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幽会（1/2）

伯爵迅速往四下打量了一下，便直接穿过无人的客厅，走进了卧室。卧室里面，在一扇高大的窗户前，立着那个杨柳般婀娜多姿的身影。听到他走进屋的声音，她转过身来，衣服唰的一声轻轻滑落到了地板上……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上回写到这一对是在一九二三年。当时安娜·乌尔班诺娃把伯爵赶出屋，不是特意吩咐他“把窗帘拉上”吗？而当他出门以后听见门在身后“咔嗒”一声关上时，他不是觉得自己像个孤魂野鬼，所以后来才满腹辛酸地上屋顶去了吗？此刻，她正钻向床罩。这个曾经无比高傲的人脸上正挂着微笑，那微笑里饱含着耐心、温柔甚至感激。而所有这些，在伯爵这个她曾经的对手和敌人的笑脸中也能一一找到。他把博亚尔斯基餐厅的白色晚礼服往椅背上一搭，便开始解开他的衬衣扣。

究竟发生了什么，居然让这两个迥然不同的人重新聚在了一起？是怎样一条错综复杂的道路又把他们带进了311号套房，重回彼此的怀抱的呢？

好吧，错综复杂的那条道路并不是伯爵的。在过去的这些年中，亚历山大·罗斯托夫走过的路不过是从他的卧室到博亚尔斯基餐厅，然后再回来。他只是沿着大都会酒店的楼梯来回跑而已。所以，那条错综复杂，又弯又绕，不但有转弯，而且沿原路返回的路不是伯爵的，而是安娜的。

一九二三年，当我们第一次在大都会酒店的大堂里遇见乌尔班诺娃女士时，伯爵便发觉了她身上的那股傲慢劲儿。其实，那种傲慢并非毫无来由，而是她作为一位名人的附属品。一九一九年，伊万·罗索托斯基在敖德萨郊区的一家地方剧院里发现了她，从那以后，她便成了他接下来两部电影的女主角。这两部电影都是历史爱情故事，歌颂的是劳动人民纯洁善良的情操，同时也对那些作威作福的家伙进行了批判。在头一部影片中，安娜扮演的是一位十八世纪的厨房女佣。一位年轻的贵族为了她宁可放弃宫廷的诱惑。在第二部里，她扮演的是一位十九世纪的女继承人。电影里的她抛弃家产，嫁给了一名铁匠学徒。罗索托斯基为他的故事植入了昔日宫廷的背景，用灯光营造出梦幻般的朦胧气氛，用柔焦镜头拍出怀旧效果，然后影片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幕里几乎全是这位初入影坛的玉女的特写镜头：春心萌动的安娜，心烦意乱的安娜和终于收获了爱情的安娜。两部影片都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并且得到了政治局成员（在经过了多年战争之后，他们也希望适当地转移话题，给人民一些喘息之机）的首肯。于是，我们这位年轻的女演员轻而易举地收获了荣誉和声望。

一九二一年，安娜成了全俄电影联盟的成员，也因而有了进出联盟成员特许店的资格；一九二二年，她被授予了彼得霍夫附近的一处别墅的使用权；一九二三年，他们又把一位前皮毛商的豪宅给了她，宅子里有镀金的座椅，绘有装饰画的衣橱，以及路易十四风格的带镜子的梳妆台。这些东西本身就可以用作罗索托斯基任何一部电影的道具。正是在这幢豪宅中举办的聚会上，安娜学会了从楼梯上逐级而下的古老艺术。她手扶栏杆，身后拖着一袭长长的丝绸礼裙，一步步地从楼梯上款款而下；而楼梯脚下，画家、作家、演员和党的高级干部都在众星捧月般地等着她。 (9)

然而，对任何政权而言，艺术是它所有的奴仆中最不真诚的那一位。不仅因为创造艺术的都是些异想天开之辈，也不仅仅因为那些人不喜欢仰人鼻息，或对简单地重复他人深恶痛绝，重要的是，有时候艺术的含义含混得令人头疼。一段经过精雕细琢的对话原本可以明白无误地传达出说话者的用意，但这时，稍微加上些嘲讽的语气，或者将眉毛轻轻一挑，它便会立刻前功尽弃。事实上，它有时会给人一种与说话人的本意完全相反的效果。所以，当局为什么要时不时地对艺术的导向进行重新考虑和调整也就很好理解了。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它们自己能保持一致也得这么做。

