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约（1/2）

十二点的钟声从未像今天这样令人欣喜。不仅是在俄国或欧洲，就是在全世界也不曾有过。纵使罗密欧事先得知中午时朱丽叶会出现在窗口，在那一刻到来之际，那位意大利维罗纳年轻人的狂喜也不足以与伯爵的相比。纵使斯特尔鲍姆博士 (15) 的孩子们——弗里茨和克拉拉——在圣诞的早晨得知，客厅的门将于中午向他们敞开，他们的兴奋也无法与伯爵听到钟声响起时的喜悦同日而语。

从特维尔大街（以及与年轻的贵妇们不期而遇）的遐想中逃脱出来之后，伯爵洗过澡，穿好了衣服，用过咖啡和水果（今天是无花果）。十点刚过，他便赶紧捧着蒙田的书读了起来；刚读了十五六行，他又不知不觉向钟瞄去……

不可否认，当伯爵昨天第一次从桌上拿起这本书时，他便有了一丝隐忧。虽然名义上这只是一本书，但它的密度与字典（也就是人们只在参考时才去查询和借阅，而从不会把它从头到尾通读一遍的书）差不多。刚看完目录（里面共列出了107篇论述守常、节俭、独处和静笃的文章），伯爵最开始的怀疑便得到了证实：这本书一定是专为在冬夜阅读的人写的。绝对不会错。读这本书的时候，鸟儿一定都已南飞，壁炉旁一定已经高高堆起了用来取暖的木头，田野也已被皑皑的白雪覆盖。换句话说，当你没心情出门，你的朋友也无意上门时，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到了。

尽管如此，伯爵还是毅然决然地将目光投向了座钟，就像经验丰富的船长在远航之前必须记录下出港的准确时间。然后，他便又一头扎进第一轮沉思和冥想中：“尽管方式各异，但我们终将殊途同归。”

在书的开篇，作者娴熟地从古往今来的历史中引经据典，摆出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论断：当人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时，他应该乞求活命。

或者为了尊严，宁折不弯。

在确立这两种方式都可能正确的论点之后，作者开始了第二轮冥思：论悲伤。

在这里，蒙田援引了几位黄金时代权威人士的话，得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悲伤这种情绪最好是拿来与众人分担。

或者自己独自面对。

第三篇文章刚读到一半，伯爵发现自己的目光又朝钟的方向瞥了过去，这已经是今天第四或第五次了。或许是六次？虽然伯爵不能肯定究竟看过几眼，但事实表明，他的注意力已经不止一次地被那架座钟吸引过去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架钟还真是台棒极了的精密计时器！

这座钟由闻名遐迩的宝玑公司为伯爵的父亲特别定制。这台一天只报两次时的座钟本身就是一个杰作。它白色的珐琅钟面只有葡萄柚般大小，青金石的钟体从顶上开始一直渐进地倾斜到底座。珠光宝气的钟壳内部是由享誉世界的能工巧匠精心打造。这些人还真不是浪得虚名。在伯爵接着往下读第三篇文章（里面谈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 (16) ，后来连马克西米连一世 (17) 也加入了）的过程中，他能清晰地听到座钟发出的每一次嘀嗒声。

十点二十分又五十六秒，座钟在说。

十点二十分又五十七秒。

五十八。

五十九。

为什么这架钟对每分每秒的计录能像荷马诗歌中的扬抑抑格，或彼得记录每一个罪人所犯的罪恶一样精准无误呢？

对了，刚才看到哪儿了？

哦，是第三篇。

伯爵往左稍稍挪了挪椅子，这样座钟就不再在他的视线之内。他开始翻找刚才停下的书页。他几乎肯定他已经读到了第十五页的第五段。可当他重新钻进那段文字里品读时，里面的内容却似乎是全然陌生的，甚至连之前的那段也是这样。事实上，他不得不往回翻整整三页，才找到一个还算有些印象的段落。他收敛心神，从那里开始重新读了起来。

“你就这样读我的书呀？”伯爵仿佛听到蒙田在质问自己，“进一步，再退两步？”伯爵决心让他瞧瞧究竟谁才是主人。他发誓，在读到第二十五篇文章之前，无论如何也不让视线从书本上抬起来。下了这个决心，伯爵很快就读完了第四、第五和第六篇文章。接着，他用更快的速度看完了第七和第八篇。二十五篇的目标现在就好似摆在餐桌上的那壶水，已经触手可及了。

