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费尔海恩简史，由其学生和密友威廉·范·霍森撰写（1/2）

我的导师1648年出生于佛兰德斯。他的父母家和普通的佛兰德家庭别无二致，房子是用木头造的，屋顶铺了修剪平整的芦苇，就像小菲利普的刘海一样平。地面是用黏土砖新铺的，所以，家庭成员可以用木鞋底踏出的咔哒声宣示自己的到来。到了星期天，木鞋就常被换成皮鞋，费尔海恩家的一家三口会沿着笔直的长街、街边的白杨树走去维赫布洛克镇上的教堂。进了教堂后，他们落座，静待牧师；干了太多重活的双手会带着感恩之情伸向祈祷书，薄薄的书页、小小的字迹会增强他们的信念，相信他们能比脆弱的普通人更能持久忍耐。维赫布洛克教堂的牧师的开场白总是这句：“vanitas vanitatu1 。”你可以认为这是一句问候语，实际上，小菲利普一直这样认为。

菲利普是个安静、平和的小男孩。他帮父亲在农场里干活，但事实很快就证明了，他不会追随父亲的脚步。他不会每天早上去把牛奶倒出来，再混上给巨大的圆轮奶酪定型用的牛肚粉，也堆不出干净利落的干草垛。他不会在早春观察犁沟里有没有足够的积水。维赫布洛克镇的牧师让他的父母明白了：菲利普天资聪颖，应该在教堂学校毕业后继续接受教育。因此，十四岁的男孩开始在圣三一学院进修，那时候，他已显示出杰出的绘画能力。

若说世人分两种，一种能见微甄细，另一种只能看到囫囵整体，那我有把握这么说：费尔海恩显然属于前者。我甚至认为，他的身体生来就能在一种特定姿态中获得旁人无法企及的感受力——倾身伏在书桌前，双腿搁在椅子的横档上，脊背弓起来，手握羽毛笔，他就能心无旁骛，只专注于眼前的世界：由微小的细节构成的小宇宙；点线勾画之间，画像凭空而生。蚀刻和网线铜版印刻，都要在金属上刻出细纹、标志，在坚硬又光滑的金属板上作画，日以继夜反反复复，直到画面变得深刻。他对我说过，对立面总能带给他惊喜，证实他的想法：左与右是完全相反的两种维度，确实能向我们展示出值得质疑、却正是我们天真地信以为真的本质。

虽然费尔海恩极擅绘画，也极其投入雕刻与蚀刻、染色与印刷，他却在二十多岁时前往莱顿攻读神学，想成为牧师，就像他的导师——维赫布洛克镇的牧师那样。

但是，甚至在更早之前——他对我讲述这些时，整个人都凑在那台无与伦比的显微镜上——那位牧师就常带他一起出门，在坑坑洼洼的乡路上走几英里，去拜访一位手艺非凡的镜头研磨师，一个被自己的族人驱逐的傲慢的犹太人，他是这样说的。这人住石屋，把房间分租出去，看上去桀骜又另类，所以在费尔海恩看来，每次拜访他都是大事件，哪怕他那时还太年轻，并不能参与任何一场畅谈，甚至连听都听不太懂。磨镜师显然认为自己适合一种别有风情、甚而乖张的仪态举止。他穿长袍，头戴尖尖的高帽，从没摘下来过。他看起来像一条线，一根垂直的指针——菲利普讲到这里，还跟我开玩笑说，如果你让那个怪人站到田里，说不定能当日晷用。各式各样的人聚在他家里，商人，学生，教授，他们会随意地坐在一棵大柳树下的木桌边，无休无止地漫谈。主人或某位来宾常常兴之所至就来一段讲演，只是为了让讨论再次激烈起来。菲利普记得，那位主人讲起来就像在念书，口若悬河，绝无支吾。他会一口气说出很长的句子，小男孩可能无法一时听懂，但讲演者气势如虹，总能镇住全场。牧师和菲利普总会带点吃的过去。主人会用葡萄酒招待他们，酒里的水也没少掺。关于那些聚会，费尔海恩只能记住这些，但从此以往，斯宾诺莎始终是他的导师，他把他写的文章看得滚瓜烂熟，再与他激烈地争辩。也许，和这位思维敏捷的导师的频频会面，加之他有思考的能力，也有求知的渴望，才会促使年轻的菲利普去莱顿攻读神学。

