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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刚过，我赶到了春琴在平昌花园小区的家中。

龙英和银娣也在那里。

春琴躺在一张由木凳搭起来的板床上，双目微闭，眼窝深陷，已经昏迷不醒了。现在正是六月的酷暑天气，可她身上还盖着一条厚厚的毛毯。每隔几秒钟，她的胸脯会有轻微的起伏，寂静之中，隐约能听到她胸腔里有一缕游气，像拉风箱似的，嘶嘶地响。龙英坐在床边，手里端着一只蓝边碗，用小汤匙撬开她的牙齿，往她嘴里喂红糖水。糖水喂进去，很快就从嘴角流了出来。

夏桂秋扶着门框，从客厅里探进来半个身子，对我们说，龙冬被人抓走的当天，春琴就病倒了。“叫她去医院，好话说尽，死活不肯。龙冬又不在，我一个女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急得恨不能一头在墙上撞死。四五天来，水米不进，不要说一个病人，就是一个好人，也禁不住这番折腾，眼看着就不中用了。”

我问桂秋，龙冬到底出了什么事，因何被人抓走了？屋子里的三个人，没有一个愿意搭理我。银娣严厉地瞪了我一眼，仍把目光转向桂秋，道：“现在送到医院也不迟。说不定，吊上两瓶葡萄糖，这人还有的救。”

龙英也在一旁帮腔道：“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死马当作活马医，也比眼睁睁看着她咽气强！”

桂秋道：“到了这时候，怎么说都晚了。我看她眼眶也塌了，耳朵也焦了，还救什么救？若是送她去医院，弄不好就死在路上。到头来，做个野鬼，她去了阴间，不知道要怎样骂我呢。不如就让她好好走。”

听桂秋这么说，银娣和龙英两人彼此对望了一眼，都没有吱声，等到桂秋离开之后，这才摇头叹气。

银娣从龙英手中接过那碗红糖水，坐在了春琴的跟前，将一勺水递到了她的嘴边，低声对春琴道：

“知道你心里苦。知道你想死。我们不拦你。这么多年，我们姐妹一场，也要有始有终。你若是还能听见我说话，好歹喝我一勺水，再走不迟。”

春琴还是牙关紧闭，一动不动。半晌，春琴的眼睛里渐渐地噙出了两颗泪珠，从脸颊上缓缓滚落。银娣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把蓝边碗往床头的凳子上一搁，一个人跑到窗前，伏在窗台上放声大哭。

天快黑时，隔壁的邻居家中，传来了“新闻联播”的片头曲。银娣把我叫到了客厅里，哽噎着对我嘱咐道：“看这架势，也就是今天晚上的事了。你在这里守着，好歹警醒点。万一有个山高水低，就先去叫龙英，她家住得近。”

龙英随后告诉我，她的家就在对面那座公寓楼里，三单元102，门前有一棵大楝树。交代完了这些事，她们两个抹着泪，一起走了。

坐在春琴的床边，看着她的喘息一点点地微弱下去，看着她胸脯起伏的间歇越来越长，越来越弱，嘴里发出的嘶嘶声，也终于小得几乎听不见了。我知道她的生命正在无可挽回地渐渐衰歇，就像行将燃尽的灯芯，发出的光亮一点点地暗下去，暗下去。我抓住她的一只余温尚存的手，可就是这么一点温温的热量，也正在一点点地变冷。我呆呆地望着她，脑子里乱糟糟的。那时我已经知道，龙冬因为吸毒被抓，已被送去强制戒毒了。我身边连个商量的人也没有。

桂秋送了一壶开水进来。她说她已连续几天没合过眼了。现在总算有个人换一换，她要去好好补一觉，有什么事就叫醒她。

我拨通了同彬的电话。

其实，我也不指望他能帮上什么忙，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从同彬“你老人家终于想起我来了”这句有些讥讽的话中，我可以感觉到他对我的“人间蒸发”仍然余怒未消。我问他人在哪里，同彬立刻敏锐地觉察到了我声音中的异常。

“你别管我在哪里，”同彬道，“你他妈先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跟他说了说春琴的事。开始还好，说着说着就悲不自胜，嚎啕大哭。电话那头是长时间的静默。

我问他是不是还在听，同彬说：“你说，我在听。”

当我在向他描述夏桂秋的为人时，同彬终于有点不耐烦了。他打断我的话，说道：“什么都别说了。你等着，我马上就到。”

即便在这个时候，同彬都保持着夸大其词的习惯。他所说的“马上就到”，意味着什么呢？

我在给他打电话的那个时候，他人还在山西的长治。他放下电话，要驱车220公里，才能抵达太原的武宿机场。由于晚上没有直接飞禄口的航班，他必须搭乘十点五十五分的班机，先飞上海，然后再从虹桥机场钻进一辆出租车，用“能开多快你他妈就开多快，要多少钱老子都给你”这样的话对司机软硬兼施，才能于第二天凌晨四点抵达朱方镇。

出租车在沪宁高速上疾驰的时候，同彬已经给朱方镇中心医院急救中心打了电话，因此急救车比他早了二十分钟抵达平昌花园小区的门口。

同彬见到我，嘴角挂着洋洋得意的微笑，像是在炫耀似的对我道：“没想到吧！什么叫做千里大营救？！”

他还带来了他的妻子——两个同名莉莉中的“新丰莉莉”。

急救中心的两个大夫正打算把春琴往担架上搬，夏桂秋从隔壁的卧室里听到了动静，睡眼惺忪地走了出来，厉声地喝止了他们。夏桂秋脸颊上带着竹席的压痕，盯着我的脸，讪讪地笑着，咬牙切齿地对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