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距（2/2）

午休时，杜娟儿和柳飘飘结伴去散步。两人初识，走路时一前一后。疯马倒在沙发上睡觉。我独自坐在椅子上抽烟。这间会议室在一栋商务大厦的二十三楼，从窗户向外眺望，看见天空中飘着雪花，其中夹着细雨，汽车看上去像蜗牛一样慢。来北京已经五年，没有一个朋友，原来在老家的朋友也失去了。三天两头地感冒，几乎每天都因为焦虑拉稀。除了写东西，唯一的爱好是搭地铁末班车。几乎每次都会遇见酒鬼，各种性别，不同肤色，不同年龄。有一次看见一个女孩吐了一地，周围的人都躲远了，过了一会，她醒来一点，从包里掏出一包纸巾，跪在地上慢慢把呕吐物擦干净，好像在收拾自己家的地板，然后趔趄着走下车。还有一次看见一个老人，戴着体面的灰色围巾，双眼紧闭，突然站起来把围巾穿进头上的拉环里，把脑袋套进去，可惜拉环太矮了，他就这么把脑袋搁在围巾里，睡着了。这时疯马开始喃喃自语。我开始没有听清。我掐了烟，蹲在他身边，他轻轻地说，妈妈，我看见一大块冰。我没有说话。他说，妈妈，好大一块冰啊。我说，多大？他说，有操场那么大，你的腿不好，要小心。我说，好。我转身赶紧去找自己的小本本，这时他说，妈妈，我想像花瓣一样一分为二。我说，为什么？他说，一瓣给你，照顾你，一瓣给我，想怎么活怎么活。我说，嗯，等你开花再说吧。他翻了个身，夹紧双臂闭上嘴，继续睡了。

下午的会进展不错，依然由疯马提出主要的想法，我们三个去论证，然后我来确定是否可行。按照史料记载，文修良的原型曾和南京当地一个名旦过从甚密，从而接近了各路军界要员和商界大贾。原来的想法是把一条感情线做在名旦身上，让这个戏子爱上她。疯马不同意这个想法，一是他认为文的职务在军统，感情问题应该在军统内部来处理，不应该做不恰当的外延，二是他更倾向于把男旦和她的感情确认为一种更高贵的友谊，男旦也许一直没有被她感召入党的，甚至是个浮夸的，招摇的人，不喜欢共产党看上去清心寡欲的一套，但是他可以基于个人与个人的情谊，为之牺牲。这才是有意思的地方。杜娟儿反对这个观点，她认为男旦和女特务的爱情，是大戏，应该作为主线。疯马反驳的理由是，没人愿意看一个娘娘腔和女主人公谈恋爱，但是做朋友就会舒服很多，把所有男女关系以爱情和非爱情区分之，是极不高级的行为。经过一个下午的讨论，我们三个再一次被疯马说服，并且做了详细的记录。中途制片人打电话来询问进度，她去上海出差十天，我没有提及具体剧情，因为那样就会陷入无休止地推敲细节的海洋，伴随着列祖列宗托梦的审查，我只是说，我们的主题不是尔虞我诈，而是关于信仰，关于牺牲，关于爱的，关于一个女人，或者说一个人，怎么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为之付出所有，成为了一个高贵的人的。疯马在旁边补充说，还有代价。我说，嗯，还有一点代价。制片人首肯了我们的方向，但是提醒我们，时间紧迫，她的工作或有变动，希望我们十天之内拿出一个详细的大纲，一个月之内拿出分集大纲，然后开始找演员和制作团队，边找边写出分集剧本。三个月之内，要建组拍摄。我从来没有跟过这么紧迫的组，尤其是制片人提到，钱不是问题，我们这些主创或许可以参与分成，我便觉得，紧迫也是有道理的。

