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1/2）

1940年，阿登高地

埃里克·冯·乌尔里希在堵车中度过了法国战场的前三天。

埃里克和朋友赫尔曼·布劳恩是第二装甲兵团附属医疗队的成员。通过比利时南部的时候，他们没有目睹任何军事行动，只看到了延绵不断的山和树林。他们听说这一带是阿登高地。他们行进在狭窄的公路上，有些地方甚至没有铺沥青，一辆抛锚的坦克很快造成了五十英里的堵车。他们被困在队列中，滋味比行军还要难受。

赫尔曼布满雀斑的脸上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情，他用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轻声对埃里克说：“简直他妈的太傻了。”

“你是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员——不应该说这种话，”埃里克轻声说，“要对元首有信心。”他并没有真生气，只是给赫尔曼一点提醒。

动起来的滋味也不好受。他们坐在军用卡车的后地板上，公路上尽是树根和弹孔，卡车在行进时颠个不停。埃里克希望能马上投入战斗，以便脱离该死的卡车。

赫尔曼提高了声调：“我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啊？”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医疗队队长雷纳尔·韦斯医生说：“元首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的决定永远是正确的。”韦斯表情一本正经，埃里克却似乎从他的语调中听到了一丝嘲讽的味道。黑发、戴眼镜、身材瘦削的韦斯少校经常嘲讽地议论军队和政府，但旁人又无法从他谜一般的话语中找到任何把柄，因此谁都不曾举报过他。另外，军队战时也需要韦斯这种技术精湛的名医。

车厢里另外两个医务兵都比埃里克和赫尔曼年龄大。名叫克里斯托弗的医务兵对赫尔曼的问题有独到的见解：“法国人多半没料到我们会打到这里，毕竟这里的地形太复杂了。”

他的朋友曼弗雷德说：“我们恰好可以做到出其不意，没遇到多大抵抗便直扑法国边境。”

韦斯嘲讽地说：“你们的策略真是让我醍醐灌顶，我终于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上这里来了。”但他没说他们错了。

让埃里克惊讶的是，直到这时还有那么多人对元首缺乏信心。他的家人仍然对元首的胜利视而不见。他的父亲一度曾经很有权势，现在却是个卑微的小人物。沃尔特不但不对攻克蛮荒的波兰感到高兴，反而长吁短叹着波兰人民的遭遇——他一定是偷听敌台得知了他们的遭遇。这会给全家人惹上麻烦的——不向纳粹设在街区的监管员报告的话，包括埃里克在内的全家人都会因此而获罪。

埃里克的母亲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常会拿个放着熏鱼和鸡蛋的小包消失上一阵子。她不做什么解释，但埃里克可以肯定母亲是把小包拿给洛特曼夫人了，洛特曼夫人的犹太丈夫已经被取消了行医的资格。

尽管如此，埃里克还是把绝大部分军饷都寄回家里。他知道如果不寄钱回家的话，他的父母就要受冻挨饿了。埃里克不赞成父母的政治观点，但是他爱他们。他父母也是一样，他们对埃里克支持纳粹的政治态度非常气愤，但打心眼里爱着他。

埃里克的妹妹卡拉本希望能和埃里克一样成为一个医生，她在得知医生在当今的德国只能是男人的职业时曾感到非常愤怒，不过她已经接受了现实，经过培训当上了更适于女孩的护士。卡拉和埃里克一样，也在用微薄的工资支援着父母。

埃里克和赫尔曼本想进步兵营。他们想象中的战争是面对敌人，杀死对方或为祖国牺牲。但他们现在谁都杀不了。他们都上了一年的医学院，所受的培训是军队的宝贵财富，因此他们都当上了医务兵。

5月13日，在比利时的第四天中午之前，围绕着他们的只有坦克和卡车的轰鸣声。这天中午，他们开始听到一种更响亮的声音。轰炸机盘旋在他们头顶，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进行轰炸。呛人的烟味使得埃里克的鼻子一阵阵地抽搐着。

下午，他们在俯瞰河谷的高地上休息。韦斯少校说下面是默兹河，他们已经到了色当的西面，因此他们已经进入了法国的领土。德国空军的战斗机一架接一架地从他们头顶飞过，对他们前面几英里河岸上散布的村庄进行轰炸，那里也许隐藏着法国的防御阵地。烟雾从被不计其数的炮火击中的民房和农舍喷涌而出。炮火一阵连着一阵，埃里克为被困在炼狱里的所有灵魂感到惋惜。

这是埃里克目睹的第一场战事。不久之后他就将投入战斗。到时，也许会有些年轻的法国兵站在安全的制高点，为战死受伤的德国兵感到伤心。想到这里，埃里克的心像打鼓似的一阵兴奋。

向东眺望，景物影影绰绰，埃里克看到战斗机像空中的小墨点一样四处舞动，烟柱不时腾起，这时他才深切地意识到战争就在眼前，就在离自己只有几英里的河岸上展开。

过了一会儿，空袭结束了，战斗机折转向北。从他们头顶飞过的时候，机翼摆动了几下，像是在向他们祝福“好运”。

在离埃里克不远的一块通向默兹河的平地上，德军的坦克相继投入了战斗。

他们离敌人还有两英里，但法国炮兵已经开始从城里对他们发起炮击了。埃里克非常吃惊，他没想到有这么多法军的炮兵会在轰炸中幸存。炮火如织，埃里克听见炮弹穿过田野的呼呼声和落地时泥土四溅的声音。他看到一发炮弹正中在坦克上，烟雾、金属和人体碎片齐齐从坦克的炮口中喷射出来。埃里克不禁一阵心悸。

法军的炮火没能抵挡住德军的前进。坦克群不断地从河岸向被韦斯称为唐奇里的小镇东面进发。坦克后面跟着乘着卡车或步行的步兵。

赫尔曼说：“空袭还远远不够。我们的炮兵在哪里？我们需要炮兵打掉镇上的炮兵阵地，使坦克和步兵可以跨过河流，在河对岸建立桥头堡。”

