。

说到女性推迟婚姻的益处，人们大多会条件反射似的想到2015年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所讲述的一个故事。当年克林顿到阿肯色州投身政治事业，他一共向女朋友求了三次婚，才得到肯定的回答。他回忆起自己对希拉里·罗德汉姆（hilry rodha）说的话，“我想让你嫁给我，但是你不应该这么做”。相反，克林顿力劝希拉里去芝加哥或者纽约开始她自己的政治生涯。“哦我的天！”他还记得有次希拉里的反应，“我绝对不会去竞选公职的，我太咄咄逼人了，没有人会投票给我”。后来希拉里搬去阿肯色州嫁给了克林顿，做了一名律师及法律教授，同时供职于保护儿童基金会。直到丈夫卸任总统、女儿上大学后，希拉里才开始经营自己的政治事业。

如今，女性晚婚在整个国家、在所有阶级中都已非常普遍。不管是无意识还是有意识地拖延结婚，晚婚带来的经济影响不容争辩。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了人口普查数据报告，调查结果显示：“今天的年轻女性，她们的工作待遇几乎已经和男性持平，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2012年，在所有25岁至34岁的工作者中，女性每小时的薪酬是男性职工的93。”[6]在有工作的女性里，选择保持单身的人也越来越多。从2000年到2009年，同一年龄段的女性工作者中，单身人口所占比例已经从34升至46。

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单身女性们，不论她们选择单身的原因是为了谋求生计，还是为了多一些成人生活的空间，她们都创造性地改变了女性和工作之间的传统关系。越来越多的女性依靠工作来赚钱养活自己，她们的身影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学校园和其他工作场所，人们对这些女性的看法也在随之改变。我们逐渐认清并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女性同样也有追求事业的壮志雄心。

单身女性，让整个世界对职业女性的身影不再感到陌生。

关于我们母亲的一切

2005年，我作为观众，见证了蒂娜·菲——通常情况下她是一位非常坚强的喜剧演员——在领奖时突然哭泣的那一刻。她向我们描述说，她那“聪明优秀”的母亲曾不被允许上大学，菲的外祖父告诉菲的母亲，大学是“给男孩子们开设的”。菲接着说，等到了她自己该上大学的年龄时，她的母亲为了把她送进大学，加班加点地工作赚取学费。菲又补充道，她希望母亲在看到她的女儿现如今已经“在那些只属于男性的职业上小有成就”之后，能够感到满意。

每一代的女性，都曾努力挣扎着去克服性别上遭受的歧视——这些性别歧视也同样挡在她们上一辈人的面前——同时，她们也在为下一代人扫除障碍。谈及女性们在个人生活与事业生涯上的选择时，母亲和祖母们的经历对她们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我们很容易看到，每一代女性都在不断纠正着上一代人所走的人生道路，因此世世代代的母亲们和女儿们，都在选择工作还是成为家庭主妇之间，在跟随女权主义者的旗帜还是听从反女权主义者的召唤之间，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地彷徨。但无论反女权主义者的召唤力有多么大，它都无法把前人取得的成果完全消除掉。美国女性们在漫漫长路上向前跋涉，虽然有时会走一些回头路，但是大体上她们是朝着一个方向行进的：为能够更自由地参与社会活动与事业生涯、为获得更好的知识教育而前行。

我母亲总是说，看到自己母亲在科学梦想落空之后，又重新成为一名教师的这种蜕变，她就会告诫自己，坚决不要停下工作的脚步。“我发现每当工作的时候，她脸上忧郁的神色就会消失不见，”我的母亲（她当时已经当了差不多五十年的英文教授，马上就要退休了）这样告诉我：“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选择做家庭妇女。”母亲又继续说道，埃莉诺的工作“让她重新定义了自己。而且说实话，这也是为什么我对退休感到很惶恐的原因之一。工作让我肯定了自己的身份和价值。我的意思是，我是很爱当个祖母、当个母亲、当个妻子等等——这些都很美妙。但首要的是，总得有个身份是代表我自己的，而这就是我的工作”。

