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味麻心不麻（1/2）

园子里飘散着令人迷醉的味道，有种柠檬与柑橘的清香。外表凹凸不平的绿色小果子们才刚刚开始泛出点粉色，一颗挨着两颗地一串串挂在那长满刺的树枝上。天气不太好，灰蒙蒙的，还有点儿毛毛雨，但我依然兴高采烈，摘下两颗花椒子在手里揉搓一番。那种芬芳很快散发出来，把周围的空气都弄得香香的。这味道彻底将我淹没，那么清新爽利，让人兴致盎然；那么原始野性，带着树木的馨香。我闭上双眼，放了点花椒到双唇之间。是绿色的味道，带着点苦涩，又非常新奇，立刻就让我舌尖一卷；几秒过后，那种微妙的刺痛感来了。四川的花椒给舌头带来的麻酥酥的感觉真是无可比拟，你还没觉察到自己已经暗暗地开始“嘶嘶”，很快就满口生津，味蕾被吸引得无法呼吸，这感觉能一直持续二十分钟，然后再逐渐缓慢地褪却。这感觉比我预想的还要强烈，我惊喜地大笑起来。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梦想着尝尝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花椒，现在我终于来了，就在著名的花椒产地清溪，我的双唇在歌唱啊。

四川的花椒，又称蜀椒、川椒、巴椒，是中国最早的“椒”。作为本土香料，它早在胡椒顺着那迂回曲折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喧宾夺主之前，就开始使用了。花椒相当于香料世界的“跳跳糖”。要是猝不及防与它初次邂逅，也许会惊慌失措，这还算比较婉转的说法了。有一次，我在牛津的年度饮食座谈会上给一个陌生人尝了尝，没有提前打招呼，结果他以为我想下毒害他，从那以后再也没搭理过我。其实我应该更小心才对，不能忘了一九九二年我去重庆时第一次体验花椒的情景。“菜里全都放了一种我觉得特别难吃的调料，”我当时在日记里写道，“吃着就像八角、香茅和辣椒混了很多在一起，味道很重，我嘴都麻木了，味道真是受不了。我就只喝了汤，吃了米饭，其他菜都没怎么碰。”

现在读到这些，我脸上都会泛起微笑，因为更为温柔的成都菜已经让我对花椒上了瘾。而且要把这香料介绍给对它并不熟悉的人，我也制定了更好的策略。核心是心理准备。（“您坐得舒服吗？那我来解释一下……”）一定要让对方准确遵循你的指导。“把这颗花椒子放进嘴里，先放在嘴前端咬个两三次，然后马上吐出来！不要一直嚼一直嚼，想着怎么没什么味道，等有味道了你就受不了了（麻酥酥的刺痛感差不多要十秒左右才会浮现）。现在坐好了，等着！”这种更温柔的办法比较容易赢得人心，再加上那种野性而新奇的感觉，我见证了很多朋友臣服于花椒的魅力。

我为川菜食谱做了那么多年的研究，还从没亲眼见过花椒树呢。要看这种树，你得去川西北的几个地方，爬上高高的土坡。但全四川省的花椒，最好的还要数西南山区的偏远小县汉源；而汉源县的花椒，最好的又来自小镇清溪，那里的花椒有着特别奢侈的香味。就连清溪镇内，花椒也有等级之分。要是想得到金字塔尖完美的花椒，你只能买从清溪镇外不远的建黎乡牛市坡的树上采摘的。曾经，这里的花椒是送到皇宫的贡品，到现在当地人还将其称为“清溪贡椒”。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去清溪。想去已经想了很多年了，但一直到二零零一年，我才真正去到那里。说到要陪我去四川贫穷偏僻的小山村，一路上路又难走、条件又差，我在中国的熟人大多面露难色，但老朋友穆玛却欣然答应。于是，六月的一天早上，我们从成都出发，坐上长途大巴，准备经历八小时的漫长旅途，前往汉源县。

我在成都进行美食调查时遇见了穆玛，简直是一见如故。他是个学者，经常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偏僻乡村周游，调查和记录那些快要消逝的传统手艺和仪式。认识我之后，他对乡村里的豆腐作坊、厨房烟火和烘烤锅炉更感兴趣了。他蓬松的黑发总是乱乱的，就算理过也无济于事。他说一口成都话，会教我当地的童谣，有一首大概相当于英国的《杰克和老婆》 (1) ：