埃里克想扇他耳光，让他闭上那只爱抱怨的嘴。马上要投入战斗了——参战士兵必须保持积极的心态！

韦斯却说：“布劳恩，你说得对，但我们的弹药车还堵在阿登高地上。现在我们只有四十八颗炮弹。”

一个红脸上校从后往前跑过队列，向队列里的士兵大喊：“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韦斯少校指着前面说：“我们将在东边的那个农庄建立起战地医疗站。”埃里克看到那是幢离河八百码的灰顶矮房。“很好，我们出发吧！”

他们跳上军用卡车，乘着呼啸的卡车下山，到了平地以后向左转入了一条颠簸的机耕道。埃里克很想知道德军会拿房子被充当战地医疗站的那家人怎么办。他觉得德军会把那家人赶走，如果胆敢惹麻烦的话，应该会把他们枪毙吧。但两军对垒之间他们又能去哪儿呢？

他根本用不着担心：这家人早就离开了。

根据埃里克的观察，农庄离战火最激烈的地方只有半英里。他觉得在离敌人这么近的地方建立战地医疗站根本没道理。

“抬担架的，赶快把担架抬到战场上，”韦斯叫道，“等你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医疗站布置好了。”

埃里克和赫尔曼从医疗储备车上拿了一副卷起的担架和一个急救包，风风火火地朝战场上冲了过去。克里斯托弗和曼弗雷德跑在他们前面，十来个战友跟在他们身后。埃里克高兴地想，这是一个成为英雄的大好机会。他一定要做个在战火面前保持镇静的战斗英雄，而不会像有些软蛋一样被炮火吓得屁滚尿流，找个防空洞躲起来。

他们冲过田野，跑到河岸上。这段路并不短，要把伤者从河边抬回医疗站似乎困难重重。

他们经过几辆被击毁的坦克，但坦克上已经没有了幸存者。埃里克把头移开，尽量不去看变形的金属上烧焦的人体残骸。他们周围有法军的炮弹飞过，但并不算太猛：河边的防御已经减弱了许多，大多数法军的大炮都被德国的轰炸机端掉了。但这是埃里克第一次经历被人炮击的状况，他孩子般用双手遮住眼睛，却还是一个劲地拼命往前跑。

这时，一颗炮弹炸在了他们的行进路线前。

一声炸响，土地像被巨人踩在上面一样抖了三抖。克里斯托弗和曼弗雷德被击个正着，埃里克看到他们的身体像是失重了一样被炸得飞了起来。炮弹的冲击波把埃里克撂倒在地。他面朝上躺在地上，地上的灰泥雨点般落在他的脸上，不过他幸运地没有受伤。他挣扎着站起身，面前躺着克里斯托弗和曼弗雷德血肉模糊的尸体。克里斯托弗像个被撕碎的破娃娃一样，四肢被拧断了。曼弗雷德的头颅从身体上分离，掉在自己穿着靴子的双脚旁。

埃里克吓傻了。在医学院，他还没处理过断肢和流血的尸体。他只见过解剖教室里风干的尸首——学生们每两个人分到一具，埃里克和赫尔曼分得一个老妇干枯的尸首——除此之外，他就只见过手术台上被切开的活人身体了。但无论哪个都没有战友突然间被炸开的尸身给他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

他只想快点往回跑。

埃里克转过身。他满心都是惧怕，别的什么都顾不上了。他开始朝他们来的路往回走，向着远离战场的森林走去。他的脚步很坚定。

赫尔曼救了他。他挡在埃里克身前说：“别犯傻！你想去哪儿啊？”埃里克没有停下，想从赫尔曼身边绕过去。赫尔曼照着他肚子就是一拳。埃里克弯下腰，跌坐在地上。

“别想走，”赫尔曼急切地说，“你会因为开小差被枪毙的！赶快振作起来！”

埃里克在调整呼吸的时候恢复了理智。他不能逃跑，他不能当逃兵，他意识到自己必须留在这里。他渐渐用意志战胜了恐惧，缓缓站起身来。

赫尔曼警觉地看着他。

“对不起，”埃里克说，“我吓坏了，现在我好多了。”

“那就拿起担架往前走！”

埃里克拿起卷起的担架，把它平衡在肩膀上，转身就跑。

快到默兹河的时候，埃里克和赫尔曼发现他们站在了步兵们之间。一些步兵从卡车后车厢里拿出充气橡皮艇，把它们抬到河边。德军坦克不断对法军的防守阵地进行炮轰，掩护橡皮艇下水。恢复了斗志的埃里克很快发现这是场注定打不赢的战斗：法军藏在墙壁后面或是躲在建筑物里，德国的步兵却暴露在河岸上。橡皮艇一入水，就暴露在密集的机关枪火力之下。

河流中上游右拐。步兵只有退出一长段距离之后，才能躲到法军的火力之外。

河岸上已经出现了很多死伤者。

“把这个人抬起来！”赫尔曼果断地说。埃里克按照指示弯下了腰。他们在呻吟的士兵旁打开担架。埃里克按学到的步骤从瓢里给他喂水。伤员脸上有数不清的伤口，胳膊也折了。埃里克猜想他被机关枪击中，但幸运地没有伤及要害。他没看到很多血，因此他们不需要用止血带为伤员包扎。两人把伤员放上担架抬起，开始朝急救站走去。

一路上，伤员不断因为痛苦而大声喊叫。他们停下时，伤员不断催他们“快一点，快一点！”，痛苦地咬紧了牙关。

抬担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还没走到一半，埃里克就觉得自己手都要断了。但他知道病人正忍着剧痛，只能硬撑着继续朝前跑。

