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变容(2008)(1/2)
周劭一直记得二〇〇五年遭遇的翻车事故。那是隆冬,他从l市搭乘一辆十吨卡车去山西,司机超载,这司空见惯,公路上跑运输的人都这么干,昂贵的过路费迫使他们把利润像赌注一样押宝在超载部分,假如被查,这一趟就跑亏了。重卡上路后,周劭坐在副驾。有时候,会有两名司机轮流开车,但那次不是,司机四十岁出头,问题很大,一路上都在拍打自己的额头。周劭问,喝酒了吗。司机说,没有,只是感冒了,发困。
卡车没有在任何休息站停留,入夜后,进入山西界内。周劭提议休息一下,估算后半夜能进城。司机说,如果休息,就得是白天才能到。卡车在公路上行驶着,有那么一段路,似乎很偏僻,道路两侧全是荒地,对面开过的也都是卡车,像发怒的巨神呼啸而来,又擦肩而去。司机毫不吝啬地按着喇叭,继续拍打额头,周劭胆战心惊,感到自己像一个恐高症患者被送上了半空,然而他平时并不害怕坐卡车。他预感到这一趟会遭遇不测。
半个小时后,卡车在弯道上失控,一头栽向路边的河道。那一瞬间周劭可以确定,司机睡过去了,两人死定了。然而那是一条干涸的河床,司机踩下刹车,周劭向前猛冲,感觉卡车做了一个倒立运动,尾部甩出去,随即熄火。周劭破口大骂,推开车门,确认下方是土地而不是河水或沼泽,然后爬下去。卡车四十五度角栽在河沟里,到处都是散落的瓷砖。
司机一下车就崩溃了,他坐在地上问:这车货值多少钱?周劭说我不知道,不会低于十万,好在也没有全碎。司机默然不语,周劭安慰道:若是想不通,就想想这条河要是有水,咱俩就淹死了。司机说:还不如死了呢,我买了人寿保险,死了能赔一笔。周劭拍拍他肩膀说:兄弟,我是火车司机的儿子,我不得不说一句,干你们这行的,要坚强点。
周劭从河床底部向上望,一段时间,公路上寂静无声,没有一辆车开过。气温下降得厉害,司机打手机找救援,告诉他,得天亮才能有人来。周劭说,咱得找个地方躲躲,太冷了。司机说,咱不能走,一旦走了,天亮回来,瓷砖肯定被当地农民抢光,很可能连卡车都被他们卸了搬走。周劭同意,两人手脚哆嗦着拔了些枯草,又捡了几块破碎的包装箱,在河道上点火,风瞬间就把火吹灭了。后来,卡车司机说,咱们过来的时候有一个收费站,你往回走吧,也就公里,我留在这里。
周劭背上双肩包,沿着河道往前走,月光笼罩四野,脚下的土地坚硬、异质,披着奇异的光泽。他掏出手机,打算向童德胜汇报情况,然后想:真是操蛋,好几年,每当遇到这种事情我总是头一个给老童打电话,除此,再无他人。他收起手机,继续往前走,一段时间内听到自己沙沙的脚步声,看到自己嘴里呼出的白气,夜晚空寂而虚无,前方是唯一的方向。走了很久,从一条平缓的坡道爬到公路一侧,望见远处收费站的灯光。他想到童年时,很多次跟随父亲去外地,火车在黑夜中行驶,有时,并不那么黑,也有月光,他把这想象为星际旅行,父亲是宇宙飞船的船长,他是唯一的乘客(驾驶室里的副手被他自动忽略了)。孤独而破旧的宇宙飞船,飞行在另一个星系的蒸汽火车头,全世界(应该说是另一个全世界)只有这父子二人。此时此刻,这个童年的狂想又回来了,只不过换成了他独自在荒凉星球上行走,既没有绝望,也没有希望,终于看见了某一处人类建立的基站。他再次掏出手机,心想,我应该给父亲打个电话,然而他又在宇宙的哪个角落?
二〇〇八年四月,周劭接到他母亲病重的电话,从铁井镇坐车回到上海,在杨浦区一间破旧的一室户里看到母亲,她卧病在床,脸色浮肿,头发白了许多。屋子里光线暗淡,弥漫着中药气味,桌上的塑料袋里装着不少西药盒子,一些廉价的保健品像是珍藏似的放在玻璃橱柜中。她立即认出了周劭,让他进来,自己又躺回到床上。问到病情,她说肾衰严重,做透析的钱也没了,死神已经站在门外。周劭算了算,暌违已有十年,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九八年,当时他刚刚大学毕业,手头拮据,去找她借钱,她从钱包里掏出两张五十元,给了他一张。那以后连电话都没打过一个。
母亲问,他们怎么找到你的?周劭说,琴琴(他舅舅的女儿)一直有我的手机号。母亲问,在哪里上班?周劭说,上海郊区再往西南一点,一家台资企业。母亲说,跟台湾人做事啊,什么工作?周劭说,储运部副课长,做物流的。母亲问,结婚了吗?周劭说,没有,有过一个女朋友但前阵子分手了。母亲说,你三十五岁了。周劭说,三十四。
她语速很慢,喘息了一会儿,谈话暂停。周劭在屋子里转了一圈,上下打量,天花板上有一摊漏水的痕迹,已经发霉,地上铺的是一种廉价的清水砖,进门处已经开裂,家具简陋,显然她是独居。屋子里没有挂任何照片,在他记忆中,她是个喜欢在玻璃台板和镜框里镶嵌各种肖像照的人。
他母亲问,你在看什么,看我的房子吗。周劭问,你买的?母亲说,这是我〇一年买的,二手房,当时花了七万块,朝向不好,朝东的,只有早上能晒到太阳,夏天的雨水厉害,有时渗水。周劭说,现在这房子也值几十万了,卖掉治病。母亲说,我不想治了,你舅妈说我快要死了,治不好。周劭点头,他对舅妈记忆深刻,一个精明恶毒的虹口区的女人。母亲沉默了一会儿,问,你平时住在哪里,买房子了吗?周劭说我没什么钱,住公司宿舍,副课长有一个单间,也是朝北。
他只带了两千元钱,没有立刻拿出来。中午,他出去吃饭,对她说下午再过来。小饭馆就在楼下,他点了两个菜,一瓶黄酒,慢慢喝着,看着小区里的人来来往往。天气阴沉,快下雨了,他想到十年来没有去给父亲扫墓,想到当年在货场看见梅贞,而梅贞也已经消失了八年,想到端木云不知所踪,用非常书面的话来说: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后来,他舅舅走了进来,已经变成一个胡子拉碴的胖子,走路的样子很滑稽,像被什么东西追咬。舅舅说我刚才走过,一眼就看见你在里面喝酒,你还是老样子。周劭说,我倒是没认出你来。舅舅说,你娘身体情况很糟糕,你刚才还气她。周劭不明所以,问说我怎么气她了。舅舅说,她说她快要死了,你不但没有安慰她,还冲她点了点头。周劭说,实际上是你老婆说她快要死了,实际上她看起来也不需要安慰,我点头是承认你老婆不能安慰她,恐怕任何人也不能安慰她了。
他舅舅的表情忽然紧张起来,像是牌局进行到了最后,但跳过了所有的过程。他说,那套房子,你娘决定给我。周劭愣了一下,笑了起来。舅舅开始细数,他是如何照顾病人,贴了多少钱进去,并且含蓄地指责了一下周劭十年没有出现的事实。周劭打断道,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还打电话让我回来,请我回来抢家产吗?他舅舅支吾道,是你娘想见你一面,见到以后就可以把房子过户给我了。周劭故意问,我能有一份吗?舅舅摊牌,说,你想都别想。周劭说那你可以滚了。
他舅舅回到了楼上。周劭喝光了一瓶黄酒,走出饭馆,在上楼之前又抽了根烟,觉得脚步沉重。他再次回到母亲家里,他舅舅坐在一边,跷着腿,不说话,只是监听。周劭搬了一把凳子坐在他母亲床头,三个人沉默了很久,母亲忽然问,你爸爸去世的时候,你陪在边上,他是什么样子?周劭说,很虚弱,然后去世了。母亲问,痛吗?周劭说,老实讲,我不想谈这些,不过也许应该趁现在告诉你——很痛,神志不清,我请医生给他打了一针杜冷丁,后来,他停止了呼吸。母亲问,临走前交代什么话给你了吗?周劭心里狂怒起来,解释说,这不是电视剧,有一大半人都并不能在临终前清醒地交代什么话。
周劭无法再就此讨论下去,此时此刻,话题超出了他的情感边界。他想说,我父亲是个好人,他想说我不会觊觎你的房子,想说你死后的一切都与我无关,然而这些话都没有说出口。后来,他站了起来,从包里掏出一个白信封,里面装着两千元,放在桌上。
他母亲看都没看信封,问说,你要走吗。周劭说,是的。母亲说,这十年我没有来找过你,你也没来找过我,我们实际上算是断绝母子关系了,不过,在我临死前还想看你一眼,就是这个心愿,其他没什么。周劭说,简直匪夷所思。这时,他舅舅又紧张起来。周劭说,我指的不是房子,而是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方式,你们是不是能理解这句话,值得怀疑。母亲说,我想见你,但不想讨论房子的事情,没想到这么快就讨论起了房子。周劭想,真奇怪,她像是被人绑架了,可是一个临终的人又怎么可能被绑架?他几乎失去了耐心,又想,我更介意的是你要讨论我爸爸的死啊。然而这些话都没说出口。
他无奈地摇摇头,告辞离开,母亲和舅舅都没有再说什么。他想,这样直接谈论死亡,毫无意义,死亡会是一记耳光打在咱们脸上。等他打开门出去时,母亲说,我死后,你不要来奔丧。周劭说好的,没有问为什么,他觉得自己又走在了干涸的河床上,凄厉,异质,森然。下午,他搭上长途汽车,还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她必须见他一面,把死讯传达给他,但她看上去既不需要安慰也不会给予安慰,为什么她宁愿他像陌生人一样站在她即将到来的死亡前,为什么她宁愿自己充当那个不祥的信使。无论如何,他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得等候着她的死讯了。
周劭回到铁井镇,在宿舍门口遇到童德胜,周劭急着去吃晚饭,童已经吃过了,还想再吃点,就跟着周劭一起下楼。周劭不明白他想干什么,根据多年经验,他肯定有话说。周劭把手机放在饭桌上,童德胜指出,你的手机总是打不通。周劭说,信号不好。童说,经常关机。周劭说,电池不好。这时他敏感地猜到童可能要他去外地了,便问,要放外差吗?童德胜说,c市出事了。
c市的管理员叫潘帅,已经做了将近三年,是储运部较资深的一个外仓管理员,学历也高,本科。假如周劭辞职,潘帅将是升任副课长的人选之一。那小子最大的缺点是太容易相信别人,喝点酒就天南地北瞎讲。现在,潘帅失踪了,随之一起消失的还有仓库里的所有大理石,价值近三百万元。
周劭不语,吃完了饭,问道:有多久没出过这种事了?
童德胜答道:二代身份证之后,这是第一起。
周劭说:这些年国家最大的进步就是用了二代身份证,还有联网通缉。报警了吗?
童德胜说:当地派出所在查。
周劭说:以前储运部有一个叫潘朋的,做过一两年,这人是潘帅的本家兄弟。潘朋后来去哪里了?
童德胜说:不记得了。
周劭说:谅你也不记得,你脑子不行了,就是揣大麻被抓的那个。
童德胜说:想起来了,这小子放外差回总公司,带了一包大麻,在收费站被查了,后来坐牢了。可是他妈的这个潘帅怎么会是潘朋的兄弟?如果是,我为什么要用他?
周劭说: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有可能你只是在装糊涂。潘帅做事还不错,没有前科,身份也是真的,我在北京仓和他交接过一次,没大问题。
童德胜说:认识就更好,准备去c市吧。说完,递给他一张五寸照片,是潘帅的翻拍证件照。
周劭说:派个资深的门客去应付一下呗,我已经不适合放外差了,老了。三百万的货反正你也追不回来了,如果上面怪罪下来,你就辞职回家养老吧,别以为我想顶你的职位,这鬼地方也没几年可以做了,各家公司都在撤,美仙要是撤了,去东南亚开厂,咱俩不可能跟着走。
童德胜说:你想太远了,我只问你,为什么你认为三百万追不回来了?
