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讲习所（1/2）

张新颖：上次谈话后我回去想了一下，其实主要谈了一个成长的过程，很大一部分的内容是在写作以前的，还有写作之初的一些情形；如果顺着下去，就是谈从开始写作以后一直到现在的这样一个过程，上次也谈了现在的基本状态和对写作的认识，关于这个过程，还没有怎么展开来。我们接着谈谈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王安忆：可以，基本上按照这个脉络，岔开去的话也不要紧。但是按照这种谈法的话，也许谈不够篇幅啦。前面二十多年才谈了一次，接下去还要再谈好多次，谈什么呢。

张新颖：这个过程下去，我想谈个一两次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谈的过程中会谈到一些东西，比如说“看”的经验什么的，就特别提出来谈一谈。

王安忆：接下去还会有这样的话题。

张新颖：前面的主要是围绕你个人来谈了，今天就接着讲吧。

王安忆：我上次讲的现在都有点忘了，想一想。这么来讲，就我的创作道路，在我的写作的生平里边，大概有几个关节口，有一个是讲习所，讲习所应该说是比较重要的，至于它重要在什么地方，一下子很难下结论。从事实上来讲，我是一九七八年回到上海的，就在《儿童时代》社做编辑，因为是做儿童小说的编辑，我会到一些学校去，写了些儿童小说，其中那个《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就得了一个全国的奖。当时我去讲习所，应该讲我是里边资历最弱的一个人，就整个情况是最差的一个人，因为我的业绩恐怕只有这一个短篇小说，六千字，而且那时评奖还没评出来，只是有些好评，据说已经送到全国的少年文艺的大奖评委会上去了，在我们学习期间才评出来，是二等奖；当时我们这一班里边还有一个同学瞿小伟，他比我小三岁，我们俩是最最年轻的，他的一篇小说写小孩的，我还记得叫《小薇薇》，就是我和他得了这个奖。

张新颖：这个奖的名字叫什么？

王安忆：叫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我们是二等奖，这个奖第一届是“文革”以前颁发的，停了多年这时又延续下来，可是后来是不是延续下去我就不晓得了。那时候八十年代初，应该讲，奖项是不多的，那么有了这么个奖的话，在讲习所还算是给自己攒了点资历了。我唯一在讲习所的这一点点资格，很薄很薄的，他们那时候多是得了全国的优秀小说奖，中篇小说奖啊，短篇小说奖啊，说出来一个个名字都很吓人的，蒋子龙是我们班长，还有叶文玲，陈国凯是我们副班长，还有张抗抗，还有上海的竹林，还有叶辛，叶辛那时候在贵州的，还不算上海的，就我们这帮子人，很厉害的。

张新颖：还有陈世旭。

王安忆：还有陈世旭。反正我们这里边三分之一是得过奖的。还有莫伸，也是得了全国奖的。好像全国奖里边凡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差不多都在我们里面。

张新颖：你们是这个讲习所“文革”后的第一批？

王安忆：之前有四届，全都是“文革”以前，很早以前，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像邓友梅、刘真啊他们这些人都是的，就是差二三十岁了。我们说是说第五届，其实隔了好多好多年才出现的第五届，那时候叫文学讲习所，到了我们后边就改成鲁迅文学院了，人们都称我们为“黄埔五期”。比较厉害，这帮子人太棒了，老师都对他们很客气的，那么我在里边就显得特别差的，特别没资本。对于我来讲，在刚开放的时候，能够到北京去，能够有半年时间接触到很多开放的思想，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同时，又有了一段时间可以进行写作，有了一种职业写作的预习，因为半年里边基本上半天上课，平均是半天上课，其余时间你就是写作，而且大家在班里边有一种互相影响的气氛，都很想发表作品嘛，尤其是我，因为我资历特别薄，所以我就写得特别勤奋。