我敢说，我们都认不出反写的命运，而那正是神圣的雕刻师为我们刻下的。只有当它们凝聚成人类认不得的形态时，才会以黑与白呈现在我们眼前。上帝用左手，对着镜子反写。

1676年，大学二年级的菲利普在一个寡妇家租房住。五月的一天夜里，他走上狭窄的楼梯时，裤子勾到了一枚钉子，第二天才发现，尖锐的钉子也划伤了他的小腿，在皮肤上留下了一道几公分长的红印，凝结着颗颗小血珠——神圣的雕刻师在精美人体上留下无心的一笔。几天后，他开始发高烧。

寡妇房东把医师叫来后，发现那个小伤口已经感染了，边缘红肿。医师开了几贴药膏，还有补充体力的肉汤，但隔天晚上已很明显：没办法治好这次的感染，那条腿保不住了，只能从膝盖以下切除。

“从我上次不得不从谁身上切下点什么到今天——还不到一星期。你还有另一条腿呢。”医师显然是想宽慰菲利普。后来，这位医师和他成了多年至交，他就是我的舅舅，德克·科尔克林克，前不久，菲利普还为他做了几幅人体解剖的雕版画。“你要去打根木拐杖。以后顶多就是比现在闹腾一点吧。”

科尔克林克师从弗雷德里克·鲁谢——荷兰最优秀的解剖学家，甚至在全世界也是第一流的。所以，那次截肢手术很完美，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杰作。腿脚完整，骨头的锯切也很平整，血管在烧红的铁棍精准烫过后完全闭合。手术前，病人抓住未来好友的衣袖，恳求他保存好锯下来的腿脚。他一直很虔诚，肯定是按经文的字面意思去理解的：基督降临时，我们将从坟墓里站起来，所以，要保有完整的肉身才能复活。后来他告诉我，他那时候非常恐惧，害怕那条腿会自己升起来；他希望死后被安葬时，肉身是完整的。假如当时经手的是个普通医师——江湖郎中，只会割疣和拔牙——而不是我舅舅，他的古怪请求肯定不可能被实现。通常，切除的肢体会被裹在布里，送到墓地，放在一个小地洞里，尽管不失肃穆，但不会有宗教仪程，也不会在埋下的地方做任何标记。但我舅舅在病人被精馏酒精昏迷后，一丝不苟地打理了那条腿。首先，他注入了自己的导师秘制的溶液，去除了血管和淋巴管中的坏疽、被感染的坏血。血被清空后，他再把那条腿放入玻璃樽中，灌满南特的白兰地和黑胡椒调配成的药水，那条腿就将保持原样，永远不会腐坏。等菲利普从酒精的麻醉中醒来后，他的朋友就把浸在白兰地中的腿脚给他看，俨如把新生婴儿抱给刚刚生完的母亲看。

费尔海恩康复得很慢，就住在莱顿的一条小街上，在他从寡妇家租的阁楼里。是她照顾了他。要不是有她在，天知道事情会变得怎样。事实上，病人意志消沉；很难说那到底是因为正在康复的伤口无休止的疼痛，还是仅仅因为他的处境完全改变了。毕竟，才刚二十八岁，他突然成了残疾人，神学专业也就此告终，这很好理解——没有腿，他也当不成牧师了。他不让任何人把这件事告诉他父母，一想到自己让他们失望了，他就羞愧得无以复加。德克会去看望他，同去的还有两个同事，不过，相对于痛苦的病患，他们好像对他搁在床头板上的截肢更感兴趣。显而易见，这截肢体已经开始作为标本的生活了，浸没在酒精里，陷入永不消散的迷雾，做着兀自奔跑的白日梦，还会梦见被晨露打湿的草地，沙滩上温暖的细沙。还有几个神学院的同学也会来看他，菲利普最终对他们坦言，自己再也不会返校上课了。