果然，当安娜主演的罗索托斯基的第四部电影（她在该片中扮演一位被误认为孤儿的公主，而她爱上了一位被误认为王子的孤儿）在莫斯科举行盛大的首映式的时候，一些坐在乐队席里的精明人士已注意到，年轻时如此招人欢迎并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索索”的总书记，今天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一边看着银幕一边露出会心的微笑。于是，他们本能地把自己的热情也强压下来。这样一来，首先是夹层楼的气氛受到了影响，接着这种受到影响的氛围很快就蔓延到了包厢里，最后，剧场里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首映式后的第二天，有一位崭露头角的党组织成员给《真理报》写了一封公开信（该党组织成员那天晚上就坐在“索索”身后几排的一个位置上）。他承认，这部电影非常有趣，可是，我们从罗索托斯基这些接二连三回归到公主和王子时代的电影中又能学到些什么呢？华尔兹、烛光和大理石台阶？我们难道从他对过去的痴迷之中嗅不出一点可疑的怀旧情绪吗？而且，个人奋斗和个人胜利难道不是又成了故事的中心吗？他对特写镜头的过分偏爱和依赖在这部片子里难道没有变本加厉吗？没错，我们又有了一位身穿长袍的美人，可历史的紧迫感呢？集体奋斗呢？

此信在《真理报》上登出后的第四天，“索索”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之前特意提到了这篇影评，并且对作者的措辞风格表示了赞许。全体会议召开之后的第三周，这封信的精神（以及信中所提到的几个名词）又分别得到了另外三家报纸和一份艺术期刊的响应。尽管这部影片在二级影院的发行量极其有限，它还是赢得了一些微弱的掌声。而到了那年秋天，不仅罗索托斯基的下一部影片还没着落，他本人的政治可靠性都开始遭到怀疑。

现实生活中的安娜远不像电影中的她那样天真无邪。她很清楚，罗索托斯基的失势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会把她一齐拖入深渊。于是，她不仅开始避免同他一起公开露面，而且开始公然赞扬起其他导演的美学观点。要不是大西洋对岸创造出了一个很不幸的新发明，她的这一策略兴许能为她开辟出一条新的成名通道。这个新发明就是：有声电影。尽管安娜那张脸仍旧是银幕上最令人着迷的面孔之一，但那些多年来以为她的声音也同样迷人的观众却完全无法接受她男人般沙哑的嗓音。因此，在一九二八年春天，在二十九岁的大好年华里，安娜·乌尔班诺娃便成了美国人口中的那种过气明星。

唉，钉在那些价值不菲的古董家具底下的铜牌或许能让某些好同志安安心心地睡个好觉，但所有按照序列号码在分类账本中登记下来的物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只要登记的笔轻轻一动，它们就会被其他人要走，或者被拿去用在别的场合。未出数月，镀金的座椅，绘有装饰画的衣橱，路易十四风格的带镜梳妆台全没了，包括皮毛商的那座豪宅，以及彼得霍夫附近的那幢别墅。安娜拎着两只装满衣服的大箱子，被赶上了街头。当时，她钱包里的钱足够买一张回到她位于敖德萨城外的家乡的火车票。相反，她和那位年已六旬的服装师一起搬进了一套只有一间房的公寓，因为安娜·乌尔班诺娃根本没有返乡的打算。

伯爵第二次见到安娜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也就是她被赶出豪宅后大约八个月。当时，他正在博亚尔斯基餐厅里往一位意大利进口商的杯子里倒水，却看见她穿着一袭红色的无袖晚礼裙，踩着高跟鞋从门外走了进来。伯爵一边朝进口商道歉，一边用纸巾替他揩干洒到腿上的水，他还隐约听到女演员向安德烈解释，她约了一位客人，对方随时会到。

安德烈领她去了位于角落里的一张双人桌。

然而，她那位客人过了四十分钟才来。

博亚尔斯基餐厅正中间布置着许多花卉（那天摆的是向日葵）。伯爵从花卉装饰台另一侧的有利位置看得出，女演员和她的那位客人此前应该只是互有耳闻，未曾谋面。那人的长相还过得去，年龄应该比安娜小几岁。虽然他身穿手工剪裁的西装，但伯爵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粗鄙之人。因为入座之后，他虽然嘴里在为迟到道歉，可他的眼睛却一个劲儿往菜单上瞄。她还在大度地对他说不要紧时，他便已经打着手势叫侍者过来了。安娜看上去还是无比迷人。她讲自己的故事时，眼中充满神采，而听他讲故事的时候，她又会适时发出会心的笑声；每当有人走到他们的桌子前，恭维他新拍的电影因此打断了他俩的谈话时，她总是摆出一副耐心的姿态。

几小时过后，博亚尔斯基餐厅已经空了下来，厨房也关了。伯爵正要从大堂回自己的房间，这时，安娜和她的那位客人正从夏里亚宾酒吧出来。客人停下脚步，打算穿上自己的大衣，安娜却冲电梯指了指，显然是邀请他上楼去再喝一杯。可他继续将手臂伸进袖子。“今天很荣幸能与您见面，”他一边向她表示，一边瞥了一眼手表，“可是不凑巧，我跟别人还有约。”说完，他便径直朝门口走去。

