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避之屋（1/2）

the shunned hoe

本文写于1924年10月下旬，洛夫克拉夫特在世时，此文并未在任何杂志上发表。不过在1928年，在朋友的支持下，这篇小说有幸以私印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发行了大约250册。1937年洛夫克拉夫特去世后，《诡丽幻谭》终于在同年的10月刊上发表了这篇故事作为悼念。创作这篇小说时，洛夫克拉夫特已经从普罗维登斯搬到了纽约居住。此文在一定程度上也掺杂了他对于普罗维登斯的怀念之情。他在文中提到那个地方（普罗维登斯市邦尼菲特街135号）是真实存在的，洛夫克拉夫特对那栋房子非常熟悉，因为他的姑妈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但是，“畏避之屋”的真正原型其实是一栋位于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的古屋——他在当地旅行时曾探访过那个地方，并且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信件中表示那房子让他想要“创作一个发生在普罗维登斯，以巴比特夫人的房子为基础的新恐怖故事”。

《畏避之屋》的打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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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最骇人的恐怖见闻往往也少不了让人觉得有讽刺的地方。有时候，这种讽刺的感觉来源于事件本身；另一些时候，只在偶然与事件中的人物或地点有所关联。古城普罗维登斯里发生的一件事情恰巧极为贴切地验证了后一种情况。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当埃德加·爱伦·坡徒劳地向才华横溢的女诗人惠特曼夫人大献殷勤的时候，他经常会在这座古城里逗留。坡通常会居住在邦尼菲特街上的公馆之家里（在改换店名之前，那里曾是招待过华盛顿、杰斐逊与拉斐尔的金球旅馆）。在散步的时候，坡总喜欢沿着这条街往北一直走到惠特曼夫人的家里，或是附近山腰上的圣约翰斯墓园旁——对他而言，那一大片竖立在墓园里的十八世纪墓碑总有一种奇特的魅力。

然而，这也正是事情最为讽刺的地方。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恐怖与怪诞文学大师沿着这条路走过许多次，而他每次散步都必定会经过一栋位于大街东面的屋子；那栋肮脏破旧的屋子就坐落在陡峭山坡上，屋子旁还有一片荒草丛生的大庭院——那个院子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这片地区还只是空旷荒野之时。坡似乎从未描写或谈论过这个地方，甚至也没有证据说明他曾留意过这里。然而，在另外两个掌握着某些信息的人看来，这栋屋子堪比——甚至能够胜过——那位经常在不知不觉间经过它的天才所创造出的最狂野的幻想。它荒凉地耸立在那里，不怀好意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仿佛是一切难以言说的恐怖凝聚而成的一个象征。

那屋子曾经是个很容易吸引好奇者注意的地方——事实上，它现在依旧有着这样的吸引力。那里原本是一座农舍，或是类似农舍的建筑，遵循着十八世纪中叶新英格兰地区常见的殖民地建筑风格——它有着颇为富贵的尖形屋顶，两层楼房，没开天窗的阁楼，乔治亚风格的门廊以及恪守当时品味的内部嵌板。屋子面朝南方，几扇位于一面山墙上的低矮窗户掩藏在向东隆起的小山下，而其余的窗户则全都暴露在地基之上，正对着街道。一个半世纪以来，为了让道路变得更直，坡度变得更缓，人们对与它相邻的街道进行了大量的改造工作，而它的建筑结构也随着邻近地区的改造工程一改再改。邦尼菲特街，最初名叫贝克街，原本是一条在早期殖民者的墓地间蜿蜒辗转的小道；直到人们将死者全都迁移到了北墓地后，它才能体面地横穿那些古老的家族土地，变成一条畅通无阻的大路。

起初，屋子朝西的墙壁坐落在高出路面二十英尺的陡峭草地山坡上；但在独立战争时期，居民们扩宽了街道，刨掉了屋子与街道间的大部分山坡，并将屋子的地基完全暴露了出来。于是，有人在地窖前修建了一面砖墙，为原本深埋地下的地窖打造了一个正对着新扩街道、拥有两扇窗户与一扇大门的门面。一个世纪前，人行道修建完成的时候，夹在公路与屋子之间的空地已经被完全刨掉了；因此，坡在散步的时候肯定只能看到一面与人行道齐平的陡峭暗灰色砖墙，以及搭建在十英尺高的砖墙上方的古老木结构房屋。