埃里克欣喜地发现，周围已经没有法军的炮火了。法军把所有炮火击中在河岸上，试图阻止德军跨过默兹河。

过了好一会儿，埃里克和赫尔曼才抬着担架回到充当急救站的那幢农舍。韦斯已经把农舍重新布置了一遍，华而不实的家具被搬了出去，地板上标注了摆放病人的位置，餐桌成了做手术的地方。他告诉埃里克和赫尔曼把伤员放在哪儿，接着让他们到战场上再去抬一名伤员。

跑回河岸要容易些。走的是下坡路，担架上也没有伤员。到达河岸时，埃里克担心自己会不会再一次吓破了胆。

他惊恐地发现战事比刚才更为激烈了。河中间有几艘泄了气的橡皮艇，岸上的尸体更多了——德军依然没能到达对岸。

赫尔曼扯着嗓子朝埃里克大喊：“这真是场灾难，先等炮兵来进攻。”

埃里克说：“那样就会让法军有时间加强防守，失去出其不意的效果。我们就没必要跋涉到阿登高地了。”

“但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啊。”赫尔曼仍旧在发牢骚。

埃里克的内心对元首是不是永远正确提出了疑问。这种想法使他削弱了信心，几乎站不稳了。好在战场上没时间给他多想，他们在一个一条腿几乎都被炮弹炸掉的伤兵身旁停住了脚步。伤兵二十岁出头，和他们差不多年纪，一头古铜色的头发，皮肤苍白，脸上都是雀斑。他的大腿下半部分被炸断了，断口血肉模糊。奇怪的是，他出奇地清醒，像期望有天使从天而降般瞪大了双眼，望着他们。

埃里克找到了腹股沟处的止血点，开始帮他止血。赫尔曼拿了条止血带，放在止血点上。之后他们把伤员抱上担架，扛起来往回跑。

赫尔曼是个忠诚的德国人，但他有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负面情绪。埃里克就不一样了，他完全不敢暴露自己的沮丧和无奈，避免降低战友们的士气——这样可以使他远离麻烦。

但他还是不能不想。穿越阿登高地的行动似乎并没有给德军带来预想中唾手可得的胜利。默兹河的防线尽管并不坚固，法军的回击却异常猛烈。埃里克想，他的第一次战斗经历应该不会使自己丧失对元首的信心吧？他对自己会产生这种想法感到非常恐惧。

他不知道东线德军的进展是否比这边快。第一装甲师、第十装甲师和埃里克所在的装甲师齐头并进，第二装甲师已经到了边境，他们一定在默兹河上游展开攻击了吧。

他胳膊上的肌肉一阵阵地疼。

他们第二次回到了急救站。急救站异常繁忙，地板上躺满了呻吟的伤兵，满是血污的绷带扔得到处都是。韦斯少校和助手们忙着诊断一位位断肢的伤兵。埃里克从没想过伤兵会如此集中在这么个狭小的地方。元首谈战争的时候，埃里克从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时埃里克注意到自己带来的伤员已经闭上了眼睛。

韦斯测了测伤兵的脉搏，声音沙哑地责难道：“把他抬到谷仓去——别把没救的家伙抬回来。”

埃里克手臂上的疼痛扩展到了腿部，又被韦斯骂得没了脾气，委屈得直想哭。

埃里克和赫尔曼把伤兵的尸体抬到谷仓，看到那里已经放了十几具年轻的尸体了。

这比埃里克能想到的都要可怕。先前他想象中的战争，只是危险面前表现出来的勇气、对痛苦的平静接受，以及英雄主义。现在他亲眼见到的却是痛苦、尖叫、恐惧、破碎的尸体，以及对战斗的无望。

他们又回到了河边。

太阳西下，战场上的局势起了变化。唐奇里的法国守军受到对岸远处的德军炮击，防守力度小了不少。埃里克猜想炮击法军的应是德国的第一装甲师，他们幸运地在河的南岸建立桥头堡，可以腾出手支援侧翼的友军。他们显然在森林里保全了军火。

在第一装甲师的激励下，埃里克和赫尔曼又救了一个伤兵。回到急救站以后，他们喝了碗美味的肉汤。十分钟的晚餐使埃里克很想躺在地上睡上一整晚。但河岸上的伤兵还很多，他努力站起身，拿起担架的一头，小跑回了战场。

这时战场上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坦克沿着河上摊开的竹筏开过河。渡河的德军遭到了猛烈的炮击，但在第一装甲师的火力掩护下，他们也拿起枪进行了回击。

德军取胜的机会来了。埃里克非常兴奋，为刚才对元首产生的怀疑感到羞耻。

埃里克和赫尔曼不断地把伤员从战场上送回急救站，渐渐把肩膀和大腿的疼痛都丢到九霄云外了。有些伤兵在整个搬运过程中不省人事，有些人感谢他们，有些人咒骂他们。有些人光顾着大哭大叫。有些人死了，有些人还活着。

早上八点，他们所属的部队终于在河对岸建立了桥头堡。早上十点，桥头堡得到巩固，部队开始陆续过河。

黄昏时战斗结束了。埃里克和赫尔曼还在继续清理战场上的伤员。午夜时分，他们抬走了最后一位伤员。完成任务之后，他们躺在树下，在疲乏中睡着了。

第二天，埃里克和赫尔曼随同第二装甲师折转向西，突破了剩余的法军防线。

两天后，他们到达了五十英里之外的瓦兹河，在没有防御的法国国土上迅速前进。

5月20日，德军在出其不意地突破阿登高地的一周以后，顺利地抵达了英吉利海峡的海岸边。

韦斯少校向埃里克和赫尔曼解释了战争的进展。“进攻比利时只是个幌子，目的是让法军和英军进入我们的圈套。装甲师是这个圈套的大口，现在它们已经落在我们的牙齿上了。法军大部和英国远征军的全部都在比利时，被德军死死地围在中间。他们被切断了物资补给和人员增援，陷入失败的境地。”