帕特丽夏·威廉姆斯（patricia willias）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法学教授，她指着一张她母亲的照片，自豪地讲，她母亲是在1951年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怀上自己的。威廉姆斯的母亲当时已经结婚，并且“从不觉得自己要因为婚姻而放弃深造。她总是认为，你不该依赖任何人，包括男人”。威廉姆斯的祖母也同样有自己的事业，她曾是一家摄影工作室的总经理秘书。威廉姆斯家族的三代女性——虽然她们的祖先曾经历了奴隶制的剥削——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高等教育。

作为一名提倡生殖健康的活动家，艾莉森·特库斯也同样接受了这种来自家庭的馈赠。她的母亲曾为美国国税局（teral revenue service，irs）工作过，她的父亲则受雇于ib公司。艾莉森还小的时候，她的父亲更容易休假请假，所以艾莉森生病的时候总是父亲在家陪她，带她去看医生，还会陪她一起参加班级的出游活动。与此同时，她的母亲则用实际行动告诉幼年的艾莉森和姐姐“如果你不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话，一个人是坚决不能步入婚姻或者恋爱的；你必须要坚持不懈地工作”。艾莉森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是保姆，当她结束了这份工作之后，她给自己开了一个个人退休金账户，那时她22岁。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母亲的做法，则与特库斯和威廉姆斯她们母亲所做的示范完全相反，然而却产生了相同的效果。斯泰纳姆的母亲露丝·鲁内维尔（ruth nuneviller），曾是俄亥俄州托莱多的一位极具开创精神的记者，但是在与斯泰纳姆的父亲结婚后，由于婚姻生活的不和睦，她完全废弃了她的工作，后来饱受多种精神疾病的折磨，几乎处在抑郁崩溃的边缘，不得不依靠女儿们的照顾来度过她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露丝的遭遇，使她的小女儿非常“想要逃离母亲的身边，这样我就不会像她那样活着了，”斯泰纳姆说。她还回忆道，她在大学毕业后，便迅速地订了婚，这时她的母亲对她说了句带点挖苦意味、但又非常有预见性的话：“你这么早就订婚了，这是件好事，因为如果你体验过单身的生活，你就永远也不会结婚了。”

卡门·黄·乌利齐（car ulrich）是家里五个女儿中最大的一个，现在是一家金融服务公司的董事长。她的母亲来自多米尼加，黄·乌利齐说她非常理解母亲那“离经叛道”的行为，因为正是她母亲坚定的决心，才使得她们这几个女儿全都接受了大学教育。黄·乌利齐解释说她的母亲从少女时期开始，大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十分执着于接受大学教育一事，因为她自己当时没有机会上大学。黄·乌利齐的母亲在19岁怀孕、嫁为人妇，她用了一生的时间才意识到了自己对丈夫的依赖，也正是这种意识把她变成了“了不起的女权主义者”，她的女儿说道。作为一个44岁的（离异的）单身母亲，黄·乌利齐在电视和杂志上不断为女性们提供经济方面的建议，她鼓励女性办理信用卡，开设银行账户，“这样你就有逃离的资本了，”黄·乌利齐接着说，“这句话正是我母亲教育我们的：不要依靠男人，因为如果你不幸遇到了一个负心汉，或者一个在外和别的女人花天酒地的男人，你却还把经济权让给他的话，你就会陷入困境，他会把你攥得死死的，让你喘不过气，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底气来制服你。而这就是她人生的写照。”拥有了经济自主权，黄·乌利齐说：“你就拥有了自由的权利，你可以不与这个男人结婚，也能够离开这个男人，它会帮助你重新开始一个人的，或许带着孩子的新生活”。

联结一切工作、性别、婚姻和金钱关系的中枢是：依赖关系。依赖男性——主要是在婚姻中——是世世代代女性们稳固不变的生存处境。而且大多数女性，不管她们是否积极参与政治，是否具有女权主义思想，是否反思过她们母亲和女性祖先们一直以来所过的生活，在她们血肉之下的灵魂深处，都明白摆脱依赖的关键在于金钱。

