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邦的心脏（1/2）

众所周知，肖邦死于1849年10月17日凌晨两点（法语维基页面上就是这么写的：aux petites heures de nuit ）。围绕在病榻边的是肖邦的几位密友，还有他的姐姐路德维卡——正是她一直照料他，直到他生命的终结。陪在床边的还有一位神甫，亚历山大·耶洛维茨奇，令他震惊的是每一次呼吸的拖延不绝，是一个人彻底被毁的身体竟是那样安静地、纯粹动物式地死去；他先是在楼梯井里晕倒，而后在他并没有意识到的某种叛逆心的怂恿下，在他自己的回忆录里虚构出了音乐大师之死的场面——他所以为的更好的版本。别的暂且不提，只说他书中提到弗雷德里克·肖邦的遗言：“我已在世间所有幸福的源头了”——显然是弥天大谎，哪怕是足够感人、足够美好的。事实是这样的：根据路德维卡的记忆，她弟弟什么都没说；实际上，他有好几个小时不省人事。去世前，真正从他口中流出的只有一道又黑又稠的鲜血。

现在，路德维卡坐在公共马车里赶路，她筋疲力尽，浑身冰冷。快到莱比锡了。这年冬天特别湿冷，阴沉沉的云团自西向东正在涌来，应该是要下雪了。葬礼过去已有几个月了，但在波兰还有一场葬礼等着她。弗雷德里克·肖邦生前一直重申，他想被葬在家乡，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就快死了，所以早就精心安排了自己的身后事。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葬礼。

肖邦刚死，索朗热的丈夫就来了。他来得那么快，简直像是穿好大衣、套好靴子在家坐等已久，一有人敲门就动身赶来了。他还带来了装在皮包里的一整套装备。他用油脂涂遍死者那只已无生气的手，再带着尊崇感、很小心地把那只手搁在一只小木槽架上，再倒上石膏。然后，在路德维卡的协助下，他还做了一副死者的面具——他们必须赶在死者面部的线条过分僵硬之前完成这项工作，赶在死亡彻底介入之前，因为死亡会让所有人的脸孔变得相似。

悄无声息、有条不紊地，弗雷德里克·肖邦的第二个遗愿也达成了。

他死后第二天，波托斯卡伯爵夫人推荐的一位医生做出明确的要求：脱去死者上半身的衣服，再在赤裸的肋骨下垫上一抱量的床单布；然后，他用手术刀顺畅地切开了死者的胸腔，只用了一刀。身在现场的路德维卡觉得那具遗体颤抖起来，甚至还像是吐出了一声长叹。后来，浸满了血块的床单布都快成黑色的了，她才转过身去，面壁而立。

医生在水盆里涤净了心脏，让路德维卡惊讶的是：那颗心是那么大，形状难以形容，而且没有颜色。只能把它勉强硬塞进装满酒精的玻璃罐，所以，医生建议他们换只大一点的罐子。肌肉组织不能受到挤压，也不能贴在玻璃罐的内壁上。

现在，马车有规律的颠动令人昏昏欲睡，路德维卡打起了瞌睡；有位女士浮现在她对面的座位里，紧挨着她的旅伴安妮艾拉，穿着一身灰蒙蒙的丧服长裙，俨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寡妇装，胸前挂着一条很招摇的十字架；路德维卡不认识她，但也可能很久以前在波兰时就认识了。她的脸很浮肿，在西伯利亚吹来的寒风中显得惨无人色；她戴着磨花了的灰色手套，捧着一只罐子。路德维卡在低吟中醒来，查看了自己篮子里的物品。安然无恙。帽子有点下滑，挡在前额了，所以她把帽子往后推正。她的脖子都僵硬了，便用法语骂了一声。安妮艾拉也醒来了，拉起窗帘。一望无际的冬景实在让人伤感。远处有些小村庄，但人迹都浸淫在湿漉漉的灰色中。路德维卡幻想自己在一张大桌子上爬行，像一只在魔鬼般的昆虫学家的虎视眈眈之下的小昆虫。她发起抖来，叫安妮艾拉拿只苹果给她。

“我们到哪儿了？”她朝窗外看，问道。

“再有几小时就到了。”安妮艾拉安慰道，把去年留下的发皱的老苹果递给旅伴。

葬礼定在马德莱娜教堂举行。她们安排好了弥撒，遗体在这期间陈列于旺多姆广场的公寓里，好让结伴而来的亲朋好友们凭吊致哀。虽然垂挂了窗帘，阳光还是能找到缝隙钻进来，嬉戏在紫色的紫鸢、蜜色的菊花这些暖色调的秋季鲜花间。屋里只有烛光，不可僭越的庄严之光，令鲜花的艳色显得更幽深、更滋润，也润泽了逝者的脸色，不像在日光直射下那么惨白。

他们最终发现，要达成弗雷德里克·肖邦的另一个遗愿——在他的葬礼上演奏莫扎特的《安魂曲》——有点困难。肖邦的朋友们动用了各种关系，想方设法找来了最出色的音乐家和歌唱家，包括全欧洲最好的男低音演唱家：路易吉·拉布拉齐，非常风趣的意大利人，他想模仿谁就模仿谁，还能让所有人拍案叫绝。其实，在大家等待葬礼的那些夜里，他就模仿了一次肖邦，那场表演惟妙惟肖，引来哄堂大笑。老实说，在场的宾客真的不知道该不该笑——死者还未入土呢。还好，最后有人说了句公道话：这终究是证明了大家对肖邦的热爱与纪念。正是以这种方式，他会被世人长久怀念。每个人都会记住，弗雷德里克可以那样恶作剧，那样娴熟地模仿别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

