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莫言、贾平凹（2/2）

王安忆：我不知道你说的那地方在哪里。我插队的地方在安徽淮北，我就觉得我们那边的人特别古板，正统，他们不爱谈鬼的。你如果说，你有没有鬼故事讲，老人就不高兴了，觉得你这个人老邪的，不可以讲鬼的。子不语怪、力、乱、神。

张新颖：我那个地方就是跟莫言的地方差不多，整个齐国的风气，和鲁国非常不一样，史书上就记载，齐国人喜欢乱说，而且谈的就是神鬼。我们从小都是听老人讲鬼故事，他没别的故事给你讲，一讲就是鬼故事，我们农村长大的孩子都有一个经验，要晚上听鬼故事，然后听完鬼故事要回家，黑不隆冬的，不敢回家，害怕。就是那种心理，特别喜欢听那种恐怖的鬼故事，但是又害怕。莫言肯定是这样长大的。

王安忆：我后来到农村，我们那个农村，真是没有上海恐怖。你讲到鬼故事我想起来，我们上海的里弄是非常恐怖的，像我生活的地方，淮海路的弄堂里面，可恐怖了。上海的后弄，不是恐怖，是阴森，非常阴森。首先它有很多传说，说是传说，其实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而且是在不久之前，说这里有个上吊的女人，那边垃圾桶里有个小孩子被人家杀掉的，那里嘛又有个精神病，我们的弄堂给我的印象特别阴暗。然后又有个大问题，后弄里面没有灯，每一次我们学校里面晚上有活动，我很大一个困扰就是，晚上回来怎么样走回这条弄堂。我老是觉得这条弄堂里埋伏了很多很多鬼怪。我家里都知道我这个情况，每次，都要派人在弄口等我。我现在想起来，我们家的后弄正好对着前面打破掉的一个后窗，这后窗上曾经有过一个精神病在那边喊叫，这个窗的玻璃打碎了也没重配，用木板钉了很多横条。这个窗户是我从小最害怕的地方。我倒从来没有在农村受过惊吓，觉得蛮明朗的，平平坦坦，我们那里的民风倒是堂堂正正的。

张新颖：我看莫言的小说，就觉得，怎么回事，这家伙把我们小时候听的东西都写出来？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莫言的很多小说，是有当地传说的影子的。我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天看了《红高粱》，我就想，这个小说的故事，我十年以前都听说过了，谁谁都讲过，好像是那一带流传很广的故事。当然了，不能说莫言就是照搬了民间的故事和传说，小说里面有这些的影子。

王安忆：说到《红高粱》，其实，每一个作家都是有一个庄稼做底的。莫言的高粱，张炜特别喜欢红薯和玉米，苏童很喜欢棉花，我很喜欢麦子的。庄稼真的很美，没看到庄稼的人不知道它怎么美，你想象不到一块土地里面，一个种子，它最后会长成这么样的形状，这么丰富的形态。这种形态根本不是人能够制作的。

张新颖：你插队的时候种过麦子？

王安忆：我们种麦子。我现在回想，我那地方没什么可爱的，就麦子可爱。而且我们的麦子是套种的，它为了增加产量嘛，里面套什么呢？豌豆。等到豌豆挂角，麦子还没有熟透，我们在麦田里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摘嫩豌豆吃。嫩豌豆是我第一次吃到，真好吃，而且可以这么敞开着随便吃。我们农村有一种规定，你吃多少都没关系，但你不能带走。即便是这么贫瘠的土地上，依然保留着这么一种慷慨的风度。

张新颖：那我们是小时候掐麦穗吃，麦穗快熟了，但还有点绿的时候，就搓一搓吃了。那个味道很特别的。

王安忆：现在，农村在我脑子里面有亮光的，就是麦田。然后我们把麦子和豌豆一起打下来，麦面里面掺了豌豆粉，绿莹莹的，很有情调的。

张新颖：贾平凹呢？你和他有没有什么交往？

王安忆：贾平凹呢我和他联络不太多，但也蛮友好的，相处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我听不懂他的话。他也很苦恼，为什么我的话你会听不懂，所以我们在一起交流需要翻译。那一次我到西安去，和我的一个记者朋友，他请我们在他家门口吃那个羊肉泡馍，那是我第一次吃羊肉泡馍。那次我就觉得他特别可爱。我们做了一个游戏，所谓心理测试。我是从香港学来的，就这个游戏的顺序是说，你想一个动物，这个动物的所有形容词，你再想第二个动物，然后这个动物的所有形容词，然后再想第三个。最后给你解释，第一个动物是代表你所认为的你自己，第二个动物就是说人家认为的你，第三个动物，就是实际上的你。我还记得路遥想的第一个动物是熊，第二个我想不起来了，第三个动物是牛，而且第一个动物的形容词他说得非常酷烈，就是把人一掌拍死头也不回的，这个是路遥。贾平凹的特别好玩，我记得他的第一个动物是狐狸，第二个我忘了，第三个动物是乌龟。他知道答案就笑得不得了，我就觉得他像个孩子，他个子也比较矮嘛，就在街上，就趴在墙上笑，他说，你看我自己以为是个狐狸，其实是个乌龟。特别可爱。他是陕西南部的语言，很难懂的。我比较喜欢的他的小说是《鸡窝洼人家》。

张新颖：这个作品是比较早的。

王安忆：我觉得他这个小说写了一种特别朴素的农家小康生活理想，他也没有用先进与落后的观念去评价这两对人，只是让他们各落各的窝，各得所归。他这个小说特别像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有一种质朴的结构。我蛮喜欢这部小说的。很多作家，如果他们能够遵从内心地去写农民的生活，会写得很好的；但是我觉得整个意识形态都好像在告诉人们，农民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这很可怕。

张新颖：如果是一个好的作家的话，他慢慢会摸索到，慢慢会意识到，自己意识到这个东西，那就破除意识形态的迷障了。

王安忆：这真是一个很反常的情况。这又要谈到那个劳动的问题啦。农民实在是太贫困了。我记得我最喜欢的阎连科的小说就是“瑶沟系列”，我觉得他写出了农民的困苦，不只是农民，而是普世的悲怆。也因为现实是太困苦了，所以人们会鄙夷劳动，鄙夷自然。你看前几年在《中国作家》里面有一个青年作家的中篇，这个作家完全没有名气的，题目叫《夭折》，奇怪的是，他写过这个小说以后遇到车祸死掉了。这篇小说写得非常好，有些像汉姆生的《垦荒记》，他就写一对年轻男女，怎么样结婚，怎么样盖房子，怎么样慢慢过日子，然后生了个孩子，孩子死了，再生一个，又死了，又再生一个。这篇小说特别好，写的是生活，可惜一点也没有受到什么重视，而且这个作者的命运又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很古怪，就好像天谴的一样，因为他把一个天机给泄露了，这就是生活的天机啊。我蛮喜欢挪威的汉姆生的。这种写作已经不大受重视了。山西的葛水平，我喜欢她的也就是这个状态，她现在已经是三十多岁了，三十岁以上的作家，这个年龄会相对稳定一点。我特别不希望他们这些人受到什么损害。我觉得他们多宝贵啊，就这么点硕果仅存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