晚上在会议室吃过工作餐，杜娟儿要去另一个剧本组帮忙，先走。柳飘飘留下，和我们两个继续喝酒。她掏出叶子，卷成大麻抽起来。我穿上大衣打开窗子，雨停了，完全变成了雪，不大，如果说有一种东西叫做雪花，那窗外下的就是雪花的边角料。疯马抽着我的中南海，喝着剩下的半瓶威士忌。柳飘飘说起自己在美国几乎被同学强奸的经历。一件小事，她微笑着说，他们两个人，就像你们现在这样，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她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用手去点脚尖，似乎脚尖是一枚清澈的水滴。我拿起刀捅了其中一个。疯马快把那瓶威士忌喝完了，他的脸颊绯红，胡子湿漉漉的，但是没有一点醉意。天黑了，雪大了一点，连成了线，像是黑发里的白发。柳飘飘说，他差点死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我是射手座，我没事儿，不会被记忆反复折磨。楼底下有两辆车撞在了一起，一辆车把另一辆车的屁股撞歪了，道路迅速地变成泥淖，所有车都陷在里面。我得把这个写到自己的戏里，柳飘飘说，我的戏叫《再见莫妮卡》。你们说，是叫《再见莫妮卡》还是叫《再见了莫妮卡》？疯马把脑袋搁在沙发的扶手上，说，叫《回见吧莫妮卡》。柳飘飘说，你大爷，那不如叫《犯贱莫妮卡》。疯马说，《你不是莫妮卡》。柳飘飘说，《我是莫妮卡》。说了一会，柳飘飘拿起包摇摇晃晃站起来说，我去bar，有人去吗？没人回答。她走到门口，疯马说，《再见了莫妮卡》。柳飘飘说，《回见吧疯马》。

我跟疯马说，我也走了，明天还是这个时间。疯马说，我睡这儿，时间对我无效。我下楼，在超市买了包烟，走到地铁口，不是末班车，我想了想，去超市买了两罐啤酒，又走回来，上楼。疯马穿着衣服在沙发上睡着了，窗户还没关。我把窗户关上，关了灯，打开啤酒慢慢喝。过了一会，外面的雪停了，月亮露了出来，借着月光，我能够看见室内的轮廓。疯马的脚动了动，好像在走路。我掏出小本本等着。不多时，他说，妈妈，笔架山不是山。我说，是什么？他说，是月亮的儿子啊。我说，此话怎讲？他说，妈妈，他回不去了，通往大陆的路也经常被淹没。我说，我知道。他用舌头舔了舔嘴唇说，潮汐也许是月亮的信啊。我说，有可能。他说，可怕的间距是不是？等你腿好了，我带你去旅行。小时候你把我忘在笔架山上，我坐在海边想，我要是能把月亮拉过来，我就能回家了。说着，他用手拍着自己的头说，我只有这么小啊。然后是均匀细小的鼾声，又过了一会，疯马彻底睡熟了，无声无息，像一片潮湿的叶子。我把他的旧大衣给他盖上，搭末班车回家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让杜娟儿买一些包子油条豆浆，我们直接会议室吃。杜娟儿说昨天是她最后一次去别的剧本组，她把其他所有做闹药的工作全推了。我说，好。她说她昨晚没怎么睡，对文修良这个人物有了些新的想法，写了一张纸。我说，好，一会我们讨论，如果你愿意，以后你可以一直跟着我干活。进屋的时候，柳飘飘和疯马正在讨论波拉尼奥，疯马说，假的。柳飘飘说，放屁。疯马说，真的全死了。年轻人没见过真的，于是爱慕赝品。柳飘飘说，胡说，我看过的不比你少。八零后别他妈倚老卖老。杜娟儿把吃的放下，帮大伙沏上茶水。我说，两位省点劲儿，眼前的事儿弄完，咱们有的是时间聊。上午的工作主要是讨论结局的大概走向，也就是文修良到底应该去哪里？柳飘飘说，可以死吗？我说，不可以，那是人生的结局，不是故事的结局。聊了一会，没聊出所以然，疯马喝得很厉害，上午眼睛一直半开半闭，大家都没有效率。中午疯马没有吃饭，直接睡在沙发上。我们三个坐在屋子里抽烟，杜娟儿不抽，用嘴咬着笔头。杜娟儿说，如果这次再不行，我就得跟着我爸考古了。我说，你有些才华，可以再试试。别给我压力。她说，我胖成这样，没有对象，每天坐着，越来越胖，还不如拿个刷子去野外锻炼。杜娟儿跷起腿，她穿着黑色的长筒袜，说，我挺喜欢你们的。我说，别套了，想想下午怎么弄。杜娟儿说，我说真的，虽然才见了两天，我挺喜欢你们的，都是差不多的废物是不是？我说，你能不能别给我泄气？她说，没有，我看了星盘，咱们这回能成，成了之后一起出去玩吧。我说，去哪？她说，我哪知道，你不是领头的？我说，那就去笔架山，疯马的老家。她说，笔架山是什么东西？我说，我和疯马小时候都去过。海中山。正说着，疯马的下巴动了动，我以为他要说什么，然而并没有，他用嘴喘了两口气，接着睡了。下午工作继续，疯马睡了一觉起来，脸黄了，浑身发抖，我问他要不要回去，他说不用。他把大衣在屋里穿上，站起来走到白板前面，说，我睡觉时想了想，我过去讲的复活十九世纪的传统是错的。我讲不出来，我写写试试。他拿起黑色水笔缩着脖子写起来。