然而读到第十一、第十二和第十三篇文章的时候，他的目标——那壶水——却仿佛在往后退，而且越退越远；横亘在他与目标之间的仿佛不再是那张餐桌，而是一望无际的撒哈拉沙漠。水壶里的水已经喝光，书页却犹如沙丘的尖顶，一直绵延至天际，而他仍需逐句逐段地在沙漠里艰难地往前爬……

好啊，就这样吧。伯爵继续爬着。

上午十一点过了。

第十六篇文章也读完了。

这时，终日长途跋涉的分针终于在表盘的最上方与它那位短腿的兄弟——时针见了面。它们互相拥抱在一起的那一刻，座钟罩里的弹簧顿时松开，齿轮开始转动，一柄小锤落下来，敲响了那支悦耳曲调的第一个音符。中午到了。

伯爵让椅子的两条前腿砰的一声落下来。而那位蒙田先生，则在空中翻了两个跟斗，跌落到床罩上。钟鸣声刚到第四下，伯爵人早已抵达塔楼的楼梯；响到第八下，他已经到了酒店大堂，正向楼下走去。他和大都会酒店里手艺出类拔萃的理发师雅罗斯拉夫·雅罗斯拉夫尔约好每周在这时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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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会这么告诉我们，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俄国在文化上取得的所有进步都是从圣彼得堡的沙龙里来的。无论是新潮的美食、时装，还是观念，都是从那些俯瞰着丰坦卡运河 (18) 的大房间里试探性地进入俄罗斯社会中来的。假如这是真的，那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大房间底下忙碌的那群人。因为，在街面以下更深的地方住着管家、厨师和仆人，正是他们共同确保了达尔文和马奈们的观点能畅通无阻地传播开来。

大都会酒店也不例外。

自一九〇五年开业以来，酒店的房间和餐厅一直都是那些魅力十足、权势熏天或者博学多才之辈的聚集地。但倘若没有最底下那层人提供的服务，那些看似毫不费力的高雅别致都无从谈起：

沿着大堂宽阔的大理石台阶往下走，你会先经过一个报摊。它为过往的每一位绅士提供数以百计的新闻，尽管如今全都是些俄文报纸了。

接下来经过的是法蒂玛·费德洛娃的店铺：一家花店。受时局的影响，法蒂玛的货架已被清得空空如也，窗户上糊的是一九二〇年的旧报纸。原先酒店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如今已成了最凄凉的去处之一。在生意最火的日子里，这家店卖出的花要以英亩 (19) 论。它不单供应着大堂里高耸的花坛，连客房里的百合，莫斯科大剧院里抛到芭蕾女演员脚边的一束束玫瑰，还有那些抛出玫瑰的绅士别在纽孔上的花，也全都来自这家花店。更重要的是，法蒂玛精通骑士时代至今的上流社会送花的全套礼仪。她知道道歉时该送什么花，迟到了又该送什么花；说了不该说的话，或者被门口另一位年轻女士吸引而忽略了自己女伴时，该送什么花来赔礼。总之，论对每种花的色、香，乃至用途的了解，连蜜蜂都得对法蒂玛甘拜下风。

唉，法蒂玛的店是被关了，伯爵心想，可在罗伯斯庇尔“统治”时期，巴黎的花店不也都关了吗？可那座城市现在不照样到处繁花似锦，生机勃勃吗？所以，这儿也一样，鲜花一定会回到大都会酒店里的。

走廊尽头才是雅罗斯拉夫的理发店。这是乐观、精确而且政治中立的地带，是隐藏于酒店之中的瑞士。假如说，伯爵曾发誓要靠实用主义来把握自己的命运，那从这里你就能对他的计划窥知一二：每周雷打不动地到这里来修一次头发。

伯爵走进店里，雅罗斯拉夫正在替一位满头银发、身穿浅灰色西装的顾客理发。靠墙的椅子上有个穿着皱巴巴的夹克，体形魁梧的家伙在等待。理发师朝伯爵微微一笑，算是打过了招呼，然后示意他到旁边的空椅上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