周劭说:这么多年卷货卷款的从来没追回来一个。
童德胜说:可是潘帅是真人,他跑不掉,现在各处都联网了,和以前不一样。
周劭起身付账,转脸问童:难道你看不出潘帅有一部分可能已经死了吗?
入夜,周劭在镇上散步。
二〇〇六年冬天,周劭回到开发区,常驻总部,当时正处于一个拐点,房地产升温,小镇南侧造起了规模式的住宅区,白家村已经不复存在,另有几栋酒店公寓在东侧建起,他在上海都曾经收到过广告传单,据说卖得不错。工业不再是小镇的支柱产业,房产和旅游正在兴起,小镇的边界向外拓展了一倍,过去打工仔和原住民之间的边界渐渐模糊了。童德胜在镇上买了房子,又买了一台车,拿到本地牌照,看样子他会在此终老。另一方面,开发区的工厂减少了三分之一,这可能和全球经济气候以及台商的投资策略有关,但不在打工仔和镇民们的考虑范围内,十年前面临的治安和人口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全都不成问题,这令人惊讶,也在情理之中。经历过几场打黑行动,现在,这里到处都是小店,节假日人满为患,在奥运会之前配备的警力(民警、辅警和治安队)足够应付过去的任何一次骚乱。每次聊到这件事,童德胜总是痛心地说:东部地区发展太快,我家乡的农村已经不剩几个年轻人了。
有个录入员问周劭,这是为什么。他说,这是规律呗,经济规律,有涨有落,像人生经历成长和衰老,有些时代你用尽一生看不到它的涨落,有些时代只需要十年可能就过去了,比较痛苦的是,眼下这十年过得尤其地快。
多年来,作为放外差的门客,他总是短暂地在这里落脚,小镇比绝大多数的库区都热闹,回到小镇像是回到了人间。只有在除夕夜,外地人和游客统统消失,这里才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周劭想起,这十年来,每一个春节都是在镇上过的,每一个春节他走在空荡荡的镇上总会想,我的生活里还剩下什么。这念头太古怪,仿佛他活着是因为这座开发区的存在,如果它消失了,他也想不出自己该去哪里。
他找到那座凉亭坐下,点了根烟,他想我以前遇到的朋友们虽然不知所终,但肯定都找到了去处,就连我母亲都确定自己要去死,然而这个问题在我这里没有答案。
三天后,他独自登上了去c市的火车(在过去十年的仓管员生涯中,这座城市他从未去过)。发车前他打了个电话给童德胜:这单做完,我想去别的地方走一走。童德胜不语,可能是在发呆,或思考自己的人生。周劭开玩笑说:老童,在我死之前,无论如何,也会打一个电话通知你的。
照列车时刻表,到达c市应该是下午,然而火车在平原上停了将近八个小时,到站时是凌晨。尽管买了坐票,火车也很空,周劭仍然筋疲力尽。c市是终点站,全体旅客下车,动作也都不紧不慢。周劭提着滚轮箱子来到月台,点了根烟,有个中年人过来借火,周劭把打火机递给他。中年人猛吸了一口烟,抬头吐向月亮,说,火车不给抽烟真是太难受了,以前的火车都给抽烟的。周劭说,你说的是哪个朝代的事。中年人问,来这里干什么,出差还是旅游?周劭不喜欢在旅途中与人搭讪,便随口问,有什么地方可玩。中年人说,大海啊,这是海滨城市,浴场,桑拿,大宝剑。周劭笑笑,不想再聊下去。
中年人叼着烟往出站口走去,周劭站在原地不动,在昏暗的节能灯下抽完了烟,扔在站台上,这才走向检票口。他知道夜晚的火车站广场有多麻烦,有过一次被抢的经历,一次被偷,一次被两个形似吸毒的妇女勒索。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火车站对自己下了诅咒,从概率角度来说,也未必,很多人的遭遇比他可怕多了。二〇〇五年之后,各地火车站治安变好了,包括小城市也有所改观,但深夜时另作别论。他抱着这个念头走出去,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前方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按照计划他应该钻进一辆出租车,然后落脚在分销处附近的某家旅馆),跨出检票口的一刹那他简直迷糊了一下,没有广场,一排预制构件搭起的围墙横在眼前,里面是工地,深夜仍在施工。道路不足两米宽,向左右两侧延展,然后拐向不知什么地方。地上铺着竹排,竹排下面是碎砖乱石以及污水,可能还挖了沟。他问检票员,哪里是出租车站头。检票员答:走到街上就有车。
周劭在黑夜中迷失了方向,广场变成了错综复杂的小巷,他想在这个地方任何一个拐弯的口子上都可能有人拿着一把榔头在等我,工地的巨响可以掩盖掉我的惨叫。滚轮箱子无法拖行,他只能提在手里往外走,有一段路很黑,完全没有灯光,他不得不掏出手机照亮一下。等他走到街上时,手机响了,他立刻意识到这不可能是分销处或者总部的来电,这个点上所有人都在睡觉,没有人会在乎一个副课长的处境。手机屏幕上显示是远在上海的表妹,他想,是的,干涸的河床或是广场的迷宫,这条路走到尽头了。他等了一会儿,看着手机屏幕,又看了看夜晚的街道,像是要把眼前的景色努力记录在脑海,然后按下接听键。表妹在电话里告知,他母亲数小时前跳楼身亡。无疑,她身上的坚毅和神经质,曾经如此矛盾,现在终于达成了共识。
遵从他母亲的话,周劭没有去奔丧,而是留在了c市。
当晚他在旅馆里睡得很沉,梦见了父亲。他在梦里说,爸爸,我们已经十几年不见了,我很是想念你。他父亲坐着不说话,他抱着父亲大哭,父亲摸了摸他的头,仍然不语。那表情很熟悉,肃穆或是伤感,每次他开火车进入隧道前总会露出相似的神色。
醒来后,周劭心情极差,莫名地想到这趟差事恐怕凶多吉少。分销处和旅馆在同一条街上,走过去需要十几分钟,迟至中午,他才踏出旅馆大门,在一家盒饭店里草草扒拉了几口饭,然后走向分销处。行人不多,海风从东边吹来,带来白色的水汽,从一片高大的松树上方弥漫到街上,他驻足观望,感觉凛冽的湿气将自己包围了。有一个开花店的姑娘正在门口剪康乃馨,周劭问她,这是什么气象。姑娘说,海雾。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海雾,在它笼罩街道的片刻确实显得神秘而庞大,此后,不免平淡无奇。他经过了一片围墙,里面似乎是疗养院,再往前走就是分销处,门面是一个二十平方的展示厅,陈列着美仙公司出品的各种瓷砖、大理石,办公室在展示厅里面。周劭踏进去,看见三个销售员在打牌,便问:分销处主管呢?一名销售员答:去总部了,明后天大概能回来。周劭问:现在谁管事?答:孟芳,去库区了。周劭说,我认识她。看了看墙上的销售业绩表,确认孟芳是分销处的资深销售员,另外还有三个,都在眼前。其中一个眉心长痣的小伙子起身,给周劭搬了张椅子,问说,你是储运部的吧。周劭说,没错。小伙子微笑着说,我们闲得无聊,打打牌。一个黑壮销售员说,别怕,储运部管不了咱们。周劭说,没错,你们好好玩,无所谓。三个人到底还是把牌局收了起来,并解释道:仓库出了事,连累分销处也整顿,这几天业务也没心思做了,天天到公司朝九晚五。
眉心长痣的小伙子叫朱进冶,业绩表上却写着朱进治。小伙子说,制表的人是主管,文化程度不高,另外,他本人也觉得“治”比“冶”更好一点,算命的说三点水代表的是发财,两点水却孤寒,所以他名片上的名字也变成了朱进治。周劭说,那潘帅岂不是命里自带发财?朱进治说,潘帅,也许发财,也许已经挂了吧。
周劭走进办公室,转了一圈又出来,问说:你们办公室面积挺大的,为什么不让潘帅在这里办公,还像以前一样住仓库?朱进治说:销售部有一些事情不能让潘帅知道。黑壮销售员踢了朱一脚。周劭乐了,说,朱进治你比较诚实。朱进治说,我不诚实,只是没必要在这种事情上瞒着你。这时,销售员们开始抱怨,说储运部不是东西,监守自盗,害得他们也没法出货。朱进治说:这几位怨气很重,本来有一笔大生意,三十吨大理石,现在因为货没了,甲方只能和竞争品牌合作。黑壮销售员大声说:我光是请客户吃饭就垫了一千元。
周劭凭直觉断定这帮销售员与案子无关,无论是协同作案,或是干掉潘帅,都不像,他们看上去都太嫩了,吵吵闹闹,无所作为。不过也未必,他想起二〇〇四年时,那个大大咧咧的销售员周育平同样参与了调包——有时候马仔比老板更具有欺骗性。他问朱进治,到库区怎么走。朱进治说很远,在开发区那边。周劭在出发前已经看过地图,分销处在市区东侧,开发区在北郊,突入海域的半岛上,似乎是深水港,两者之间的直线距离近二十公里,鬼知道为什么搞那么远。朱进治说,有班车到开发区,一个小时可达。
这样的天气赶去仓库不太现实,库房钥匙在孟芳那里,然而孟芳并没有回来,手机也打不通。下午,周劭离开分销处,街上的雾似乎更重了,往来车辆打起了双闪,也有不打灯仍在雾中疾行的。他又走到花店门口,姑娘仍在工作,很有耐心地剪着花茎。周劭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干。姑娘说,这些花插在水桶里,花茎末端会腐烂,失去生命,不再吸取水分,花就会枯萎,修掉就好了。他掏钱买了一束白菊花。姑娘问,不配点雏菊或是康乃馨吗,这颜色太素了啊。那意思是暗示,白菊花啊。周劭说,就这样。他抱着菊花继续往前走,雾气越走越深重,有一瞬间,他觉得这个姿态曾经属于某个(或某些)人,但是想不起来究竟是谁,总之,是很遥远的年代,是上辈子。
周劭认识孟芳是两年前,当时他刚回到总部就职。孟芳从外地过来接受培训,她年近三十,相貌平庸,戴眼镜,身材高挑,有一米七五。周劭作为储运部的干部去给他们做培训,她坐在第一排,是这拨新进销售员中最为年长的一个,做笔记相当认真,但不发言。她来自c市,当地分销处曾经因为业绩不佳而遭撤销,房地产起来之后又恢复了。有一次他在总仓撞见她,她独自坐在货堆上抽烟,像饭馆后厨窄巷里无聊的帮工,便提醒道,厂里禁烟。她疲倦地笑笑,说压力太大。他问,见习销售员也有业绩压力吗?她说,我年纪大了,看看身边都是小年轻,本科生,怕自己被淘汰掉。周劭问她以前做什么工作,回答是:啥都干过。
周劭想,这个人一定有很多经历,只是她不肯说出来吧。也就没多问,坐在那里陪她又抽了一根烟,然后告别。潘帅出事之后,他去人事部查资料,发现孟芳还在c市分销处,没有离职也没有淘汰,她干得不错,获得过一次公司嘉奖,从身份证和毕业证书的复印件来看,是真人。令他意外的是,孟芳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已婚,有一个儿子。
这天黄昏,孟芳打周劭的手机,随后来到旅馆,两人坐在大堂。孟芳说刚从库区回来,起了雾,汽车开不动,城市沿海一带是老城区,道路狭窄,且都是弯弯曲曲的山路。
