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二次摊牌（2/2）

但事实上，他的判断是错误的，时间并非不多，而是根本没有。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二十五日，全面进攻开始。

日军十二万人，分为左右两路，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率四万九千人，进攻全罗道重镇南原。

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统军六万五千人，进攻全州。

从军事计划看，日军的野心并不大，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只求稳扎稳打，先占领全罗道，以此处为基地，逼近王京。

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那也不对，因为在南原和全州，也有军队驻守。

比如南原，守将杨元，守军三千人。

比如全州，守将陈愚衷，守军两千五百人。

经过计算结果如下，攻击南原的日军，约为守军的163倍。而攻击全州的日军，约为守军的26倍。

大致就是这么回事。算起来，估计只有神仙，才能守住。

杨元不是神仙，但也不是孬种，所以南原虽然失守，却一点也不丢人。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杨元拼死抵抗，并亲自上阵与敌军厮杀，身负重伤，身中数枪率十余人突围而出，其余部队全部阵亡。

相对而言，全州的陈愚衷就灵活得多了，这位仁兄明显名不副实，一点也不愚忠，倒是相当灵活，听说日军进攻，带着兵就溜了，所部一点也未损失。

南原和全州失陷了，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师，开始准备向汉城进军，四年之后，他们再次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胜负之间】

杨元逃回来了，麻贵亲自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了一句话：

“南原之败，非战之罪”。

想想倒也是，几千人打几万人，毕竟没有投降，也算不错了。对于领导的关心和理解，杨元感到异常地温暖。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事实上，就在他倍感安慰的时候，麻贵在给兵部的上书中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按军法，败军则诛”。

所谓“非战之罪”，并不代表“非你之罪”。虽然杨元很能打，也很能逃，但城池毕竟还是丢了，丢了就要负责任。数月之后，他被押到辽阳，于众军之前被斩首示众。

麻贵很理解杨元，却仍然杀掉了他，因为他要用这个人的脑袋，去告诉所有人：这场战争，不胜，即死！

现在，摆在麻贵眼前的，是一个极端的危局。

攻陷全州后，日军主力会师，总兵力已达十余万，士气大振，正向王京进军。

此时，另一个坏消息传来，朝鲜水军于闲山大败，全军覆灭。

虽然朝鲜打仗不怎么样，但必须承认，搞起政治斗争来，他们还是很有点水平的。第一次战争刚刚结束，就马不停蹄地干起了老本行。

这次遭殃的，是李舜臣，击退日军后，李舜臣被任命水军统制使，统帅忠清、全罗、庆尚三道水军，大权在握，十分风光。

十分风光的结果，是十分倒霉。还没得意几天，就有人不高兴了，同为水军将领的元均看他不顺眼，便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整了李舜臣一把。这位革命元勋随即被革职，只保住了一条命，发配至军中立功赎罪。

而元均则得偿所愿，官运亨通，接替了李舜臣的位置。

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均同志的脑筋并不是很好使，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而明显的问题——在享受权力的同时，还要承担义务。

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元均走马上任，七月七日，日军来袭。

从技术角度讲，打仗是个水平问题，能打就打得赢，不能打就打输。而元均，就属于不能打的那一类。

日军的水军指挥官是藤堂高虎，就其指挥水准而言，他比之前的九鬼嘉隆要低个档次，但很不幸的是，和李舜臣比起来，元均基本算是无档次。

双方交战没多久，不知是队形问题，还是指挥问题，朝军很快不支，死伤四百余人。元均随即率军撤退，并从此开始了他的逃窜生活。

七月十五日，逃了一星期后，元均被日军追上了。双方在漆川岛展开大战，朝军再次大败，元均再次逃窜。

七月二十三日，又是一个星期，元均又被日军追上了。这次作战的地点是巨济岛，朝军又大败，但元均终于有了点进步，他没有再逃下去——当场战死。

经过几次海战，日方不费吹灰之力，击沉船只一百五十余艘，朝鲜海军被彻底摧毁。

朝军完了，明朝水师人数很少，日军就此控制了制海权，十二万大军水陆并进，扑向那个看似唾手可得的目标——王京。

镇守王京的将领，是麻贵，他已经调集了所有能够抽调的兵力，共计七千八百四十三人。

对于这个数字，麻贵是很有些想法的，所以他连夜派人找到了直属领导，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邢玠，请求放弃王京后撤。