菜板上，切腊肉，

有肥又有瘦；

你吃肥，我吃瘦，

幺妹啃骨头。

穆玛对卡拉ok啊、高档餐厅啊这些东西完全不热衷。外出调查研究的时候，他带一把牙刷，再加上很少的生活必需品，住最简陋的招待所。他去寻找那些古色古香的茶馆和饭馆、旧式的印刷作坊和荒废颓败的寺庙，花很多时间与小贩、农民和工匠们交谈。

我们一路跋涉，终于到了清溪，结果一群穿着破烂衣服的孩子一下子围上来说话。看到这稀奇古怪的外国人，还说是来找花椒树的，他们兴奋得很，大喊着、笑闹着领我们走在小街上。村里的房子都是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杂乱无章地挨挤在一起。木头门里面的院子里堆满了老旧的坛坛罐罐，屋檐下挂着被太阳晒干的玉米棒子和辣椒。路快走完、房子快消失的时候，就来到开篇那片花椒园了，我在这里第一次尝到了新鲜的花椒。

孩子们跟我们说，再过一两个月，花椒就全部变成深粉色了，再加上被炽热的阳光晒后，果实会爆开，露出里面的种子，黑黑亮亮的，像鸟儿的眼睛。村里的年轻人会把花椒子从枝头摘下来，放进筲箕，将这些表面凹凸不平、已经裂开的果子铺在阳光下干透。晒好了，村里的女孩子们就坐在门槛上，膝头放着篾条编好的篮子，把花椒子放进里面翻来覆去地摇，将没味道的种子都摇出来，保留味道浓郁芬芳的外壳。

中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曾提到花椒，认为那闪亮而丰富的种子是“多子”的象征。汉朝皇妃们的寝宫称为“椒房”，因为糊墙用的泥土中掺了花椒，寓意皇嗣绵延。平民百姓会用一串串的花椒作为定情信物。到现在，这种香料仍然蕴含着强烈的情色象征意义，因为很多果实都是一双一双挂在枝头的，让人联想起男性睾丸。时至今日，四川的偏远地区还保留着古老的习俗，婚礼的时候要朝新郎新娘扔花椒，就像现代婚礼中抛洒的五彩纸屑与糖果，不过更充满了四溢的芳香。

花椒还是一味草药。马王堆汉墓的贵族妇女坟中有花椒出土，还有写在丝绸上的药方，指明了其在治疗溃疡中的作用。有理论认为，花椒是一种兴奋剂和利尿剂，还有利于缓解肠胃胀气、促消化。在花椒强烈的味道之下，飞蛾和其他害虫不会接近，所以传统上经常用花椒来做衣柜与谷仓中的驱虫剂。要是大量摄入，会严重中毒，所以好些古代文章中都提到，有人强迫别人大量摄入花椒，造成自杀的假象。

与新鲜花椒初见，“惊鸿一尝”之后，穆玛和我跟着那群还围在旁边的孩子离开花椒园，进入对面的文庙。这座木结构的大庙早已是年久失修。它曾经一定是无比辉煌壮丽的，现在几乎找不到旧日的蛛丝马迹了。造景池上架着一座小桥，但石栏杆上雕像的头已经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砸掉了。古老的庙堂中简单粗暴地竖起了好些隔板，变成能用的小房间，墙上还有褪色的革命标语。石板上遍布青苔、荒草丛生，墙漆也四处剥落。我们发现这里是老年人活动中心，那天他们要聚餐，所以院子里摆着十几张圆桌子。

我一进门，就有一群老爷子、老太太快步走上来，个个笑容满面。“罗斯小姐，你好！欢迎你！”看他们那样子，还真跟我很熟似的。一开始，他们这种“自来熟”搞得我不知所措，接着才意识到他们肯定以为我是罗斯·艾可可，她也是英国人，在汉源农村做了多年扶贫工作了。我没见过罗斯，但通过一两次电子邮件。显然，汉源很久没出现过别的英国女人了，更别说又出现一个名字里带花的［“罗斯”（rose）是玫瑰的意思，而我的名字“fuchsia”也是一种花 (2) ］。“我不是罗斯，我是扶霞。”我解释了几百遍，等村民们终于明白过来时，他们大吃一惊，但热情不减。

穆玛开始细细查看庙里的几处文物古迹：磨损的汉字碑刻，制作精巧的盘龙香炉。几个老太太围站在他身边，讲着这个地方的故事。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庙里的村民人群中混着几个穿卡其制服的人。这些警察慢慢走了过来，很快其中一个就站到我身边，故意装出一副随意的样子。我记笔记的时候，他看着我，然后叫我出示身份证。我从包里翻出护照。他小题大做地详细查看了一番，冲我狡黠地一笑，令人不安。我有些紧张了。当然，我来这儿的理由正当充分。但这个警察有点吓人，而且经历这种事情很多年了，我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恭顺卑微些。