那片像是屋后农场的土地沿着山坡向上远远地延伸出去，几乎贴到了惠顿街的侧旁。而屋子的南面，那片挨着邦尼菲特街的土地，自然比现存的人行道远远高出一截，形成了一座梯台。由布满苔藓的潮湿石块堆砌而成的旱堤充当了围绕梯台的护墙。一条陡峭又狭窄的阶梯深嵌在旱堤里，被峡谷般的墙面挤夹着，向上延伸到了梯台的表面。那上面只有斑斑秃秃的草地，潮湿黏滑的砖墙以及无人照料的花园。花园里满是从木头三脚架上垮塌的残破水泥瓮坛与已经锈蚀的金属壶罐。其他类似的零星玩意则散落在饱经风吹雨打的正门边。正门上的扇形楣窗已经破损了，爱奥尼式立柱与三角形的楣饰如今早已蛀虫丛生、腐朽不堪。

小时候，我只知道这栋让居民们唯恐避之不及的屋子里死过很多人——多到足以让人紧张与焦虑。他们告诉我，正因为这个原因，房屋最初的主人在屋子建成大约二十年后也从里面搬了出去。也许是因为地窖聚集着湿气与真菌；也许是因为空气里总是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气味；也许是因为门厅时常有轻微的气流；抑或是因为井和泵出来的水有问题，总之这是个明显不太正常的地方。这些问题简直糟透了，而且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对这些说法深信不疑。只有伊莱休·惠普尔医生——我那位热爱收藏研究古物的叔叔——所写下的笔记为我详尽地披露出了一些更加阴暗与晦涩的猜想。过去，这些猜想曾在仆从与底层人群间形成过许多暗中流传的民间故事；但它们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待到普罗维登斯变成一个有着许多流动人口的大都会后，这些猜测大多已经被居民们遗忘了。

事实上，社会上的中坚群体始终没有将它看成是一栋真正意义上“闹鬼”的屋子。有些故事谈论到了咔咔作响的锁链，冰冷的气流，熄灭的光芒，窗户上的人脸，但它们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有些持有极端看法的人偶尔会认为那屋子“不太吉利”，可即便是他们也不会提出更加怪诞的观点。不过，有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死在那屋子里的人数量多得可怕——更准确地说，曾经有数量多得可怕的人死在了那屋子里——因为在六十年前，那里发生了一些怪事，所以这座建筑被彻底废弃了，因为不可能还有人愿意租借它。那些不幸送命的人并非全都有着某个特定的死因；实际上，他们更像是被什么悄悄地耗尽了体力，因此在遇到原本只会导致身体虚弱的变故时就早早地送命了。而那些活着的人也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贫血或虚弱，偶尔还伴随有脑力衰退的迹象，这让那屋子显得非常不宜居住。必须要说明的是，相邻的几座建筑似乎完全没有表现出这种危害身体健康的情况。

过去，我只是知道这些情况，不过，由于我坚持不懈地追问，叔叔向我展示了他的笔记，而这本笔记最终促使我俩展开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调查活动。自我的童年时代起，这栋让居民们畏避的屋子就一直空着。高高的梯台庭院里生长着满是瘤节、不结果实的可怕老树，纤细瘦长、颜色苍白得有些古怪的草地，以及畸形得让人厌恶恐惧的野草——就连飞鸟也不愿在那里逗留。那个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子经常会跑过那个地方。我依旧记得自己在年幼时感受到的恐惧——我不仅害怕那些不祥草木所呈现出的病态异状；也害怕那种弥漫在这座荒废农舍周围的诡异氛围与气味。我们经常会从没有上锁的前门进去，展开一段令人胆寒的探索之旅。屋子上的小格窗户大多已经被打破了，松松垮垮的墙面嵌板，摇摇晃晃的室内百叶窗，剥离打卷的墙纸，脱落倒塌的灰泥，吱呀作响的楼梯，以及残存下来的破旧家具零件，始终萦绕着一种叫人难以描述的荒凉感觉。而灰尘与蛛网更为它们增添了几分恐怖；若是哪个孩子自愿登上通往阁楼的梯子，那绝对算得上是非常勇敢的举动——那需要他在屋梁底下走上很长一段路，而且在那个地方只有在山墙上闪耀的小小窗户可以提供一丁点儿照明。这条路上堆满了大量橱柜、椅子与纺轮留下的残骸——无穷岁月的积淀将它们包裹、装点成了许多可怕而又可憎的模样。

