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 到达（1/2）

我们不得不承认，三十年代初期俄国的形势极其严峻。

除开农村饿殍遍野，一九三二年那场饥荒还使大批农民迁徙到了城市。这又导致了城市住房过度拥挤，必需品短缺，以及流氓无赖横行。而与此同时，在城市中心，即使是最健壮的工人也会因为长时间的劳动而精疲力竭；艺术家们也面临着能想什么与不能想什么的各种限制。教堂要么已被关闭，要么被改作其他用途，要么被夷为平地。革命英雄谢尔盖·基洛夫遭到暗杀之后，国家又借机整肃了一大批政治上的不可靠分子。

然而，紧接着，在于一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召开的首届斯达汉诺夫 (1) 全联盟大会上，斯大林亲口宣称：我们的生活已得到极大的改善，同志们，生活更幸福了……

是的，这番话倘若是从一般政客嘴里说出来，人们只会把它当成地上的灰尘和碎线头。可当它从“索索”的嘴里说出来时，人们便觉得没有理由不去信它。因为，这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通常会在次要的讲话中用次要的表述，发出他的思想已经改变的信号。

事实上，在发表这一讲话的前几天，“索索”在《先驱论坛报》上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三位健康的布尔什维克女孩，她们站在工厂的大门前，都身穿共产党员最喜爱的短束腰上衣，头上扎着方巾。看到这样的图片，他通常会觉得无比温馨。然而，这一次，党中央的总书记却突然醒悟过来，从西方新闻界的角度看，这样一身简单的服饰也许是在向世界表明，俄国在实行了十八年共产主义制度之后，女孩们至今过的仍是和农民一样的生活。因此，那句意义重大的宣言便被塞进了他的讲话，而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也因此改变。

因为，从《真理报》上读到人们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之后，细心的共产党官员便会明白，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已经到来：既然革命已经取得了彻底胜利，现在到了党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多一点个人魅力、多一点奢华、多一点欢声笑语的时候。不出数星期，此前一直被禁止的圣诞树和吉卜赛音乐便隆重回归了；外交部部长的夫人波利娜·莫洛托娃，担起了推出第一款苏联香水的重任；新光厂（借助于进口机械）接到了每天生产一万瓶香槟的任务；政治局委员们纷纷脱下了身上的将军制服，换上了量身定制的西装；勤劳的女工们走出工厂大门后，也不再打扮得像农民似的，而是跟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女孩子一样。 (2)

所以，和《创世记》中那位开口闭口要有这个，要有那个，然后就果真有了这个和那个的家伙一样，当“索索”开口说“同志们，生活已经改善”时，生活就真的改善了。

举个例子吧：此时，两位年轻女士正沿着库兹涅茨基地铁站漫步，她们都穿着颜色鲜艳，突显腰身，下摆到小腿的裙子。其中一位甚至戴着一顶非常惹眼的黄帽子。斜斜的帽边底下，是一双有着长睫毛的美丽眼睛。在她们的脚底，一条崭新的地铁列车正在隆隆的轰鸣中繁忙地运转着。她们走到楚姆百货商场的三扇巨大的玻璃橱窗时，停下了脚步。橱窗里陈设的帽子、手表，还有高跟鞋，堆得像金字塔一样高。

当然，这些女孩仍然住在拥挤的公寓里，仍然在共用的水槽里洗她们漂亮的衣裙。可她们往商店橱窗里张望的时候是怀着满腔的怨恨的吗？丝毫也不是。她们也许带着羡慕，也许会好奇地睁大双眼，但绝不会带着怨恨。因为楚姆百货商场的大门不再对她们关闭。该店长久以来只对那些外国人和党的高级官员服务，而从一九三六年起，该店开始向全体公民开放，只要你能用外币、银子或黄金付款就行。事实上，楚姆百货商场的最底层有一间设施齐全的办公室。在那里，一位老谋深算的先生会将你祖母的珠宝首饰按半价折成店里的购物积分给你。

