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欠（1/1）

现在，可以清算一下我所欠父亲的债务了。

可以由我对自己实行一次良心的清洗和清理了。先说一下我没有花那十元钱让父亲看一场他想看的电影《少林寺》，当时，我身上是一定有钱的，记得回到豫东军营以后，身上还有十七元钱。就是说，我完全有能力挤出十元钱，包下一场电影，让父亲生前目睹一下他一生都有些津津乐道的“飞檐走壁”的那种神话和传说。为什么没有舍得花那十元钱呢？当然，是小气、节俭和当时的拮据所致着。可是，更重要的是些什么呢？是不是从小就没有养成那种对父亲的体贴和孝爱？是不是在三岁、五岁，或者十几岁时，父亲倘若从山上或田里收工回来，给我捎一把他自己舍不得吃的红枣，或别的什么野果，我都会蹲在某个角落，独吞下肚，而不知道让父亲也吃上一颗两颗呢？我想是的，一定就是这样。因为自我参军以前，我从来没上街给父亲买过一样吃的、一样穿的；甚至，从田里回来，也没有给父亲捎过一穗鲜嫩的玉米。我倘若不是那种私欲旺极、缺少钟爱他人之心的人，在有能力给父亲花十元钱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去花呢？人总是这样，在来不及的时候才明白，在不需要的时候才会大方和无私，在一片推让中才会无私和慷慨。毫无疑问，我也是这样的人。是那种天冷了首先要自己穿暖、天热了首先要自己站在树荫下面的人。这样的人，无论对谁，包括自己的血缘父母，都有一个先己后他的顺序，先己时不动声色，后他时张张扬扬。而且张张扬扬还在先己后他的掩盖之中。仔细想想，我确凿就是这样。当时没有替父亲包下那一场电影，最为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没钱，可为什么回到部队后，身上还余有将近二十元钱呢？如果自幼就是那种爱父母胜过爱自己，是那种肯把父亲的吃穿、喜好放在自己心上的人，我会不包那一场电影吗？为什么到了父亲死去之后，才来懊悔这件事情呢？这不也正是要把自己冰冷了的善、爱穿上一层棉衣吗？把自己善、爱的燥热，表白着放在浓荫下的风口朝四处张扬吗？至今我都认为，一个人可以对他人在任何方面缩手退步，而绝不能对自己的父母、对与自己一切有血缘关系的兄妹、子女，在任何时候退步缩手，哪怕是死，或去流血。然而，我却没有这样去做着。

其次的第二笔欠单，就是自己执拗地服役，执拗地逃离土地，从而在别人以为一切都合乎情理中改变了父亲的命运，使父亲愈疾复发，六年后就别离了这个他深爱的世界。这是我永生的懊悔，永生又可以用许多生存、前途和奋斗的理由来搪塞、来辩白的事情。正是我自己总是这样的搪塞与辩白，正是不敢直面、正视是我的行为导致父亲过早下世的根本缘由，也才出现了父亲死前不久，在我头脑里下意识的“只要父亲活着，我们家（我）就不会有好日子过”的罪恶的念想。这是我对父亲的第三笔欠单，是无可辩白的罪孽。甚至，是上天行使应验的权力，召回父亲的最好依据。那么，我的父亲，他在生前知道这些吗？他先我们一步体验了生，又体验了死，他死前究竟想了什么呢？人们随时可以体察生的感受，却永远只能揣猜死的意含。死亡，到底是一种对生的惩治，还是对生的超度？也许，既是惩治，又是超度；也许，既不是惩治，也不是超度，仅仅是一单纯的结束。有的人，享尽了人间富贵，因此他才留恋今生，恐惧死亡；也有的人，正因为享尽了拥有和富贵，他才能与死亡谈笑，面对结束如超度一般的轻松与自如；还有一种人，因为受尽了人生的苦难，才体味到了死是一种真正的新生，才真正地把死亡视若超度而企盼、而实践。可是我的父亲，他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他留恋人生，是因为他受尽了苦难；因为他受尽了苦难，他才加倍地体味到了生的意义和生中的细微的欢乐。春天，他可以把口罩戴在脸上，坐在温暖的院里，抵抗着最末一丝的冬寒，望着门口行人的脚步，以此恢复他在病中忘记的乡村模样和记忆；夏天，他可以在门口、村头、田野慢慢地走动，观看庄稼的生长、鸡狗的慵懒，以此来重新感受这世界的存在，和存在的温馨；秋天，他可以坐在避风的哪儿，守着母亲淘晒的粮食，望着从天空南飞的雁阵，慢慢回忆他种过的田地、收过的庄稼和他纯属农民的人生与经历；就是到了冬天，到了他人生的寒冬，北风呼啸，他呼吸困难，也可以围着侄男甥女为他生的火炉，或躺在床上母亲和姐姐们特意为他加暖的被里，端着我那知情达理的嫂子为他熬的汤药，望着方方和圆圆，他的一对同岁的孙女和外孙女，看她们嬉戏，看她们争吵，借以享受亲情和血缘所带来的天伦的欢乐。他为什么不留恋这个世界呢？地里的田埂还需要他去慢慢地打上一段；邻里的争吵，还需要他去说和与调解；子女们成家后的生活烦恼，也还需要他坐下去劝导与排解；就是孙子、孙女、侄孙、侄孙女们，也还需要他拉着他们在门口玩耍着长大。