周劭问,你去库区干什么。孟芳说,我得盯着啊,案子落在开发区的派出所了,对我们分销处来说三百多万是多大的损失哪,但在警方看来,这不算大事,上星期开发区有一家服装厂着火,烧死了好几个女工,警察来不及处理。周劭问,是谁想到把仓库放那么远的?孟芳说,主管呗,他有朋友在那边做事,或者照顾朋友的生意,或者拿点回扣,这里旧城区的道路也不适合卡车进出,我们去仓库虽然远点,但基本上跑一趟也就不用回分销处了,等于放半天假。周劭说,好吧,聊聊潘帅。孟芳说,工作无纰漏,人缘好,就是有点散漫,白天经常不在仓库里,以前的仓管员都住仓库,从潘帅开始,我们在库区边上的小旅馆包了个房间,让仓管员住着,条件还不错。周劭问,潘帅有什么异常吗?孟芳说,我也不知道什么算异常,我平时都在外面跑业务,提货才去那里,不常见到潘帅。周劭问,有没有甲方单位的人认识潘帅?孟芳答,不清楚。又问:有没有哪个销售员和潘帅关系特别好。孟芳仍是不知道。周劭问:那请问,这么一大批大理石是怎么运出库区的,难道进出车辆没有记录吗?孟芳说:有,但很不完整,那个库区管理很松散。
周劭摇摇头,跑出去抽烟,孟芳跟了出来。下雾的黄昏,天很快就黑了。周劭说,算了,你早点回家吧,我已经没什么可问的了。孟芳说,这案子太蹊跷了。周劭说,也不蹊跷,如此而已,相比于谋杀之类的悬案,它简直什么都不是。孟芳问:周课长,以前的仓管员也监守自盗?周劭说:你说错了,以前都是销售员在干这种事,仓管员没有胆量偷走公司几十上百万的货,也没有能力销赃。
第二天早晨,孟芳在旅馆楼下等着,周劭跟她搭公共汽车去了库区。雾还是没散,根据孟芳的说法,海雾有时持续数小时,有时长达数天。公共汽车走得挺慢,某一段路,沿着海岸线,听见浪涛从一侧传来声响,有着固定的节奏,比人的呼吸更为缓慢悠长,然而却看不见海。
出了市区以后,汽车开始颠簸,周劭靠在座位上又眯了一觉。到开发区时,孟芳推醒了他,两人下车,这里的能见度比较高。周劭问,雾散了?孟芳说,没有,只是我们离开了雾区。周劭想,雾区这个词有意思。孟芳说,咱们还得走一刻钟才能到仓库。没走几步,周劭绊了一下,发现路面崎岖不平,很多地方被卡车压塌,像弹坑。四周荒草丛生,一些近似过时的大集体企业的简陋厂房,寂静生锈的厂门,破碎的水泥窨井盖,几名衣衫不整的工人在街边小摊吃早餐(此时是上午九点)。周劭哑然失笑,对孟芳说:这不是开发区,只能算是等待着被开发的郊县农村。
周劭和库区的管理人员没有谈出结果,对方不记得任何事情。周劭认为他们根本没有物流管理的常识,都是些刚经历工业化转型的农民,也就不多问了。孟芳低声说,是不是很糟糕,我觉得你可以反映给总公司。周劭想了想说,比这更糟糕的也有,这里的库房至少是新建的。两人进了仓库,面积很大,超九百平方,一部分货位已经空了,连同栈板一起消失,有可能是动用了叉车。仓库报表都在,文件夹在最靠近大门的货堆上,孟芳说是她放在那里的。周劭翻开库存表粗算了一下,可以肯定,廉价的瓷砖没动过,大理石全没了。最后一次有记录的出库时间是十八天前,和总部的备案一致。
孟芳说,没有撬窃的痕迹。周劭不语,走到仓库角落看了看,一些破碎的瓷砖片堆在那里。孟芳问,这是什么。周劭说,显然你不太关心仓库的运转流程,所有日常工作中损坏的瓷砖都不能扔掉,不能自行处理,必须保存下来报备,哪怕它只值五毛钱。
周劭相信,一个预谋卷货逃跑的仓管员是不会在乎报废瓷砖的,也不会把报表做得那么整齐,可能是突发了什么事,但这些都没必要告诉分销处的人,他们不可靠(包括孟芳)。中午时分,两人来到旅馆,这一带略为热闹些,饭馆不少,皆为本地的面食、土菜、海鲜。孟芳介绍说,这里原是小镇,市面还可以,现在纳入开发区了。周劭说,那就够了。随后又解释道,对仓管员来说,够了。
潘帅的房间在209,警方已经调查过,没有发现犯罪痕迹,也就是说潘帅至少没有在这间屋子里被杀、被打、被其他。房间面积不算小,有二十个平方,朝南大窗,双人床,一张陈旧不堪的书桌,壁柜门上的贴面已经剥落。周劭站在窗口,那里没有装防盗网,他俯瞰街面上来来往往的人,灰尘与雾气弥漫,重型卡车开过时,窗户噼啪抖动。他问陪同的旅馆小妹,这旅馆哪年造的。小妹答不上来,说大概有十多年了。问包间多少钱,小妹说一天一百,包月一千五。又问,最后一次见到潘帅是什么时候。小妹说不记得了,没人记得这件事,包月不必查房,也不用每天清理房间。
小妹走后,周劭打开壁橱,里面空空如也。孟芳说,潘帅把所有行李都带走了。周劭又打开书桌抽屉,里面尚留有一些杂物,坏掉的圆珠笔,充电插头,塑料打火机。在最底下一层抽屉里,他翻出一本发霉的过期杂志,二〇〇四年出版的文学刊物,封底已经粘在三合板上。他愣了一下,问孟芳:这书桌是哪儿来的?孟芳说,〇六年,h市仓库撤了,那边一部分库存和办公用品运到我们这儿,书桌在其中,太旧了,分销处用不上,就放这儿给潘帅了,有啥问题吗。周劭说没啥问题,这本杂志是谁的不记得了,可以肯定,书桌是我用过的。
周劭问自己,什么是时间?或者说,什么是属于我的时间。
童德胜说:属于你的时间分为过去和未来两部分,过去是不存在的,未来也是不存在的,你存在。赵明明说:时间不公平,得靠抢。潘帅说:闲下来的时间就属于我自己了,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梅贞说:哪有属于你的时间,你是谁,你在哪里,你能分一半时间给我吗?端木云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门客的时间带有轮回的意味,但也不是轮回,是在两个世界的边界处震荡,仓库是一种象征。辛未来说:当咱们说再见的时候,时间才产生意义啊。
周劭没有随同孟芳回市区,他在旅馆另开了一个房间,当晚住下来。夜幕降临后,他走到账台,问旅馆小妹,这附近哪儿有洗头房、按摩院,小妹白了他一眼,指指外面说:全都是!周劭走出去,到街上一看,除了饭馆以外,其余门面差不多都亮着粉红色的灯,那种上下都是毛玻璃、中间一条可以看到屋内春光的门,每一扇门里都坐着几个穿短裙的浓妆姑娘,摩的和三轮车正源源不断地送来男人们。周劭暗骂,该死,我总不能拿着潘帅的照片跑遍每一家金鱼缸吧?
他找了一个海鲜烧烤摊位坐下,要了两瓶青岛啤酒,伙计说有新鲜扎啤,周劭说我喝惯瓶装的了,又点了烧烤乌贼、鸡杂、牛舌,问有没有生蚝,伙计说那玩意容易吃坏肚子,尽管它壮阳。周劭点头,派给他一根烟。街边烟雾弥漫,独自喝下一瓶啤酒,周劭打手机给童德胜,说这个地方简直他妈的神了,白天是一个破败的小镇,看上去毫无生机的失败的工业开发区,到了晚上居然变成了有模有样的红灯区。童德胜说,案子怎么样了。周劭说,别跟我说案子,我是你的副手,不是美仙公司雇的侦探,你们有那么多保安,从九五年至今,仍在揍那些可怜的打工妹,你们为什么不让这帮破保安来这里调查,这帮破保安中间有好几个都是练过散打的,他们应该去奥运会为国争光,拿几块奖牌。童德胜说,你喝多了。周劭说,一瓶而已,没多,我一想到这件事啊,我就生气,为什么仓管员住的地方,要么就是荒郊野外,要么就是红灯区,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手淫半年,然后染上性病或艾滋。童德胜说:你抱怨一门职业是没有道理的,也有不错的外仓,比如北京,我记得你在北京还谈过恋爱。周劭说:放屁,那鬼地方在丰台,〇三年闹非典,我哪儿都没去成。童德胜不耐烦,问说,我让你去分销处试探,分销处有没有内鬼?周劭恶作剧地说:据我看,是分销处所有的人合伙干掉了潘帅,就像《东方快车谋杀案》,每个人都动手了,也许潘帅自己也动手了,大哥,别抱希望了,货没了,人也没了,这是最终的结果——也是每一起卷货案件的最终结果。童在电话那头破口大骂,然后狂笑。
挂掉电话后,周劭感到轻快了些,又喝了一瓶啤酒,发呆,看着街对面的小超市,从那里正走出来几个穿工作服的女工。过了一会儿,又一个女工独自走出来,在路灯下点起一根烟,吸了几口,用力摇摇头,那样子像是要努力忘记什么事。有一瞬间,她望向周劭,目光随即又飘向街道远处。尽管长发遮住了她的一部分脸颊,周劭还是发现,她像辛未来,或者她就是辛未来,但是他想:这绝不可能啊,首先,她看上去都没有变老,其次,她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做女工?抽完烟,她沿着人行道漫步而去,与前一拨女工的方向相反。周劭结了账,在街道这一边与她平行向前,穿过街面上的折叠饭桌和塑料椅子,她的身影有时隐没在暗处,过了一会儿又出现在路灯下,一边走路,一边抬头看看夜空,在电线杆下,她又点了一根烟,周劭也停下点烟。快到十字路口时,周劭横穿过街道,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再往前走是一片荒凉的工地,女工回过身来看着他,周劭停在路肩上,两人仿佛对峙。他想:有那么几年,我反复揣想着和她重逢是什么样子,是何时何地,何种心情,然而后来这个念头就不再出现了,熄灭了,更文艺的说法是埋葬了。
辛未来年轻时说过:现在走夜路,抬头看星,衰老以后,低头看路,星辰和道路都在教育着我们。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令周劭着迷,而他也知道,没有什么意义。很多年后,他再看见辛未来,想起的就是这段话,并承认,正是道路使这段话失去了意义。
周劭陪着辛未来继续往前走,显然,她并不是要去什么地方,只是闲逛罢了。两人拐到一条暗路上,辛未来没说话,继续抽烟。周劭想,她烟瘾真大,是我遇到的女人中最厉害的。后来,她低声问:来这里看仓库?周劭问:你怎么知道?辛未来说:去年夏天,我在广州遇到端木云,他说你在干这个。周劭说:巧合的重逢,我在街上遇到他都未必能彼此相认。辛未来敷衍地嗯了一声。周劭问:他怎么样?辛未来不回答,看了看他,那眼神严厉,像是责怪他。周劭解释道,自己不是来看仓库,是调查案子。把潘帅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辛未来没有接茬,顺手把烟蒂弹到街上。周劭讪讪说:你倒没想过来找我。辛未来叹了口气,说:好啦,我要回宿舍去睡觉了,你别再来找我,你找不到我的。周劭问说,为什么。辛未来说:怪不怪,这开发区有上百家厂,几万工人,人来人往,你怎么找得到我。周劭说:可是你穿着厂里的工作服呢,我当然能找到你。他凑过去看,她胸口绣着hl两个字母。辛未来说:好吧,我操,欢乐食品,但是请不要来找我。周劭说:简直了,你绝不可能是女工,也不可能是管理层,没有任何理由让你出现在这里,请问这些年你在哪里,现在你在这里做什么?辛未来点起第三根烟,沉默了很久才说:周劭,我可没想过要在今晚跟你重叙旧事啊。
周劭和她交换了手机号,当即拨打她的手机,通了,但没有铃声响起。辛未来说手机不在身边,这会儿刚下班出来,工厂里不给带手机。接着,她再次警告周劭:不要试图来找我,我会联系你的。她撂下周劭往回走,消失在拐弯处,这期间她回头看了他两次,但并没有减慢步伐。
周劭住在开发区的小旅馆,夜深时,他睡不着,心想自己肯定是要失眠了,便到账台让小妹打开209的房门。小妹大为不解,既然是美仙公司的包间,为什么他非要另开一间房。周劭没法告诉她,自己不想住在一个(可能的)死人的房间里。这无关乎吉凶,而是那房间里的气息会让他失眠,但既然已经失眠了,就不妨进去看看吧。