但说到底，屋子里最恐怖的地方并不是阁楼，而是阴冷潮湿的地下室。虽然它临街的一侧完全位于地面之上，而且与外边繁忙的人行道只隔着一堵开设有大门与窗户的薄薄砖墙；但不知为什么，那个地方总会让我们产生最强烈的抵触情绪。因此我们总会在地窖前犹豫不决，不知道是该沉浸在关于幽灵的幻想里走下去一探究竟，还是该避开它以保全我们的灵魂与心智。首先，在整栋屋子里，地窖是恶心气味最为浓烈的地方；其次，我们也不喜欢那些一到夏季多雨的天气就会从坚硬泥土地面下零散冒出来的白色真菌。这些蕈菌与生长在屋外庭院里的草木有着某种怪诞的相似之处，而且全都有着极为恐怖的模样。它们就像是在笨拙而又令人憎恶地模仿着毒蕈与印第安烟管 (1) ，我们从未在其他地方看过与它们类似的真菌。这些蕈菌腐烂得很快，并且会在某个阶段散发出微弱的磷光；因此在晚上经过屋子的人偶尔会声称自己在弥漫恶臭的窗户边看到残破的窗格玻璃后闪烁着女巫的鬼火。

我们从不会在夜晚进入地窖——即便是在万圣节情结最疯狂的时候，我们也不曾尝试过——但我们在白天进入地窖探险时，偶尔会看见那种磷光，尤其是在天色阴沉、空气潮湿的时候。此外，我们也经常察觉到另一些不太引人注意的东西——那是些非常奇怪的东西，不过，我们最多也只能察觉到一些痕迹。这是一种出现在泥土地板上、略微有些模糊的泛白图案——像是模糊、变幻的霉菌或硝盐沉积物。地下室的厨房里有一个巨大的壁炉，我们偶尔会在壁炉周围稀疏生长的真菌丛里察觉到这种痕迹。偶尔，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那片痕迹不可思议地像是一个蜷曲起来的人形；不过，通常情况下，这些痕迹并不会勾起任何联想，甚至在很多时候，我们根本看不见这样的白色沉积物。在某个下过雨的午后，这种近乎幻觉的痕迹似乎变得特别明显，此外，我还幻想着自己瞥见那些硝石沉积物上腾起了一种闪闪发光的淡黄色稀薄蒸气，缓缓地飘进了敞开着的壁炉里。我向叔叔提起过这件事。他被我这种古怪的臆想给逗乐了，不过他的笑容里似乎也夹杂着一些回忆。后来，我在某些普通居民谈论的狂野古老传说里听到了类似的想法——有个故事同样提到了一些如同狼一般的恐怖幻影变成烟雾出现在大烟囱上，以及某些蜿蜒的树根穿过松动的基脚，钻进地窖里形成了奇怪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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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成年后，叔叔才向我展示了他收集的与那栋让人畏避的屋子有关的笔记与材料。惠普尔医生是个在头脑清楚、观念传统的保守派医生。虽然他对那个地方很有兴趣，但却并不喜欢鼓励其他年轻人研究这栋颇为反常的屋子。他简单地认为那屋子——那个地方——肯定格外肮脏污秽，所以才害得那些生活在屋子里的人生了病。但是，他不认为屋子本身有什么怪异反常的地方；不过，他也明白，屋子周围那些让他颇感兴趣的奇特景致会在孩童们那爱幻想的大脑里构建出各种各样阴森可怕的联想。

惠普尔医生没有结婚。他是个头发花白，胡子刮得很干净的老派绅士，也是个在本地小有名气的历史学家，并且经常与那些坚持传统同时又热爱争辩的人——例如，西德尼·s．莱德还有托马斯·w．比克内尔——发生争论。他与一个仆人居住在一座乔治亚式的农场里。那是一座有着门环与铁栏杆阶梯的大房子。它怪异地矗立在北科特街的一处陡峭山坡上，紧紧地挨着古老的红砖法院与殖民地大楼（他的祖父——1772年率众烧毁英王殿下的武装纵帆船“葛斯比号”的著名私掠船船长惠普尔先生的堂兄——就曾于1776年5月4日在这座大楼里参与了罗得岛殖民地独立的投票表决）。惠普尔医生在这座房子里开辟了一间低矮、潮湿的藏书室。那里面安装着笨重的雕花壁炉饰架，四周墙上的白色嵌板透着一股子霉味，而墙上的小格窗户上还影影绰绰地映着爬墙藤的影子。藏书室里存放着许多有关他古老家族的记录与遗物——而其中的许多收藏都与班尼菲特街上那栋让人畏避的屋子有着含糊的联系。当然，那座声名狼藉的建筑本身也在距离藏书室不远的地方，因为班尼菲特街恰好经过法院大楼上方，沿着陡峭的山坡一直攀升到最早期的殖民地所在的位置上。