埃里克得意扬扬说：“元首料到了一切。”

“是的，”韦斯说，和以往一样，埃里克分辨不出韦斯的话是不是发自内心，“没人能像元首那样高瞻远瞩。”

劳埃德·威廉姆斯在加来和巴黎之间的一座足球场里，和几千名英军战俘待在一起。白天，他们不得不忍受六月阳光的曝晒，但晚上还算好受，没有毯子也很暖和。足球场里没有浴室也没有水，他们没办法洗澡洗脸。

劳埃德用双手挖起了洞。他组织几个威尔士矿工在足球场的一边建起了公共厕所，为了显示决心，他也参加了劳动。战俘们没什么事可做，纷纷过来帮忙，很快足球场边聚集了百十号人。一个守卫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劳埃德向他做出了解释。

“你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卫兵和蔼地对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劳埃德。”

“我是迪特尔。”

劳埃德决定利用卫兵表现出的善意。“有工具的话，我们可以挖得更快一点。”

“为什么要赶进度？”

“卫生一点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迪特尔耸了耸肩，拿工具去了。

劳埃德觉得自己很丢人，连真正的打仗都没看到就被俘了。威尔士步枪团作为后备部队来到法国，以期在长期的战役中缓解其他部队的压力。但德国仅仅用了十天就打败了盟军的大部分兵力。大多数战败的英军从加来和敦刻尔克返回英国，但有几千人没来得及登船，劳埃德就是其中的一员。

德军应该已经向南行进了。就劳埃德所知，法军还在坚持战斗，但他们的精锐部队都已经在比利时被消灭了。德国卫兵像是知道胜利终将属于他们一样，一副趾高气扬的表情。

劳埃德成了个战犯，他会一直被困在战俘营吗？英国政府此时一定受到了维持和平的巨大压力。丘吉尔不会屈从，和其他政治家不一样，他像头公牛一样死倔，正因为这种个性，他也很容易被弃之一边。哈利法克斯勋爵这样的人也许愿意和纳粹签订和平条约，外交部副部长菲茨赫伯特伯爵可能也会。想到这里，劳埃德突然感到非常羞耻，这样的人竟会是他的父亲。

如果和平马上达成的话，他的战俘生活也许会很快结束，这段日子可能一直在法国的这座足球场里度过。最后会满脸憔悴地回到家里，但至少能保证不受到伤害。

如果英国继续参战的话，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上次大战持续的时间超过四年，劳埃德可不想在战俘营里过上整整四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准备找机会逃离这座足球场。

迪特尔带着六七把铲子回来了。

劳埃德把铲子分配给身材最强壮的人，工作进展得很快。

有时战俘会转移到永久的战俘营，这是逃跑的最好机会。根据西班牙得来的经验，劳埃德知道军队不会把看管战俘作为第一要务。如果脱逃不成功的话，被捉的逃亡战俘会被直接枪毙。如果脱逃成功，那也没人会管。无论是哪种情况，战俘营看管的战俘都会少上一个。

他们用这天剩下的时间搭建完厕所。除了卫生方面的改善之外，此举大大激发了战俘们的士气。那天晚上，劳埃德躺在地上，看着夜空中的星星，思索着能不能在战俘营里组织些别的活动。他决定搞一场运动会，一场监狱里的奥林匹克。

还没等他把设想变为现实，战俘们就挪窝了。第二天早上，他们从体育场开拔转移。

一开始，劳埃德不知道他们在朝什么方向行走。但很快他们就走上了来回两车道的拿破仑公路，开始稳步朝东行进。劳埃德觉得，他们很可能要走到德国去。

到了德国，再想逃跑就难了。他必须抓住机会逃跑，越快越好。他非常害怕——卫兵们都拿着枪——但他下定了决心。

除了德军军车，公路上其他车辆很少，但有很多和他们方向相反步行奔走的逃亡者。他们把家里的财物放在手推车和滚轮车里，有的还牵着牲畜，显然是战乱中家园被毁的难民。劳埃德告诉自己，这个现象非常好，战俘也许可以藏在难民们中间逃跑。

战俘的押运措施并不严密。看管上千个转移战俘的只有十来个看守。他们有一辆汽车和一部摩托车。坐不上车的看守，或步行，或骑着从法国当地征用来的自行车。

但逃跑并不容易。公路上没有英式的篱笆提供隐蔽，公路旁边的地沟也不深。逃跑的战俘很容易被枪法精湛的卫兵击中。

接着他们进入了一个村庄。在村庄里，卫兵们很难看住队伍里的每一个人。村民们站在门梁边，冷漠地看着囚犯们。村民之间站着几头羊。路边有几间农舍和商店。劳埃德寻找着逃脱的机会。他需要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一扇敞开的门、屋子间的通道和一片小树丛都能让他隐身。劳埃德需要趁视线里没有士兵的时候躲进这类地方。

几分钟里，这样的机会一直都没出现，他只能抱着遗憾离开了这个村庄。

他有点灰心，但还是告诉自己要保持耐心。机会还多着呢，离德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会加强对被占领土的统治，会完善被占领土的政府组织，实行宵禁，增加检查点，阻止难民流动。过上一段时间，逃跑肯定会愈加困难。

天很热，劳埃德脱下制服，摘下领带。他要尽快处理掉这些可以透露他身份的服饰。他还穿着卡其裤和衬衫，旁人一看就知道是个英国兵，他只希望远看不要如此显眼。

又经过两个村庄以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小镇。镇上的逃亡路线可能会多一些。劳埃德意识到自己的头脑中正进行着激烈的争战，一边说最好别有太好的机会，别把自己推向吃枪子的噩运。另一边却叫他找机会就跑。他已经习惯受监禁的命运了吗？尽管腿有点酸，但跟着队伍行走十分安全。但后一种想法还是占了上风，他必须找机会脱离这支队伍。