账台小妹并未离去,这时是晚上十一点钟,她没露出一点倦意,饶有兴致看着周劭在房间里打量。周劭客气地请她回去休息。小妹说,我明白了,你是私家侦探,你在找潘帅。周劭乐了,问说,你还知道什么,一起告诉我。小妹说,啥都不知道,也不认识他,就经常看见他进进出出。周劭问,失踪前那阶段,他是啥样子?小妹说,很正常呗。周劭问,有人来找过他吗?小妹说,不清楚。周劭说,你什么都不清楚,但你看起来对这件事很感兴趣嘛。小妹说,我是对你感兴趣啊,你是建材公司雇的私家侦探吗,你显然是在调查案子。周劭说好吧,你可以这么认为。
他坐在空床板上,穿过木条缝隙,看到床底,整个房间已经被打扫干净,床底亦不例外。小妹说,别看了,警察早就掀起床板检查过了,在旅馆里,有时人们会把尸体塞在床板下面。周劭说这个我倒是听说过,没见识过。小妹说,极其偶尔,话说,你手里这案子应该很常见吧。周劭敷衍道,也不多,两三年发生一次。小妹追问,有破案的吗。周劭答:没有,所以可见,我不是私家侦探。
周劭相信一间被警方搜查过的屋子里是不会再存在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了,不过也未必。他让小妹把灯关了,仍坐在床板上,外面街道的灯光映照在天花板上,他看着那道光,问道:这房间没窗帘吗?小妹说:有哇,可是现在没了。周劭问到底怎么回事。小妹说:我也不清楚,每个房间都有窗帘,这间也有,但似乎是被人摘走了,也许是潘帅干的,他把窗帘摘走了真是奇怪。周劭问:窗帘啥颜色的?小妹说:深绿色的,和你房间的一样。周劭问:床单是不是也不见了?小妹说:是的。周劭问:床单什么颜色的?小妹说:当然白色。接着,小妹拍手说:你这么一说,我又想起来了,204房间的床单也不见了,退房前还赔了钱。周劭说:带我去看看204的入住记录。小妹说:这么一大坨布料带出门,前台居然没发觉,应该是半夜干的。周劭说:从窗口扔下去更方便。
这时,走廊里传来一阵喧闹,有几个男人喝醉了回来,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小妹不动身,周劭问:你不管管?小妹说:这几个醉鬼火气大得很,家里有亲戚在服装厂工作,烧死了,过来要索赔的,不好惹。周劭想起,孟芳提到过火灾的事情,然而具体是什么情况却记不清了。小妹说:开发区有一家私人企业,做服装加工的,前阵子着火,由于消防通道锁了,几名女工在大火中丧生,厂主已经被控制起来了,然而,对死者亲属而言——小妹摇头说——他们最需要的不是厂主判刑,而是获得一笔赔偿,这几个就是来干这件事的,其中一个是某个死者的哥哥,另外两个,显然是不搭界的朋友亲戚,过来帮衬的。周劭说:此类重大事故通常不会立刻理赔。小妹说:他们不懂,他们都是乡下来的,三个人住一间房,天天喝酒,等赔钱,商量着要价五十万,我的天,五十万,如果他们拿到这笔钱恐怕会立刻抡刀子互砍吧。
第二天清晨,周劭打电话给孟芳,告诉她,有一个叫王新华的人曾经在旅馆204房间住过三天,此人很可能和潘帅认识,前台记录了王新华的身份证号码,此人瘦高个子,一九七八年生,常戴墨镜,这一线索值得提供给警方。孟芳似乎是刚醒,声音懵懂说,这事儿可以办,但要警方追查王新华,时间上很难保证,除非总公司出面去谈。周劭说,我代表不了总公司,我只是储运部的调查员,还是请销售部的督导出面吧,台湾人找找海协会或者统战部也许更管用。孟芳说,这更说不过去了,事情出在你们储运部的仓库里,和销售部没任何关系啊。周劭说,你说得对,身份证的事情也不用去麻烦警方了,我猜那是一张假证。孟芳打了个哈欠说,周课长你真敬业啊,这才几点,你就起来办公了,开发区那边有点乱,你别瞎跑。
这天早晨,雾散了,周劭走出旅馆,空气里有一股混合着水泥、机油和金属的气味,那是工业开发区的气味,时代的气味。沿街的店铺一部分卖热气腾腾的早餐,一部分落下卷帘门,悄无声息。清洁工正在打扫街道,地上全是餐巾纸团和烧烤扦子。几名女工在早餐摊位上吃油饼,喝袋装豆浆。仅从此刻来看,没人会猜到这是花街柳巷,类似的街道在城市里太常见了,从道德角度,是地狱,从欲望角度,是天堂,嫖娼或谋杀都可能发生在这里,然而它也只是一个穷人讨生活的地方。
王新华为什么不跟潘帅住同一间屋子呢?周劭想,一种解释是潘帅被王新华干掉了;另一种解释是他们不止两个人合谋,有三个以上。周劭知道,潘帅的案子可能查到头了,再往下走,步步是坑。窗帘和床单最可能的用途,是蒙住卡车的车斗,以免被人看到货物。卡车吨位究竟是多少,不太好猜,可能是五吨卡车,那需要往返多次。装卸工将建材搬运上车也是费工夫的事,需要三到五个人。这些赃物分批运走,一种可能是在建筑工地上销赃,也可能集中存放在某一个窝点,再转运到别处——这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任务,也不是一个人能追查的案子。周劭想,孟芳在暗示我什么,有时候人们会无意识地露出某种语调或眼神,甚至是某种气味。这真是有意思。
周劭带着那本发霉的文学杂志,坐在早点摊前,要了两个肉包子,一杯塑封的红米粥,杂志放在他膝盖上。吃完早饭,他点了根烟,随意翻看。这本杂志有没有看过,他记不清了,都是几年前的作品,有中篇小说两则,短篇小说七则。周劭已经有好几年时间不再看小说了,至于文学期刊,更不看。中篇太长,读起来费时间,他翻到一篇关于无手人的短篇小说,故事荒诞怪异,讲述一个先天无手的男子,住在废弃的库房,孤独地生活着,这个人喜欢站在楼顶,陷入冥想,回到库房后,用双脚按手机,写情书,发短信。小说不长,也没有激烈的情节,全是日常生活以及对某个姑娘的幻想或追问,作者趣味古怪,直至无手人向姑娘展示了他的残手,那是两条婴儿的手臂,从来没有发育生长过,像赘疣或是花蕾(视觉上想必是恐怖的)悬挂在无手人的两肩。无手人说,这不是手,是恶魔的翅膀。故事就这么结束了。周劭看完,随即发笑,这些写寓言的作家啊。接着,又翻到一篇小说,两名文学青年打伤了一名治安巡逻员,故事采用第一人称,从次要人物视角讲述了整个过程:一个青年巡逻员站在傍晚的街道上,向每一个过路人索要身份证,那模样不像是执行任务,倒像是精神病发作。路人顺从地掏出身份证给他看,其中一名知识分子抗议,认为巡逻员没有资格查看身份证,但也只是口头抗议,并没有不配合(理由是他要去补习班给孩子们上课,不能耽误时间)。两名文学青年看着这场面,讨论着权力和笼子的问题。巡逻员走到他们面前,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巧合的是,他们没有带,这个操着外地口音的巡逻员不放过他们。两个人开始戏弄他,一名文学青年掏出十块钱,试图贿赂,巡逻员仿佛受到了侮辱,冲突升级。渐渐地,这两个文学青年失去了耐心(他们主要是想赶到酒吧参加一场聚会),随着情绪失控,双方发生了一场一边倒的斗殴,夜幕降临,两名文学青年在花坛里打倒了巡逻员,并且扒了他的制服,遁入茫茫黑夜。最后时刻,青年甲对青年乙说,其实我带身份证了,青年乙耸耸肩说,我也带了。故事无聊而滑稽。周劭想,这小说有意思,但是又没意思。再往后翻,是一篇乏味的鬼故事,周劭认为这一路作家最是奇怪,他们似乎是真的相信自己的无稽之谈,把无稽之谈写出了现实主义的味道。然后,他读不动了,把杂志放在小桌板上,又吃了一个饼,坐车回到市区。杂志就被他扔在了街边。
分销处的主管仍没有回来,周劭回到那里,朱进治独自坐在办公室,对着电脑看片子。周劭问,平时也这样?朱进治说,中午可以看看片子,聊聊天,分销处纪律没那么严格。办公桌上放着dvd壳子,周劭拿起来看,是西恩·潘和珍妮弗·洛佩兹主演的《u型转弯》,很多年以前,他在上海看过(那还是vcd时代),情节有点模糊了。朱进治介绍说,著名黑色电影。周劭故意问,什么是黑色电影?朱进治回答说,基本上,一本片子里没有好人,就是黑色电影,落水狗,天生杀人狂,低俗小说(它还有一个名字就叫黑色追缉令)。周劭知道这小子懂点电影,或者说,是个碟迷。
朱进治关了播放器,给周劭倒了杯水。周劭仍不走,拿着碟盒继续翻看,问说:既然这么喜欢黑色电影,不妨说说潘帅的事情,你有何看法。朱进治愣了一会儿,说:潘帅可能是一部侦探片,也可能是一部黑色公路电影。周劭乐了。朱进治说:总部的管理逻辑,定义销售员是邪恶的,他们贪婪狡诈,身份可疑,同时又定义仓管员是善良的,忠心耿耿,脑筋也不太好使,总部显然是奇幻电影看多了,造成的结果是仓管员监督销售员,而实际上,没有人监督仓管员。周劭解释道:仓管员是总部直招的,销售员是当地的,概率角度,仓管员更可信些,实际上我们在总部也遥控监督外仓管理员。朱进治不以为然说:所谓遥控,让仓管员每天从库区发一封传真到总部,实质上就是每天用固定的电话号码打一个长途,确定仓管员还在指定位置上,可是,仓管员可以把仓库搬空之后,一夜之间逃到天边去,或者有人用枪指着仓管员的脑袋,他不得不交出库房钥匙,总之,遥控监督是非常乐观的态度啦。周劭又乐,觉得这小伙子心思很多,问说:假如你有枪,为什么不去抢个银行或者储蓄所,要去抢几十吨建材?朱进治说:这个道理,你是主管,你应该想得比我更明白,抢银行是重案,警察会来;抢仓库的话,只要不是留下一具仓管员的尸体,就比较好办些;至于建材,满世界都是建筑工地,找一家承包商并不难,一次性全部销赃,建材是这年头的硬通货。周劭无语。朱进治说:人类监守自盗,人类拾金不昧,聪明人替老板赚钱,笨蛋守住钥匙,有时候却并不是这么简单,然而总部必须按这个逻辑行事,假如他们相信黑色电影的逻辑,那就永远也做不成一单生意了。
周劭看着朱进治的脸,心想,销售员的脸上总是有这种自鸣得意的神色,这真是有趣。多年来,无论是总部还是分销处的销售员,他们都或多或少透出一种近似邓文迪的气质。说得没错,建材是这年头的硬通货,建材是大宗交易,卖建材的人总是不好惹。
周劭借用电脑,给督导处发了封电子邮件,抄送童德胜。大意是:潘帅的案子确有管理责任,从储运部的反应来看,四月十日,潘帅发出了最后一封传真,那天是星期四;次日无传真,然而储运部没有觉察(传真本身并非用以监督仓管员行踪,它仅仅是报表收集工作),接下来是周末。等到c市分销处和总部储运部同时发现问题时,已经是四月十五日,五天过去了。这是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管理漏洞,它似乎很难用管理方式来弥补,除非依赖更好的技术手段,比如,在外仓库房里装上摄像头,作远程监控。至于案情,周劭写道,我无法确定是潘帅监守自盗呢,还是有人得到了库房钥匙,如是后者,潘帅凶多吉少,对于这样的案子,的的确确,储运部缺乏应对经验,我们只能依靠警方。
朱进治站在周劭身后,看着电脑屏幕,插嘴道:周副课长,思路缜密。周劭请他离开一下,继续写道:有可能,这批失窃的货还没有销赃,囤在某个地方,我打算再留几天看看情况;请速派仓管员来接替工作,毕竟c市的销售业务紧迫。