“你来这儿干啥子喃？”他问道。

“我来看花椒树。”

一说出口，我才意识到这话听着多荒唐可笑。四川有很多驰名中外的景点：乐山大佛、峨眉云海、九寨沟的五彩海子。两百年前，清溪是连接中国内陆与西藏和印度的茶马古道上一处繁忙的交通枢纽，现在却只是一个停滞不前的落后乡村。我一个外国人，不去九寨沟，居然跑到四川最穷的一个县，还来到这么个小镇的山沟里，警察会怎么想？

“你来这儿干啥子喃？”他又问了我一遍，瞥了瞥我的笔记本和笔。

“这儿不是非开放地区吧？”我问道。他狠狠瞪了我一眼，还回护照。我绕着庙子晃悠起来，他就一直观察打量我，搞得我十分紧张。接着他叫一个年轻警察好好盯着我。这警察才二十出头的样子，瘦长的身子穿着宽大的制服，显得奇怪笨拙。这孩子真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个上级让自己负责监视的危险外国人。我带着他出了寺庙，回到村里的小街上，他一直和我保持着一米的距离，跟着我走进每家的院子，走上迂回的街道，走进农人的田野。

我没法理解那个老警察到底为什么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可能他就是带着那种在中国比较普遍的轻微的民族主义，不愿意让一个外国人看到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我经常会不自觉地向中国人解释，外国人很少，几乎可以说从来不用“backward”（落后）这个词。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喜欢去探索中国偏远地区美丽而少人涉足的风景与传统建筑。描述清溪这样的地方时，我绝不可能想到“落后”这个词］。也许，这个警察只是习惯了这么想、这么办：三四十年前，无论哪个外国人都被看作帝国主义的间谍，妄图颠覆破坏中国的政治制度。我们在村里走得差不多了，他非要开那辆吉普警车送我们回旅馆——就在附近的县城九襄。他警告我们，回了旅馆就不要出门了。

当然，他一走，我们就出了门，去古镇中心寻觅晚饭。主街是一条小巷，两旁都是木房子，板搭门、瓦屋顶；有些已经关门过夜了，有的还开着做生意。一位女裁缝坐在街上的缝纫台边，伏着身子在老式缝纫机上忙碌；另外还有做花圈寿衣的手艺人，卖香烛纸钱、烟酒零食的小贩。夜色渐临，我们猛然发现镇上的老牌坊，好一座艺术品啊，上面的雕刻精美极了。

我们在附近一个小餐馆吃了点简单的米饭素菜，店里的炉子是烧煤的，厨子就举着炒锅在煤炉上颠锅。等回到旅馆，发现警察正在等我们。他们没管我，但围着穆玛盘问了一个小时，又问他我来这儿干啥。“这是为了保护她。”他们宣称，还跟穆玛说，之前有个日本游客跑到这儿来，没钱花了住在“外面”一家农舍，结果被杀了。“这是为了保护她。”那一夜我睡得很不安稳，窗外的蛙鸣像幽灵的合唱。

离开清溪之前，我求一个村民给了我一小棵花椒树苗，打算带回英国去。那是很细很细的一棵苗，根部包了点土，装在塑料袋里。我把它带回了成都，精心照料，又带去了北京。但在北京的机场，我突然惊慌失措地想到，英国正因为口蹄疫而风声鹤唳，生鲜和农产品的进口受到限制。我害怕带这株花椒树入境会被抓住，于是就把它给遗弃在首都国际机场一家咖啡厅的桌子上了。回家的一路上以及回家后的几个星期，我都在想着它。

五年后，穆玛和我在隆冬时节回汉源旧地重游。刚好是春节前，我已经在上海待了几个月，探询华东的舌尖味道，心里正热切渴望爬爬山，看看野外开阔的风景。而且我早就想再去一次清溪，再多研究一下我最爱的那种香料。

路还是和记忆中一样烂。我们从成都坐了一辆很舒适的现代大巴去了雨城雅安，但下了大巴以后，就得坐着乡下的公交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这里有着轻柔而流动的风景，太阳在迷雾中射出微光。公交车顺着山路蜿蜒而上，喇叭不停地响，窗外掠过陡峭的梯田，里面种着冬天的蔬菜，还是一片绿；田埂上是竹子和松树；悬崖上不断有细细的瀑布飞流直下，汇入底下布满鹅卵石的河床。