张新颖：只有半年的时间？

王安忆：很短的时间，半年里面还放了一个暑假，时间是不长的。

张新颖：放了个暑假？那你们是几月份去的？

王安忆：我们是四月份去，到十月份结业，十月份以后讲习所替我们每个人向工作单位请了三个月的创作假，一直到年底可以写东西不用去上班，因为上班蛮严格，不像现在。所以首先气氛是很好的，和许多中坚分子在一起；第二个是什么事都不干，就过着文学的生活，我觉得这对我很重要，是让我在这个处境里边泡一泡，还有一个，从那时候开始至少给我一个暗示：将来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写作的生活。所以我从讲习所回来特别不安心上班，就是不想上班，为了这事差点儿被处分了，我自说自话就不去上班自己放自己创作假，而且当时也挺傲的，文学讲习所我们第五届挺骄傲的，也挺得意的，这么一个佼佼者的班。我在这个班上的这半年对我特别重要，我不仅得了个奖，虽然得奖作品是以前写的了，我在这班的时候写了很多东西，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大部分是在讲习所的时期或者写作或者发表的。好像一下子就在那里得天时地利的感觉。我记得很清楚是六月份，六月份正好在讲习所学习期间嘛，我一下子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广州文艺》发表了三篇东西，这在班上挺轰动的。因为那时候发表作品不像现在这么多这么广泛，而且《雨，沙沙沙》这么一个小说挺特别的。我现在回想，我们这个班上的人都蛮好的，有一个同学叫王宗汉，他儿子叫王家男，就是编《短篇小说选刊》的那个，东北的。王宗汉当时在主持一本还不是省级的，地市级的刊物，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

张新颖：地区级的刊物。

王安忆：对，好像是地区级的还不是省级的这样一个刊物，他就向班上的同学约稿，我就给他写了一篇小说，他把这篇小说给了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好像是《小说季刊》，三个月出一期的，当时刊物不像现在这么多嘛，北京排来排去就这么几个，他就说帮我推荐到那儿去，因为那里有个编辑一直在我们这里约稿。他就帮我推荐过去，原来是给他写的。可是他说给他的刊物可惜了，那就是《小院琐记》。他们都待我蛮好。蒋子龙也向我约稿，那时他是天津的《新港》主编，他向我约，我就给他了一篇小说，他亲自指导我改，他真是有兄长风度的人。他们都挺提携我的，好像很多重要东西都是在那个班上写的，记得有一篇对我来说比较长的短篇小说叫《苦果》，当时写好给叶辛看的，叶辛在那里也是比较成功的，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叶辛看了以后很肯定我，激动得不得了，他当时就对我讲了这么一句话：“你好像写东西很有气氛。”那时候我和叶辛接触特别多，上海人好像多比较喜欢清静，与人交道也比较拘束，星期天都是在讲习所度过的，不像别人朋友多。叶辛那时候就是和我讲怎么写小说，所以我觉得叶辛很有趣。叶辛谈他在贵州的生活谈得特别多，而且我觉得他谈的贵州生活比他小说里写的要生动得多了，然后就教我怎么写小说。他那时候已经有崇拜者，不像我们还默默无闻，他的崇拜者送他一本手抄的东西，上面就是说，写眼睛有多少多少种写法，写一个人的神态有多少多少种写法，像尚方宝剑一样，有这样一本书在手里面什么都不怕了。你可以想象那个气氛，非常文学化的，都在努力地想把自己的东西写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古华那时候就在班上跟我们说他的小说，讲《爬满青藤的木屋》，《爬满青藤的木屋》是被《上海文学》退稿的，真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后来在哪儿发表了，得了全国奖。他讲得最好的是《芙蓉镇》，所以我觉得当时的写作是很慎重的，不像现在那么随意地写，他们那些故事已经在脑子里滚瓜烂熟了，他们那些作者尤其是内地来的，以故事为主，故事在他们那里是很结实很结实的东西，有多少生活经验，多少的情绪在里面，然后慢慢结构成《芙蓉镇》。当他在给你讲述的时候其实就是创作了，他给我讲的《芙蓉镇》到现在还很清晰，非常好，而且他的那种湖南口音，他讲述时候的《芙蓉镇》比他后来写在纸上的更加民间化，他写成小说已经有点文艺腔，因为普通话的表达形式。还有贾大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是农民的聪明。可是后来我们这个班走的人特别多，去世的特别多，先是青海的郭玉道，他是边疆过来的嘛，原来生活也比较艰苦，他先去世；然后是乔典运，他是河南的，还有贾大山，最近还有杨干华，还有黑龙江的刘亚舟。我们这班走了好多人，大都是贫苦的农民，苦出身的那种。乔典运当时是我们班年龄最大的一个人，穿了件黑棉袄，剃了个平顶头，完全就是个农民的样子，他来我们班上的时候好像四十九岁还是多少，反正我感觉是很大的一个人了。所以我们到北戴河的时候，当时我们的所长，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干部，就说你们这些同学在一起应该打破一些圈子，应该和不同的人在一起，他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哄堂大笑，他说：王安忆可以和乔典运在一起谈谈嘛。