发完邮件,周劭离开分销处,看到朱进治在门外打手机。他往旅馆走去时,朱进治喊住了他,说孟芳安排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周劭皱眉头问,吃饭,为什么她自己不给我打电话。朱进治说,因为也喊上我了嘛。周劭说我从来不和销售员一起吃饭洗澡开房,这会儿累了,我要回去睡一觉。朱进治说,周课长,正点。周劭回到旅馆,立即退了房,拎着箱子在路边打了一辆车,又来到了开发区,住进那家小旅馆。半路上,他给辛未来发了一条短信,问她住在哪里,但她没有回复。旅馆账台上换了一个小妹,不似原先那个活泼,用阴郁的目光盯着大门外,仿佛那里有一条蛇游过。
很多年以前,辛未来住在大学宿舍里,一楼,极为潮湿,走廊里弥漫着地漏的臭味,女生们在随意晾晒的衣服之间穿行。辛未来总是坐床上发呆,注视着三米以外的地面。周劭去女生宿舍,看见她那副样子,有人介绍说,辛未来是文学社的副社长。周劭也挺喜欢文学,心想,这样的姑娘都发呆。打听她有没有男朋友,端木云评价:辛未来很孤僻。当然,爱文学的姑娘有权孤僻,但究竟有没有男朋友,大家都不大清楚。周劭抱着一本《尤利西斯》去文学社找她,端木云开玩笑说,没错,《尤利西斯》没错。见到辛未来时,她正在读《奥德赛》,往一个缺角的烟灰缸里按下烟蒂。文学社就是一间小办公室,她坐在一堆破旧书刊上,头顶上方有一个不再走时的挂钟。她说我的衣服上全都是地漏的臭味,我去教导处抗议,他们没人理我,我又多找了几个女生,学校说我闹事,要处分我。周劭夹着书,蹭在门口,两人从没搭过话,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说这些,只觉得她愤懑的语气很迷人,有一种文学的气息,既自持,又自弃。
没有人认为周劭会爱上辛未来,因为后者孤僻,而周劭本人热情洋溢,在学校的绰号叫大上海,因为他来自上海。另一个绰号叫小上海的同学则来自南通。学校当时扩招,建起新校舍,五湖四海的人都来了。人们觉得像周劭这么一个上海人,应该喜欢同样开朗、洋气的女生,事实上,出于寂寞或者性饥渴而找情侣也无可厚非,借着爱情的名义。谈恋爱时,两人已经快毕业了,也没什么钱,租不起房子,平时做爱就在文学社这间老旧屋子里,在书桌上,在沙发上,在旧刊物上,在铺着凉席的地上(似乎可以肯定就是性饥渴)。周劭抬头总能看到那个挂钟,它一格都没走过,直至他毕业。辛未来曾经患有忧郁症,有一次做爱时,她告诉周劭,高中时得病,后来靠吃中药治好了。如不是因为这场病,她应该能考上北大中文系,现在流落在无锡一所破烂的大学里,学着毫无意义的专业。周劭安慰她。她说,倒也无所谓,就这样了,我不需要你安慰。另一次,她说起高中时候的男朋友,福建某座县城里,她说那男生相当爱她,可是他更热衷于偷渡,终于有一天借了钱跟着蛇头跑了,留了张纸条,说自己走了,仅此而已。不知道这人漂到了哪里,可能是英国,他们那一带的人大多选择英国。周劭说,也许死了。辛未来说,没那么容易死,最可能是被遣返,然而他没有回来。周劭感叹,太穷的地方总是这样。辛未来解释道,我们那地方现在不穷了,挺有钱的,但偷渡是个传统,好好的就想往海外跑。周劭问,为什么。辛未来说,很复杂的原因,血统里的东西,不容易理解,说实话,我也不大理解,但我来到了这里,在一间破屋子里跟你讲这些,感觉也是在漂流的船舱底下,到岸之前,时间是不动的。
周劭想,这真是个傻姑娘,这么惨的日子被她一说,变得抒情了。确实,就连端木云都嘲笑过他:辛未来一抒情,周劭就变成一头羊。
某一天文学社大门紧闭,有人在里面呻吟,动静太大,人们聚拢过来,侧耳倾听,在快要到达高潮的时候一脚踹开了门,抓出学校著名男性诗人一个,而另一个,经查是站街女。这诗人平时讲话做事古怪,颇不受人待见,众目睽睽之下穿好裤子,趿着球鞋,笑了笑,护送站街女一起去教务处了。周劭和辛未来在人堆里看到,辛未来说,原来我和妓女共用一室。周劭幸灾乐祸说,没有和妓女共用一男就好。这句话似乎伤害了她,她转身就走。第二天学校让文学社所有人交出钥匙,又不放心,索性换了锁,贴了封条。周劭和辛未来也就无处可去了。
时过多年,他仍会想起一九九七年的冬天在大街上晃荡的日子。有时候端木云也加入进来,小说发表了,请大家上廉价的饭馆。辛未来对端木的小说没什么好感,她也不喜欢塞林格,觉得美国小说总是带着甜味,那一年他们在一本民刊上读到了几篇贝克特的小说(过去只知道他是《等待戈多》的作者),辛未来和端木云都很喜欢,但讨论下来又觉得他与书写之物的距离太近,关系过于紧张。后来她又承认,紧张比甜好。他们常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是怎么把小说写酷,写冷。周劭在一边听着,心想,这两个天真而糊涂的人,文学青年。
辛未来有时去外地,见一些作家。冬天时她把周劭一起带到南京,先去了一家挺有规模的外企面试,做芯片的。辛未来交出身份证,进去面试,周劭在门口等着,风很大,附近全无遮蔽之物,吹得他摇摇晃晃,在原地踏步。那门卫穿着一件深绿色的警服,外面套一件棉大衣,对着出入的轿车敬礼。周劭说,这鬼地方太野了,如果在这里上班该住哪儿?门卫说,住家里。周劭问,如果是外地员工呢?门卫说,自己找地方住。周劭嘀咕说竟然没有宿舍。门卫说,你傻啊?周劭问这话什么意思,门卫轻蔑地笑笑,不再理他。过了一会儿,辛未来出来了,周劭问她情况怎么样,辛未来说,应聘的是助理,实际是做女工,他们目前只需要流水线工人。两人沿着空旷的街道往回走,一时无语,那开发区平整的土地上没有一棵树,风里夹杂着土腥味。后来,辛未来说,下一场雪也许更好。周劭知道她心里不开心,却不知道该如何劝慰,同时又想到,我竟被一个门卫给无理由地嘲笑了。这时,辛未来说,和我共度长夜的亲爱的旅伴,一程,一程,又一程。那是来自茨维塔耶娃的诗。这种时候念起诗,像两个嘴里回荡着冷风的神经病啊。天黑得很早,两人到市里,辛未来按计划去了一家小书店,一个诗人开的,是她的朋友。周劭进去后,诗人很热情地招待了他们,接着,和辛未来聊天,谈到他们共同的朋友等等,谈到民间诗刊。诗人是一个相貌平庸的中年人,裹着一件和门卫近似的棉大衣,嗓音很有磁性,一直给周劭派烟,他的书店里可以自由抽烟。周劭饿得头晕,但又不能扔下辛未来独自去吃饭。三个人就这么坐着干聊,后来,诗人提到了那个在文学社嫖娼的家伙,并意味深长地扫了周劭一眼。辛未来说,那白痴在学校嫖娼被抓走了,现在可能开除了吧,我也不知道。诗人就没再提起。可是,周劭心想,他为什么要用那种眼神扫我呢,难道他认为我觉察不到吗?
这天深夜,两人来到火车站,车票已经卖空了,只剩次日早晨的。两人不得不挤在候车室的长椅上,辛未来靠着他的肩膀打盹。后半夜,她醒了,变得很精神。她的睡眠一直很怪异,每天四五个小时足够,而且没有神经衰弱的症状。周劭想了想,问她,嫖娼的那个家伙和她到底是什么关系。辛未来说,我会和这么一个混账产生瓜葛吗?这个混账我只是曾经喜欢过他,但什么都没有发生罢了。她的声音太大,附近几个横躺在长椅上的旅客都惊醒,抬起头看他们。
他们坐着火车回到了无锡,那一夜后来才想起来是冬至,北半球黑夜最长的一日。那个冬天也是他们在一起的唯一的冬天,此话虽然抒情,但并不能掩盖年轻、穷困、没出路的现实。周劭在火车上睡着了,枕着她的手臂,后来被她推醒,他立即意识到这是到站了。然而火车还在慢行,用极缓的速度穿过郊区的破败建筑物。辛未来说,茨冈人,什么都别问,此刻正在下雪。
多年之后,周劭想,谈论爱情不如谈论一些别的,但是也不要谈论时间,时间与爱情都滥俗。可是除此之外,没有话题了。他要找到辛未来并不是为了与她叙旧,并不是为了爱情或时间而来,即使没有话题,总有一些别的。其实他最想问的是:你曾经是文学青年,后来发生了什么?
周劭关了手机,在旅馆里睡了一会儿,天黑之前,到楼下简单地吃了一顿,继续坐在小超市对面的摊位上,有片刻时间,他想拨打辛未来的手机,但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想,显然,我更期待看到她从超市里走出来的样子,这一次我未必会走上前喊她名字。另一种可能是他害怕与她叙旧,他想,我手里握着空荡荡的十年,我不想在任何人面前摊开手掌,即使那人是辛未来。
这时两辆面包车开到街面上,牌照都遮了,十几个男人跳下车,有人手里拎着大棒,确定无疑是当地黑帮的气息,街道一下子凝固了。这些人闯进旅馆,留两人把住门,不让人出入。很快,楼上发出巨大的声响,昨晚喝醉的几个男人惨叫,过了一会儿,一条人影被人从二楼窗口扔了下来,像动作片里的镜头,掉在一个雨篷上,然后滚落在人行道上,竟然没死,抱着胳膊沿街狂奔。把门的似乎没搞清状况,走到街上张望,紧跟着,周劭看到自己房间的窗口探出一个光头,指着楼下骂当地的土话,一个把门的少年提了大棒急追而去。周劭大惊,扔下手里的碗筷往旅馆里跑,另一个把门的没能拦住他。他冲到二楼,见地上血迹斑斑(所幸不是喷溅式的血迹,那意味着有人被割开了动脉),这些人是怎么打到自己房间的,搞不清楚,一个头破血流的男人被倒拖出来。周劭想冲进房间,光头揪住了他,举棍子要打,周劭忙说,我跟他们不认识,这是我房间。光头犹豫了一下,扔掉棍子,扇了周劭一个耳光,骂道,滚远点。
这些人像旋风一样出现,随即带着受伤的人钻进面包车,扬长而去。周劭看到被单上的血迹,一把砸成两爿的椅子,滚轮箱子裂开,门锁也坏了。过了一会儿,光头竟然回来了,扔了两张钱在桌上,并警告,不许报警。又凑到面前端详,像是要确认刚才的一巴掌打在了周劭脸上。周劭十分厌恶此人(口臭,角膜炎,黄牙),说,没事,误会,你是来清盘的?光头说,很多麻烦都是自找的,少问。周劭说,钱我不能收你的。光头不语,再次上下打量周劭,伸手拿回了钱,塞进裤兜,转身离去。
周劭蹲在房间里,过了一会儿,昨晚的小妹站到门口。周劭说,来吧,换被单。小妹说,虎哥下楼的时候打听你是谁。周劭问,谁是虎哥。小妹说,就是光头啊,这片的大哥。周劭问,打听我干什么。小妹说,不清楚,反正虎哥忽然对你产生了兴趣,说你有可能是个逃犯。周劭说,放屁,他以为我和他一样吗?小妹说,看虎哥这意思是把你当同道中人了。周劭说,这帮人是来替服装厂清盘的吧?小妹说,当然,买卖谈不拢的话通常就会这样。周劭说,人已经走了,你是报警呢还是不报警?小妹说,现在报警我就死定了,等他们走远点吧,警察来了以后你最好说自己啥都不知道。然后,她又严肃地嘀咕道,那些人也随时可以弄死你。周劭说,我懂,但愿逃走的家伙运气好点,你不用换被单了,麻烦给我换房间。
天黑后,警察来调查,周劭照着小妹所交代的,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中年片警问:少了什么东西吗。周劭说:没少什么,也没多什么。片警看了他一眼,问说:你是来做什么的。周劭把美仙公司失窃的案子讲了讲。片警说,有印象,报过警,也立案了,人找到了吗?周劭摇头。片警说,人不找到,总是难办。周劭附和道,是啊,找不到人,总是难办。