不幸的是，穿越小镇的道路特别宽。队伍行进在道路的中央，逃脱者必须穿过两边的一长段空地才能隐蔽起来。一些店关闭了，几座建筑被木板围了起来，但还是有小巷、开门的咖啡馆和教堂可供隐蔽——但他无法摆脱卫兵的监视逃到这些地方。

他打量着道路两旁旁观镇民的表情。他们同情英国战俘吗？他们记得英国远征军在为法国而战吗？他们会屈服于德军的淫威，不肯向战俘提供帮助吗？可能性对半，没必要去冒险。有些人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帮忙，但另一些人会毫不犹豫地把逃跑战俘交还给德军。劳埃德无法根据这些人的表情判断他们会做何举动。

他们很快抵达了镇中心。劳埃德告诉自己，我已经失去了百分之五十的机会。要想逃跑的话，必须得赶快行动了。

他看见前面有个十字路口，一队汽车正排在路口前准备左转，被走在路上的战俘挡住了去路。劳埃德在队列里看到一辆小卡车。这辆车又脏又破，像是属于建筑工程队或筑路队。卡车后车厢敞开着，但车沿很高，劳埃德看不见后车厢里的情形。

劳埃德觉得也许可以爬上车沿，翻进后车厢。

翻进后车厢以后，路上行走站立的人和骑车的卫兵肯定看不见他，但楼上窗户边看热闹的人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镇民们会出卖他吗？

劳埃德走近小卡车。

他回头瞄了一眼，最近的卫兵离他有二百码。

他朝前看了看，前方骑车的卫兵离他只有二十码。

他对身边的战俘说：“帮我拿好外套好吗？”说着劳埃德把外套递给身边那位战俘。

劳埃德走到卡车驾驶座旁边，往里看了看。开车的是个穿着全身工作服，嘴里叼着烟的工人。劳埃德走过驾驶室，和后车厢平行，这时已经没时间再观察卫兵们的动态了。

劳埃德把双手放在车沿上，两手一撑，一条腿迈进后车厢，接着是另一条腿。尽管几千名战俘踏步的声音很响亮，但落在后车厢里的时候劳埃德还是发出了“砰”的一声响。他立刻平躺下来，安静不动，等待接下来可能会听到的德国兵叫骂声、巡逻车开过来的声音和步枪的射击声。

但耳边听到的却只是引擎的轰鸣声、战俘们的拖步声，以及小镇上的车流声和人声。他顺利逃脱了吗？

他微微抬起头，看了看后车厢里的情况。后车厢里放着桶、板条、扶梯和独轮手推车。劳埃德本想找到遮蔽用的麻袋，但天不遂人愿，后车厢一条麻袋都没有。

劳埃德听到摩托车的轰鸣声，摩托车似乎在小卡车旁边停下了。很快，他听到近旁有人在用德国口音很重的法语说：“你准备去哪儿？”德国卫兵问卡车司机。劳埃德的心跳加快了。卫兵会不会看后车厢呢？

劳埃德听到司机用一连串飞快的法语说了些什么，话说得太快，他完全没有听懂。德国卫兵似乎也一样，卫兵把刚才的问题又重复了一遍。

劳埃德把头转到上面，发现楼上的窗户旁边有两个女人正在俯瞰着街道。她们看见了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其中一个把胳膊伸出窗户，用手头指点着他。

劳埃德盯住她，试着和她目光交会。他的一只手在身体的一侧移到另一侧，做出“不要”的手势。

女人领会了他的用意。她猛地抽回手，用手遮住嘴，似乎意识到刚才的指点对劳埃德可能意味着死刑判决。

劳埃德希望两个女人离开窗口，别再看着他了。但这是种奢望，她们依旧紧盯着他。

骑摩托车过来的卫兵似乎决定不再深究了，很快骑车离去。

脚步声越来越小，战俘的队伍渐渐远去。劳埃德安全了吗？

司机拉了下排挡，汽车发动了。劳埃德觉得车拐了个弯以后加速向前进。他依旧躺在地上，害怕得一动不敢动。

劳埃德看着一座座开过房屋的楼顶，生怕再被人看见，但即便被人看见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每一刻都会离卫兵更远一点，他时刻勉励着自己。

让他失望的是，卡车很快就停下了。司机关掉了排挡，打开驾驶座一边的车门，再狠狠把门关上。劳埃德等了一会儿，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继续躺了一会儿，但司机一直没回来。

劳埃德看着天。太阳高高挂着：中午一定已经过了。司机也许去吃午饭了。

劳埃德面临的问题是，街道两边楼上的人依然能从窗户后面看见他。如果继续这样躺着，他迟早会被人看见。那时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

他看见一幢房子的阁楼窗帘动了动，这一动使他下定了决心。

劳埃德站起身，往车的一侧看了看。一个西服革履的行人诧异地看着他，但并没有停住脚步。

劳埃德跨过车沿，跳到地上，看见自己站在一个带酒吧的餐馆外面。司机显然在餐馆里吃东西。窗边有两个拿着啤酒、穿德国军装的军人，劳埃德一阵惊恐。好在他们聊得正欢，根本没有注意到他。

他飞快地走开了。

他一边走，一边警觉地看着四周。每个和他擦身而过的人都瞪眼盯着他：他们显然知道他是战俘。有个女人尖叫着逃开了。劳埃德知道自己必须赶快脱掉卡其布衬衫和裤子，换上法式的穿着。

一个年轻人拉住他的胳膊。“跟我来。”他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我‘边’你。”

劳埃德随着年轻人拐进条小巷。劳埃德没理由相信这个年轻人，但必须马上做个决断，他决定相信他。

“这边。”年轻人把劳埃德带进一间小屋。

空空荡荡的厨房里只有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年轻人自称莫里斯，他说他的妻子叫玛塞尔，他们的儿子叫西蒙尼。