你看，生活更幸福了不是？

所以，她们对着橱窗里摆设的货物称羡良久，想象着自己有一天也能拥有一套能在壁橱里像这样摆下很多帽子、手表和鞋的公寓。然后，我们这对迷人的姑娘才继续向前走，边走边兴致勃勃地聊起了那两位和她们约好一起吃晚饭并且颇有些背景的小伙子。

到了特维尔区，她们在路边等着穿过车流间隙，再快速过了街，走进对面的大都会酒店。她们走过礼宾服务台，直奔广场餐厅而去。她们所不知道的是，一位相貌出众、头发微白的先生一直在用仰慕的目光注视着她们……

“啊，春天都已经过完了。”伯爵对正在整理晚餐预订名单的瓦西里说，“从姑娘们的裙子就看得出来。我敢打赌，一直到晚上七点，特维尔大街上都还会有21c。再过些天，小伙子们便会到亚历山大花园里偷花送给他们心爱的姑娘了。埃米尔也会开始在他做的菜里头加豌豆了。”

“你说得一点也不错。”瓦西里用一种图书管理员与大学者交谈的口吻答道。

事实上，那天早些时候，入季以来的第一批草莓已被送到了厨房。埃米尔还特意塞了几颗给伯爵，让他第二天早餐的时候吃。

“绝对没错。”伯爵说，“夏天已经到了，接下来是悠长且无忧无虑的日子。”

“亚历山大·伊里奇。”

伯爵忽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便转过身来。只见自己身后站着一位年轻女士，只不过，这位穿的是长裤。她大约五英尺半的身高，一头笔直的金发，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外加一份少见的从容。

“尼娜！”他不禁叫出了声，“真没想到会是你。我们都好久没你的消息了。你什么时候回莫斯科的？”

“我能和你谈一会儿吗？”

“当然。”

伯爵意识到尼娜的来访可能跟她个人有关，便跟着她离开了礼宾服务部，走到了一旁。

“是关于我的丈夫——”她开口说道。

“你丈夫，”伯爵插嘴道，“你都已经结婚了！”

“是的，”她说，“我和里奥结婚六年了。我们俩都在伊万诺沃工作——”

“啊，我记得他！”

伯爵的打断让尼娜有些无奈，她摇了摇头。

“你不可能见过他。”

“你说得没错。我们是没正式见过面，但你离开这儿之前，有一次他和你一起来过酒店。”

一想起那天那位英俊的共青团队长支走其他人，一个人留下来等尼娜的神态，伯爵不由得笑了起来。

尼娜使劲想了想，还是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和丈夫来过大都会酒店。她只好挥了挥手，意思是说他们有没有一起来过酒店并不要紧。

“拜托了，亚历山大·伊里奇。我没多少时间。两周前，我们从伊万诺沃被召回来参加一个关于未来农业规划的会议。可开会的头一天，里奥就被逮捕了。我经过一番努力，查到他被关在克格勃的卢比扬卡大楼，但他们不许我见他。我当然就害怕可能出现最坏的结果。可昨天，我得到消息说，他被判了五年劳改。他们今晚就要用火车把他送到谢夫沃斯特拉格 (3) 去。我得跟他一起过去。可我在那边安顿下来之前，需要有人帮我照顾索菲亚。”

“索菲亚？”

伯爵顺着尼娜的目光朝大厅对面瞥去，那儿有个五六岁大的女孩正坐在一张高背椅里，漆黑的头发，乳白色的皮肤，一双腿搭在椅子边上，离地面好几英寸远。

“我现在没法带她一起过去，因为我得先找到工作和住的地方。这可能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但一安顿好，我就会马上回来接她。”

解释这些情况的时候，尼娜仿佛是在汇报一系列科学成果，一系列和万有引力定律及其他运动定律一样令我们恐惧与愤怒的事实。然而伯爵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震惊和恐惧，尤其当这些特殊的字眼一个个接踵而至：丈夫，女儿，逮捕，卢比扬卡，劳改……

尼娜看见伯爵脸上的表情，还以为他在犹豫。于是，尼娜——这个天底下最独立自主的人——一把抓住了伯爵的胳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