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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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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那我们接着谈谈“国际写作计划”。

王安忆:“国际写作计划”,当时和我母亲一起去的,北京还有吴祖光,我们一帮子人去的。这个活动的性质我也是慢慢才了解清楚的,是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他们夫妇两个人创办的,搞到一些钱,每年一次,主要面对发展中国家,所以到那里的都是来自所谓“问题国家”。我们去的这一届是“问题”最多的一届,有一个波兰的作家,他是寻求政治避难,带着孩子老婆很狼狈,等于聂华苓给他三个月的津贴,这三个月可以有地方住,有小小的收入,可以安心三个月;三个月以后公寓都要退掉,都要走人,他同时联系在纽约的朋友,寻求帮助,生活是相当的不安定,从波兰出来没什么钱的。他的这个孩子也有问题,因为生活不安定,就是特别地闹,大叫,有一天上午我就听到小孩子在走廊里尖哭尖叫,我去开门,其实后来我知道不应该开门的,别人的事情应该装不知道的,一开门就看到她母亲抱着她。他们觉得打扰别人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就抱着她捂着她嘴巴速速地跑到房间里去了。他们在那里的生活状况明显不如其他人,不晓得前途何在。还有一个是阿根廷的,这个女作家的问题在于她母亲是精神病人,她说这是她终生的监狱,说过这么一句话。还有一个比较戏剧性的,是前东德和前西德的,前西德的女人吧是从东德跑过去的,当时是叛国者,但在西德又并不顺遂,这个女人就酗酒,严重地酗酒,长得又丑陋,酗酒以后人神志恍惚,老是泪汪汪泪汪汪;那个东德的男作家长得漂亮得不得了,像洋娃娃一样,眼睛特别大特别天真,头发又是卷曲金黄的,后来听说他们原来是一个小镇上的街坊,两个人关系也特别好,想不到在这里重逢。聚会时“东德”就坐在“西德”的腿上。开演讲会分小组,一般是按地区国家分,西德女人不想在西欧组,想到东欧组,人家不要她,因为她是叛变的,不要你参加;让她去西欧组,她又不喜欢西欧,这是很大的悲剧。有一天晚上,很冷的天气,她就跳到河里面去了,后来被救起来了。

张新颖:这个人你好像写过的,在哪里看到的。

王安忆:我写过的,在《乌托邦诗篇》。那一届“国际写作计划”还有菲律宾的、印度尼西亚的、印度的。印度的作家给我感觉特别没归宿感,二十多种语言,可是用英语写作,语言上没有身份认同,就是你到底写给谁看,用什么语言写作,什么是母语,这是很大的困惑。那时候陈映真对我说,陈映真对我很重要,他总是讲一句话:你看看你周围,他们问题都很严重,不要以为就中国问题严重。他就提醒我注意这个背景。所以我觉得“国际写作计划”对我有很重要的影响。还有南非的,当时南非还没有独立,南非有个女诗人,她的诗讲到有色人种的处境,她看上去是白人,在会上讲到黑人怎么怎么受歧视,有人就问她,你是一个白人你是怎么能体会到黑人的处境的?然后这个女作家的回答使大家都很吃惊,她说我也是有色人种。

张新颖:你刚才提到陈映真,我有点明白了,因为你经常提到这个“国际写作计划”,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在你的经历中特别重要。刚才讲陈映真的那句话,其他国家都有问题,这样一想,这个意识对人太重要了。

王安忆:对,我们刚刚从一个经历过创伤的国家走出来,总是耿耿于怀,总觉得有很大的问题,他呢一开始是喜欢听我讲大陆的情况的,听到后来他也不耐烦了,因为他发现我讲来讲去也不过就这些东西,这些他在报纸上看到的比我讲得更夸张,他不想听,想听我们是不是看到别样的东西,我提供不出来,所以经常会很对立,对立的时候他就说你看大家都有问题。他英语很好,能用英语对话,就告诉我很多这个人干什么,那个人干什么,他告诉我很多的事情。我们确实各有各的问题,尤其是波兰的一家人给我印象最深,我觉得他们过得非常的凄惨,前途没有着落,比我们早离开爱荷华,据说纽约那里要上演他的戏剧。他邀请我们到他的房间里去,也没什么高兴的气氛,刚刚适应,小孩子又要去陌生的地方。还有一对冰岛夫妻,冰岛倒是很安宁的国家,他们很奇怪,领养了一个南美的孩子,皮是皮得不得了,但是很快乐的,他们不太在乎这种血缘上的必然关系的,那南美孩子就和这个波兰的小女孩玩起来。后来发现波兰女孩好起来了,明显好起来了,开始微笑啊,拉拉手啊,抱抱啊,但是要走了。波兰作家看到我总是很有感触,我想这种感触大概是觉得我们有同样的处境,总归要抱抱我拉拉我的头发,这种亲热我感觉他是在想我们在同样的处境里,你以后不知道怎么样。后来据说还不错,在美国就这样,只要你努力找到机会慢慢站住脚就会好起来,代价却也付出了。还有个土耳其人,蛮活泼的,他好像问题不大。