劳埃德让自己暂且放松了一会儿。他终于从德国人手里逃脱出来了！危险还在，但他已经远离街道，身边都是些友善的人。

他在高中和剑桥学了标准法语，在逃离西班牙的途中，特别是在波尔多摘葡萄的两个星期又学了很多口语。“你们真是太好了，”他说，“非常感谢。”

莫里斯显然为不必再用英语松了口气，他用法语回答：“我想你一定饿了吧。”

“是的，非常饿。”

玛塞尔麻利地从长条面包上切了几块，然后把块状面包和奶酪、一瓶没有商标的葡萄酒一起放在桌上。劳埃德坐在餐桌旁，尽情地享用着食物。

“我会给你些旧衣服，”莫里斯说，“但你千万别再这样走路了，如果像刚才那样警觉地看着四周的话，任何人都知道你是英国来的‘外来者’。把视线放在脚前的地上，正常一点就好了。”

劳埃德含着满嘴的面包和奶酪说：“我记住了。”

屋子里的小书架上放满了书，其中有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法语版。莫里斯注意到劳埃德的视线，对劳埃德说：“在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前，我是个共产主义者。现在，我不相信那一套了。”他用手决绝地做了个砍断的手势，“但我们必须打败法西斯主义。”

“我去过西班牙，”劳埃德说，“在那之前，我相信所有左翼党派的联合阵线。但有了西班牙的经历以后，我再也不会盲目相信哪个左派政党了。”

西蒙尼哭了起来。玛塞尔撩起松垮的裙子，露出一个乳房，开始喂奶。劳埃德知道，相对于循规蹈矩的英国女人，法国女人在这方面更随意一些。

吃完饭以后，莫里斯带他上了楼。他从衣服不多的衣橱里给劳埃德拿出一套深蓝色的工作服、一件浅蓝色的衬衫、内衣和袜子。这些衣服都有些破了，但都很干净。贫穷男子的行为感动了劳埃德，他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他。

“把军服扔地上吧，”莫里斯说，“等一会儿我烧了它们。”

劳埃德想洗个澡，但屋子里没有浴室，劳埃德猜想浴室应该在后院里。

他穿上莫里斯准备的衣服，站在墙上挂着的镜子前审视自己。蓝色的便装比卡其布军装更合身一些，但他看上去还是像个英国人。

他走下楼。

玛塞尔正在给婴儿拍背。“戴上帽子再走。”她说。

莫里斯给劳埃德拿了顶深蓝色软帽，劳埃德戴上了它。

莫里斯紧张地看着劳埃德脚上满是泥污但质地很好的黑色军靴。“这双靴子会暴露你身份的。”他说。

劳埃德不想扔掉这双耐穿的靴子，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让这双鞋看上去旧一点就行了。”他说。

莫里斯面露狐疑之色：“你想怎么办？”

“有锋利一点的刀吗？”

莫里斯从兜里拿出把握刀。

劳埃德脱下鞋，在鞋头上钻了几个洞，然后割断了鞋帮。他解开鞋带，然后松松垮垮地把它绑上了。这时靴子看上去像双又老又旧的普通鞋子了，不过鞋跟很厚，鞋子也仍旧很合脚，完全能走上几十里路。

莫里斯问：“你准备去哪儿？”

“我有两个选择，”劳埃德说，“我可以向北走到英吉利海岸，劝说哪个渔民帮我渡过英吉利海峡。也可以向西南方向跨过边境前往西班牙。”西班牙仍然保持中立。英国在西班牙的几个重要城市设有领事。“我对西班牙的那条路很熟——都已经走过两次了。”

“英吉利海峡比西班牙近得多，”莫里斯说，“但我想德国人会关闭口岸和码头。”

“前线在哪儿？”

“德国人已经夺取了巴黎。”

劳埃德惊骇不已。巴黎都已经沦陷了啊！

“法国政府已经迁到了波尔多，”莫里斯耸了耸肩，“我们被打败了，法国没救了。”

“整个欧洲大陆都将陷于法西斯分子的铁蹄之下。”劳埃德说。

“英国除外，所以你必须马上回去。”

劳埃德考虑着。朝西南方向走还是往北走呢？他不知道哪条路线会更安全一点。

莫里斯说：“我有一个以前一起为共产主义理想共同奋斗的朋友。他现在养牛卖给农夫。他恰好今天要把牛送到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地方，可以带你二十来英里。”

劳埃德就此拿定了主意。“我跟他走。”他说。

黛西走了很长的一段弯路，然后重新回到。

劳埃德被派到法国时她的心都碎了。她错过了向他告白的机会——她甚至还没有和他接吻。

也许再没机会和劳埃德见面了。敦刻尔克的行动之后就再没了劳埃德的消息。这意味着他的尸体没有被找到和辨认出来，但也没有他被俘的消息。劳埃德多半已经牺牲，被炸弹炸成碎片，也可能孤零零地躺在哪幢被炸平农舍的瓦砾下面。黛西一连为此哭了好些日子。

整整一个月她都在泰-格温里心神不定地到处乱走，希望听到进一步的消息，但这样的消息迟迟都没有来到。过了一段时间，她萌生出一股罪恶感。许多女人的境遇比她还糟。一些女人的丈夫死了，必须独自抚养两三个孩子。她没有权利为一段还没开始的婚外恋情而顾影自怜。

黛西必须振作起来，做些该做的事情。显然，命运阻挡在了她和劳埃德中间。她已经有了个丈夫，一个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参战的丈夫。她告诉自己，照顾好博伊是她的责任。