蕾蒂·科汀·波格莱宾向我讲述了她母亲——一位中产阶级犹太裔女性的故事。那是1927年，她母亲与她那有暴力倾向的第一任丈夫离了婚，离婚的时候，她母亲还被人称作是“shonda”[1]。接下来的十年里，她母亲一直都在为赚钱而奋斗，在和波格莱宾的父亲结婚之前，她在服装设计师哈蒂·卡内基（hattie carnegie）的手下工作。但即使是在她的第二次婚姻中，波格莱宾的母亲依然没有忘记逃离第一次婚姻时所经受的苦难。她开始积攒“knippel”——在意第绪语中，指的是已婚女性的秘密私房钱——在这个钱与权都被丈夫监管的世界里，“knippel”就是她的小救生筏。波格莱宾的母亲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去世了，于是波格莱宾继承了她母亲的“knippel”；她用这些钱给自己买了一辆小型的蓝色sica法国汽车，这辆车带给了她自由，助她一臂之力。“我母亲的knippel，得益于她的单身经历，”波格莱宾说，“而且也促使我成为了一位单身女性。”这也让波格莱宾懂得，她说，“你必须要独立，你必须要自己养活自己”。

我的朋友萨拉为了搬去波士顿与她的男朋友同住，辞去了纽约的高薪工作，然而到了波士顿之后她才发现，这个城市与她专业对口的工作并不很多。经过连续数个月的求职，她依然没有找到一份工作，于是她便在男朋友的小公寓中消磨光阴。她就像我的外祖母一样，把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她也逐渐变得忧郁起来。波士顿的冬天来临之际，她感到彻骨的寒冷。她需要买一双温暖的冬靴。在搬来这里之前，她赚取的工资完全可以让她给自己买一双靴子。然而突然间，她自己没有收入了，她依赖他人的金钱，每买一件东西，她都要慎重地考虑权衡。失去金钱的自主权让萨拉的内心备受煎熬。后来她在crate≈barrel家具店里找到了一份销售员的工作，这与她之前在纽约的工作完全不沾边。但是，她说，这起码恢复了她的理智。她有能力给自己买一双靴子了。

金钱是独立的关键，这并不是什么新潮的观点。要说它新，恐怕针对的是一直以来都堆金如山并且长期掌握金钱统治权的人群。而对于那些在经济困境中挣扎的女性，为（公平的）薪水而工作，早已成为她们争取性别与种族平等的关键一步了。苏珊·安东尼在20世纪初时说：“除了金钱的独立外，没有什么可以孕育出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7]

就在几十年后，也就是我的祖母放弃工作、专心当家庭主妇的那个时候，律师萨迪·亚历山大表达了她的担忧之情：“女性变换工作的频率要高于男性……尤其是那些并不打算长久工作的女性。她们并没有工作上的信念，因为她们不把生产有价值的商品看作是她们的人生工作。”亚历山大说，大大小小的家庭琐事制约了女性的自由，让她们远离工作，这使她们“很难在工会里立足”，男性也“更难接受她们”做职业伙伴。（亚历山大关于女性与工作的思考，不仅比贝蒂·弗里丹，还要比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她在《向前一步》［lean ］中强调了当代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选择“在离开之前退出”的问题——都更具有前瞻性。）

亚历山大还指出，种族偏见使得女性常常陷入经济窘境，“黑人女性比白人女性更需要通过工作来赚钱”，而且事实表明，这种行为不仅对这些黑人女性以及她们的家庭，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颇有裨益的。“身为母亲的女性在外工作对家庭造成的不便之处，已经被她们多赚取的收入填补上了”，亚历山大继续写道，在赚取薪水的过程中，女性获得了对自身的认同，这个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个体家庭的范畴。“那些进入工业与制造业领域的女性们，越来越能享受到工作之外的闲适，这极大地提高了黑人女性受教育的水平和她们的社会地位。”[8]

经济方面的需求，不仅鼓励女性外出工作，有时也促进人们重新思考关于女性的问题。早在19世纪90年代，威尔伯·费斯克·迪利特（wilbur fisk tillett），一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卫理公会教派牧师，就曾写道，南北战争前，“南方那些受人尊敬的女性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选择自力更生……高贵的女性是依赖于他人的，她们不靠自己立足于社会，这种观念在南方人的思想意识里根深蒂固，这不仅导致了劳动力的衰减，还打压了女性的独立意识”。然而，当战争结束后，由于物资稀缺，人们对于女性的心理预期又重新发生了变化。迪利特在1891年的报道称，“现在……在南方，靠自己生活的女性才是真正受人尊崇的……经历过经济萧条的战争时期，南方人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他们的女儿也许有一天需要依靠她自己生活，因此他们想要她接受良好的教育”[9]。

