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与罪臣（1/1）

在大学的古代文学课上，喜欢王维的学生非常少。学生最喜欢纳兰性德，接下来是李白，再接下来是苏轼。纳兰性德和李白是富有激情的作家，苏轼那么可爱，谁不喜欢？但王维如此缺乏认同者，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来学生之前并没有接触到他作品中最精粹的部分，二来他成就最高的中晚期诗歌所表达的禅悟与理趣也不是青少年乐于欣赏的。

我直到工作之后才喜欢读王维，感慨他早年、中年、晚年的作品风格差异之大。王维是少年天才且家世清贵，父系为太原王氏，母系为博陵崔氏。因为被寄予复兴王氏的厚望，王维十五岁就离开家乡，成为长安城里皇亲国戚的座上客。那首著名诗歌“每逢佳节倍思亲” [3] 就写于这个时期。

辛文房的《唐才子传》这样记载：

维将应举，岐王谓曰：“子诗清越者，可录数篇，琵琶新声，能度一曲，同诣九公主第。”维如其言。是日，诸伶拥维独奏，主问何名，曰：“《郁轮袍》。”因出诗卷。主曰：“皆我习讽，谓是古作，乃子之佳制乎？”延于上座曰：“京兆得此生为解头，荣哉！”力荐之。开元十九年状元及第。 [4]

唐代的科举考试还不封卷，考生的声名也是考察范围之一。因此，当《江南逢李龟年》里那个“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5] 的岐王想帮王维获取科名时，就让王维打扮成伶人的样子，去玉真公主府上。王维以诗歌和音乐方面的才华获得玉真公主的赏识后，顺利考中状元。

王维少年得志时的作品，远非我们后来熟悉的《终南别业》或《山居秋暝》的样子，而多是古体乐府，比如写贵族女子奢华生活的《洛阳女儿行》、写贵族少年仗义疏财的《少年行》、写闺情的《扶南曲歌词》等。粗糙一点说，少年时代的王维正是以后来纳兰性德和李白善于写的那些主题著称的。《叶嘉莹说初盛唐诗》中对他的这些作品曾有精彩的分析。前几年《刺客聂隐娘》《妖猫传》等电影中，现代的美工团队极尽想象堆叠出的唐代长安繁华景象，使观众觉得如同幻境，但倘若照着王维早年那些乐府诗布景，奢华程度可能还要增加数倍。

王维的晚年形象也与神韵淡远的“诗佛”不同。安史之乱中，他没能逃出长安，虽“服药取痢，伪称喑病” [6] ，但仍被安禄山携至洛阳任伪职。乱定后，王维虽得以免罪，但内心极度痛苦。他晚年的文章中翻来覆去反省自己为何不能自杀殉国，其自我贬责、自我作践的程度，让人不忍卒读。

当贼逼温洛，兵接河潼，拜臣陕州，催臣上道。驱马才至，长围已合，未暇施力，旋复陷城。戟枝义头，刀环筑口，身关木索，缚就虎狼。臣实惊狂，自恨驽怯，脱身虽则无计，自刃有何不可。而折节凶顽，偷生厕溷。纵齿盘水之剑，未消臣恶；空题墓门之石，岂解臣悲？今于抱衅之中，寄以分忧之重。且天兵讨贼，曾无汗马之劳；天命兴王，得返屠羊之肆。免其衅鼓之戮，仍开祝网之恩。臣纵粉骨糜躯，不报万分之一。

况褰帷露冕，是去岁之缧囚；洗垢涤瑕，为圣朝之岳牧。臣欲杀身灭愧，刎首谢恩，生无益于一毛，死何异于腐鼠？（王维《为薛使君谢婺州刺史表》） [7]

阅读《王右丞集》会觉得五味杂陈。早年那些才华横溢、设色明艳的乐府诗，每首之后都写着“时年十五岁”“时年十六岁”“时年十七岁”，俨然神童的得意；中年隐居辋川，恍然看透了生命的真相；晚年却深陷于懊悔之中。明治时代的日本僧人释清潭甚至认为王维死于自责：“深痛叹此间之事，无疑促其早亡。……如无此事，则能后保十年余生。然四年弱即死，其原因可察。” [8] 如此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大概很少在其他诗人身上看到。

有些诗人终生感慨怀才不遇，而他们渴望的终点不过是王维的。他在二十出头时就拥有了别人渴望的一切，然后一点一点失去。中年时，他寄情山水之间，大概以为繁华剥落，已照见了五蕴皆空。没想到步入晚年，“无我”不再只是玄辩，而成了自我否定的真实体验。了解这一切之后，再回头去看他的辋川生活，更觉其中的理趣和情味并不是没有温度的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