他真的是没有过早离开这个世界的理由，没有不留恋这个世界的理由。对于父亲来说，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只要活在这个世上，能同他所有亲人同在一个空间里生活和生存，苦难就是了享受，苦难也就是了欢乐。我的父亲，他清明洞白了这一点，体会了这一点，因此，他把死亡当作了是上帝对他的惩戒，可又不知道自己本分、谨慎的一生，究竟有哪儿需要上帝的惩戒。所以，知道自己将告别这个人世时，他长时间地含着无奈的眼泪，最后对我的哥哥用企求的口吻说：“快把大夫叫来，看能不能让我再多活一些日子……”对母亲最后的交代，也就是了他的遗嘱，他说：“老大、老二媳妇都在城里工作，都是城里的人，可我们是农民，在乡下惯了，我死后你就一个人在农村过自己的日子，到城里你会过不惯的，过不好的……”而父亲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则是：“回来了……吃饭去吧……”这是一九八四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的中午，我在前一天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第二天中午和妻子赶回家里，站在父亲的床前，他最后看了我一眼，眼眶里蓄满泪水后，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对这世界说的最后一句话。仿佛就是为了等我从外地回来说下这一句，仿佛就是父亲不愿和我这样的儿子相处在同一空间里，所以父亲刚刚说完这话不久后，他就呼吸困难起来，脸上的凄楚和哀伤，被憋成了青紫的颜色。这时候我便爬上床去，把父亲扶在怀里帮着大夫抢救，可当父亲的头倚恋在我胸口的时候，当父亲的手和我的手抓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父亲便停止了呼吸，把头向外猛地一扭，朝我的胸外倒了过去。然后，他把抓我的手也缓缓松开，两行凄清的泪水便从眼里滚了下来。试想想，父亲不留恋这个世界，他会在他生命的最后流出那凄清的泪水吗？可留恋这个世界，他为什么又要走了呢？走前为什么要把头从我的胸前躲出去，要把抓住我的手松了开来呢？这一切，不都是因为他的头贴在我胸前时，听到了我心里曾经有过的“只有父亲下世，我们才有好日子过”那一瞬恶念的回音吗？

将人比物说——世物中有种昆虫，在生下儿女之后，要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食粮，来把儿女的幼年养育至成年。这样喂养的生命景观，展示了什么样的生命意义呢？还有一种毛色暗淡的狼，有食时可以与父母共同享用，然只要七天饥饿，四处找不到食物，它就要把年迈的父母残酷地吃进肚里，而做父母的这个时候，望着儿女把自己咬得鲜血淋淋，也不会吼叫与还口。想一想，我是不是那蚕食父母的昆虫和以年迈的父母为食的残酷、饥饿的野狼呢？即便不是，身上不也藏着那样的恶端品性吗？从不花十元钱去为父亲包一场电影那样的日常细节，到一味地要逃离土地因此改变父亲命运的执拗行为；再到敢于产生恶念的内心，我到底算一个儿子吗？算个儿子又是什么样的儿子呢？是不是我在经过了这次忏悔和清理之后，面对父亲我就能经得起良心的最后质询呢？我不止一次地想过、算过了，我欠父亲的债务不是钱，不是物，而是因恶而欠的生命和命运。算一算，我的大伯活了八十二岁，我的三叔也已将近八十岁，去年故去的四叔，死时也已六十九周岁。以他们弟兄的平均年龄来核算，我父亲的生命如果应该有个平均值，那么，他至少应该活到七十五到七十六岁间，可是，父亲死时却只有五十八周岁。这样说，我所欠父亲这十八年的生命债务，如何才能偿还呢？村里有人和父亲是同样的病，同样的病症也活到了七十六周岁，如果父亲这病，没有因我而发，焉何知道他就活不到七十六岁，活不到八十周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