在年轻的导演穿过酒店大堂时，伯爵觉得此刻的安娜和一九二三年的她一样光彩夺目，动人心弦。可一等到导演的身影消失在外面的大街上，安娜脸上的笑容和她的肩膀便立刻耷拉了下来。她抬起手，无奈地按住了自己的眉头，然后从对着门的位置转过身来，却迎头碰上了伯爵关切的目光。

在那一瞬，她的肩膀不由自主地往后一缩，然后高抬起下颌，朝楼梯走去。尽管仪态大方地走下楼梯，走向众多崇拜者这门技术她早已练得炉火纯青，但独自上楼的技术她还未掌握（也许根本没人能掌握）。才上了三级台阶，她便停了下来，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接着，她转过身，按原路下楼，穿过大堂，来到伯爵站着的地方。

“每次我和你同时出现在这个大堂里，”她说，“我都免不了被人羞辱一顿。”

伯爵看上去非常惊讶。

“羞辱？我觉得你根本没有理由觉得受到了羞辱啊。”

“我想你大概是眼瞎了吧。”

她看向那张旋转门，仿佛它还在为导演的出门而转动。

“我邀他睡觉前再一起去喝一杯，可他说他明天需要早起。”

“我倒是从来都不需要早起。”伯爵说。

她笑了，这是她今晚第一次发自内心地微笑。她用手指了指楼梯上的台阶。

“那你上去得了呗。”

如今，安娜住在428号房间，它在第四层楼的房间中说不上最好，但也不是最差的。套房里有一间小卧室，卧室旁边有个小休息区，休息区里摆了一张小沙发、一张小咖啡桌，旁边还有两扇小窗户。从窗户往下看，正好能看到特维尔区交错的电车轨道。这种房间里住的都是那些想让人对自己另眼相看，又住不起更大房间的人。咖啡桌上摆着两只玻璃杯、一盘鱼子酱，还有一瓶放在冰桶里的伏特加。

他们俩打量着这一幕精心布置的场景。她摇了摇头。

“这些可花了我不少钱呢。”

“那我们更不能把它浪费了。”

伯爵把酒瓶从冰桶里拎出来，给两人各倒上一杯。

“为逝去的旧时光。”他说。

“为逝去的旧时光。”她笑着附和道。他们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当一个原本过着令人艳羡的生活的人突然遭受重创时，他会有很多选择。有的人因为耻辱感，可能会试图遮掩所有自己的生活环境已发生改变的迹象。所以，在赌场上输光了全部积蓄的商人会留下自己那些极其考究的衣服，直到穿破为止，并且，他会时不时向人讲起昔日在私人俱乐部里发生的逸事，尽管他在俱乐部的会员资格早已作废。而有的人则会自哀自怜地从他们过去的幸福生活中退缩出来。所以，受尽婚姻煎熬的丈夫在社交场中遭到妻子的公开羞辱之后，有可能会抛弃家业，离家出走，躲到城市另一边的一套又小又暗的公寓里容身度日。还有人，比如像伯爵和安娜这样的人，则可能直接加入“谦卑者同盟”。

和互济会一样，“谦卑者同盟”也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团体，虽然它的成员平日里并不佩戴任何标识，但互相碰面时，他们一眼就能识别出对方来。由于同盟里的这些人都经历过由盛转衰的巨大变故，他们有许多相同的观点和看法。他们深知美貌、权势、名望和特权这些东西全都好景不长，绝不会永远属于你。所以，这些东西并不会轻易让他们折服。他们不轻易羡慕别人，也不会轻易发怒，更不会孜孜不倦地在报纸的字里行间寻找自己的名字。他们努力地让自己生活在同类中，对外人的奉承和谄媚非常谨慎；当外人同情他们和表现出优越感时，他们则在心底窃笑。

女演员又倒了些伏特加，伯爵则在屋里四处打量。

“狗怎么样？”他问。

“过得比我舒坦。”

“那为狗干一杯。”他举起酒杯说。

“对，”她赞同地笑着说，“为狗。”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安娜隔几个月就会来大都会酒店一次。来之前她会事先和她认识的某位导演联系好。这时，她终于接受了自己不可能再拍电影的事实。她只是请导演作为客人陪她一起去博亚尔斯基用餐。有了一九二八年的那次教训之后，她学乖了。她不会先到餐厅等着，而是给在衣帽间当差的小女孩塞点小费，后者会确保安娜在客人抵达两分钟之后准时现身。在晚餐过程中，她向导演敞开心扉，说自己对该导演仰慕已久，并且能回忆起他电影中的好多片段，甚至抓住其中的某个镜头——那种只有次要角色，台词不多，容易被人忽视，导演却下了一番苦功夫拍摄的镜头——大谈特谈。饭后，安娜会陪她的客人走到酒店大堂，而不会建议他到夏里亚宾去再喝一杯，更不会邀请他去她的房间。相反，如今的她会对他说，很高兴见到你。然后跟他道过晚安后便离去。

