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冷的光亮（1/2）

我开始了写作，并坚定日日地写着。

白天到几里外的高中读书，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构思我的故事。星期天下地劳动，到了晚上就点上油灯，伏在一张陈旧而破损的带抽屉桌上，写着我的关于阶级斗争和地主、富农、贫农，以及剥削与被剥削、反抗与被反抗，还有远离家乡之后，主人翁去找共产党的那部长篇故事。

写作成为我生活的秘密，使我感到在那青春年代里，我比别的同学和乡村的人们，都过得充实和多了一份愿念理想，似乎在生活中比别人有着更多的一束遥挂在未来的光明；使我觉得，正因为文学的存在，才有了我那时活着的意义，才有了我文学的昨天、今天，和可能是灰暗而艰涩的明天。

就是到了今天的景况，我的写作或好或坏，已经写有五百余万字的作品时，所有的记者见我都会千篇一律地问我世界上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谁、作品是什么时，我都是认真地答道，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张抗抗；影响了我一生的作品，是张抗抗的《分界线》。

必须承认，我确实从心里对抗抗大姐，充满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激之情。

岁月如同有用无用的书纸，日子是那书纸上有用无用的一些文字。就这么一页一页地掀着，仿佛我写的无意义的小说一样，到了我把那部长篇故事写到三百余页时，因为大姐的腰痛日益加重，因为家里确实需要有人干活，需要有人去挣回一份维持油盐药物和零用的钱来，在高二期间，我读了一个学期，便辍学回家去了。那年我还不到十七岁，在家待了数天，把我的被子、衣物，还有正在写作中的小说书稿，一整一捆，就到了几百里外的河南新乡，打工去了。

那是我人生中最为辛苦的岁月，每每提起，都会唏嘘掉泪。

我有一个叔叔，是我父亲的亲弟，他远离家乡，在新乡水泥厂里做着工人。因为他在新乡，也就首先介绍我大伯家的老二孩子，名叫书成的我的叔伯哥哥，在新乡火车站当着搬运工人，把从火车上卸下的煤或沙子，装进加长加高过的架子车上，运往三十多里外的水泥厂里；起早贪黑，一天一次，一次一吨，一千公斤，六十多里路，能挣四到五元。因为哥哥在这儿干着，我也就到这儿做了一个搬运工人。

我比哥哥个儿高些，却没有他那样对人生和搬运的耐力。每天天不亮时，我们弟兄就早早起床，拉着空车，快步地往三十里外的火车站去，每人装上一吨煤或沙子，然后再缓慢地如牛一样，拉着重车回来。在平和的土道上，我们步履蹒跚，徐徐而行；遇到了上坡，无论坡陡坡缓，我们都把一辆车子放在坡下路边，弟兄两个合拉一车，在那坡道上走着“s”形的路线，盘爬着自己的人生。送上一辆，回来休息一会儿，再合拉另外一辆。夏日时候，天如火烤，汗如雨注，好在那时，路边常有机井浇地，渴到难耐之时，我们就趴在路边田头，咕咕地狂饮一气，如马如牛，如沙漠骆驼，喝个痛快。到了午饭，我们就总是赶到某一机井口上，吃着四两一个，因为坚硬形长被我们形容为“杠子”的馍馍。每次，喝着路边的生水，吃那杠子馍馍，我和我哥，都能一口气吃上两个，八两重量。

起初，我拉不动那上吨的煤车、沙车，吃不下那两个杠子馍馍。哥哥替我着急，除了每遇上坡，都要替我拉车以外，还要在路边吃馍时候，从他车把上吊的一个袋里，给我摸出一块乌黑的咸菜块儿。他咬下一口，有三分之一，自己吃着，把那三分之二乌黑的咸菜，递到我的手里，让我就着咸菜，就着路边河水，去吃那坚硬的杠馍。这样过了一段日子，看我能吃完那八两馍了，哥就不再给我准备咸菜，而只准备一些最为淡白深刻的关于人生的话儿。

他说：“连科，你还回家读书去吧，读书才是正事。”

他说：“不读也行，读多了也不一定有用。”

他说：“明天周末，我们回去洗个澡吧。洗个澡，明天你好好睡上一觉。”