随着我逐渐成熟懂事，加上多年坚持不懈的纠缠，叔叔最终还是将他收藏的我所感兴趣的知识告诉了我。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份非常古怪的编年史。虽然其中有些地方显得极其冗长啰嗦，充满了统计数据和乏味的宗谱知识，但那种消散不去的恐怖与超自然的恶意依旧在文件里留下一条绵延不断的线索。这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甚至比它给那位优秀的医生所留下的印象还要深刻。许多独立的事件都有着不可思议的联系，而一系列看起来毫无关联的变故却隐藏着令人胆寒的可能性。全新的、同时也更加热切的渴望开始生根发芽，相比之下，那些童年时期的好奇显得既苍白又幼稚。

这些发现让我进行了一次详尽彻底的调查，并最终让我们进行了那次让人心惊胆战的探险——事实证明，对于我和我的叔叔而言，这是一场灾难。因为，叔叔最后还是固执地加入了我展开的调查行动，并且在一个夜晚与我一同走进了那屋子——但是他并没有与我一同离开。他过世后，我一直觉得很孤单——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漫长的一生里充满了荣誉、美德、善举，以及渊博的学识与高尚的品位。为了纪念他，我在圣约翰墓地——坡最喜欢的地方——安葬了一只大理石骨灰瓮。那是一片位于山坡之上、生长着巨大柳树的隐秘树林，坟冢与墓碑安静地蜷缩在由教堂、房屋与班尼菲特街的旱堤组成的古老建筑群中间。

打开这座由日期与历史组成的迷宫，我并没有在这屋子的早期历史里找到一丁点儿凶恶不祥的迹象——不论是它的建造过程，还是那个主持兴建它的显赫家族都显得非常稀松平常，没有丝毫异样。不过，灾祸的第一个征兆却很明显，而且征兆的数量很快便增加到了凶险不祥的地步。叔叔仔细地整理出了自1763年房屋兴建时起的所有记录，并且为这一主题补充了多得不同寻常的细节。据说，最初入住那栋畏避之屋的是威廉·哈里斯与他的妻子拉比·德克斯特，以及他们的四个孩子：1755年出生的埃尔卡纳，1757年出生的艾比嘉，1759年出生的小威廉还有1761年出生的露丝。哈里斯是个体格结实的商人，同时也是往返于西印度航线的水手。他与俄巴底亚·布朗以及布朗的侄子合办的商行有着密切的往来。1761年布朗死后，新商行尼古拉斯·布朗公司将他安排到了普罗维登斯建造的一百二十吨双桅横帆船“谨慎号”上担任船长职务，并且授权他修建一座新的住宅——这也是他自结婚以来一直期盼着的事情。

当时，位于拥挤的齐普赛街上方、沿着山坡延伸的新贝克街刚经历过一次改造，而哈里斯便将新宅的地址定在了一段新建成的直道边。这是个再好不过的位置，而且建筑本身与周围的环境也很搭配。对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来说，这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当时，他的妻子正准备生下他们的第五个孩子，为了迎接这个全家期盼着的新生命，哈里斯匆匆忙忙地搬进了新房里。十二月份，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但却是个死胎。而且，在那之后一个半世纪里，屋子里没有诞生过一个活的婴儿。

到了第二年四月份，哈里斯家的孩子们纷纷染上了疾病。不出一个月，艾比嘉与露丝就夭折了。乔布·艾伍兹医生为孩子们进行了诊断，并将问题归结为某种儿童易感的热病；不过，其他人认为这仅仅是消瘦，或者虚弱导致的恶果。不论如何，这似乎是种有传染性的疾病；哈里斯家原本有两位仆人，但到了六月份，其中一个仆人汉娜·鲍恩也因为类似的原因去世了。剩下的那个伊莱·里德逊也经常抱怨身体虚弱，过度劳累；他原本打算返回瑞和柏斯，在自己父亲的农场里休养，但却因为突然爱上接替汉娜·鲍恩的新仆人梅海塔布尔·皮尔斯，最终还是留了下来。结果，到了第二年，他也死了——那是个让人悲伤的年份，因为在同一年，威廉·哈里斯也死了。由于职业的缘故，在过去的十年里，威廉·哈里斯花了很多时间待在马丁尼克岛上，当地的气候早已让他变得非常虚弱。

