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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他卷进去的事可比这有害得多。”

他说：“知道吗？这种生意——科赫的死——让我感受到了震动。也许哈利真的卷到什么不好的事里去了，也许他想要重新挣脱出来，而那就是他们谋杀他的原因。”

“又或者，”我说，“他们是因为分赃不均。做贼的早晚得散伙儿。”

这次他听了一点儿都没有上火。他说：“我们对动机的看法不会一样，但我觉得你在核查事实方面做得不错。我对前两天的事感到抱歉。”

“没事儿。”人们有时候会在瞬间做出决定——此时就是这样，我也在他向我提供信息这点上欠了他一点人情，于是我说，“在莱姆的案子上，我会给你看足够的事实，好让你了解真相。不过看过以后请不要跳脚，你会大吃一惊的。”

这没法不令人大吃一惊。战争与和平(如果你可以称之为和平)催生出大量的黑市生意，不过哪个也不像这个这么邪恶。食品的黑市商人至少还提供食品，其他的黑市商人也是如此，他们以高得离谱的价格提供短缺的物资。但盘尼西林的黑市生意就是一桩完全不同的事了。在奥地利，盘尼西林只供给军方的医院。没有一个非军方的医生，甚至没有一家非军方的医院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得到盘尼西林。黑市生意刚开始的时候，还相对无害。盘尼西林可以通过军令窃取——伪造军令，然后以很高的价格卖给奥地利的医生们——小小的一瓶可以卖到七十英镑之巨额。你也许会说这也算是一种分配形式——不公平的分配，因为只有富有的病人能受益，但原先的那种分配形式也丝毫不比现在这样公平到哪儿去。

这项黑市生意很红火地进行了一段时间。时不时地会有某个传令兵被抓并受到惩罚，但风险只会提高盘尼西林的价格。后来黑市生意开始变得有组织了，一些大人物看到了这项生意中的大钱，而最初的贼虽说从自己的赃物中获利减少，但他相应得到了一定的安全：在他身上要是出了什么事，会有人罩着他。人性中也会有心灵一无所知的奇怪而又扭曲的理性。许多小人物不再良心有愧了，他们觉得自己是在替一个雇主干活，没过多久，他们在自己的眼中就几乎是像靠工资生活的人一样受人尊敬了。他们成了一伙儿，而要是说这事儿有罪的话，自有那领头的扛着。一门黑市生意的运作方式实在像极了一个极权的党派。

我有时候管这叫第二阶段，到了第三阶段时那些组织者认为利润不够大了。盘尼西林并不是一直都能以合法途径获得。在一切都顺利时他们想要更多的钱，想要钱来得更快。他们开始往盘尼西林里兑有颜色的水，至于溶剂里该有的沉淀物，他们就用沙子。我在自己桌子的抽屉里保留了一个假药的博物馆，我给马丁斯看了那些样品。这场谈话令他感到不快，但他没有抓住问题的重点。他说：“我想这样一来药剂就没用了。”

我说：“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我们不会如此担心，可是你想，人们会对盘尼西林产生抗药性。往最好里说，用过这种货色会让某个病人将来再接受盘尼西林治疗时不起效果。如果你得的是性病的话，这事儿当然就不那么好玩儿了。其次，沙子对于需要用到盘尼西林的伤口来说——啊，这是不健康的。人们会因此失去腿和胳膊——还有性命。不过让我最感到可怕的也许是走访本地的儿童医院了，他们买了一些这样的盘尼西林用于治疗脑膜炎，不少孩子就这样死了，还有很多出现了精神错乱。你现在可以在精神病房里见到他们。”

他坐在桌子对面，怒目圆睁，望着自己的双手。我说：“这事儿细想想就很怕人，对吧？”

“你还没给我看任何证据呢，凭什么说哈利——”

“就要说到了，好好坐着听。”我打开莱姆的案卷念了起来。开始的时候证据纯粹是间接的，马丁斯有点坐立不安。很多证据里面都包含着巧合——情报人员报告说莱姆在某一时间出现在了某一地点、各种机会越凑越多、他与某些人的相识。马丁斯在这当中抗议了一次：“但同样的证据也可以对我形成不利——现在。”

“别急。”我说。出于某种原因哈利·莱姆变得越来越没有顾忌了，也许他意识到我们怀疑上了他，有点不知所措了。他在国际救援组织里担任相当重要的职务，那样的人往往更容易慌乱。我们安插了一名特工在英军医院里担任传令兵，到这时我们已经知道那个中间人的名字了，但我们一直也没能顺着这条线找到源头。好了，这会儿我就不麻烦读者，但我当时麻烦马丁斯，听我一五一十道出其中的过程——如何费了好一番工夫才赢得那位名叫哈宾的中间人的信任。最后我们对哈宾施加了压力，给他紧了紧扣，他叫唤了一番之后终于向我们告了密 [18] 。这种警察的活儿很像情报部门的工作：你得找一个你能真正控制的人，让他成为双面间谍，而哈宾就是我们找到的那个人。但即便是他也只是领着我们顺藤摸瓜摸到了库尔茨。

“库尔茨!”马丁斯叫了起来，“可你们为什么不把他给抓了呢？”

“发起总攻的时刻就快要到了。”我说。

库尔茨是向前推进的一大步，因为他是跟莱姆直接联系的——他有一份不起眼的伪装工作，跟国际救援组织有关联。对库尔茨，莱姆有时候会在纸上留下文字——如果事情紧急的话。我把一张字条的翻拍照片拿给马丁斯看：“认得这个吗？”

“这是哈利的字迹。”他把字条内容一口气看完，“我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啊。”

“是没问题，可你再看看哈宾给库尔茨的这个条子——这是我们听写下来的。看看日期，这就是结果。”

他把两张条子各从头到尾读了两遍。

“明白我的意思了？”如果有人看到了世界末日，看到一架飞机从航线上坠落，我想他是不会害怕得牙齿打战的。此时此刻对于马丁斯来说，一个世界毫无疑问地来到了末日。这是一个充满舒适友谊的世界，一个有着英雄崇拜的世界，一个有着从二十年前的学校走廊里建立起的信任的世界。每一段记忆——长长草丛中的午后、布里克沃斯公地中的非法射击、那些梦、那些散步、每一段共享的经历——顷刻之间全被玷污了，像被扔了原子弹的小镇，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无法在那里安全走过。他坐在那里，凝视着自己的双手，沉默无语。我从橱里拿出一瓶价格不菲的威士忌，倒了两大杯双份。“来，喝了。”他乖乖照做，就好像我是他的医生。我待他喝完后又给他倒了一杯。

他缓慢地问道：“你肯定他就是真正的老板吗？”

“我们一路查下来的。”

“知道吗？他总是还没想明白就采取行动。”

我没有反驳他，尽管这不是他之前告诉我的对莱姆的印象。他这是在捞救命稻草。

“假如，”他说，“是有人在操控他，逼着他陷入这项黑市生意，就像你逼着哈宾反过来去欺骗……”

“有这种可能。”

“而他们怕他被捕后会说出一切，于是谋杀了他。”

“不是没这种可能。”

“我很高兴他们杀了他。”他说，“我不会愿意听到哈利叫唤的。”他做了一个奇怪的小动作，用手在膝盖上掸了一下，仿佛在说“就这么定了”。他说：“我要回英国去了。”

“我劝你暂时先别走。如果你试图在此刻离开维也纳，奥地利警方会借题发挥的。知道吗？库勒的责任感让他也给他们打了电话。”

“明白了。”他绝望地说道。

“等我们找到了那第三人……”

“我倒是很想听他叫唤。”他说，“杂种，该死的杂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