首先我们要承认时间是可能分岔的。比如我，马峰，也是疯马，从锦州出来，坐火车进入北京，也许另一个我，在明末清初，从这儿骑马回锦州省亲，拒剪长发，身旁有女子伴随，夜晚有小仆提着灯笼。秋月霜空，就在马上睡去，醒时就在此地，拾起另一个我，与大家交谈。或者也许此时的我正在我妈身边，搀她去广场遛弯，总之时间分岔的基础是减少世界上的灵魂，减少不相干的人，即过去，现在，未来，肉身不同，灵魂共用，通过梦摆渡过去，梦类似水中央若隐若现的浮桥。文修良应该做梦吗？过去她是谁？现在她是谁？未来她可能是谁？历史上文修良最后被中共怀疑，逮捕，老死狱中。平反已在数年后。我们把这个留在梦中。她在剧中的结局是大获全胜，看破世局，飘然而走。聂隐娘？可以，跟着磨镜少年远走东瀛？可以。或是脱下军装，混入世间，嫁人生子，一生平静缄默。不过她应该会做梦。在梦中她被逮捕，被拷问，被凌辱，终于老去，将死，再想起另一个分岔，坐在自家的庭院为儿孙缝衣或者坐在江户的某个门阶上数着梅花凋落。我们并不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迷宫，为什么过去，现在，未来并肩而立，各自循环。只是建造，只是呈现，只是请君入瓮。

我们是三个沉默了一会，疯马写完坐在沙发上继续喝剩下的威士忌，好像随时要散架。杜娟儿说，我觉得可以，是绝好的隐喻。我说，这不是隐喻。柳飘飘看着疯马说，疯马，你很有意思，换句话说吧，我愿意跟着你骑马去明朝。

我点上一支烟抽，琢磨着整个故事。故事不再是直线的，而是平摊开来，占据了我的大脑。这时有人敲门。一个从没见过的人，年轻男人，自称是董事长助理，说，哪位是袁走走先生？我说，我是。他说，麻烦您出来一下，我跟您说点事儿。我跟他走出门去，他把我领到男洗手间。我说，我没尿。他说，我也没有，这儿没有摄像头。他递给我一支烟，帮我点上，说，文总被抓了，你这个项目得停掉。我说，为什么被抓？他说，经济问题，也是队形的问题。我说，队形的问题？他说，广播体操站错了排，被校长点名开除掉。我说，我有权利问问题吗？他说，你可以问一个。我说，我需要把前期款退给你们吗？他说，不用，文总似乎是有感觉，所以这笔钱，是走的其他的名目给你的。你把烟抽完，队伍解散，再也别走进这个楼了。我说，好，我想拉屎。他说，我先走，保重，哥们。你还可以想拉屎就拉屎，开心点。

我确实肚子疼，拉完了，洗了把脸，回到会议室，把这个情况一五一十说了。最后我说，我拿到了一些前期款，几位的薪酬没有问题，虽然还没签合同，但是按照口头上的约定三天之内结清。如果谁，因为这个项目推掉了其他工作，我可以酌情补偿一些，大家不用客气。杜娟儿说，就不能我们给它写完，卖给别的公司吗？我说，风险太大。这个项目就是个行活，不是我们原发的东西，不值得。这个茶具是我买的，我带走。杜娟儿帮我收拾茶具，柳飘飘跟疯马说，唉，大胡子，你下午有事儿没？疯马说，有事儿。柳飘飘说，什么事儿？疯马说，还没想好。老袁，我晚上能住你那吗？我说，我是个单人床，没有沙发。他说，有地热吗？我可以睡地上。我说，地下室，没有地热。他说，那我也可以睡地上。我想了想说，各位，其实我一直想写一个电影。杜娟儿说，什么电影？我说，我也不知道，等我想好再找大家吧。柳飘飘跟杜娟儿说，娟儿，你下午有事吗？杜娟儿说，没有。柳飘飘说，那你跟我走吧。杜娟儿说，好。于是两两别过，柳飘飘和杜娟儿打车走了。