她回到伦敦，打开了梅菲尔区的家。她至少可以用有限的仆人，为休假回来的丈夫博伊营造一个温馨的家。

她应该忘掉劳埃德，做博伊的好妻子。兴许她还能怀上第二胎呢！

许多妇女加入了战争的外围工作。一些女人加入了空军后备役部队，一些女人加入女子生产队干农活，还有些女性自愿加入了女子防空队，为伦敦的防空工作出力。但真正适合女性的工作并不多，《泰晤士报》就刊登过一些抱怨女子防空队劳民伤财的读者文章。

欧洲大陆的战事似乎结束了。德国赢得了陆上战争的胜利。从波兰到西西里，从匈牙利到葡萄牙，到处都是法西斯主义者的天下。据说英国政府正在讨论和德国签订和平条约。

但丘吉尔绝不会媾和。那年夏天，英德之战开始了。

起初，平民的日常生活没有受影响。教堂的钟不再报时，钟声只会在预见德军入侵时鸣响。黛西遵照政府的指示，把放着水和沙子的水桶放在房屋的每一处平台用于救火，不过一次都没用上。德国空军只炸英国的港口，希望切断英国的补给线。接着它们把目标瞄准了英国的空军基地，试图对皇家空军进行毁灭性打击。博伊驾驶着喷火式战斗机，在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的空中和敌机展开激战，农人们站在地里目瞪口呆地看着空中的激战。在少有的几封家信中他自豪地宣称自己击落了三架敌机。他一直没有休假回家，黛西只能孤零零地坐在为他装饰着鲜花的房间里。

9月7日，星期六的早上，博伊出现在家里过周末。这天阳光明媚，天稍稍有点热，美国人常把这种天气称为印第安人的夏天。

但这也恰恰是德国空军改变策略的一天。

黛西亲吻了丈夫，告诉他已经在起居室里帮他准备好了干净的衬衫和内衣。

她从其他女人那里听说，从战场归来的战士需要性、豪饮和美食，顺序是这样没错。

流产以后，黛西就没和丈夫一起睡过了。这将是他们很久以来的第一次性事。黛西感到有愧，她并不想和丈夫一起睡。不过，她也不会拒绝自己应尽的这份责任。

她原以为博伊会马上把她拉上床，但博伊根本没那么急切。他脱下制服，洗澡洗头，换上了一套居家的服装。黛西让厨子别管每天限量的食品供给，把多日的供给集中起来做一顿美食。博伊从地窖里拿出一瓶年代久远的红葡萄酒。

饭后，博伊对她说：“我要出去一会儿，晚饭时再回来。”黛西吃了一惊，又感到揪心的痛。

她想成为一个好妻子，但并不想忍气吞声。“这是你几个月来第一次回家！”她大声说，“你到底要去哪儿？”

“去看匹马。”

这没什么过分。“好吧，我和你一起去。”

“别，如果我带你去马市的话，马主会觉得我是个‘妻管严’，趁机抬些价的。”

黛西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我老想着和你一起买一匹赛马，一起养它，这个梦已经做了好多年了。”

“那不是女人该去的地方。”

“别自以为是了，”黛西愤愤不平地说，“我对赛马的了解一点不比你少。”

博伊非常生气。“也许吧，但我不想在和那些讨厌的家伙讨价还价时有你在身边——别废话了。”

她放弃了争执。“随你便。”说完离开了餐厅。

直觉告诉她博伊在撒谎。休假回家的战士才不会想去买马呢。她决定看看他究竟意欲何为。英雄也得对妻子以诚相待啊！

黛西在房里穿上裤子和靴子。听到博伊从前楼梯走到正门，她连忙从后楼梯下去，经过厨房和院子走进马厩，她在马厩里换上皮外套、护目镜和防撞头盔，然后打开车库的门，把自己那辆一小时能走一百英里的凯旋虎100摩托车推出了护栏。她踏下摩托车脚板，毫不费力地开出了车库。

1939年汽油限量供应后，黛西很快骑上了摩托车。摩托车骑起来有点像自行车，但操作容易得多。黛西喜欢骑摩托车给她带来的自由和独立的感觉。

摩托车开上街道时，刚巧看见博伊的奶白色宾利在街角拐了个弯。

黛西跟了上去。

宾利开过特拉法尔加广场，穿过剧院区。黛西远远地跟着，不想被他发现。伦敦中心区有几百辆商务车，交通繁忙。此外，对私人汽车的用油限制也并不苛刻，完全可以满足只在城里走动的私家车主们。

博伊的宾利继续向东穿过金融区。周六下午这里的车很少，黛西很怕旁人注意到，好在没人多看戴着护目镜和防撞头盔的她一眼。博伊开着车窗，嘴里叼着烟，对周围的景物没有多加注意。

博伊把车开进了阿尔德盖特区。黛西心一凉，她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宾利折进东区一条干净点的街道，停在一幢舒适的18世纪房屋外面。附近没有马厩：这里不是买卖赛马的地方。谎言已经被拆穿了。

黛西把摩托车停在街尽头，观察着博伊的一举一动。下车以后，博伊砰的一声关上车门。他没有审视周围，也没去看门牌号码，显然他以前来过这里，知道自己是要去哪儿。他叼着烟，兴冲冲地走到前门，用钥匙打开门。

黛西气得只想哭。

博伊很快进了大门。

东面的某处发出一阵爆炸声。

黛西往东看，看见天空中飞着几架战斗机。德国人改变策略，决定从今天开始轰炸伦敦了吗？

黛西才不在乎伦敦被德国的战斗机轰炸呢！绝不能忍气吞声，让博伊舒舒服服地出轨。她把摩托车开到房子前面，停在宾利旁。她脱下头盔和护目镜，走到门前敲了敲门。

爆炸声又起，这次爆炸的地方更近了。四周响起了空袭警报低沉的声音。

门开了条缝，黛西重重地推开门。一个穿着黑色女仆裙的女子大叫一声，往后退了两步。黛西走进门。她发现自己处于一户伦敦中产阶级家庭居家的门厅里，但房子的地上铺着东方的地毯，窗户前挂着又厚又重的窗帘，墙上挂着一幅浴中女子的裸体画，充满着浓浓的异国风味。