沿街的金鱼缸直到警车离去才开张,五光十色的女孩们像昨晚一样,继续坐在粉红色的灯光里,个别人站在门口,向街上张望。这些廉价按摩院,女孩乍看就像浓妆的木偶,然而,周劭想,每个人都带着她们的经历而来,最终又将带着经历而去。他回身看账台上的小妹,她正在发短信,面色凝重。他无端地猜想她此刻正在和虎哥联系,但也可能仅仅是她的父母兄弟,仅仅是不相干的人。这时,周劭的手机响了一下,童德胜发来短信,问说:你还留在那地方做什么,难道你真的想找到潘帅?周劭没回复,又翻看短信,辛未来没有回音。他走回账台,问小妹:有一家企业叫欢乐食品,在哪里。小妹说:近得很,出街,左转,往前五百米。周劭问:这企业怎么样?小妹说:私营的,规模大,工资低,做肉类加工的。
按照小妹所指的方向,周劭独自往北走了十分钟,感觉不止五百米。有一截路很黑,仅能看到远处厂房亮起的灯,走近后,看到厂房上hl的标志,确信这就是欢乐食品公司。几名工人刚下班,往东走去。周劭想,站在这里也无济于事,就跟着他们走了下去。这一带倒是有了几盏路灯,街道平整,没有车辆开过。夜晚寂静,仿佛能听到海浪起伏,但实际上那是另一种声音,来自马达或是蒸汽阀。工人们走到一排楼前,外面是三米多高的围墙,装着防盗网。工人掏出证件,毕恭毕敬,排队进入,两个身材高大的门卫负责检查,并用手电筒照了照每个人的脸。戒备森严,周劭想,从安保角度也说得通,这一片属于荒郊,没任何居民,但很难认同私营企业会这么重视员工的安全,总不能怀疑他们是在制毒吧。
周劭没有走近。这排楼房后面,路灯又没了,但仍能看到更远处某栋厂房的灯光,彼此之间像隔着不可知的梦魇。他想,这十年我见到的尽是这种景色,无意义的画面。他不得不原路返回,没遇到任何麻烦,到旅馆时已经后半夜,一部分金鱼缸打烊,有个美得惊人的女孩站在店门口抽烟,十七八岁,像一匹银色的马。她望着他走过,并没有打招呼。周劭听着她悠长的呼气声,那喷出嘴唇的白色烟气使夜晚仿佛寒冬。这是梦游的时刻,也是寻梦者返家的时刻。
那旅馆小妹告诉周劭,虎哥只有九根手指。失去的那根,通常来说,都是左手尾指,而虎哥是右手的拇指。小妹说:知道为什么吗,欠赌债砍尾指,做扒手砍食指,但要是你曾经用枪指着不该指的人,最终砍掉的是拇指。周劭回答:我觉得整只手都砍下比较好。
你这人有意思,见过世面,小妹说,但是你不要看不起虎哥,虎哥也见过世面。周劭正在翻看手机短信。小妹继续说:每个地方都有像虎哥这样的人,这地方没他不行,警察不管这里,如果管了,也就没这里了。周劭说:唉,我只是一个过路人。事实上他并不想与之讨论这些法外之徒。小妹说:如果你们公司事先跟虎哥打过招呼,我肯定,仓库里一样东西都不会少。周劭说:我以为你指的是红灯区。小妹说:不不,不止红灯区,还有其他,他都能管,而警察总是在出事以后才出现。周劭不禁又揶揄道:被黑社会罩着的感觉怎么样?这一次,小妹没再说话。
手机上多了几条短信,其中有孟芳的,问他去了哪里,是否还在开发区;童德胜仍在追问他的行程;另一条是辛未来发来的,她说:我在你的库区,过来找我。收到短信的时间是早晨五点,那会儿周劭还在睡觉,此时已经是中午。他想,天没亮她就跑去库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他拿着手机往外走,小妹趴在账台里,一直对着他看,没有开口说话。在路上,周劭打了辛未来的手机,提示并不在服务区。他仍然走到了库区,手机短信收到了一条海雾警报。
此时此刻,周劭想的是:还能有什么比找到辛未来更重要的呢,她是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和我还残存着一点关系的人。严格来说,她不是我的前女友,更像是我的妹妹,我的女儿,或是另一个维度的我。
在这个季节里,海雾常常升起,具体来说,属于平流冷却雾,雾中带有海水的盐分。当海雾被吹向陆地时,形成雾区或低云,特点是范围大,能见度低,有时持续几天不散。然而,周劭对海雾没有任何经验,只感到它神秘、潮湿,不仅象征着迷惘,还有别的意味。
库区被雾笼罩,他在里面转了一圈,有一条棕色的小型犬跟着他走了一段路,似乎是被遗弃的宠物。周劭停下脚步,看着它,狗并没有表示出任何乞讨的意思,夹着尾巴走开了。这时,周劭意识到,该库区连猛犬都没养一条。美仙公司库房的钥匙在孟芳那里,他进不去,便踱到管理处,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里面,穿黑色pu皮夹克,皮料剥落得厉害,像是捡来的衣服。周劭发给他一根烟,聊了几句。中年男人对美仙公司以及潘帅完全没有印象。周劭问,你们晚上值班吗。中年人说,值的。周劭问,查夜吗。中年人说,查的。周劭看出他在说谎。这时,门卫走进来,是个穿灰色工作服的年轻人,对中年人说:那库房的门锁了,咱没钥匙,用大力钳吧。两人从墙角拿出大力钳,中年人向周劭解释道,有个库房租约到期了。周劭问,哪家公司。中年人说,不是公司,私人短租,现在人不见了,把库房给锁了。周劭坐在管理处抽烟,过了一会儿,他追上这两个人,一起到库房门口。年轻人用大力钳剪开钢锁,里面空空荡荡,地面干净,墙角扔了一把扫帚,除此别无他物。周劭问那中年人:租户有名字吗。中年人不记得,年轻人答道:王新华。周劭问这人的身高相貌。年轻人形容道:三十多岁吧,瘦高个子,总是戴墨镜,讲话没口音,不是本地人。这和旅馆小妹描述的一样。再问其他细节,两人就都答不上来了。周劭说:好吧,我明白了,有没有出车记录?中年人仍是不知道,年轻人说:他们多次出入,我只记了一次,挺久了,那以后仓库就一直锁着。周劭说:操,提神,我以为你天天睡大觉呢。年轻人说:没你想得那么不负责,出去的是一辆十吨卡车,不是轿车,总要记一笔。
这解释了为什么库区没有美仙公司的出车记录。周劭到门房查看,四月十五日下午离场,具体时间没有记录,年轻人也记不得了。这是一辆浙江牌照的车,然而车子也可能是偷来的,或是换了假牌照(就像王新华的身份证)。周劭不确定警方是否排查了所有记录过的车辆,也不确定是否要打电话给孟芳,他站在门口犹豫了片刻,这时,辛未来从雾中走了出来,身后跟着那条棕色的小型犬。
辛未来说道:我是报社记者,也是电影里俗称的卧底记者,不要惊讶,这是我第一次做卧底,在此之前我跑过社会新闻,做过人物专访,有一阵子还做编辑。你问我为什么不派男记者过来,因为那个最重要的车间,只允许女工进去。太年轻的女记者,我担心她们安全,干脆自己上吧。那车间做什么呢,很简单,过期或变质的肉类,加工为半成品。说实话,在我们当记者的看来,不算大事,很普遍,全世界的肉类加工厂都不见得干净,大排档无一不是地沟油,任何餐厅的后厨都招老鼠。特殊之处在于,这家公司的甲方客户中,有几个是响当当的品牌,一旦见报,影响很大。公司关门大吉,或者,用公关费摆平。别误会,公关费不是给我,如果那样我他妈就得去坐牢。总之,要想办法把它曝光出来。卧底不难,我应聘到这里,在包装车间做了三个多月,半个月前调进加工车间,就是那个位置上他们动了手脚。鬼地方戒备森严,单反相机带不进去,我的搭档给我准备了一台袖珍卡片机,可是中间出了点差错,没等我拍到,同宿舍两个姑娘趁我不在,把卡片机翻出来玩——相机里有我以前的工作照。一个姑娘起了疑心,去保安部举报了我,另一个姑娘偷偷知会了我,要了我一千块钱。现在,这家公司的人在满世界逮我。我不想报警,算是职业操守吧,只有在极端情况下,卧底记者才能求助于警察。安全离开这里,不和任何人谈交易,写下我所知道的一切。
周劭说:你讲话比以前简洁。辛未来扔了手里的烟蒂说:我只是先讲个大概。周劭问:结婚了吗?辛未来看了他一眼,语气变得不那么焦虑:离了,没小孩,现在单身。
两人往旅馆方向走去,雾很重,看不清远处,水泥路面像下过一层细雨,一辆黑色帕萨特缓速开过。辛未来躲到周劭身后,他立刻明白了,她担心这是食品公司的人。奇怪的是,那条棕色小型犬仍然跟着他们,两人几乎同时问道,这是你的狗?又同时说,不是。辛未来从挎包里拿出一根火腿肠,掰了一半扔给狗,剩下那半,塞进自己嘴里。她对狗说:别跟着我了,再跟,可能变成狗肉啊。周劭说:我以为你是在说我呢。辛未来打了他一掌,说你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讲话不着边际。周劭感叹,确实,这么多年过去了。其余的没有再说下去。两人抛下了那条狗,走到旅馆附近,辛未来又停下脚步,街边停着一辆依维柯,辛未来说,他们到这儿来找我了,这车我认识,经常开到公司。周劭说,我也认识,黑社会的车。
周劭找一个不起眼的墙角,让辛未来躲过去,想了想,把自己的手机交给了辛未来,然后跑到街对面超市买了一包烟,走进旅馆,果然,光头带着两个人在账台上说话。周劭想溜上去,那小妹对光头说了一句话,虽然很轻,周劭还是能猜到:他向她打听过欢乐食品公司。光头叫住他,仍然像昨天那样,上下打量他。周劭问:什么事。光头拿出一张塑料胸卡,有辛未来的彩色肖像照(姓名印的是蒯凤玉),问道:这个人见过吗?周劭仔细看了看,答道:不认识。光头问:你扫听欢乐食品,为什么?周劭说:我这儿跑丢的一个仓管员,听说和欢乐食品的一个女工关系挺好的,叫什么周丽,你听说过这个人吗,我想找到这姑娘问问情况。光头说:带我们去你房间。
那小妹还在账台坐着,遗憾或是抱歉地看了周劭一眼,那眼神令他想起所有的黑色电影,善良的坏人或是邪恶的好人。周劭耸耸肩,像宽慰她,事实上他只是下意识地做了这个动作。三个男人夹着他上楼,进房间。刚关上门,光头说:抄身。两个小弟上下搜了,把周劭的证件和钱包都递给光头,光头问:你没手机?周劭说:刚去仓库,忘在门房了,我还想着赶紧回去呢,被人拿走了就麻烦了。光头一边翻看证件,一边问:你仓库在哪儿?周劭走到窗口,打开窗,他猜想辛未来能够看到他,然后他拉了一个小弟到身边,指着浓雾中的远方大声说:那儿,仓库就在那儿。
两个小弟开始搜查房间,手法粗暴,然而周劭仅仅带了一个滚轮箱,里面装着几件衣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和一个名叫蒯凤玉的女工有关联。他垂手站在床边,看着他们做这些事,后来,光头让他坐在床沿上,自己坐在椅子上抽烟,继续久久地审视他。周劭则注意到光头右手的拇指,确实没有,从根部被切除,另外,光头穿着一双崭新的黑色布鞋,有可能是手工缝制的。光头说:你上海人,南方来的。周劭愣了一会儿,忽然说:在南方,雨水多,穿布鞋的人少。光头问:什么意思?周劭说:对南方人来说,布鞋有点费解,不如跑鞋舒服,不如皮鞋正式,容易潮,有时还滑一跤;你说穷吧,这样一双布鞋也不便宜,在南方人看来,穿布鞋的人总是有几分矫情,过度自信,不友好。光头看看自己脚上的布鞋,周劭把双肘搁在膝盖上,身体前倾,正对着光头的脸。光头抬起头,起初犹豫了一下,后来他笑了起来,仿佛是在人群中发现了某个寻找已久的人。光头说:你肯定不是什么建材公司的课长,你干过别的。周劭说,我就是李勇军。光头迷惑了一下,思索起来,周劭仍旧看着他。这时,楼下传来一声巨响,一个小弟趴到窗口张望,回头喊道:虎哥,好像是咱们的车玻璃被人砸了。光头跳起来,仓皇下楼,带着小弟们追了出去。