疯马跟着我回到地下室，没有喝酒，就躺在我的单人床上发呆，我说，你没事儿吧，有话就说。他说，我没事儿。我说，你没事儿的话就下来，让我躺会儿。他说，晚上给你躺，咱们轮着不行吗？我没办法，下楼走了一圈，要了一碗兰州拉面，吃了半碗，吃不下去，放下筷子抽烟，把烟灰掸在碗里。天黑了，我回到房间，疯马还保持着原样躺在那。地下室漆黑一片。他说，老袁，我想上月球上去。我说，坐高铁吗？他说，我把月球叫过来。我说，行了，想想明天怎么办吧，你不能一直住我这儿，你朋友不是有床？他说，关于我的一生，我以前不知道，现在全想起来了，以前得了形而上学的近视眼。我说，你收拾铺盖回家吧，别在北京待着了。他说，我睡一觉就走，但是不会离开北京，我其实一直在这儿生活。说完，没过一会，他就睡着了。他睡得很实，一句话也没说。快十二点，我的电话响了，柳飘飘在电话里喊，你在哪呢？我说，我在地下室。她说，地址给我。我说，就是我们开会的楼下。然后电话就挂了。过了半个钟头，柳飘飘和杜娟儿来了，两人都喝得烂醉。我说，你们干吗来了？柳飘飘说，你不是要写电影吗？我说，那就是一说。杜娟儿说，关于电影，我有个好主意。我说，什么主意？她说，我想吐。说完就倒在地上。我把脸盆放在她下巴底下，她吐了半盆。等我回头，柳飘飘挤在疯马旁边，一条腿拖在地上。我把她的腿拿上去，从壁橱里找出一床被，垫在杜娟儿身子底下，把脸盆清理了，又放在她手边。我环顾了一下周遭，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躺在书桌上睡，要么坐在铁椅子上睡，我选择坐在椅子上。

凌晨三点左右，我看见疯马坐了起来。眼睛紧闭，轻轻地说，妈妈，拿住它的缰绳。说完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拉开又关上，然后走回来坐到床边。我翻身去找自己的小本本，他已经把两只手放在自己脖子上。我跑过去，去扳他的手，他手简直像巨人的手，以至于他的脖子瞬间就被扎紧，细了两圈。柳飘飘被我的叫喊声惊醒，说，我操，你们怎么打起来了？杜娟儿在地上翻了个身，说，电影，我有个好主意，然后又睡着了。疯马的舌头尖儿伸了出来，我和柳飘飘一人扳着他的一只手，毫无效果。我忽然看到了我刚才坐的椅子，我说，你躲开。柳飘飘闪开身子，我举起椅子砸在疯马头上，疯马松开手向后倒去，后脑撞在墙上，又向前翻滚下床，脸冲下倒在地上，额头上肿起一个大金包。我去搀他，他突然掐住我的脖子，柳飘飘去扳他的手，根本扳不动，他的手渐渐收紧。我的眼前一片漆黑，黑漆漆中，我看见月球向我靠近过来，巨大昏黄，触手可及。我蹲坐在水边，是个小孩子，浑身瑟瑟发抖。潮汐退去，一条土桥从水中升起，我撒开腿跑在上面，跑了回去，跑进了一片市集，到处是飘荡的灯笼，到处是动听的歌声，声光凌乱，一时耳目不能自主。抬起头，看见疯马站在骑楼上，手托一个光圈看着我，我终于看清楚，那是月亮，月亮在他手心，光从指缝里射出来，如同一提小小的灯笼。我醒来时，与疯马并肩躺在地上，他的额头淌下血来。柳飘飘手提椅子气喘吁吁说，他这是怎么了？我摸了摸脖子说，没什么，做梦了。这回你可以自己睡在床上了。她说，算了，一会他再把我掐死。我们看着他一会吧。我蹲下用手摸了摸他的鼻孔，呼吸很均匀，血也止住了。他忽然睁开眼，看着我，看了足有十秒，说，我知道了，等我睡醒了，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说完就闭上眼睛，又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