山越走越高，崎岖的路紧贴着陡峭的山。最高的山坡上都有人开垦田地，看上去十分危险。竹林如烟如羽，农舍点缀其间。在荥经县附近的煤矿区，车子经过一个大门朝街面开的作坊。房子一副要倒的样子，作坊里面的一切都蒙着一层薄薄的煤灰，包括在里面摆弄一块块金属的老头。一切看着就像黑白老电影里的场景，不过那些脏兮兮的锅碗瓢盆之间，灰不溜秋的菜板上摆了一根莴笋，绿得那么鲜亮，好像都发光了。车子吭哧吭哧地摇晃过去，按着喇叭。一串笨重的卡车从另一条车道上开过。几个穿大衣、戴耳罩皮毛帽的老头在一家茶馆外面下象棋。

我们经过到达汉源前的最后一站，群山都覆盖着薄雪，树上更是厚雪压松枝。接着车子就开进了一片冰冷的白雾中，像突然闯入了一个梦。终于，荒凉的汉源出现在我们眼前。冬天这里是一片肃杀萧瑟，田里全是光秃秃、长满刺的花椒树，像规整的军队。快到清溪的时候，前面的路因为连环撞车被封了。我们只能下车，经过一连串被撞得面目全非的卡车，搭了个保险公司的顺风面包车。“你是罗斯小姐吗？”司机一边问，一边在坑洼的路上高速危险驾驶。

第二天我们起了个大早，去了车站，想搭车去号称出产最好花椒的建黎乡牛市坡。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我们又跟一个面包车司机谈好了价钱。他圆圆的脸上架着圆圆的眼镜，一副乐天派的样子。面包车要等坐满人才走，所以我们聊了会儿天。“看你这样子，”他跟我说，“应该不是中国人吧。你是外国人吗？”接着他跟穆玛讲话，说我是“英国小伙子”。我错愕地盯着他说，我是女的，而且也不年轻了，怎么也谈不上“小伙子”。别的乘客都笑他。“不好意思哈，我眼力不行。”他说。我想着眼力不好的他要开车带我们走蜿蜒的山路，不禁叹了口气。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人满以后我们终于出发了，小小的车厢里还挤了一个椒农和他女儿，他们背上都背着篓子，里面装着农用品。

山谷里种满了蒜苗，是幽幽的蓝绿色。这片儿的每家人都曾赶牛耕田，我们要去的牛市坡就是十里八村集中买卖家畜的地方。“但是现在大家都用机器耕地喽，”椒农的女儿说，“所以也不养牛了。偶尔用来耕一下田，却一年到头都要喂，成本太高了。”不过，一路上还是看到了好几家专做牛肉的餐厅，靠贩卖地方历史挣钱。

牛市坡海拔一千七百米，比清溪镇要高两百米。农民说，再加上干燥的气候和沙土，这就是“清溪贡椒”闻名天下的原因了。面包车停在乡政府门外，院子里有个人在打太极拳，一只乌鸡在啄着地上的虫子。乡长伸手在炭炉上烤火。他给我们上了茶水，然后叫来一位女同事带我们四处转转。我们踩在嘎吱作响的雪上，穿过一片花椒林。“这个地方一年大概出产十吨花椒。”我们的女向导说。她带我们看那些布满荆棘的枝条与河谷中一级级的雪野：“都是最好的。他们把贡椒叫做‘娃娃椒’，因为每一对花椒下面还有一对胚胎一样的小花椒，是它们的娃娃。”

回到乡里，两个老太太邀请我们去了她们的家。她俩一个是太奶奶、一个是奶奶，一起照顾两岁的孩子，儿媳妇也出去打工了。老太太给了我们一些自家种的花椒。“肚子痛的话，”奶奶说，“手里头抓十个花椒，揉一下搓一下，用冷水吞下去，有用得很。”

来时的司机还在乡政府外头等着，回清溪之前我们还有个地方要去看。建黎乡的主路边立着一根高高的水泥柱子，上面刻着一句骄傲的标语：“汉源县，花椒之乡”。就在柱子下面，没那么显眼的地方，有块旧石碑上面也刻着字。乡民把它叫做“免贡碑”。五年前我们到汉源的时候，这块碑还碎成几块躺在乡政府。但近几年大家对于本乡历史的自豪慢慢觉醒，而且这还有潜在的旅游价值，于是石碑被修复了，安在了这个很重要的位置。