张新颖:他们也很能干,聂华苓哪里搞到这么一大笔钱?这么一个持续的计划。

王安忆:持续几十年了,一开始搞到的钱大概不多,人是不多的,慢慢很多企业都知道了安格尔和聂华苓,这个计划慢慢使爱荷华大学有名起来了,像爱荷华大学是理科的学校,在文科不是很有名,这个计划使这个大学在文科方面有了声誉。很可惜,安格尔去世,以后聂华苓再退休,就萎缩了,数年以后新来了一个人,是一个瑞典人,研究捷克,聂华苓是要物色一个对第三世界有兴趣的人,可以保持原来的性质和风格。他主持的时候规模明显缩小,我后来去过一次,二〇〇一年,立场性也不像当时那么鲜明了。但是由于聂华苓的影响,依然对中国人厚爱。我们那届人最多,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我们脑子里外国就是西方,不料一下子出来那么多“问题国家”。一个印度尼西亚的诗人朗读他的作品的时候,有一句话特别响亮:有这么多问题在面前,可我不能回过头去,只能面向它。就是这种气氛,很革命的,很左翼的。后来陈映真觉得我的思想倾向也蛮危险的,于是在我们后来的旅行中安排我的活动。他真的待我蛮好的,我觉得我挺好命的,总在关键时刻有人来救我,他就和聂华苓商量我们的旅行,我们的行程都是他参与安排的,从哪里到哪里,安排什么人接待我们或者和我谈话。

张新颖:那陈映真在这个活动里的角色有点儿特殊啊。

王安忆:陈映真是很特殊的,很早聂华苓就打算请他去,后来台湾的事情让他坐牢了嘛,所以事情拖了那么多年才实现,到了美国去,这是他第一次从台湾走出去。台湾局势那时候也很奇怪,在美国的时候他的一个小说在“《中国时报》”得了一个奖,这也意味着台湾的开放,小说叫《山路》,是挺左翼的一个小说,居然台湾能给他一个奖,得了一笔奖金,这笔奖金就让他太太去了一次美国,他的父母正好也在美国,他的弟弟妹妹在美国开餐馆的,聂华苓特别为他们家举行了一次宴会。他的爸爸、弟弟、妹妹、妻子,还有其他中国人聚在聂华苓家里,等于搞个欢迎宴,他父亲讲话讲得特别好。陈映真刚刚被抓到监狱的时候,聂华苓夫妇当时花了很大力气,要给他请美国律师,用美国的法律帮他打官司,他的父亲说,还是免了吧,中国人的事情还是中国人自己解决吧。

张新颖:他父亲好像是牧师?

王安忆:是牧师,一生都在传道。这个老人我特别尊敬他,他能讲这样的话,人格很高的。他们有些说法我们是没听说过的,比如飞机飞到那里去,劫持台湾就嘉奖,台湾再有人劫持飞过来,我们捧为英雄。他们知识分子会觉得很羞耻,觉得都是中国人,不应该鼓励变节,不应该让别人看笑话。在跳出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好像会看到另外一种标准,你也可以说它是更高道德的。我们那里还有一个很有问题的作家,来自巴勒斯坦,长得好漂亮,但是会经常不高兴,经常忧郁,经常觉得自己是没有家乡的人,她是一个有特别意识的人,在任何场合都要说我是巴勒斯坦人。我们那一届都是有问题的人。她性格特别强烈,个人生活不知道是离婚还是单身。还有一个保加利亚的作家,长得特别英俊,也是离婚的,我发现祖国的命运和个人的联系在一起的话就会变得非常尖锐。你个人生活起步好的话,也可以顺利度过民族危机。好像社会主义阵营的人都蛮要好的,很奇怪。这个男作家也蛮喜欢我的,他虽然英俊,但女作家对他打分并不高,大家认为陈映真更美,因为有内涵。社会主义阵营的人蛮孤独的,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苏联把南韩的飞机打下来,说是打错了,其实怎么会打错,是客机。当时有韩国的作家他非常难过,同时东德的作家也哭了,他感到很羞耻,因为是发生在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里的。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很多国际问题都在我们这里体现出来了,正好一九八三年决定要“九七回归”嘛,香港的一个作家叫潘耀明,就是现在《明报》月刊主编,天天翻报纸看他们股市,股市跌得一塌糊涂。后来发现那一年是国际事件发生最多的一年,每个人都碰到自己的问题。

张新颖:这样到那里可能就是会产生出一个比较宽广的意识,自己的问题仅仅是一个问题,不会那么自恋,老是想好像全世界就只有我这么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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