革命的女儿们

20岁的梅根·里奇是一名来自西肯塔基大学特殊教育专业的大三学生。她和她的家人都是美国南部浸信会的基督教徒，因此大部分的中学时光她都在家接受宗教教育。梅根的一些朋友现在已经结婚了，但是每当她考虑结婚这件事，她就会想，“天啊，我完全不敢想象自己现在就结婚或者生孩子”。梅根没有男友，而且她父母（她的父亲是一名电子工程师，她的母亲是一名全职母亲，负责在家里照看当地的孩童）也都没有催促她尽快结婚。事实上，她的父亲跟她说过，让她毕业之前不要考虑结婚。梅根的母亲在结婚时还是个大二学生；为了搬去德克萨斯州，也就是她父亲正在工作的地方，她从学校退了学，所有一直都没有完成学业。“也许这就是我父亲想让我读完大学的原因”梅根说道。

即使在那些社会和宗教观念都相对保守的地区，女性如果能完成学业并且开创她们自己的事业，也能够产生持续的经济影响力，不仅如此，人们还会重新考虑婚姻和教育在人生中孰先孰后的问题。出于对学术的兴趣，想要好好利用受教育的机会，以及为了学业和事业延缓谈恋爱的打算，这些想法和愿望都为女性将来的自我独立打下了基础：我为写这本书所采访过的每个大学生或者毕业生，她们几乎都提到了上述的这些动力。

20岁的伊尔卡（yllka）目前就读于纽约市的一所公立大学，她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母亲则是一名高中助教，2001年举家从阿尔巴尼亚移民到了美国。作为直系家庭成员中第一个进入大学的人，学习金融专业的伊尔卡说她想在毕业后从事投资银行业领域的工作。她父母希望她学习烹饪和保洁，并告诉她说“否则你会找不到丈夫的”，但是他们也同样非常支持她完成学业和追求事业。现在的伊尔卡并不想结婚，也不想交男朋友。对于她和她的很多朋友来说，感情都“像是额外多加的课程或者其他组织之类的。我们并不想谈恋爱。这负担太重了。你需要花很多精力、很长时间去履行你的承诺”。伊尔卡把她学校的功课放在第一位，她说，是因为“我不想依赖于他人或者让别人养活自己”。假如有一天她遇见了她的真命天子，她会去考虑结婚的。但是，她又强调说，“如果我真的决定走进婚姻，我也不想依赖对方，这样双方在感情生活中的地位可以是平等的”。

伊尔卡的这种想法与密歇根大学社会学者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elizabeth ar）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这名社会学家曾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女性们更倾向谈一些小打小闹的恋爱，而不是选择去建立真正浪漫的爱情关系，用记者的话来说，这是因为“她们觉得感情生活需要她们付出太多太多了，而且还有可能阻碍她们对人生目标的追求”。

2012年，当23岁的凯特琳·吉格汉（caitl aghan）从弗吉尼亚联邦大学毕业时，她与男友分手了，因为经过六年的恋爱，吉格汉深知他们的下一步就是领结婚证，而她并不想结婚。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室内装潢设计师，还想要出去旅行。“如果我还继续和他在一起，”她说，“我可能就会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了。”凯特琳告诉我，她很爱她的男友，她的男友因为分手整个人几乎垮掉了。但是她仍然不后悔她的决定。吉格汉现在居住在华盛顿，在一家小的室内设计公司上班，她说平时的工作很累很忙，但这正是她所期望的。她享受读书，享受独处的时光。为了考取私人飞机的驾照，她还在学习飞行课程。她希望可以去伦敦，或是欧洲的其他什么地方转转，也许还可以在那里开一家她自己的小设计公司。“至于我的个人感情问题，”她说，“我还没有任何打算。我并不觉得自己一定要在多少岁之前结婚。我也不希望这个年限很快到来。”

提倡生殖健康的活动家艾莉森·特库斯则有着很崇高的人生理想：她想为海德修正案[2]的废除努力工作，为更多女性提供更多元化的堕胎选择。事实上，她想把人生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贡献给这些理想。“我并不想和伴侣闹得不愉快，而且我还跟他说，‘嘿，我知道我应该和你在一起，但我还有些其他事情要做。’我想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就现在来说，这意味着我会把工作放在首位。”特库斯说，“我的事业是我最好的伴侣”。她那些谈了恋爱的朋友们，“晚上和她们的爱人一起睡觉，而我晚上和《药物与手术流产的临床指南》（a clician’s guide to ical abortion）一同安眠。我喜欢这样的生活”。