寡妇拉比·哈里斯一直没能从失去丈夫的哀痛中恢复过来，而两年后长子埃尔卡纳的过世给了她最后一击。1768年，她患上了一种较为温和的疯病，此后一直被关押在屋子的上层房间里；她那没结婚的姐姐玛西·德克斯特搬进了屋子，开始代管哈里斯家的事务。玛西是个淳朴、瘦削但却很有力量的女人；但在搬过来的那段时间里，她的健康状况也出现了明显的衰退。她全心全意地照料着不幸的妹妹，并且特别关爱自己仅存的侄子威廉——此时，他已经从一个壮实的婴儿长成了一位瘦削多病的小伙子。这一年，仆人梅海塔布尔也死了；另一个仆人，帕哲伍德·史密斯，辞职离开了，甚至都没留下一个条理清楚的解释——不过，他说到一些疯狂的传说，并且抱怨说他不喜欢那地方的气味。一时间玛西也招募不到其他的帮手，因为这屋子在五年里死了七个人，疯了一个，这些事情已经引起了许多的炉边传说，而且这些传说后来发展得更加离奇怪异。不过，她最终还是从城外请来了几个仆人；其中有安·怀特，一个来自北金斯顿某处（如今已经分离成为埃克塞特的镇区）的乖张女人，以及一个名叫泽纳斯·罗尔、非常能干的波士顿人。

然而，正是她雇佣的安·怀特让那些不祥的闲言碎语第一次有了明确的轮廓。在雇佣来自努斯莱克丘陵的居民前，玛西应该多做一些了解；在那个时候，那片偏僻的蛮荒林地流行着许多极度令人不安的迷信。而且即便到了现在，那里的情况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在1892年的时候，埃克塞特的一个社区还曾发掘出过一具按照某种仪式焚烧过心脏的尸体，似乎是有人想要阻止某些谣传中的灾祸危害公众的健康与平静。在1768年，持这种观点的人或许也会想到同样的做法。安是个多嘴的人，而且话多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没出几个月，玛西就辞退了她，并且又请了一个来自纽波特、名叫玛丽亚·罗宾斯的亚马逊人取代了安的工作。

与此同时，可怜的拉比·哈里斯变得更加疯癫了。她开始在疯病发作时谈论某些让人极度毛骨悚然的噩梦与幻想。有时，她会高声呼喊出让人无法忍受的尖叫，而在大多数时候，她会描述一些令人尖叫的恐怖事物——为此，她的儿子不得不临时搬到了位于新修的学院大楼一旁的帕斯特瑞安巷里，与自己的堂兄皮莱格·哈里斯住在了一起。在借宿过一段时间后，那个孩子的身体状况似乎有了改善；虽然玛西满怀好意，但如果她足够聪明的话，就应该将自己的侄子留在皮莱格身边，一直住下去。每每提到哈里斯夫人在疯病剧烈发作时高声呼喊的内容，传说就会变得格外含糊其辞；或者，人们觉得若是转述那些耸人听闻的言词，那么自己的故事就会因为太过荒诞悖常而变得毫无意义。一个仅仅接受过法语入门教学的女人为何会经常使用这种语言高声呼喊出粗俗、地道的词句？或者，一个单独囚禁、被人看守着的女人会狂乱地抱怨说有某个瞪着眼的东西在咬她？这样的叙述听起来肯定非常荒唐。1772年，仆人泽纳斯死了；而当哈里斯夫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她哈哈大笑起来，表现出了令人惊骇的愉快神情——这完全不像是她的作为。一年后，她也死了。人们将她安葬在北墓地里，与她丈夫的坟墓紧靠在一起。

1775年，美洲殖民地与大英帝国之间的战争爆发了。虽然威廉·哈里斯当时只有十六岁，是个身体羸弱的小伙子，但他还是设法通过了征兵审核，加入了格林将军手下观察兵团；从那时起，他的健康与声望开始与日俱增。到了1780年，他已经成了罗得岛兵团的上尉，驻扎在新泽西州，听从安吉尔上校的指挥。他遇见了来自伊丽莎白敦的菲碧·赫特菲尔德，然后娶了她。第二年，在荣誉退伍之后，他带着她回到了普罗维登斯。

年轻的士兵回到了故乡，但这并不完全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情。的确，那屋子依旧保存得相当完好；街道也已经得到了改造扩宽，而它的名字也从最初的“贝克街”换成了现在的“邦尼菲特街”。但玛西·德克斯特原本健康的身体却发生了令人悲伤的奇怪衰退，她变成了一个佝偻的可怜女人，说话的声音空洞含糊，脸色也苍白得让人担忧——玛丽亚，那个留下来的仆人，也极为异常地表现出了类似的情况。1782年的秋天，菲碧·赫特菲尔德在屋子里生下了他们的女儿，但却是个死婴。第二年五月十五号，玛西·德克斯特告别了她朴素、高尚同时也辛勤操劳的一生。

