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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尼·怀特海德坐在弧形靠背、旋转座椅的仿制船长椅上，同样也在思考这次的谋杀案。实际上，整整一上午，他几乎都没什么头绪，莫名其妙地在自家的古董铺里重新摆放商品，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当他冒冒失失地打翻了一件迈森产的上好瓷器，杰玛·怀特海德终于忍不住冲他发了脾气，虽然那个小巧精致的肥皂盒的瓷身上就有缺口，但还是能标出九先令六便士的价格。

“你怎么了？”她询问道，“一整天坐立难安，那是你抽的第四根烟了。你为什么不出去透透气？”

“我不想出去。”约翰尼闷闷不乐地说。

“出什么事了？”

约翰尼在皇家道尔顿[1]烟灰缸中把烟捻灭，那个烟灰缸形似一只奶牛，标价为六先令。“你以为呢？”他厉声说道。

“我不知道。所以我才问你。”

“马格纳斯·派伊爵士！就是这件事。”他盯着烟雾从扭曲的烟头上袅袅升起，“为什么有人要去谋杀他？现在倒好，村子里来了警察，挨家挨户敲门，问东问西。他们很快就会上门询问我们。”

“这有什么关系？他们想问什么就问。”她短暂地停顿了一下，却也足以让人觉察，“不可以吗？”

“当然，他们可以问。”

她端详着他，目光严厉，“你没打什么主意吧，约翰尼？”

“你在说什么？”他的语气有些委屈，“你为什么要这么问？当然了，我没打什么主意。困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小乡村，我能打什么主意？”他们之间的这场争论已是陈词滥调：城市还是乡村，萨克斯比还是世界其他地方。他们经常争论不休。但即使在他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依然能记起不久前，就在这间铺子里，玛丽·布莱基斯顿是如何与他对质的——她对他的事情了如指掌。她突然间就死了，马格纳斯爵士也是如此；不到两个星期，两个人接连死去。这不是巧合，警察当然也不这么认为。约翰尼清楚他们会如何断案。他们已经在草拟案宗了，在村里挨个询问。用不了多久，就到他了。

杰玛走过去，坐在他旁边，一只手放在他的胳膊上。虽然与他相比，她是那么娇小，那么柔弱，可她才是他们之中更强大的那一个，他们俩都心知肚明。当他们在伦敦遇上麻烦的时候，她一直陪在他旁边。他“离开”的那阵子，她每周都给他写信，长长的家书充满了积极乐观、鼓舞人心的话语。等他终于回到家，也是她决定他们一起搬到埃文河畔的萨克斯比村庄。她在杂志上看到这家古董铺刊登的广告，心想，这样一来约翰尼既能干老本行，还能体面地养家糊口，开始他们崭新的生活。

离开伦敦并不容易，特别是对于一个从小到大没有离开半步的男孩来说。但是约翰尼明白这么做的意义所在，他还是不情不愿地接受了。可她明白，这里让他感觉受到了轻视。它吵嚷喧哗、自娱自乐、轻信愚昧、容易被煽动怒火；在这里，人人都在被无休无止地评头论足，得不到认可，可能就意味着被彻底孤立。约翰尼·怀特海德从未有过归属感。把他带到这里，她是不是做错了？她仍然会同意他回伦敦看看，虽然她总是为此担心。她没有问他打算做什么，他也不会告诉她。但是这次不同。他几天前才去过伦敦。那次出行会不会与近来发生的事有关？

“你在伦敦干什么了？”她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