周劭下楼来到大堂,听到街上汽车发动的声音,依维柯并没有开走,小弟在车里喊:车没事,能发动。周劭走到账台前,那小妹斜着眼睛看他,说道,你还带着人来啊?周劭不理她,看到地上有几个空啤酒瓶,便提了一个在手里,往外走。光头正一边打手机一边返回,那意思是要喊人来。周劭抡啤酒瓶向着他头上最亮的地方打过去,这一下很重,瓶子碎成几爿,锋利的玻璃顺便在他头皮上划出了一道伤口。光头没吭一声,捂头倒地,一只布鞋甩到楼梯口。接着,周劭走出旅馆,看准了抢上几步,在一个小弟回头之前,掐住此人后脖,将其按在车门上,用手里的半截瓶子向其臀部扎了三下,发出一阵惨叫,车里的小弟骇然看着这一幕。周劭本想抢车,后来发现那依维柯的挡风玻璃全都花了,一块大石头嵌在上面,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回到旅馆,从已然昏厥的光头口袋里摸出自己的钱包,然后到街对面超市里拿了两瓶矿泉水,扔了十块钱,再出来的时候,发现那两个小弟全都逃进了旅馆,一个打手机,一个捂着流血的屁股打座机,小妹将满头是血的虎哥扶坐到墙边,并迷惑地看着周劭。他心想,别说是你,就连我也迷惑,天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讨厌穿布鞋的人。
周劭走了一段路,再回头,旅馆已经隐没在雾中,也不见辛未来的踪影,他没有停下脚步。过了一会儿,他走到十字路口,喊了一声,并无人答应,随后,感到有人将烟气喷在自己后脖,转身看到辛未来。她又吸了一口烟,由衷说道:干得漂亮,我被你的勇猛吓住了。周劭讲了旅馆里发生的一切。辛未来说,看到你在窗口,那石头是我扔的。周劭说,聪明,以及同样勇猛。辛未来问,把人弄死了吗。周劭摇头,自己也不确定,后来说:应该不至于,只是这个天气,未必能立马送医院,后果堪忧。辛未来说:出人命你跑不掉,不如干脆报警吧。周劭摇摇头,意思是等出了人命再说吧。辛未来追问,周劭说:我这不叫报警,叫自首,请问我们哪次打架是自首的?辛未来说:我靠,你只为我打过一次架,打的还是一个,小逼崽子。
周劭回忆起大学时代为辛未来打架那一次,真年轻啊,下手没轻没重,以及青年时代的狂怒。辛未来回忆道:那天下大雨啊,好像是刮台风?周劭说:八级台风,树都倒了,学校淹了。辛未来继续回忆:两人离开学校,踏过一个个向外汩汩冒水的窨井盖,来到公交站头,一对情侣蜷缩在那里避雨,年纪比他们略小,一看就不是大学生,可能来自附近某所中专技校。辛未来请他们往里站一点,女孩率先嘲笑了她的口音,那种带有福建腔的不标准普通话,飞和辉不分的发音。男孩轻佻地笑起来,并且一直笑。(周劭说,在逼仄的空间里,这种笑声太沉重了,如果不打架,那就只能他妈的走到大雨里去淋着。)他扇了小崽子一个嘴巴,后者的脸迅速涨成紫红色,手伸进书包里,周劭将他叉到路中央,在雨中痛打他。辛未来则抱着胳膊站在原地,与那目瞪口呆的女孩共同欣赏这一幕。打完之后,公交车还是没来,暴雨如注,男孩侧卧在路中央不动,两人不得不返回学校,狂风把辛未来的折叠伞吹烂了。路上,她告诉周劭,那男孩包里带着弹簧刀呢。周劭说,我知道,他手伸进包里我就知道了,不是尖刀,就是菜刀。辛未来摊开手掌说:刀子在这儿,送给你。这是一把做工粗劣的弹簧刀,刀尖可能是在石头上磨的,其他地方都没开刃。周劭哑然失笑,让她扔了。两人讨论了一番,究竟打这么一个小崽子有什么意义,后来确定,没什么意义,就连那挨揍的小崽子也不会感受到意义。周劭说:好吧,不用再想这件事了,就像我作为小崽子曾经被人暴揍过一样,统统忘记干净比较好。
十年之后,两人走在雾中,头发被雾气沾湿。辛未来又说,周劭是第一个为她打架的男人,她指出了这件事的意义:十多年前,看到你在暴雨中打人,像一场仪式,现在,也同样,这回是真正的流氓啊。周劭说:这些年我没打过一次架,说起来不免令自己惊讶。辛未来嗤之以鼻:两次,都不像是在捍卫什么,而是要把对方活祭了。周劭问:捍卫和活祭有什么区别。辛未来说:祭师应该比较冷静,目的性很明确。周劭说:不不,其实我是狂怒来着,我脑子里跳出来的全是些残暴的念头,感到世界随着我心脏的跳动在震颤,眼前的事物是微微扭曲的,像热气炙烤过的样子。辛未来说:哈,还是那么夸夸其谈,讲话喜欢打比方,各种听不懂。周劭说:不啊,我现在的样子不管有多么像十年前,我也不再是十年前的我了;这他妈说起来有多绕,咱别绕了,好好走路,你看雾又飘过来了,我从来没见过下午的雾,你得拉着我的手,免得跑丢。辛未来犹豫了一下,伸过手来,实际上是握住了周劭的手掌,然后叹息说:简直荒唐透顶,我们竟然来到这里。
蒯凤玉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辛未来说:这是技术问题,怎么搞一张身份证,过去,只需要找那些做假证的人,自制一张,全国通行,你想让自己叫什么名字都可以。现在,二代身份证很难伪造,仿真品不具备识别功能。我的搭档就去给我买二代身份证,全是真的,有人遗失或是干脆为了几百块钱卖掉的。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买了五张近似的,首先是容貌,和我长得近似,其次是年龄,也不能完全符合,你知道我这个长相的人对应三十多岁的打工妇女,还是显得年轻了。最后一个细节,得是东南地区的口音,无论浙江还是福建还是江西,得是那一片的。我的普通话现在讲得还不错,但还是有一点口音。最后,我们挑中了这个叫蒯凤玉的女人,三十一岁,浙江苍南人。我去过浙江,多少能讲出一点道道,以后有机会我跟你讲浙江农村的故事。
我照着蒯凤玉的照片把自己修饰了一下。你知道身份证上的照片通常把人拍得像逃犯,但这个蒯凤玉有意思,照片上很美,有一种小镇女孩的忧伤表情。她的发际线有点高,为此,我把自己的头发也做了一下,脑门全都露出来。然后我们做了个试验,我拿着这张身份证登记入住了一家五星级饭店,又去银行开了一个户头,很神奇,无障碍全部搞定。我和蒯凤玉太像了,我搭档说简直孪生姐妹。就这样,我凭着身份证,线人又给我找了一个中介机构,进了欢乐食品公司。
漏了一件事,在进公司以前,我的搭档喊我蒯凤玉,一点不难,我立刻进入了蒯凤玉的角色。起初,我为这个人物设计了一点故事,是我家乡一个表妹的故事,嫁接到这个伪装的蒯凤玉身上,农村人,半文盲,丈夫因病失去劳动能力,离家打工,诸如此类。可是后来,我觉得这样的故事太悲惨,我喜欢这个姑娘,最好她幸福一点,就改成高中文化程度,离异单身,到沿海城市打工,兴趣爱好是听流行歌曲,有点内向,很温和。对,这就是一个低版本的我。
可是,仍然有什么地方不对。我搭档说我只要一开口讲话,那种做了多年新闻工作的气势和语调,而且是中共党员,破绽很大。我搭档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卧底记者,他能扮演嫖客和吸毒的。他说,通常卧底装傻最容易(中国到处都是分不清东西南北的傻子,人们对傻子毫无防范心),可是我的看法,蒯凤玉看上去并不傻,她是聪明的,她有自我。我要怎么扮演一个聪明、内向、有自我的打工女?她是南方人,不去广州深圳上海,跑到这个北方沿海的半吊子开发区来工作,有点说不通啊。搭档就说,这应该不是问题,没有人会关注这个,装傻吧,少说话,不要引人瞩目,尤其记住一点——尽可能不要看别人——说我看人的眼神总是犀利。
有一天,我梦见了蒯凤玉,她在广州火车站卖掉了自己的身份证,换了几百块钱,踯躅街头(只有活不下去的人才会卖掉身份证)。我走过去试图和她交谈,但她回避了我的目光,最后走进人堆里,消失了。这个梦让我伤心,然而也像是看到了真实的蒯凤玉,一个迷失的人,一个不再能和世界对视的人,有时候我不免会猜测,在过去那些年里究竟有多少可能,我也成为蒯凤玉(梦里的)这样的女人。
我住在工厂宿舍里,没什么业余生活,经常加班,和一群打工者同进同出。血汗工厂都这样,用保安看管工人,每一个岗位都有主管盯着,就算在私密的地方,某个工友也会出卖你。对,我忘了,你就是血汗工厂出来的,这种生活你比我更有体会。我也写过血汗工厂的报道,没什么影响力。说实话到处都是这种工厂,刚踏进去时还觉得挺新鲜,那些工人的状态,主管和保安的状态,感觉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随时会诞生革命,可是用不了三天你就会明白,这是常态,这是打工仔糊口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或者傻子),不会有革命。看看那些私营煤矿,在那里,事故代替了革命,死人的事情循环发生,比血汗工厂更具有启示性。做新闻要充满斗志,我要报道的是一起食品安全的事件,我得把这活儿做出来,外部来看是这样,可是回到内部,我梦见的是蒯凤玉,我成为蒯凤玉被拘在这个地方。进一步想,假如我死了,我会以蒯凤玉的身份进殡仪馆,而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真实的蒯凤玉,不知道是死是活。很有意思。
我的搭档才叫离谱,他是个老记者,我们俩分开之后,他去调查一起强拆事件,接着,他回到这里,恰好遇上一起服装厂火灾事件,有打工妹死在里面了。他觉得这事可以做,明着去调查,挖出好些料,当天晚上就被人在头上敲了一杠子,扔在医院门口。我现在走投无路,连个接我的车都没有,一半都拜他所赐。
周劭打电话到分销处,朱进治接的电话,问他有没有车,朱说分销处还没有配车,更无私家车,然后说,可是这种天气市里也没有出租车肯往郊区开啊。周劭又打电话给孟芳,那边长时间占线。他对辛未来说:没辙了,我看咱们只能走回城里了。辛未来问:有多远?周劭说:很他妈远,也不知道该走哪条路,关键是咱俩不能停在原地不动,即使徒劳,或者走反了,也得走。
辛未来说,那就走呗。
周劭仍然握着辛未来的手,他再次感到时光飞逝。另一方面,他奇怪地感觉到她的手变大了,这可能是错觉吧。他转身看她,一时间不确定她是不是长高了。后来他忍不住问了出来,辛未来得意地说:是的,我在二十五岁那年又长高了两公分。于是乎,手也变大了吗?周劭说,我感觉你的手变大了。辛未来说:这我倒没注意,鞋子加了半码,可能手也大了吧。周劭问:还写诗吗?辛未来遗憾地说,我已经很多年不谈论这件事了。周劭若有所思点头,辛未来追问道:我身上还有什么变化,变老了吗?周劭说:变成熟一些了,不再谈论诗歌使你显得尤其成熟。
还有呢?辛未来问。
可以说,根本就是另一个人,像个女革命家。周劭回答。
辛未来得意起来,说:这年头,中国最像女革命家的就是我们这些女记者。
两人沿着一条笔直的大路往前走,尽管看不见前方,但路况不错,似乎不会错到哪里去。辛未来说开发区管委会一带的设施还是不错的,到了那里,至少有一家号称五星级的酒店可以入住。道路一侧出现了新种下的香樟树,每隔十来米远便有一棵,周劭说,这样好,至少我们能算清走了多少路,这鬼地方野大野大的。数到第二十棵香樟树时,辛未来忽然问:那么在你身上有什么变化?