威廉·哈里斯最终意识到了问题，他确信自己的住处是个极度危害身体健康的地方。于是，他打算从里面搬出来，并且永远关闭这屋子。首先，他在新开张的金球旅馆里为自己与妻子寻找了一个临时的住处；然后，他又在威斯敏斯特大街上修建了一栋舒适的新房子。房子位于格雷德大桥的另一侧，属于镇子扩建后的新区。1785年，他的儿子迪提出生在他们的新家里；这家人一直住在那儿，直到后来商业活动占领了那块地方，于是他们被迫迁移回了河的这一侧，居住在了安吉尔大街的小山丘上。这里是新规划出的东部住宅区（1876年的时候，当时尚在人世的阿切尔·哈里斯还在那儿修建了他那座有着法式屋顶、极尽奢华却丑陋难看的豪宅）。威廉与菲碧全都死于1797年爆发的黄热病大流行，但迪提却被他的堂兄拉思伯恩·哈里斯，皮莱格的儿子，给带大了。

拉思伯恩是个务实的人，尽管威廉希望让那栋位于邦尼菲特街上的屋子一直空着，但他依旧将屋子租了出去。他觉得自己必须充分利用孩子的财产，这是他对被监护人应尽的责任。虽然死亡与疾病让屋子里的房客换了一拨又一拨，虽然人们越来越厌恶那座房子，但他却并不在意。恐怕他只在1804年的时候为屋子烦恼过一段时间——当时，有四个人在屋子里相继死亡，这引起了市民们的广泛讨论，有些人猜测这可能是由当时正在逐渐消失的流行性热病造成的，因此市议会命令他用硫磺、柏油和樟脑将整个屋子熏蒸一遍，彻底消毒。他们说，那地方有一种像是热病的气味。

另一方面，迪提也很少思索那屋子里发生的事情，因为他成为了一名私掠船上的水手，参加了1812年战争，并且在卡霍船长率领的“警戒号”上有着极其出色的表现。战后，他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家乡，并且在1814年结了婚，然后又在1815年9月23日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成为了父亲；那晚，海湾里的潮水在狂风的驱动下冲上了堤岸，淹没了半个镇子，还将一艘高高的单桅小帆船送上了威斯敏斯特大街——这艘帆船的桅杆几乎拍打到了哈里斯家的窗户，它以一种充满象征意味的方式宣告这个新出生的男孩，维尔康，是一名水手的儿子。

维尔康比父亲死得更早。1862年，他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光荣牺牲。他和他的儿子阿切尔只知道那令人畏避的屋子是一处令人厌恶的地方，几乎不可能租借出去——他们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屋子长年无人打理，产生了大量霉菌与令人作呕的臭味，才落得这样的结果。事实上，在1861年，屋子里发生了一连串的死亡事件——这起最终的惨剧甚至让人们将激烈的战况抛到了脑后——而在那之后，再也没有人愿意租住那屋子。而卡林顿·哈里斯，这位哈里斯家族的最后子孙，在听我叙述完自己的经历前，只把那屋子看成是一处聚集了许多传说、荒废已久、有点儿诱人产生幻想的地方。他原本打算拆毁那屋子，并在原地新建一栋公寓，但在听过我的叙述后，他放弃了原有的计划，决定把它留下来，加装上新的管道系统，然后再租出去。对他而言，想要招来房客并不是件难事。毕竟，屋子里的威胁已经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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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哈里斯家族的历史给我带来了极为强烈的震动。我仿佛在这份连续的记录里寻见了某种纠缠不散的邪恶，它与我所认识的自然界里的一切事物都不相同；而且，这种邪恶显然与那屋子——而非那个家族有关。叔叔收集的许多没有经过系统整理的零散资料也证实了我的看法——这些资料中有从仆人们的闲言碎语里抄录下来的民间传说，也有相关事件的剪报，还有医生开出的死亡证明复印件等等。我没法完整地给出所有的材料，因为叔叔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古物收藏家，而且对那令人畏避的屋子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但我或许能够给出一些较为重要的事——这些事曾反复出现在许多有着各式各样来源的报道里，因而显得格外引人注意。例如，那些流传在仆人间的传说几乎一致认定屋子下方那个长满真菌、弥漫有恶心臭味的地窖是最为邪恶的地方。有几个不愿意使用地窖里的厨房的仆人——特别是安·怀特——以及至少三则清晰可查的传说都提到地窖里有某种由树根和霉菌斑点组成的、像是人或者恶魔的奇怪轮廓。我对那些有关霉菌斑点的叙述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我在童年时期就亲眼见过类似的东西；可另一方面，我觉得每一桩叙述里都掺杂进了许多属于本地鬼故事的常见桥段，因而它们所包含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模糊了。