邢玠的答复很简单：不行。

既然领导说不行，那就只有死磕了。毕竟杨元的例子摆在前面，自己可以杀杨元，邢玠就能杀自己。

但手下就这么点人，全带出去死拼，拼未必有效果，死倒是肯定的。琢磨来琢磨去，麻贵决定：打埋伏。

经过仔细筹划，埋伏的地点设在王京附近的稷山，此地不但地势险要，而且丛林众多，藏个几千人不成问题。

九月六日夜，麻贵亲自选派两千精兵，深夜出城，前往稷山设伏。

他很清楚，这已是他的全部家底，如伏击不能成功，待日军前来，就只能成仁了。

生死成败，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九月七日，日军先锋部队一万两千人到达稷山。

在日军指挥官看来，眼前形势很好，不是小好，是大好，十几万大军对几千人，无论如何是赢定了。

上级领导的乐观也感染了广大日军，他们纷纷表示，在进入王京时，要全心全意地烧杀抢掠，绝不辜负此行。在这种情绪的指导下，日军各部队奋勇争先，力求先抢，军队的队列极其混乱。

这正是明军所期待的。

拂晓，日军进入伏击圈，明军指挥，副总兵解生发动了攻击。

没有思想准备的日军顿时大乱，明军又极狡猾，他们并没有立即冲出来肉搏，而是躲在丛林中发射火枪火炮，所以虽然杀声震天，人却是一个皆无。挨了打又找不着主，日军越发慌乱。

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闻讯，当即带领三千人前来支援，可慌乱之间毫无作用，自己的军队反而被败退的前军冲乱，只得落荒而逃。

眼看时机成熟，解生随即下令发动总攻，两千明军全线出击，奋勇追击日军。

这是日军的又一次崩溃，简单说来，是两千明军追击一万五千日军，且穷追不舍。这一景象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在相关的日本史料中，留下这样的记载：稷山之战，明军投入了四万大军，布满山林，不见首尾（遍山盈野）。

只有鬼才知道，那多余的三万八千人，是从哪里寻来的。

就这样，日军大队被两千明军追着跑，损失极为惨重，追赶鸭子的游戏一直进行到下午四点，直到日军右路军主力到达，才告结束。

此战，日军大败，阵亡八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史称“稷山大捷”。

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战，虽然日军仍占有绝对优势，但麻贵的冒险迷惑了对手。几乎所有的日军指挥官都认定，在王京等待着他们的，是一个更大的陷阱。

于是他们停下了脚步。

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军事判断，此后，他们再也未能前进一步。

虚张声势的麻贵赢得了时间，而不许后退的邢玠也没有让他失望。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他已完成了部署，并抽调两万余人进入朝鲜作战，加上之前陆续赶到的部队，此时在朝明军的数量，已经达到五万。

错失良机的日军这才恍然大悟，但已于事无补，随即全军撤退，龟缩至南部沿海釜山一带，离下海只差一步。

战争的主动权再次回到明军的手中，麻贵知道，该轮到自己了。

为了让日军毫无顾虑，放心大胆地下海，麻贵制定了一个全新的作战计划。

四万明军随即分为如下三路：

左路军，统帅李如梅，杨镐，一万六千人，进军忠州。

中路军，统帅高策，一万一千人，进军宜宁。

右路军，由麻贵亲率，一万四千人，进军安东。

此外，朝军一万余人，进军全州。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阵型，因为各路大军的进军方向，正是日军的集结地，而他们，将面对各自不同的敌人。

中路军的前方，是泗川，这里驻扎的，是日军岛津义弘部。

朝军的前方，是顺天，呆在此地的，是日军小西行长部。

两路大军气势汹汹地向着目标挺进，然而，他们是不会进攻的。

派出这两支部队，只为一个缘由——迷惑敌人。

日军有十二万人，明军只有四万，所以分别击破，是明军的唯一选择。

而麻贵选中的最后目标，是蔚山。

蔚山，是釜山的最后屏障，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交通便利且可直达大海，是日军的重要据点。

