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1/2）

大伯是偏穷乡村的农民，极尽平凡和卑微，可又是一个堪用超凡去形容的尊贵的生命和尊贵的人。

那一年，房子盖将起来了。

那一年，我发成哥哥完婚了。

盖起房子那一天，自然是依着乡村的风俗，慷慷慨慨，放开来请匠人们好好吃了与喝了。吃了肉，喝了酒，待匠人与小工都离开繁闹，别了新房后，竖在路边的那三间高大的瓦屋里，空落出的清静，散发着半青半红的砖和石头混合成的硫黄味，还有泥土的潮润和馨香。屋子里净净荡荡，似乎辽远开阔。初夏的阳光从门窗透进来，照着那些清丽的味道，如照着看不见的绸纱。就在那屋里，在我和叔伯哥哥与弟妹们都站着坐着欣赏房屋，赞赏阳光，开始对生活有着懵懂美意时，大伯从外边进来了。

大伯说：“你们弟兄都在呀。趁都在，我给你们说上几句话。”然后，大伯就立在门口的阳光中——因为他身材高大，一米七多的身子立在那儿如竖着一块板——站在他用一家人的血汗盖将起的三间瓦屋的门口，对他六男二女的子女们说：“房子盖起来了，债也欠下了。人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欠，唯独不能欠的是人家的债。从明天起，我们一家人都重去拉石头、卖石头，尽快把欠人家的债务给还上。”

生活又恢复到原有的轨道上，和原本就没有离过轨道一样。早上天不亮起床到十几里外河的对岸涧谷扛石头，然后再蹚着齐腰的急流运到河这边，卖到村里那些国家的麻雀单位里。一天两趟，走时星月满天，回时星月也满天。除了农忙和过年，其余时间里，大伯一家人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一干一恒持，就是三年多，和又一个中国历史中的“三年困难时期”一样。

总算无论如何，因为这竖起的新房子，使我大伯家沧桑的日子，显出了与他户人家的相同和不同。相同的是，过的都是那个年代里乡村瘦弱的岁月；不同的是，因为大伯家人口众多，其岁月中的日子，就过得比别人家更为艰辛和疲惫。但在这户人家中，因为大伯的存在，就像一片新生的林地中，有一棵粗壮而古老的大树，一下让那林地有了境界和气韵，有了精神和风骨。大伯正是那片林地中的那棵古而壮的树，因为他如牛如马地劳作，因为他如头羊、头雁样领着子女们为活着，并力求在活着中让子女们尽力吃得饱一些、穿得不那么破烂裸露些，并且在他们长大成人时，都能够有理由谈婚论嫁，有条件娶妻生子，我大伯在他不识字并且在他不善深究言谈的人生中，深深地明白两个字的含义和深邃，那就是——尊严。

就是人活在世上的某种尊严。

尊严有大小之说，但没有高贵卑贱之分。如同钟表上的时间，座钟大者可卧似房屋，站如松柏；小者犹如拳头鸟蛋，搁在桌角床头，如鸟雀卧枝。手表有当年南京产的“钟山”牌，大如铜圆，光亮中显着浅黄，三十元一块，戴在手腕上，鲜明而粗糙；有上海产的上百元一块的“上海”牌，相比之下，确实有了精致和薄美。可再一看那些进口表，日本的超薄和透亮，瑞士的琳琅和滑润，这些物件品相，有大小，有贵贱，有美丑，可其所走动的时间，却一律都是时、分、秒，都是积累着分散了的岁月和生命。而我们生活的尊严、人的尊严，也正如钟表上的时间，钟表可以不一样，时间却必然是等同和相同。比之于时间，尊严亦是如此。国王的尊严不一定比百姓的尊严要大，要厚重；省长的尊严不一定就比一个乡村平民的尊严更为值钱，有价值。

我在想，国王为了他的尊严，可以砍掉人头的话，而百姓为了自己的尊严，是要在被杀时，努力把腰杆挺直些，要在世人面前展示一下自己活在人世并不那么猥琐和自卑。那么说，后者的尊严其实要比前者更让人敬重和尊崇。

如果省长为尊严不惜下发一份文件，动用无数的人力和财力时，农民为了自己的尊严，要把收割的镰刀磨得快一些，把耕地的犁铧弄得尖锐一些儿。那么说，后者的尊严，也要比前者更为本源和人道，更为人性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