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是什么蒙蔽了爱？（1/2）

是什么使我们难以体会到心中的爱？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发现某些语言和表达方式的负面影响。它们虽然致力于满足某种愿望，却倾向于忽视人的感受和需要，以致彼此的疏远和伤害。这些语言和表达方式，我称为“异化的沟通方式”。

道德评判

道德评判是用道德标准来评判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那他就被看作是不道德的或邪恶的。例如：“你的毛病是你太自私了。”“他对人有成见。”“这是不恰当的。”批评、指责、辱骂、归类、比较以及评论等都是在评判人。

苏菲派诗人鲁米写道：“在道德与不道德的区分之外，有片田野。我将在那里见你。”然而，语言使我们陷于是非之中。它擅长将人分类，把人看作好人或坏人，正常或不正常，负责任或不负责任，聪明或愚蠢，等等。

我从小就学着以貌似客观的语言表达自己。一旦遇到不喜欢的人或不理解的事，就会想别人有什么不对。如果老师布置的作业我不想做，那他就“太过分了”。如果有人开车横冲到我前面，那他就是“混蛋”。同样的，要是达不到自己的期待，我也会觉得自己有毛病。我一心分析和确定错误的性质，而忽视自己和他人的需要。因此，如果女友想多一些体贴，那她就“太粘人了”。可是，如果我想多一些体贴，那她“冷漠得像个木头”。如果同事更关心细节，他就是“有强迫症”。反之，如果我更在乎细节，他就是“粗心大意”。

我相信，诸如此类的评论暗含着我们的价值观及需要。不幸的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主张，很可能会招来敌意，使我们的愿望更难得到满足。即使他们接受批评，作出让步，通常也不是心甘情愿的。如果他们出于恐惧或内疚来迎合我们，或迟或早，我们将会发现对方不再那么友好。当然，他们也付出了代价。屈服于外部或内部的压力，很可能使他们心怀怨恨，并厌恶自己。

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们不要将价值判断与道德评判混为一谈。什么是可贵的品质，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例如，我们也许会欣赏诚实、自由以及和平的价值。价值判断反映了我们的信念——生命的需要怎样才能得到最好的满足。看到不符合我们价值观的行为，我们可能会说：“暴力是不好的。杀人者是邪恶的。”然而，如果我们从小就学习爱的语言，我们将会直接说出我们的价值观，而不会指责他人。此时，我们就会说：“对于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我很担心；我主张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冲突。”

语言与暴力的关系是科罗拉多大学心理学教授oj哈维（oj harvey）的研究课题。他从许多国家的文学作品中随机节选了一些篇章，然后统计某些词语的使用频率。这些词语涉及道德评判。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类词语的使用频率越高，暴力事件就越频繁。在一些社会中，人们习惯于将人分为好人和坏人，并认为坏人应该受到惩罚。在另一些社会中，人们倾向于围绕人的需要来考虑问题。得知后一种社会的暴力现象远少于前一种社会，我一点都不吃惊。在美国，在孩子们最可能看电视的时间段，有75的电视节目在播放主人公杀人或暴打对方。将暴力作为节目的“高潮”是很典型的现象。看电视的人看得津津有味，是因为这个社会告诉他们，坏人应该被惩罚。

暴力的根源在于人们忽视彼此的感受与需要，而将冲突归咎于对方——至少大部分暴力的根源都是如此，不论是语言、精神或身体的暴力，还是家庭、部落以及国家的暴力。冷战期间，我们看到了这种思维的危险性。美国领导人把前苏联看作是致力于摧毁美国生活方式的“邪恶帝国”；前苏联领导人将美国人看作是试图征服他们的“帝国主义压迫者”。双方都没有承认内心的恐惧。

进行比较

比较也是评判的一种形式。在《让自己过上悲惨生活》一书中，作者丹·格林伯格（dan greenberg）诙谐地揭示了比较对我们的影响。他建议读者，如果真的想过上悲惨生活，就去与他人做比较。他给初学者介绍了几个练习。第一个练习是，根据当代媒体的标准，展示完美男人或完美女人真人尺寸的全身照。他建议读者先量好自己的身体尺寸，然后与照片上的美女或帅哥的尺寸做比较，并用心体会差别。

这个练习实现了它的承诺：在比较时，我们开始觉得自己活得很惨。此时，我们的心情极为低落。可是，翻到下一页，我们发现，第一个练习仅是热身运动。既然形体美不是特别重要，格林伯格现在请我们比较要紧的事情：成就。他从电话簿中随机挑出几个人让读者进行比较。他声称他看到的第一个名字是大音乐家莫扎特。格林伯格列出莫扎特能说的语言以及他在少年时期的主要作品。他接着建议读者想想他们现在的成就，然后和莫扎特十二岁时的成就做比较，并用心体会差别。

读者即使不做上述练习，很可能也会认为比较蒙蔽了我们对人对己的爱意。

回避责任

我们对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动负有责任。可是，人们广泛使用“不得不”这一短语。例如：“不管你是否喜欢，有些事你不得不做。”显然，这种表达方式淡化了个人责任。“你让我”是人们常用的另一短语，例如：“你让我伤透了心。”此时，我们的表达方式忽视了我们情感的内在根源。

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作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纪录了审判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ph eichann）的过程。据她的记载，艾希曼及其同事借助“atssprache”回避责任。“atssprache”大意是“办公室语言”或“行政命令”。例如，如果问他为什么采取了某种行动，他也许会说：“我不得不做。”如果追问为什么“不得不做”，他就会答道，“长官命令”、“公司政策”或“法律规定”。

当我们根据以下理由行动时，我们也就试图回避责任。

·受说不清楚的力量驱使。

为什么打扫房间？

→因为我不得不做。

·我们的个人情况、成长历程、自我形象等。

为什么喝酒？

→因为我是个酒鬼。

·其他人的行为。

为什么我要打自己的小孩？

→因为他跑到街上去。

·上级的命令。

为什么欺骗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