石碑上磨损的字迹讲述了清朝末年本地椒农如何免除被当地腐败官员以上贡之名盘剥压榨的故事。当时，朝廷每年要求清溪上贡一定数量的花椒，而清溪的朝廷官员则借此搜刮民脂民膏。农民们都被榨干了，陷入绝望的贫穷中。最终农民们忍无可忍，向更高级的政府请愿，求官员放农民一条生路。朝廷大发慈悲，皇帝批准停止征收贡品。建黎乡就立了这块石碑，保证政府言出必行。

我们又挤回面包车上，颠簸地开向主路，一路都在聊花椒。作为我们向导的女乡官说：每年雅安市政府要征收四十斤精选的建黎花椒，送到北京心脏地区的中南海作为礼物。“这些店儿啊，”她朝主路边一排排小摊挥挥手，“都说他们卖的是贡椒，其实这儿根本找不到贡椒。最好的都被那些有门路、有关系的人买走了。这儿市面上的，基本上都是四川其他地方产的了，加了个清溪的包装而已。”

我和穆玛在主路边一家牛肉馆吃了午饭，端上来是热气腾腾的牛肉火锅，还冒着泡，花椒在汤里翻腾跳跃。吃完饭，我们就坐车回到清溪。五年前去过的文庙外有一群穿着鲜艳衣服的农民在转来转去，商量每袋谷种的价钱。很快就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转头一看，是个矮壮结实的男人，叫我跟他去一趟政府。我突然发现，原来县政府就在文庙对面。“我其实想去庙里看看。”我跟他说。但很显然他的要求是不能拒绝的。他几乎是“押送”着我进了政府大楼，爬上水泥楼梯，进入一个冷冰冰的全是烟味的办公室，窗口刚好能俯瞰种子市场。他请我坐下，从热水瓶里倒了点水，给我泡了绿茶。

我做好了准备，要迎接见怪不怪的冗长盘问。他会不会把我扣在这儿好几个小时，说些无端妄想的话，表达些含沙射影的政治观点？他会不会让我写份检讨，按手印画押，就像我在川北藏区遇到的那个神经过敏的警察？他会不会也派个二十出头的警察来监视我？然而，原来我遇到的这位是清溪镇委书记，是个“新型党员”。我向他解释说，自己是个美食作家和研究者，对花椒很感兴趣，他那开朗的圆脸都放光了。“欢迎啊，欢迎！”他说着就进了旁边一间办公室，过了一会儿拿出一本装帧精美、颜色鲜艳的台历，上面图文并茂地歌颂了清溪贡椒。他还自豪地介绍了这本台历的内容：各种相关的古诗、清溪作为县府一千三百四十六年的历史、著名的“娃娃椒”的特写照片。“你看哈，”他指着照片，“你看得到‘娃娃’不？这说明是真资格的贡椒。”他告诉我，自己很热切地想要向外面的世界宣传清溪和清溪花椒。

我又惊讶又高兴。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党员干部：他明白，面对外国作家，不用把她当个罪犯或者间谍，友好亲切一点才能留下好印象。

我说想买点清溪花椒，请这位镇委书记给点意见。“我听说不一定能买到真的，”我对他说，“有些商贩还拿外面的花椒冒充。”“没问题，”他说，一边拿起手机拨了个电话。几分钟后，他的一位同事进来了。“你看哈，”镇委书记对那个人说，“能不能给扶小姐搞一斤左右的清溪贡椒，要好的哈。”那人赶紧跑去落实。

半个小时后，他拿着两个纸袋回来了，袋子上骄傲地印刷着清溪贡椒的历史。书记拿了一袋，我们一起闻了闻，这香味太妙了。花椒是深粉色的，表面凹凸不平，里面是如丝般的洁白。“请给我看看‘娃娃’。”我说。他凑近一对花椒仔细看了看，又选了一对，再选了一对。接着他生气地喊起来：“这不是真的娃娃椒！你看嘛，有的有娃娃，有的没娃娃！肯定是有其他的混进来了！”他气得冒烟，又把那个人喊来了：“你看嘛，根本不好。再去买，不要去那些店店儿，去找农民，他们手头留了些最好的，肯定有。”（怪不得很难找到真货，那些商贩竟然敢拿假贡椒来蒙本地官员。）

最后，那人提着一个塑料袋回来了，里面装着花椒，袋子上没有任何标签和宣传，还带着小小的枝条。打开一闻，芳香扑鼻，弥漫在整间办公室里。我们仔细检查了那些花椒，每一对都有“娃娃”，真是皆大欢喜。“太感谢您了，”我说，“下面我就去文庙里随便转转看看吧。”“好的，好的，”书记说，“但是请你等一下是不是跟我们吃个晚饭呢？”他给我留了电话，我们讲好时间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