想要在经济上摆脱对男性的依赖，是促使年轻女性去工作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幸运的话，女性能在她们的学习生涯和职业生涯中获取相同的动力：激情、目标、回报与认同。对女性而言，追求教育和职业上的人生理想，不仅与金钱有关，还激起了女性对生命的无限热爱。

19世纪的单身医生伊丽莎白·布莱克维尔曾写道，“工作是多么美妙——它是有灵魂的！我想象不出还有其他的东西，能像工作这样提供给女性所需之物。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女性都得做出让步，牺牲一些自己的东西……然而，真正的工作意味着彻底的自由，是自我的完全满足”[10]。

科妮莉亚·汉考克（rnelia hanck）用亲身经历回应了这种“满足”。她成长于新泽西州一个贵格会教徒的家庭，从小她便被教育说，她生来就是要嫁为人妇。1863年，也就是她23岁的时候，她去葛底斯堡当了一名志愿者护工，那里因为战争而血流成河，尸身糜烂，她晚上就睡在露天的简易床上。“我感觉我以前的人生像是虚幻的，”她在家书中写道，“我觉得我重生了……我像一名军人一样昂首阔步地走路，感觉到生命充满了力量，这是我在家从未体验过的……我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但我就是觉得自己生气勃勃。”汉考克后来在南卡罗来纳州为那些解放了的奴隶们开了一间学校，同时她还创立了费城儿童救援会。她终身未婚。[11]

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兴起后的几十年间，大量中产阶级女性深受鼓舞，她们勇敢离家赚取薪酬、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蜂拥至学校和其他工作场所。2010年，女性已经成了全国就业市场的主力军，其中51的管理层职位由女性担任。美国范围内，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医生和45的律师为女性。[12]如今，高中毕业的女性已经比高中毕业的男性更为常见了，获取医学和法律学位的女性人数与男性大体持平，取得硕士学位的女性人数已经超过了男性。拥有学士和硕士两种学位的、拥有法律和医学专业学位的，以及被授予博士学位的女性占比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13]

但是女性对学业的这种巨大热情，并不只是发生在千禧年的偶然现象。创建于1892年的芝加哥大学，到1902年时，女学生的数量就已经超过了男学生，获取优秀毕业生称号的女学生更是远远多于男学生。由于担心被当作是女子学校，芝加哥大学曾实行过一段时间的性别隔离政策。[14]同样的压力也落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头上，斯坦福大学成立于19世纪90年代，然而女性申请者的数量实在太多，导致学校的捐赠者简·斯坦福（jane stanford）划定女学生数量的上限为五百人，以免让学校被人认为是“女子学院”。到了1900年，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艾奥瓦州、堪萨斯州、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密苏里州、内布拉斯加州、俄亥俄州、德克萨斯州、华盛顿以及威斯康星州的大学女性人数都已经超过男性人数。[15]

那时，学术的大门朝女性敞开，它狠狠地讽刺了人们对于女性婚姻身份的心理预期。

在瓦萨学院首届二十四个毕业班级中，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女毕业生已经结婚。[16]到了19世纪70年代，瓦萨学院中每五个女毕业生中，只有两人在24岁之前结了婚。1889年至1908年期间，布林茅尔学院53的女毕业生都是单身，同一时期，密歇根大学的女毕业生中单身的比例是47。[17]根据贝琪·伊瑟列的统计数据，19世纪70年代，[18]整个女性群体的结婚率是90，而其中受过教育的女性群体的结婚率已经跌到了60。[19]对于那些在法律、科学、医药专业和学术上追求更高学位的女性群体，她们的结婚率相比之下就更低了。在1890年，超过一半的女性医生都是单身，而那些在1877年至1924年间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她们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徘徊于婚姻大门外。

我们很难判断，到底是这些有着学术学位和工作机会的女性不再符合男性心中那温顺的传统妻子形象，还是教育拓展了女学生们的希望与理想，或许还提升了她们对爱情的标准；亦或是说大学生活与事业生涯，为那些本来就在犹豫是否要早婚的女性们，提供了逃离婚姻的美好理由。可以确定的是，现实情况肯定受上述因素和一些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