客人们离去后，寡妇房东——我后来见过这位弗路太太，觉得她就是个天使——就会出现在菲利普的房间里。菲利普在她家借住了好些年，直到他在雷根斯堡买了房子，定居到老。她会带一只盆上楼，还有一只装满热水的锡桶。虽然病人不发烧了，伤口也不会渗血了，这位夫人还是会仔细地擦拭他的腿，再帮这位大学生沐浴。洗完后，她会帮他穿上干净的衬衣和裤子。她已经帮他把左边的裤腿剪断、缝好了，每一条裤子都是，她那双灵巧的手修整过的每一处都浑然天成，整整齐齐，好像那就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原样，好像菲利普·费尔海恩生来就没有左边的腿脚。每当他不得不下床用便盆时，他会靠在这位寡妇强有力的肩膀上，一开始，这太让他难堪了，渐渐才安之若素，和她相关的一切都变得自然起来。几星期后，她扶着他下楼，他和她，还有她的两个孩子一起在沉重的木餐桌旁吃饭。她很高大，很结实。她的金色卷发看起来很野性，和很多佛兰德女人一样，她用亚麻布做的小帽子遮盖头发，但总会有一绺滑落在她的颈背或前额。我猜想，到了晚上，等孩子们都香甜入梦了，她会上楼去，好像是要带去便盆，但这时会上他的床。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因为我相信，人与人本来就该用力所能及的任何方式互相扶持。

入秋后，伤口完全愈合了，截肢的地方只剩一道红印了，菲利普·费尔海恩拄着拐杖，笃笃笃地走在莱顿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上，每天早上都去大学医院中心听课，就是在那儿，他开始钻研解剖学。

很快，他就成了最受人尊敬的学生之一，因为他可以用无人能及的高超画技把外行人眼中杂乱如麻的人体组织还原成肌腱、血管和神经，复现在纸面上。他还临摹了维萨里一百多年前的著名画册，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作业。这是最好的入门课，他由此开启了自己的事业，并以杰出的成就闻名于世。他对很多学生，也包括我在内，表现出一种家长般的情感——极尽关爱，但也很严厉。我们在他的指导下进行人体解剖，再在他炯炯有神的目光、一流的专业手法的指引下，走向最复杂难解的迷宫深处。学生们无不珍视他坚定的信念、精益求精的学识。他们看着他行云流水般地画图，如同目睹神迹。画画绝非复制——你必须知道怎么看，也必须知道自己在看什么，才能真的看到。

他一直都很沉默寡言，但时至今日，我敢说他也有点心不在焉，总是沉浸在他自己的心事里。渐渐的，他不再授课，转而躲进他的工作室，独自一人工作。我时常去雷根斯堡探望他。我喜欢把城里的新闻、大学里的八卦和逸事讲给他听，但我发现他越来越执迷于一个主题，这让我心神不安。他把那条腿拆解成很多部分，尽其所能地研究了每一处细节，那条腿，总是摆在床头板的玻璃樽里，要不然就有点吓人地摊放在桌上。当我意识到我是唯一和他保持联系的人后，我也明白了一件事：菲利普已经越过了一条无形的界线，没有回头路了。

十一月的那天，我们的驳船在午后停靠在阿姆斯特丹的绅士运河，一下码头，我们就直奔目的地。那时已入冬，运河不像夏季那样臭气熏天，雾气在我们眼前升腾，慢慢披露出一片宁谧的秋日碧空，在这样暖和的雾天散步挺舒服的。我们转进一条犹太区的窄巷，想喝杯啤酒、歇会儿脚。幸好我们在莱顿吃了丰盛的早餐，因为这时经过的每一间酒馆都人满为患，我们等了很久，才有人来招待我们。