而安·怀特，这个满脑子都是埃克塞特地区迷信观念的女人，提出了最为夸张同时也最为前后一致的传说：她声称那屋子下面肯定埋葬有一只吸血鬼——就是那种依旧保留着自己的肉体，以活物的鲜血和气息为食的死尸。传说，到了夜晚，这些怪物组成的可怖军团就会放出它们的尸体或精魂猎食活物。那些祖母辈的人说，若想要杀死一只吸血鬼，就必须将它从地下挖出来，然后烧掉它的心脏，或者至少也要用一根木桩刺穿它的心脏；所以，安一直孜孜不倦地要求对地窖下方的土地进行全面彻底的挖掘搜索，而这也是她被解雇的主要原因。

不过，她的故事依旧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此外，由于屋子所在地曾是一片坟场，所以人们也很容易接受这种观点。在我看来，这些故事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倒不是因为屋子所处的环境位置，而是因为它们以一种贴切得有些诡异的方式印证了一些别的事情。比如，那位辞职离开屋子的仆人帕哲伍德·史密斯从未见过安，也从未听说过她的故事，却也抱怨说晚上总有某些东西“吮吸他的气息”；其次，由奇德·霍普金斯医生出具的1804年热病患者尸检报告中显示，四名死者都表现出了难以解释的贫血症状；此外，可怜的拉比·哈里斯在胡言乱语的疯话中也提到了某个目光呆滞、半透明的存在，以及它露出的尖利牙齿。

虽然我不想理会那些毫无根据的迷信观点，但这些事情仍让我有了某种古怪的念头。而另外两条关于畏避之屋内有人丧生的新闻报道也加强了这种念头。这两条新闻报道相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其中一条刊登在1815年4月12日的《普罗维登斯公报与乡村日报》上，另一条则刊登在1845年10月27日的《每日抄录》上——两条新闻分别详细描述了两起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但二者的内容却明显有着一些重叠的地方。其中，1815年死亡的是一位温和慈祥、名叫斯塔福的老太太；而1845年死亡的是一位名叫埃利埃泽·德菲的中年教师。根据新闻报道，两名病人死前都表现出了非常可怕的变化；他们瞪圆了自己混浊的眼珠，并且试图撕咬主治医生的喉咙。然而，那起最终让房屋租赁业务彻底停摆的事件却更加诡异——起先，一些居住在屋子里的人发了疯，他们纷纷开始狡诈地割开自家亲属的喉咙或腰腹，试图用这种方式夺走被害者的性命，而后这些疯子又因为贫血一个接一个地死掉了。

这件事情发生在1860年到1861年的那段时间里。那会儿，叔叔刚开始自己的医学实习工作；在赶赴前线之前，他从共事的职业医生前辈那里听说了不少有关这件事的议论。然而真正不可思议的却是事情的一桩插曲：由于屋子里弥漫着恶心的气味，还有着众所周知、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名声，因此除了那些愚昧无知的家伙外，根本不会有其他人来租用这屋子；然而，这些人在疯癫时却会操着一口法语喋喋不休地大声咒骂，即便他们根本不可能学习过这种语言。这不免让人想起了在一个世纪前生活在屋子里的拉比·哈里斯。这件怪事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叔叔，自战场上回来后不久，他便从切斯医生与惠特马什医生那里打听到了第一手的叙述，接着便展开了相关历史资料的收集工作。事实上，我知道叔叔曾深入思考过屋子里发生的事情，也知道我的关注让他感到备受鼓舞——毕竟我是一个思想开明同时也愿意赞同他观点的关注者，这意味着他可以与我讨论那些其他人只会付之一笑的东西。虽然他的想象不如我那样夸张，但他依旧觉得那屋子有着激发人们想象的潜力。这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值得将它当作一个能够授予人们怪诞和恐怖灵感的地方多加注意。

就我而言，我更愿意严肃认真地看待整件事情。因此，我不仅回顾了已有的证据，而且还尽己所能地收集了新的证据。虽然年迈的阿切尔·哈里斯已于1919年去世，但他在世的时候，我曾与这位拥有屋子的老人有过多次交谈；此外，我还请他以及他那尚在人世、并未婚嫁的妹妹爱丽丝核对了叔叔收集的有关哈里斯家族的全部材料，从而确保了材料的真实性。可是，当我询问他们那屋子与法国，或者法语有什么关联时，两人均坦白地表示他们和我一样全无头绪，不知所以。阿切尔什么都不知道，而哈里斯小姐也只能说出一个可能有点儿关系的古老故事。那是她的祖父迪提·哈里斯从别处听来的传闻。迪提·哈里斯比他牺牲在战场上的儿子维尔康多活了两年。这位老水手本身并不知道这个传说；他只记得自己最初的保姆，年长的玛丽亚·罗宾斯，似乎隐约察觉到了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或许为拉比·哈里斯胡言乱语的法语词句赋予了某种古怪的意义——毕竟，在那个不幸的女人过世前的最后一段日子里，玛丽亚经常能听到那些疯癫的胡话。自1769年起，到1783年全家搬出屋子时，玛丽亚一直生活在那让居民们畏避的屋子里，而且她亲眼见证了玛西·德克斯特的死亡。有一次，她告诉年幼的迪提玛西辞世前曾出现过一个略微有些古怪的情景，但迪提很快就忘记了玛丽亚的叙述，只记得那情景略微古怪。况且，即便是这件事情，迪提的孙女爱丽丝回忆起来都很困难。至于那屋子，她与她的兄弟都表现得没有兴趣；屋子现在的物主，阿切尔的儿子卡林顿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在经历过那件事情后，我曾和他有过一次交谈。