总之，事情被搞得很复杂。马德莱娜教堂不允许女性表演独唱——甚至在合唱团里也不行。反正不能有女人，这就是教堂的悠久传统。只有男人可以发声，再不济也得是阉伶（首席女高音，意大利女歌手格拉齐耶拉·帕尼尼曾以一言蔽之：在教堂看来，被阉割的男人也好过女人），可是在那个年代，1849年，他们要去哪儿找阉伶歌手呢？没有女高音和女低音，还怎么唱安魂曲？马德莱娜教堂的教区神甫对他们说，规矩就是铁板钉钉，哪怕是为了肖邦也不能改。

“遗体还要停放多久？挚爱的上帝啊，难道我们要去罗马讨个说法吗？”几近绝望的路德维卡急得哭诉。

因为那年的十月很温暖，他们只能把遗体送往阴寒的太平间。遗体上堆满了鲜花，几乎都看不到花下的尸身。躺在昏暗中的尸身憔悴又脆弱，没有心；胸腔已被缝合，留下了一排不算特别让人痛苦的针脚，已被雪白的衬衫完全遮住了。

与此同时，《安魂曲》的排练仍在进行中，有身份有地位的好友们仍在与神甫斡旋。最终达成了一致：女人——包括独唱歌手、合唱团歌手——都要站在厚重的黑帘后面，不能让来教堂的人们看到。除了格拉齐耶拉，没有别人抱怨，但大家都一致认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聊胜于无。

等待葬礼的期间，弗雷德里克的密友们每晚都到他姐姐家或乔治·桑家哀悼他。他们共进晚餐，聊些社交圈的新鲜逸事。那些日子过得特别平静，简直不可思议，好像没有被纳入普通的日历。

格拉齐耶拉身材娇俏，肤色很深，一头狂放的卷发。她是德尔菲娜·波托斯卡伯爵夫人的朋友，她们两人都数次拜访过路德维卡。格拉齐耶拉会一边啜饮利口酒，一边嘲讽男中音和指挥家，但谈及自己时总是开心地不吝美词。艺术家都这样。她走起路来拖着一条腿，因为去年在维也纳的街头群殴中被无辜伤及。示威的人群掀翻了她乘坐的马车，显然料定坐在车里的是豪门贵族，却没猜到其实是个女演员。偏爱豪华马车和高雅的厕所，这可以说是格拉齐耶拉的软肋，大概是因为她生于意大利伦巴第的工匠人家。

“女演员就不能坐豪华马车出行吗？凭一己之力功成名就了，难道还不允许我找点小乐子？这有错吗？”她讲起话来带有明显的意大利口音，所以听起来像是稍微有点结巴。

格拉齐耶拉的霉运只在于她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那群示威者胸怀革命豪情，但不敢去攻击帝王的皇宫，因为那儿守卫森严，他们便转而洗劫帝王将相们的收藏品。格拉齐耶拉看到他们把所有在人民看来能够代表贵族阶层的堕落、奢华和残酷的东西拖出来示众。暴怒的示威者把一把把扶手椅扔出窗户，扯破沙发坐垫，扯下造价高昂的护墙板。随着震耳欲聋的锐响，他们砸烂了一面面美丽的水晶镜。他们也毁了装有考古珍品的玻璃柜，把化石随意扔在人行道上，然后砸烂玻璃面板。眨眼间，他们又把半宝石哄抢一空。接着，他们瞄上了人体骨架和动物标本。为示威者代言的一些人呼吁，所有被填充的人体标本和木乃伊都该得到体面的基督教葬礼，最起码的，这些充分证明当局肆意篡夺人体的实证也该被销毁。人们堆起了巨大的火堆，把他们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烧掉了。

她的马车刚好就停在这么倒霉的地方，裙撑里的金属丝划伤了她的腿，显然伤到了神经，因为留下的跛足感觉是僵死的。重述这起戏剧性的事故时，她拉起裙摆，让其他女士们看看她的腿：用连着鲸须的皮筒固定着，鲸须本身就是支撑裙摆的环箍。

“这就是克里诺林裙撑的好处。”女歌手说道。

在葬礼弥撒中，这位女歌手的歌喉和仪态备受称赞。让路德维卡心生一计的，也正是这位女歌手的动作：抬起钟形裙摆，露出沿着鲸须和撑骨精妙铺排出的圆罩下秘不示人的内容。

数千人出席了葬礼。为了这场告别仪式，人们不得不让马车改道。这场葬礼让整个巴黎城暂停了作息。经过勤勉排练的合唱团唱出《进堂咏》时，歌声直抵教堂的穹顶，众人都忍不住落下泪来。这一段是女高音独唱，配合合唱团的伴唱，这种组合气势非凡，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打动，但路德维卡已感受不到更多悲伤，她的泪早已哭完了——但她感受到了愤怒，因为——这是何等凄惨可悲的世界啊，你竟英年早逝，你该葬身何处？为什么偏偏是他？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死去？她用手帕遮住双眼，但并不是在抹泪，只想尽力克制，遮住眼睛，因为眼里没有泪，只有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