我在每周的周日，都会好好睡上一觉，把前几天透支的力气，设法儿补将回来。可是，我哥让我睡觉，他却仍在星期天里，还要到火车站上再多运一趟煤或沙子。

我和我哥，是住在水泥厂的一间宿舍房里。周日这天，哥哥拉着车子走了，我就躺在空荡荡的屋内，有些绝望地望着天花板和天花板上挂的蛛网，还有蛛网上一天天长大的一只蜘蛛。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我那写了几百页书信横格稿纸的长篇小说，它孤苦伶仃，和行李一块，从老家随我到了新乡，可我却再也没有为它续写过一字一页，再也没有写出过一段情节或一个细节。

就这样过了两个多月。有一天，我叔看我走路时一个肩高，一个肩低，身子也有些歪斜，问我怎么会这样走路。我说本来就是这样走路。我叔伯哥哥，却把头低了一会儿，又抬起来说，是拉车拉的。说因为架子车中的辕带，每天都要狠狠地勒在肩上，要用尽吃奶的力气向前拉着，那肩膀也就自然向下坠了。

说完这些，我叔没有再说什么，眼眶里有了泪水。

三天以后，我叔不让我再到火车站上去当那搬运工人。说挣钱再多，也不再去了。说一旦累坏了身子，他会一生对不起他的哥嫂，我的父母。经过叔叔托人周旋，还请人吃了两次饭店，喝了一瓶白酒，说通了让我到水泥厂的料石山上，和别人一道打风钻、炸料石，然后再把料石装上小型火车，运往山下水泥厂里。因为炸那料石有些危险，被石头伤后流血或被哑炮碎骨，甚或炸亡的事情，每年每月，都时有发生。为了安全，叔也不让我哥去做那搬运工了，让他和我一块上山，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我们弟兄就卖了各自的架子车，到水泥厂的料石山上，去做了那里的临时工人。料石山脉，离水泥厂有里，小罐火车，上山时用钢丝卷扬机把几十个空罐车厢拉将上去，待装满料石，再利用下坡的惯性，把那罐车迅速而有节奏地放下山去。在那山上，临时工们分着几拨，有人专门打钻放炮，有人专门把料石装上铁皮板车，再推几十米或者上百米，装上罐车，还有人负责专门把罐车往厂里放运。刚上山的新手，由于不熟悉劳作景况，都会让你干上三天放罐的轻活。三天之后，你都熟了，再去干那搬石头抡锤，到崖壁上撬石放炮的险活累活。

我干了六天放罐的轻活。

叔伯哥哥，把他前三天的放罐轻活，也让给我了。而他，一到山上，就干了抡锤打钎的最重的活儿。在山上干活，是一种“计时”，而非“计件”。计时，即每天干八个小时，为着一班，每一班有一块六毛钱。为了能干上十六个小时，一天劳作两班，挣上三块二毛钱，我和我哥去找工头说了许多好话。我叔，还又去给那工头送了两盒香烟、一瓶白酒。就这样，我和我哥，在那山上每天干上双班，十六个小时，经常一干十天半月，不下山，不洗澡，也不到厂里去办什么事情。吃住都在那空旷的山脉上，直到天下雨了，才会借着雨天，休息一下。

人生虽然苦寒，可每月领薪后往家寄钱的那一刻，从邮局出来望着天空和行人，还是感到了无限的惬意和温暖，感到了自己已经是个大人，可以为父母和家庭尽下一份情意和责任。为此，还是会有着来自心底的甜蜜和自傲，尤其在接着家里回信时，信上说寄的钱已经收到，那些钱刚好能让家里派上这样那样的用场时，自己就觉得自己有了顶天立地的命道和力量，也就感到世界的实在和具体。于是，愈发地想要干活挣钱和去承担一些父母肩上的事，去父母肩上卸些生活的沉重和悲苦。这样，也就更加渴望每天能在矿山上干下十六个小时，而且是永无休止地干下去。

最长的一次，我在那山上一气干过四十一天，每天都是十六个小时，不洗脸，不刷牙，下班倒在地上就睡，醒来用湿毛巾在脸上象征一下，就往工地上快步走去。因为工厂里既抓革命，又促生产，要大干一百天，完成多少万吨的水泥生产，支援哪里的工程建设。所以，全厂上下，就都那么日夜忙着，自自然然，也就给我提供了一个不用请客送礼、不用求人说好话，就能每天干上十六个小时的天赐良机。

我抓住了这个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