黛西推开离自己最近的那扇门，走进屋子的前会客室。会客室灯光暗淡，丝绒窗帘把阳光挡在外面。房间里有三个人。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瞪大眼睛看着她，她戴着一条松松垮垮的丝绸围巾，显得有些苍老，嘴唇上却精心地地涂上了口红。黛西觉得这个应该是母亲。女人身后的沙发上坐着一个大约十六岁的女孩，女孩叼着根烟，只穿着内衣和长筒袜。博伊坐在女孩旁边，手放在她长筒袜上沿的大腿上。看到黛西，博伊惭愧地拿开手。他的动作非常荒唐，似乎把手拿开就一点责任都没有似的。

黛西忍住眼泪。“你说要和她们一刀两断的！”她希望像复仇天使一样冷静地表达出愤怒，但自己的声音却充满了悲伤。

博伊表情慌张，脸涨得通红。“该死的，你来这儿干吗？”

四十来岁的女人说：“天哪，这人是他的老婆。”

黛西记得这对母女名叫皮尔和乔妮。光是知道她们的名字就已经够可怕了。

女仆走到门口说：“我没让这个婊子进来，但她硬挤了进来。”

黛西对博伊说：“为了等你回来，我特意把房间布置得漂漂亮亮——你却背着我干这种事。”

博伊想说话，但很难找到合适的说辞。他嗫嚅了一阵。这时一阵巨响，地板摇晃了一阵，窗上的玻璃也裂开了。

女仆说：“你们都聋了吗？该死的空袭警报已经响了好一阵子了！”没人注意她在说些什么。“我这就到地下室去。”说完她转身就跑。

他们都需要找地方躲起来。但黛西在离开前还有话对博伊说。“别再上我的床，我不愿自己的身体再遭污染。”

沙发上名叫乔妮的女孩说：“都是找乐子嘛，加入我们一起玩吧，你也许会喜欢的。”

皮尔上下打量着黛西：“这种娇小的体形非常不错。”

黛西意识到如果再给机会，她们会无休止地侮辱她。她没有理会母女俩，而是对博伊说：“既然你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她说，“那么我也会有相应的决定。”尽管感觉遭到了遗弃，但她还是高昂着头离开了会客室。

她听见博伊说：“上帝，这都什么事啊！”

就这么轻描淡写吗？黛西愤愤不平地想。

她走出屋子的前门。

然后抬头往天上看。

天空中布满了战斗机。

她恐惧地颤抖了。战斗机在四千英尺的高空中，却似乎遮蔽住了太阳。天空中有几百架战斗机，既有宽体轰炸机，又有细长腰身的战斗机，战斗机群从前到后大约有二十多英里远。从岸边船坞到伍尔维奇军工厂的所在地，炸弹炸过的地方腾起滚滚浓烟，满目荒凉，像刚刚经历过一场严重的海啸似的。

黛西记得上周三希特勒刚刚在德国议会发表过演讲，他痛斥皇家空军对柏林的邪恶轰炸，威胁要用空袭把英国的重要城市抹去。现在他把演讲付诸实施了，德国战斗机显然要炸平伦敦。

这天是黛西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她意识到这也许也是她最后一天。

但她无法走回那对母女的房子，和她们共用一间地下室。她必须远离这里。她需要回家，一个人痛哭一场。

黛西匆匆戴上头盔和护目镜。她抵挡住躲到最近一扇墙后面的冲动，跳上摩托车飞驰而去。

她没能骑多远。

骑了两条街以后，有颗炸弹正中黛西前面的一幢屋子，她立刻刹住了车。房顶炸开了洞，地面被爆炸的冲击波抖了几下，很快火焰从房屋中熊熊升起，像是煤油炉的煤油泼散出去而引发了火灾似的。没一会儿，一个大约十二岁的女孩从屋子里哭叫着跑了出来，她头发着着火，直奔黛西而来。

黛西跳下摩托车，脱下皮外套，紧紧包住小女孩的头，隔绝氧气，扑灭了火苗。

女孩不再尖叫了。黛西拿掉包在女孩头上的皮外套。女孩开始嘤嘤地哭泣起来。她没有刚才那样痛苦，但头发全没了。

黛西前后观察着街道。一个戴着防空队臂章和钢盔的男人拿着一个侧面漆有红十字标识的锡罐跑了过来。

女孩看着黛西，张嘴哭泣道：“我妈妈还在里面。”

防空队队员对女孩说：“亲爱的，别怕，我来照顾你。”

黛西把女孩留给防空队队员照顾，跑到房子前门。这幢房子看上去是幢分割成廉价公寓的老房子。楼上燃起了熊熊的火焰，但她还能进去。她猜里面的人应该在厨房，于是一口气跑到楼后侧的厨房。她看见厨房地上躺着一个不省人事的女人，小床上有着个婴儿。黛西抱起婴儿跑出了这幢楼。

头发被火烧没的女孩尖叫：“这是我妹妹。”

黛西把婴儿交到女孩手里，又一次跑进屋子。

不省人事的女子太重，黛西没办法把她完全抱起来。黛西退到女人身后，把她撑起来坐在地板上，然后把手臂放在她的肩膀下面，把她拖过厨房和走道放在街上。

一辆房车改装的救护车疾驶而来。房车的后部被改装成担架可以出入的宽大平台，顶上盖了层帆布。救护队队员把烧伤的女孩送进救护车。司机跑到黛西身边，两人合力将昏迷的母亲抬上救护车。

司机问黛西：“还有人在里面吗？”

“我不知道。”

司机跑进房子。这时房子塌了。着火的顶层塌到了底楼。司机消失在一片火海之中。

黛西情不自禁地尖叫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