而导演会一边穿着外套一边不由得停下动作。眼见电梯门缓缓闭上，他突然觉得，尽管安娜·乌尔班诺娃已不再处于她的演艺巅峰，但第二幕中的一个小角色让她来演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而此时，安娜已回到自己位于四楼的房间。她会换上一身简单的衣服（但还得先把她那件贵重的晚礼裙在衣柜里挂好），然后一边舒舒服服地看着书，一边等待伯爵的到来。

在同某位导演朋友共进晚餐之后，安娜终于得到了一个镜头的机会：扮演一位在工厂里完不成工作指标的中年妇女。在离季度结束只剩下两周的情况下，工人们聚在一起，集体给党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详细叙述了没能完成生产指标的原因。正当他们在逐条列举面临的各种困难时，头上戴着方头巾，头发拢在脑后的安娜却站起身来。她发表了一番简短却慷慨激昂的讲话，鼓励大家完成生产任务。

随着镜头被拉到这个无名无姓的人身上，人们看得出，这是一位不再年轻，不再动人，却仍旧充满傲气的倔强女人。还有她的声音？

啊，她的声音……

从她讲出第一句话起，观众便知道这绝不是一个未经世事的人。因为她的嗓音透露出，她曾吸入过未铺好的小路上的尘土，曾经历过分娩时的尖叫，曾在工厂的车间里高声召集过她那帮工人姐妹。换句话说，她的声音就是我的妹妹，我的妻子，我的母亲，还有我的朋友的声音。

不用说，因为她的讲话，那些女工干劲倍增，最终超额完成了任务。但更重要的是，在影片的首映式上，观众席的第十五排坐着一个长着圆脸，头发已有些脱落的家伙，他曾极其崇拜安娜。一九二三年，他曾在夏里亚宾酒吧与安娜见过一面。当时的他还只是莫斯科电影艺术局的主任，如今已成了文化部的高级官员。而且，据说他极可能会担任下任部长。他被影片中她在工厂演讲的那段表演深深打动，所以他回去之后，每碰见一位导演，都会问对方有没有看过她那段精彩的表演；此外，只要他知道她在莫斯科，他就会订一束百合花派人送到她的房间。

你也许会心领神会地笑着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她就是这样东山再起的啊……可安娜·乌尔班诺娃是一位真正经历过舞台打磨的表演艺术家。更重要的是，作为“谦卑者同盟”的一员，她还是一位从不迟到，将台词拿捏得恰如其分，而且从不抱怨的模范女演员。于是，当官方的偏好开始向反映现实主义、体现坚韧不拔的精神上转移时，影片中便会经常出现一位成熟美丽但嗓音沙哑的女性。换句话说，安娜之所以能东山再起，完全在于她把握住了许多内外的有利因素。

也许你还是半信半疑。那么，你自己呢？

毫无疑问，有时候你的生活的确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飞跃。回首那些时刻，你的内心会充满自豪和骄傲。可是，难道真的没有什么人值得你感谢吗？比方说，为你提供过建议，鼓励过你或赞扬过你的导师、家人、朋友或者同学？

好啦，我们不要在原因和方式的问题上分析来分析去了。我们只需要知道安娜·乌尔班诺娃又当上了明星，而且她还在丰坦卡边上有了一幢房子，她的家具下面也钉上了椭圆形的铜牌。只不过现在，有客人前来拜访的时候，她是站在家门口迎接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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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四十五分，五颗星的海豚座突然在伯爵的眼前旋转了起来。

如果你用手指沿着它最底下的两颗星画一道直线，然后沿着这道线经过整个天际，你便能找到天鹰座。而如果你连起它最上面的两颗星画出一道线，那你就能找到飞马座，柏勒洛丰 (10) 骑的那匹飞马；可如果你沿着相反的方向画一条线，你找到的可能是一颗新的星星，一颗为了给地球上疲惫的旅行者、寄居者或者冒险家指引方向的星星。这颗像太阳一样的星球也许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在燃烧，直到现在，它的光芒才抵达北半球，继续在下一个千年为人们指引着方向。

“你在干什么？”

安娜朝伯爵这边滚了回来。

“我觉得你又长了一个雀斑。”他说。

“什么！”

安娜试着往自己的肩膀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