从哈里斯家族那里搜刮完他们能提供的全部信息后，我将注意力转向了早期的城镇记录与契约证书。在这件事情上，我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甚至比叔叔在同一件事情上偶尔表现出的热情还要迫切得多。我想要获得那个地点自1636年有人定居以来的完整历史记录；或者，如果能够发现任何可以填补资料空白的印第安人纳拉干西特族传说，我甚至会将收集资料的范围扩展到更加古老的过去。起先，我发现那块土地曾是一块长条形的住宅用地中的一截。这块住宅用地最初授予了约翰·思罗克莫顿；这里曾规划过很多块和它相似的长条形区域，而这块区域从河畔的城镇大街起始，一直向上延伸，翻过小山，抵达一条与如今的霍普街勉强重合的分界线为止。当然，这块位于思罗克莫顿名下的土地后来又经历多次分割；我非常努力地追踪到了那块日后贝克街，或者说邦尼菲特街经过的土地。有些传闻说，那里是思罗克莫顿的墓地；但在仔细核对过记录后，我发现当地的坟墓在很早以前就全部迁往波塔克思特西路的北墓地了。

接着，我突然发现了能唤起我最大热情的东西——这件东西将整件事情中最为古怪的几个部分联系了起来。我通过一个非常罕见的机会找到了它，因为它并不属于记录的主体部分，而且很容易被人们忽略。这是一条关于土地租约的记录：1697年，一位名叫依蒂安·胡勒的人和他的妻子租下了一块土地。直到此刻，与法国有关的线索终于浮出了水面——除此之外，这个名字还让我联想到了另一条掩盖得更深的可怕线索，我曾阅读过许多怪异而又混杂的书籍，而这条线索就一直躲藏在这些阅读记忆中最阴暗的角落里——于是，我开始兴奋地研究起了在1747年到1758年贝克街部分改造与拉直工程展开之前绘制的当地区划图。研究的结果基本在我的预料之中，胡勒夫妇曾在一座单层带阁楼的农舍后规划出了自己的墓地，而那令人畏避的屋子就坐落在墓地所在的位置上，而且也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有人迁移过墓地。事实上，文件的结尾部分显得十分混乱；因此，为了找到一扇由依蒂安·胡勒这个名字所开启的大门，我被迫彻底查阅了罗得岛历史协会与谢普利图书馆的档案。最后，我的确找到了些东西；这些东西有着模糊但却极为可怕的含义，因此我立刻开始了新的探险计划，准备进入那令人畏避的屋子，怀着兴奋的心情彻底检查它的地窖。

根据文件记录，胡勒夫妇于1696年从纳拉干西特湾西岸的东格林威治镇搬到了普罗维登斯。他们是从科德来的胡格诺教徒 (2) ，在普罗维登斯镇政委员准许他们定居下来前，他们曾遭遇过很多阻力。1686年，南特敕令 (3) 被废除之后，他们来到东格林尼治村，但那里的居民们很不欢迎他们，这让他们格外痛苦。有传闻说，他们遭人厌恨的原因并非只是种族歧视和国家歧视这么简单，也和英法移民展开殖民竞赛、并引起就连地方长官安德罗斯也无法调停的土地纠纷没有多大关系。不论如何，他们几乎是被东格林尼治村的居民给驱赶到了海湾的边上。不过，他们显而易见的凄惨状况，以及忠实热忱的新教信仰，还是博得了城镇官员们的同情。然而，根据某些闲话所说，他们对新教的热忱似乎有点儿过了头。政府官员们愿意为他们提供庇护；相比田园耕种，肤色黝黑的依蒂安·胡勒更倾向于阅读古怪的书籍与绘制奇异的图表，因此他被安排到了城镇大街最南端的帕顿·蒂林哈斯特的码头上，在一家仓库里从事文书工作。不过，那地方后来发生了骚乱——那大约在四十年后，老胡勒死后的事情——此后再也没有人听说过胡勒家族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