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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吞了口唾沫。

“还有，为什么你今天没穿制服？”他问道。

眼前这一刻最令她害怕。她不怕对母亲撒谎，说她要去萨尔茨堡探望妹妹几天；她不怕说服林务官的儿子驾车载她来医院——现在林务官的儿子正在医院大门外等着她；她也不怕跟自己的财物、教堂和维也纳森林的安逸生活道别。但她害怕对他坦白：她爱他，愿意为他冒生命危险，并以未来作为赌注。因为她可能看走眼。这不是指他对她的感觉，这一点她很有把握，她怕看走眼的是他的人品和骨气。他有没有勇气和魄力去做她建议的事？至少现在他很清楚，去南方攻打苏联人并不是他的战争。

“我们应该有多一点时间了解彼此的。”她说，把手放在他的手上。他抓住她的手，紧紧握住。

“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她说，捏了捏他的手，“一小时后，有一班列车开往巴黎。我买了两张票。我的老师住在那里。”

“你的老师？”

“这故事说来话长，反正他会接应我们的。”

“接应我们？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住在他家。他一个人住。而且据我所知，他没什么朋友。你的护照在身上吗？”

“什么？有……”

一时之间他不知该说什么，仿佛正纳闷自己是不是读那本竹筏男孩的书读到睡着，而眼前这一切只是一场梦。

“有，护照在我身上。”

“很好。去巴黎要两天。我们有座位，我也带了很多食物。”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为什么要选巴黎？”

“巴黎是个大城市，一个可以让人消失的大城市。听好了，我带了一些父亲的衣服放在车里，你可以在车上换便服。他鞋子的尺寸是……”

“不行。”他举起一只手。她那些如潺潺溪水般不断流出的热切话语陡然停住。她屏住呼吸，注视他沉思的面容。

“不行，”他又低声说了一次，“这样太蠢了。”

“可是……”她的胃似乎被一个大冰块给塞住。

“穿军服旅行比较好，”他说，“一个年轻人穿便服只会引起怀疑。”

她心花怒放，不知该说什么，只是更用力地握住他的手。她的心欢声歌唱，喜悦无比，令她不得不叫它少安毋躁。

“还有一件事。”他说，双腿一晃，来到床下。

“什么事？”

“你爱我吗？”

“爱。”

“很好。”

他已穿上夹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