婶子（1/2）

一九八一年九月，我从薛工的宿舍搬到了邗桥新村的新工房里。我的那个单元在一楼，靠西，只有一间半，不过一个人住也足够了。我是那种只有在独处时才会感到轻松自在的人。只要有扇门，我就可以把整个世界关在外面。除了冬天的风雪和夏日的蚊虫，平常很少有谁光顾我的小屋。直到五六年之后，我的住处才终于迎来了两位访客。

当我的婶子带着堂妹金花找到这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应当说，不论是对我的婶子，还是堂妹金花，多年来我一直没有什么好印象。不过，说实话，离家多年后，我第一眼看见婶子，心里还是挺高兴的，甚至有些激动。可我的好心情没能持续多久。我正打算问问婶子，大老远来找我有什么事，婶子像是看穿我心思似的，抿嘴一笑：

“我来看看你在城里过的是什么好日子！”

她进了屋，东看看，西瞅瞅，很快又感叹了一句：

“我还当你在城里过上了什么好日子！”

初一听，这两句话差不多，仔细一琢磨，意思完全不同。

不久前，我曾收到过一封龙冬寄来的信。他告诉我，我们家的那处空房子被堂哥占了。赵礼平没跟任何人商量，就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加盖了几间房，在那里办了一家五金配件厂。高定邦出面阻止，说了几句公道话，被婶子指着鼻子好一通大骂，最后，定邦也只得由他们去了。“有什么办法呢？”龙冬在信中感慨说，“不要说高定邦一个小小的村长，就连乡长陈公泰都在走他们家的门路，抢着给赵礼平拎包呢！”

我判断，婶子和金花大老远从乡下找到邗桥来，多半与房子的事有关。果然，当我们三个人围着过道里的小方桌坐定之后，金花就从包里取出一份房屋转让合同，让我在上面签字。婶子说：

“这处房子，原本就是老赵家的祖产。当初分家时，你爷爷如果不偏心的话，应该一碗水端平，两兄弟一人一半。可怜你那瘸腿的叔叔，人老实，又拙智，净身离了门户，连根针都没带出来，招到我们家做女婿，这些事，一场一节，你都是晓得的。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不提了。现如今，你在南京立住了脚跟，吃上了公家饭，乡下那个房子你也住不上，难道一直空关着养蛇不成？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房子不让给至亲的骨肉，难道还要让与外人？老刀笔不在了，这个文书我是请他儿子长生做的。八百块钱的转让费，一分一厘不会短少。你今天签了字，我明天回家后就把钱给你汇过来。”

婶子的一席话，说得我心烦意乱、焦躁不安。为了压住心头那不时蹿动的火苗，不至于立刻与婶子翻脸，我只得赌气似的在合同上签了字，希望此事尽快了结。签字之后，心里忽然又觉得隐隐作痛。我知道，一旦房屋出手，我跟家乡之间的最后一点联络也被切断了，心里就觉得空落落的。可这些话，我一句也没跟她们说，说了她们也不会懂。我接连抽了两根烟来平复心情，然后，猛吸了一口气，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请她们去邗桥镇上找馆子吃饭。我原打算吃完饭后，顺便将她们安顿在工厂的招待所里，可婶子执意不肯。她说不如在家随便弄点吃的，对付一晚，第二天一早她们就走人，“你们家，总不至于连挂面都没有吧？”

婶子在厨房里忙着下面，我和金花就坐在过道的桌边聊天。

金花那时已嫁给了宜兴的一个老板，说起话来带着一点无锡腔。金花说，早些年，生产队的田都分到了各家各户，现在村子里几乎没什么人种地了。这也难怪，一年忙下来，累个半死，一亩地只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谁愿意干？大家都忙着办厂，政府也鼓励村民办乡镇企业，“除了我哥之外，宝明放下好好的木匠不做，办了一个模具厂。宝亮也从学校辞了职，办了家五金电配厂，生产灯头底座和电烙铁的手柄。小武松潘乾贵和银娣两个人，张罗了一个酱菜厂，酱萝卜、酱黄瓜、酱大头菜、酱生姜芋，说起来，大小也是个老板了。就连王曼卿也懒得种地。她和柏生合伙，在菱塘养了几百只鸭子。老菩萨呢，成天拎个录音机，叽哩哇啦地去各个学校门口转悠，专门帮人家补习英语，钱也没少挣。夫妻俩去年还买了一辆摩托车。你还别说，王曼卿开起摩托来，也是一把好手。成天神气活现的，到哪里都是突突突，一阵烟。”

我明明记得，武松和银娣两个人都已跟着雪兰去了上海，怎么会又在老家开起了酱菜厂呢？

金花说：“上海倒是去过。后来小武松失手将亲家翁打成了重伤，夫妻两个又回来了，靠着儿子小斜眼，一块过日子。”

我问武松因何与亲家发生争执，堂妹只是笑，不肯说。正在这时，婶子把满满一盆西红柿鸡蛋面放在桌上，在围裙上揩了揩手，接话道：

“你别瞎说，不是这么回事。听银娣说，小武松根本没动手，他只是在亲家的耳边吼了一声，那老头的耳朵就聋了。”

吃过饭，婶子和金花就挤在我那张小床上睡了。我仍旧回图书馆过夜。

第二天早上，我在厂门口的路边店里，买了包子、油条和茶鸡蛋，准备回家招呼婶子她们吃早饭，没想到，她们一大早就已离开了。从那以后，直到婶子去世之前，我与她再也没见过面，转让房产的那八百块钱，也终于没有寄来。我听说，堂哥的生意做大之后，在深圳和珠海都买了房子。婶子有半年住在宜兴的女儿家，另外半年就呆在深圳，像候鸟一样在两地飞来飞去。

二〇〇三年末，我开车去南京禄口机场接人，在途经郊外的一座石桥时出了车祸，在医院里躺了十多天。我不得不另谋出路。半年后，几经周折，我终于在青龙山采石场的传达室找到了一份新差事。

一天中午，我接到了叔叔从镇江康复医院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中没说有什么事，只是让我尽快去一趟。此前，我已经听说，婶子病得很重，已经从深圳回到了朱方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