这个问题周劭回答不上来,他想了想,还是没答案,只能说:我就是一个在台资企业上班的小干部,过去那些年,管仓库,一份很乏味的工作,没有什么事情让我发生变化。辛未来说:胖了!周劭抚摸自己微微凸起的肚腩说,那也是吃地沟油吃胖的,要知道像仓管员这样的工作,吃垃圾食品,酗酒,狂抽烟,都在情理之中。辛未来问:这些年,我偶尔想起你,总以为你会在哪个甲a级写字楼里上班呢,过一种平庸的中年男人的生活,月入八千一万,坐地铁上下班,为销售业绩发愁,老婆是外地人,全家一起还房贷;这种平庸生活的想象,使我可以不再担心你,直到我遇到端木云,说起你们曾经的生活,以及现在亲眼所见,你过的是一种比平庸更低的生活,你是怎么想的?周劭说:没怎么想,顺其自然,端木云没有告诉你全部的事情,他也不知道全部的事情。
周劭问起了端木云的近况。辛未来形容说:头发有这么长(指向自己肩膀),留着胡子(我从来不知道这家伙也能蓄须,一直以为他是那种毛发稀疏的男人),从前很好看的左边的虎牙掉了,变成一个空洞;他住在广州,一间出租屋里,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借点钱。
周劭说:文艺青年咯,不,文艺中年。
辛未来说:他写了一本小说。
周劭点头说:书名叫《逆戟鲸那时还年轻》,他们自己出的,那书里写到了我。
辛未来深深地叹息说:那是早年的。在广州,他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据说是一个漫长的故事,同样写到你,以及一个长得和我很像的姑娘。
辛未来说:当年在文学社里,他们嘲笑他,因为他写的小说幼稚,很多年过去以后你当然会意识到,每个人都幼稚,但在当时是不会理解这一点的。我和所有文学社的人都失去联系。其中有一个叫李玫的你可能没印象(这女孩一直暗恋端木云),湖南娄底人,当年写诗,不是很出挑的那种,有一年我在娄底遇到她,毕业以后她回到家乡找到份工作,很普通的政府单位小职员,嫁人,生活条件一般。她仍然在写诗,贴到诗歌论坛上,偶尔还发表几首。我想,就文学来说,这算是不错的结局。
通过李玫我知道文学社的好多人,都平平淡淡,个别人发财,如此而已。李玫问我,端木云在哪里呢。我说我也不知道。李玫说,我真有点怀念他。这么一说,我也怀念起你们。
我是在广州的一家小书店看到他写的书,还有其他七八个作者,算是一个套系。书印得挺好的,我当时非常惊讶,仔细一看是自制印刷品,没有书号。后来,店主说,这本书就是他们印的,写书的端木云就在广州啊,前不久还来做过一次小型讲座。我问他们是什么机构,店主说,一个文学青年团体,出点小刊物,办办论坛。他把端木云的手机号码给了我,我打过去,没人接,到了晚上他打了回来,问我是谁,我说考考你的记忆力。他说,你是辛未来,你的普通话讲得比以前好多了。
他住在城中村,我对那里太熟,一九九八年我拿到毕业证书以后第一站去的就是广州,同样是夏天,同样是城中村的旧屋,周围住满打工仔的地方。他那副鬼样子我首先联想到吸毒,可是他说没有,还给我看手臂上,没针眼。然后感叹说,这一带颇有几个吸毒的,他落脚两个月,对此很感兴趣。我说你要是真沾上毒品,赶紧说,我出钱送你去戒毒所,能不能活着出来看你的命。他就说,真没有,他仅仅是好奇那种状态。
他到广州做什么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曾经路过,逗留几天,喜欢上那里,就决定常住,到夏天时热得受不了,想离开,没钱了。离开以后去哪里,也不知道。我就说,大叔,你三十多岁了,你这个状态吧,二十出头的文艺小青年还说得过去。他很开心,说,是啊是啊,我在弥补我二十多岁时缺失的生活。我心想,他妈的,这种生活难道不正是意味着缺失吗?我见过很多过着丧逼生活并甘之如饴的人,某些年里,我也是这样。
他就坐在床上和我说话,确切说是一张床板,铺着席子,挂着蚊帐,那蚊帐破洞的地方贴着伤湿止痛膏。他讲话的语速很慢,有时走神,经常不知道说到哪里去。他讲你们九八年卖假药,九九年看仓库,讲一个又一个城市。用掉一个下午,我也没怎么听明白。我就插嘴问,虎牙怎么没了。他说,暴力事件,很想去补颗牙,但是没钱。
两天后,我又去找他,看到他书桌上多一台笔记本,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字。他说电脑前两天出故障,修掉好几百,幸好文件没丢。可是他讲话的语气听上去也不是很在乎所谓的文件。我带他去吃饭,广州美食很多,他说他没啥钱,吃很久的粉。我就笑啊,对,是米粉,不是白粉。我们坐在街边吃粉,他加重辣。大学时候,他一口辣的不能吃。他解释说,这些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南方,那些四川的、湖南的、贵州的、重庆的、云南的姑娘教会他吃辣,犹如塞壬之歌。就是这种过时的比喻。问他的个人情况,回答我,当然没结婚,也无女友。那些姑娘是怎么回事呢?他说,通俗来说,都是露水情缘,可是也久久不能忘怀。
那时,我问到他关于你的情况。他说周劭嘛,还在那个建材公司,不知道有否升职,做一个常驻在小镇上的白领。他说起你,眼睛看着远方,看着东北方向,好像你就在那个方位似的。他说那个鬼地方,什么都没有,就只有凝固的人群,再也不想回到那里。然后又说一堆话,我已经记不清,大意是说他走过的所有地方都和那个小镇差不多,一无所有,鬼影幢幢,又说,小镇现在成为他象征意义上的故乡。
后来我们才聊明白,原来那个小镇和开发区我也去过,在二〇〇〇年,那里发生过一起案件,一个外地仔用自制手枪打死了当地的土老板,还有司机。想必你知道这案子。
那天吃过饭,我们往回走,正遇到一场民谣演唱会开场,年轻的小孩们往酒吧里走。端木云站定脚步,忽然问我还写作吗,还写那些似是而非的民谣歌词或诗歌吗。我说,不再写啦,专心做新闻,新闻是我的责任,诗歌在天上。他表示不理解。我说,做新闻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我的敌人就在对面,不可战胜不可计数的敌人,诗是冷冷的星空笼罩着我,我带着一切诗意冲向敌营葬身其中,就是这种幻觉。他说,明白了,可是很幼稚。我承认幼稚。后来他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忘记敌人,只依稀记得那些曾使我们摇摆顾盼的事物。
我们走进去听歌。大学时,我曾经带他到南京去看摇滚(当时咱俩还不认识),他从农村来,当年没接受过这类文化,看的都是些古老又缓慢的十九世纪小说,连流行歌曲都听不太懂,穿着白衬衫和脏球鞋,为了让自己不那么像姑娘,剃很短的寸头,警惕地看着舞台,像个逃犯,孤独,自负,掏不出任何东西。多年之后,我在同样的场合再次观察他,穿着破洞的汗衫,趿着夹趾凉拖,头发蓬乱,总算把胡子给剃了,那种警惕又无助的孤独感不复再有,真奇怪,既像是经历过很多时间,也像是昨日才刚告别。后来,有一个女歌手唱起我们熟悉的老歌,我再看看周围,全是小孩,跟我们当年差不多大。当年我们可以在场子里随意抽烟,现在不允许了。
我们提早退场,走在街上。他告诉我说,广州是一个梦境般的城市,尤其夏天,植物在建筑之间疯长,台风和暴雨经常光顾,时而溃烂,时而金光闪闪,不会期待夏天过去,不会为冬天做准备,抒情和虚构都落在眼前,因为南方城市庞大又密集的细节足够描摹,即使梦,也达不到这种饱和度;这里的男人女人,粗鄙或精致,都有很强的距离感,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活着就像夏天午睡的人,那种生硬的普通话或是粤语,像梦呓,像电影。他这种外来仔,究竟是搭上火车回到北方呢,还是搭上轮船远渡重洋呢?令人费解。
我离开广州前,最后一次去看他。天气很热,没有空调的屋子待不住,他在麦当劳里写小说,我终于有机会坐下来浏览那部长篇。他说那不是小说,因为写的是他自己,但也不是自传,因为有别人的故事。故事看上去断断续续,枝节并生,人物称谓也不统一,一会儿直接引语一会儿间接引语,其中有一个叫周的我可以肯定是你,另一个叫未来的姑娘肯定是我(尽管似乎没有登场);我读到你们在小镇上遇到了一个和未来长相近似的女孩(我现在怀疑那个姑娘会不会是蒯凤玉)。后来,他合上电脑。我问他何时能写完,他又开始说鬼话,写作的进度取决于时间的快慢,有些年份,实在过得太快。我又问他,小说叫什么名字。他说,《人山人海》。我说,像电影名字。
我们谈起那本叫作《逆戟鲸》的小说集。他说,朋友帮忙,有一天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说是有一本书在他们手里已经印了出来,要寄几本样书过来,挺高兴的,大概印了五百本。我问他,有没有引起文学界的注意。他说都是文青自己在玩,没什么影响力,稿子也是朋友转给他们的,没见过出版人,这些年就写了这么多,除此以外,只有这本未完成的《人山人海》——长篇小说或者自传。我鼓励他说,这本小说写出来,一定能受到文学界的关注,不再默默无闻(他那副落魄的样子看起来很需要一点小小的成功来补偿一下)。他听到这话,吸着可乐,看着我,那眼神怎么说呢,是回到了大学时代,一个人栽进沟里刚刚爬出来的样子。我立刻意识到自己说错了,我们还不算太老,三十多岁,只是大龄文艺青年罢了,没有人知道文学界到底是什么到底在哪里,仅仅是一无所知地相信着文学。我改口说,那就顺其自然吧。他说,谢谢。
我拿出那本书,请他签了名,他题款道:愿你谈笑破敌,战无不胜。我也说,谢谢。我们就在麦当劳握手告别,我飞回北京,他留在广州。对了,临走前,我告诉他,文学社的李玫挂着他。他说,当年写诗的,湖南人。我还以为他忘记李玫了呢。他说,那姑娘中意塞克斯顿和毕肖普,就像你中意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如此一来,我总会想起你们。
周劭听完这些,只说了一句:没错,那座小镇确实是他象征意义上的故乡。辛未来说:这话我一直不理解。周劭说:就是我们死后都要回去的地方吧。辛未来认为这说法过度诗意。周劭指着前方说:我听见海的声音了。
两人走到三岔路口,香樟树终止在这里,前方横着一条马路,似乎是与海岸线平行,但是看不见海。周劭穿过马路,站到路基上向前观望,只觉得湿气迎面而来,海风像冷气机吹在身上。辛未来问:前面是海?周劭说:不,滩涂而已。
两人相信,海就在前方,也许几百米远吧,然而雾气浓重,什么都望不见。路基高出滩涂一米多,坡上尽是荒草,夹杂着绿色的玻璃,可能是碎啤酒瓶。周劭建议,别去滩涂,危险。辛未来不屑地说:难道你认为我会光着脚丫和你在海边奔跑?周劭不语,沉思了一会儿说:虽然你的口音仍像南方人,但你的讲话的基因已经是北方的了。辛未来说:不必总是观察我的变化,谈多了让我反感。她对着海的方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个动作周劭至为熟悉),招呼他继续赶路,道路前方究竟是什么,彼此均无把握。
走了几十步,两人看到了一个转盘式花坛,里面没有植物,只有新翻的泥土,一座形状不规则的巨大的金属雕塑,看上去像飘扬的绶带,或烟雾的轮廓。周劭忽然闲得发慌,绕花坛跑了一圈,问说:这像不像咱们学校以前的雕塑?辛未来说:没这么大,形状相似,反正这种鬼地方总是需要一个飘带的形象,飘带代表着什么?周劭说:青春,热烈,动感。辛未来说:可是在雾中看着瘆人,像新闻图片上废弃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劭说:核电站咋会有飘带雕塑?辛未来说:我指的是废弃的城镇,撤空以后,仍然有核辐射,二十年没有人踏入,城市雕塑还在,周围可能荒草疯长,巨型老鼠四处乱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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