张新颖：差别非常大了。

王安忆：可见我和他有多么不同，对，差别很大了。一个是年龄差别，性别也不同，然后一个农村一个上海的，于是大家就哄然大笑，就觉得很滑稽。我们这个班很勤奋，后来的班都没我们勤奋。

张新颖：大概有多少个人？

王安忆：每个寝室住四个人，应该三十来个人吧。有一些人是再也不写了，有的就出国一去不回了。

张新颖：你说这些名字的时候，我一想就想起来了，因为我年龄小，最初读你们的作品还是小时候，小时候读乔典运的作品，蒋子龙的作品，还有《爬满青藤的木屋》啊什么的，那时候影响可真大。

王安忆：想起这个时代，真是风华正茂的时代。我觉得人和人的交流是很重要的，那时候把我放在他们中，无论别人怎么说——有人说我是开的后门，其实不是开后门——但确实对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个机会。本来是四个人一间宿舍，开始女生一共只有三个人，一个叶文玲，一个张抗抗，一个竹林，所以还要一个女生，否则不是浪费了？上海只有一个竹林，是不是再给一个名额？那时候叶辛还是贵州的嘛不是上海的，所以就把这个名额交给了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他们在作者里面找了两个人，一个王小鹰，一个陈晓明。但是她们两个都在大学里读书，一个在华师大，一个在复旦。就想到我刚写了《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我就这样被选上去了。最好玩的是，我到那里报到的时候，有个作者不能来读书了，那个人叫母国政，当时也很有名的，我想他之所以不来，也是瞧不上，当时年龄也大了，跟小孩子在一起搞什么啦，就不来了。然后就选贾平凹，贾平凹也不来，最后马上就要开学了，临时定了当时《歌德和缺德》的作者李剑的妻子刘淑华，所以老师经常讲，王安忆啊，要是先定她的话，你就来不了了。因为她来了，所以我们从四人宿舍又搬到一个五人大宿舍。我真的是很侥幸进去了。可能我不去的话照样写这些东西，可是去的话呢在心理上可以给我自信心嘛，可以和他们在一起，让我学到那么多东西，也尝试到那种文学的生活方式。

张新颖：你刚才讲的时候用了一个词，文学生活。一个人的写作好像体会不到文学是一种生活，而大家凑到一块儿去就好像过的是一种文学生活了。

王安忆：对，我觉得最初是需要这样的一种气氛的，好比学术要从学府生活开始一样，可能是蛮重要的。如果你一个人在家里写作，慢慢也可能有出来的一天，但总是不会那么热烈吧，总是沉闷的，寂寞的，或者不是那么快乐的。所以我回想起来，这半年的讲习所生活的影响非常大，对别人怎么样不知道，因为他们很多人已经很成功，他们也经常缺课逃课回家，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会有出版社找他们去开座谈会。只有我是不逃课的，我去也没地方去，我是一堂课也不缺的，每天都坐在那儿。

张新颖：上课对你们来说不是很重要，是不是？

王安忆：对我来说很重要，各人不一样的，我从来喜欢上课，现在还会去听课。我现在把讲习所的笔记翻出来看看，我觉得上课上得很好的，现在学生大概都上不到这么好的课，因为都是从大学里找来的最好的老师。

张新颖：都是哪些人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