到了市集，就能看到挤在小货摊中的测量局：从船上卸下的货品都要在这里称量。魄力十足的鲁谢就将在这儿的塔楼里做公开展示。我们到得有点早，还没到印在票面上的开放时段。虽然这时还不允许热情高涨的观众进去，大家却已三三两两地聚在入口处。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因为从很多人的穿着打扮来看，鲁谢教授的名望已蜚声海外，逾越了荷兰边境。我听到有人用外语交谈，看到有人戴着法式假发，有人的紧身上衣袖口里垂下了英式蕾丝袖饰。还来了很多学生，买的肯定是便宜的散座票，因为他们已经拥在入口处，等着早点进去抢个好座位。

菲利普当校长时的熟人也源源不断地来和我们打招呼，大都是市政厅的高级官员、外科医生协会的成员，都很想知道鲁谢这次要给我们展示什么，又提出了什么新观点。后来，我舅舅也到了，这些门票就是他负责印刷的。他穿了一身无可挑剔的黑衣，热络地问候菲利普。

这地方有点像古罗马的圆形露天剧场，长椅围成一圈又一圈，越往后越高，最高处的那排座位都快挨着天花板了。光照非常充足，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布展相当用心。入口走廊的墙面上和展厅里都摆放了动物的骨骼，用铁丝连接的骨头依附于严谨搭建的支架上，让人觉得这些骨架随时都会复活。也有两副人类的骨架，一个双膝跪地，双手交握，那是祈祷的姿态，还有一个的姿态略显哀愁，头靠膝头，似在沉思，小小的骨头全都一丝不苟地由细丝贯连。

观众们窃窃低语、轻手轻脚蹭进展厅，依票陆续落座时会经过陈列柜，里面的雅致标本都是鲁谢制作的。“哪怕年轻人，死亡也不放过”，我看到一件雕塑下面的标签是这样写的，作品展现了两个胎儿骷髅嬉戏的场面：在精细的奶油色小手骨、小肋骨的上方是同样精细、气泡般轻盈的小头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列在对面的另一组作品：四个月左右的婴儿骨架，以站姿立在（我觉得是）胆结石做的底架上，底架上覆盖了预先清空干燥的血管丛（最密集之处还放了一只金丝雀的标本）。左边的小骷髅手握一把很小的镰刀，右边的摆出绝望的姿态，用一块小手绢捂住了空洞的眼窝，那块小手绢好像是某种干燥过的人体组织做的，大概是肺叶？有人用灵巧的手法用粉橙色花边完成了整体装饰，并将其汇总于一根丝带，带子上用优雅的字体写着：“我们为何忽视这世间之物？”言下之意，很难忘却这番景象。展示还没正式开始，我亲眼看见的陈列品已让我折服，因为这些纤细的证据似乎并不是为了证明死亡本身，而是某种死亡的缩影。他们未曾出生，又怎会真正的死去？

我们和其他贵宾一样，在第一排落座。

正中央的桌上已摆好了要被解剖的尸体，但仍盖着有光泽的浅色盖布，几乎看不出形体的轮廓。周遭充满了紧张的低语声。我们的门票上已注明了这件事，有如列在菜单上的一道珍馐，本店招牌菜：“本场预备的解剖人体栩栩如生，特别感谢鲁谢教授以科学技艺保存遗体，再现天然色彩及稳定性。”所用到的这款特殊药酊里有哪些成分，鲁谢一直守口如瓶；毫无疑问，那必定是保存菲利普·费尔海恩的截肢的药水的改良版。

片刻间就已座无虚席。门卫终于同意放十几个学生进来了；大多是外国人，进来后都靠墙站着，为了将一切尽收眼底，各个都伸长了脖子；他们和那些人体骨骼们站在一起，形成了某种奇特的组合。展示开始前不久，几位身着异国华服的高雅绅士坐到了第一排最好的座位。

鲁谢和两名助手登场了。在教授做了简短的开场白后，两名助手分站桌子的两边，同时掀起了盖布，露出人体。

我们听到四面八方传来倒吸冷气的声音，这也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