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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奥斯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列宁格勒。
火焰照亮灰沉沉的夜空,仿佛肮脏的帆布顶棚覆盖在单调荒芜的土地上。光秃秃的野地将我们包围。苏联军队可能发动了攻击,也可能只是佯攻,我们无从得知,通常我们要等到仗打完才能知道准确战情。丹尼尔再度证明了他神枪手的实力。倘若他过去不是传奇人物,那么今天他也挣得了永垂不朽的名声。他在半公里的距离外射杀了一个苏联狙击手,然后进入无人地带为那个狙击手举行基督教葬礼。我从没听说有人做过这种事。他还带了一顶苏联军帽回来,以做纪念。然后他和往常一样慷慨激昂,唱了一首歌娱乐大家(几个出于嫉妒而不捧场的扫兴家伙除外)。能有这么一个英勇果敢的朋友,我深感荣幸。虽然这场战争有时看起来似乎永远没有尽头,而且我们的祖国牺牲极大,但丹尼尔这样的人给了大家希望,我们将会阻止布尔什维克,返回安全、自由的挪威。
哈利看了看表,继续往下读。
一九四二年新年前夜,列宁格勒。
……我看见辛德眼中的恐惧,不得不说几句安慰的话,让他在站岗时放松一点。机枪哨那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其他人都回碉堡去了,丹尼尔的尸体直挺挺地躺在弹药箱上。我从弹带上又刮了一些丹尼尔的血下来。月亮放出光芒,天上飘着雪,这是个美丽的夜晚,我想我该来收拾丹尼尔的遗骸,让他再度完整如初,可以站起来领导我们。辛德不懂这些。他是个跟班、投机主义者、告密者,看谁可能赢他就跟谁。这一天所有的事物在我、在我们、在丹尼尔眼中看起来都最为黑暗。辛德也会出卖我们。我迅速后退一步,来到他身后,抓住他的额头,挥出刺刀。动作必须非常灵巧熟练,才能划出够深、够干净的一刀。那刀一划下去,我就知道已经得手,立刻放开了他。他慢慢转过身,用他那猪猡般的小眼睛看着我,他似乎想大叫,但刺刀割断了气管,只听见伤口裂缝发出嘶嘶声,那里有鲜血涌出。他双手抓住喉咙,想阻止生命流失,但只是让鲜血从手指之间细细地喷射出来。我摔在地上,在雪地里急忙往后爬,以免鲜血喷上我的制服。如果他们要调查辛德的“叛逃案”,我制服上的鲜血可就说不清了。
等他不动了之后,我把他背部朝下翻过来,拖到弹药箱上。幸好他跟丹尼尔的身材相近。我找出辛德的身份证明文件(我们不论日夜都把身份证明文件带在身上,万一被拦下来,身上却没有证件证明我们的身份和军令——步兵团、北部战线、日期、钢印等,就可能被当作逃兵当场枪决)。我卷起辛德的身份证明文件,塞进我挂在弹带上的水壶。然后我把包在丹尼尔头上的麻布袋拿下来,包到辛德头上。最后,我把丹尼尔背在身上,搬进无人地带,把他埋在雪里,就如同丹尼尔埋葬苏联士兵乌利亚那样。我留下丹尼尔的苏联军帽,唱了一首赞美歌《主是我们的坚固堡垒》,还唱了《加入火焰周围的人群》。
一九四三年一月三日,列宁格勒。
今年冬天是暖冬。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一月一日早晨,运尸兵接到命令,来把弹药箱上的尸体运走。当然了,他们认为他们用雪橇拖去北区总队的是丹尼尔的尸体。现在只要一想到这件事,我还是会大笑。不知道他们把尸体扔进墓地前,会不会把他头上的麻布袋拿下来,反正无所谓,运尸兵也不认识谁是丹尼尔、谁是辛德。
我唯一担心的是爱德华似乎怀疑辛德没有叛逃,而是被我杀了。不过他也拿我没办法。辛德的尸体已经跟数百具尸体躺在一起,被火焚烧得认不出来了(愿他的灵魂永远被火焚烧)。
但昨天晚上站岗时,我必须实施更为大胆的计划。我逐渐发现不能把丹尼尔的尸体留在雪地里。今年冬天这么暖,丹尼尔的尸体随时有可能暴露出来,那么尸体被调包的事便会曝光。我晚上开始梦见春天冰雪融化后,狐狸和臭鼬啃食丹尼尔尸体的景象,于是我决定把他挖出来,埋进墓地。毕竟那是块神圣的土地。
当然了,比起苏联人,我更担心我们自己的哨兵,所幸坐在机枪掩体里的是辛德那个脑袋迟钝的同伴侯格林。此外,今晚乌云密布,更重要的是,我感觉到丹尼尔跟我在一起,是的,他跟我在一起。我好不容易才把他搬上弹药箱,正要在他头上套上麻布袋,他竟然微笑了。我知道缺乏睡眠和饥饿会让人产生幻觉,但他僵死的脸庞就在我眼前改变了形状。最奇妙的是那并不让我害怕,我反而觉得很开心、很有安全感。然后我偷偷溜回碉堡,像个孩子般甜甜睡去。
一小时后,爱德华把我叫醒,我觉得先前的一切仿佛一场梦。我自认为看见丹尼尔的尸体再次出现时,脸上的惊讶表情相当自然。但这并不足以让爱德华信服。他确定那是辛德的尸体,也确定是我杀了辛德,并把辛德的尸体放上弹药箱,希望运尸兵以为他们上次忘了把尸体收走,而再来收一次。侯格林把麻布袋拿下来,让爱德华看见那的确是丹尼尔的尸体。他们两个人当场看得目瞪口呆。我尽力忍着才没笑出来,不然就泄露了我跟丹尼尔的秘密。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七日,列宁格勒,北区总队,战地医院。
苏联战斗机扔下的那颗手榴弹打中了侯格林的钢盔,钢盔在雪地上旋转。我们仓皇躲避。我距离手榴弹最近,心想这下我们三个人(爱德华、侯格林和我)全都难逃一死。奇怪的是,我的最后一个念头竟然是觉得命运太捉弄人,我才刚刚救了爱德华,没让他丧生在侯格林那可怜家伙的枪口下,结果却只是延长他短短两分钟的生命而已。幸好苏联手榴弹粗制滥造,我们三个人幸运地逃过一劫。我一只脚受伤,一枚碎片穿透钢盔插入额头。
也是机缘巧合,我被送到丹尼尔的未婚妻辛娜·奥萨克护士负责的病房。起初她没认出我,但那天下午她走过来跟我说挪威语。她非常美丽,我清楚地意识到为什么我想娶她。
欧拉夫·林维连长也在同一间病房,他那件白色真皮外套就挂在床边挂钩上。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件外套一定要挂在床边,可能是为了伤一复原就能立刻走出病房,重返战场。战场上十分需要他这样的人才,我听得见苏联大炮节节进逼。一天晚上,林维连长尖声大叫,可能是做噩梦了,辛娜护士进来给他打了一针,可能是吗啡。林维连长再度睡去,我看见辛娜抚摸他的头发。她好美,我想呼唤她到我床边来,告诉她我是谁,但我不想吓到她。
今天他们跟我说,我要被送往西部,因为药品送不过来。没有人跟我说我的病情如何,但我的脚很疼。苏联人越来越接近了,我知道这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维也纳森林。
她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丽、最聪明的女人。你可以同时爱上两个女人吗?是的,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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