麻贵据此判定，只要攻占蔚山，就能断绝日军的后勤，阻其退路，全歼日军。

驻守蔚山的，是加藤清正，兵力约为两万，就人数而言，并不算多，看上去，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下手对象。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日军明显吸取了四年前的教训，在布阵上很有一套。顺天、泗川、蔚山各部日军，摆出了品字型阵型，形成了一个十分坚固，互相呼应的防御体系。

所以麻贵决定耍阴招，他先后派出两路部队进逼顺天、泗川，造成假象，使其无法判断进攻方向。此后，他将主力明军三万余人分成左右两路，分别向不同的目的地挺进，以降低日军的警觉。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万历二十五年（1597）十二月二十日，左右两军突然改变方向，在距离蔚山不到百里的庆州会师，麻贵的最后一层面纱终于揭开。

明军即将亮出屠刀，敌人却还在摸黑。相对而言，日军的将领都是比较实诚的，接到敌情通报后，小西行长和岛津义弘立刻加紧自己防区的戒备，严防死守，而没有敌情的加藤清正，由于没有任务，竟然离开了蔚山，跑到附近的西生浦出差去了。

将领水平如此低下，当兵的还不挨打，那就没天理了。万历二十五年（1597）十二月二十二日夜，明军从庆州出发，黎明到达蔚山，进攻正式开始。

先锋李如梅率先出击，带领三千骑兵直插日军城外大营，对于这群不速之客，日军毫无思想准备，当场被斩杀一千余人，损失惨重。明军乘胜追击，彻底击溃了城外敌军，日军全线退守城内。

明军进攻之时，加藤清正正在西江浦扛砖头修工事，而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最慢，只有更慢。

这位仁兄实在是迟钝到了极点，之前毫无准备不说，仗打了一天，日军快马来报，他竟然还不相信，等败退日军前来亲身说法，他才大惊失色，直到晚上才赶回蔚山。

二十三日夜，各路明军陆续到齐，除左路杨镐、右路麻贵外，中路军董策一部也已赶到，共四万余人，成功实现合围。

对麻贵而言，一切都很顺利，三个月前，他仅凭七千余人，就吓退了十余万日军，两个月后，他得到了增援，并成功地分割了日军，包围了敌城。现在，他相信，最终的胜利即将到来。

实在太顺利了，顺利得超出了想象。

古语云：反常者必不久。

第二天，事情出现了变化。

明军没有丝毫松懈，于凌晨再次发起了猛攻，而战局的发展与麻贵设想的一摸一样，日军虽顽强抵抗，但在明军的火炮猛攻下，逐渐不支，而更出奇的是，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城内突起大火，乱上加乱的日军再也扛不住了，随即撤往内城高地。

到目前为止，命运之神始终在对麻贵微笑，现在，他准备哭了。

日军盘踞的地方，叫做岛山营，此地建于陡坡上，城墙由石块筑成，极其坚固，是加藤清正的杰作。

虽然这位仁兄在日本国内被称为名将，但就其战场表现来看，实在是惨不忍睹，不过此人倒也并非一无是处，在某些方面，他还是很有水准的，比如说——搞工程。

在修筑工事和城楼方面，加藤清正是个十分合格的包工头，工作认真细致，日本国内的许多坚固城池，都出自他的手笔。而岛山营，正是他的得意之作。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打仗就是其中之一。

明军士气旺盛，人多势众，火炮齐发，日军士气低落，人少势孤，枪炮很少，无论怎么分析，明军都是稳赢的。

但现实是残酷的，明军的攻击失败了，只有一个原因——地形。

日军城池依山而建，不但高，而且陡，云梯架不上，弓箭也射不到，火炮虽有效果，但面对石头城，杀伤力有限，加上敌军防守严密，明军仰攻一天，毫无建树，只能收兵回营。

弓箭火炮都不顶用，云梯又太短，想来想去，也只有爬了。

于是自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在炮火的掩护下，明军开始爬山。

二十六日，明军休息，朝军奉命爬山，被击退。

二十七日，明军继续爬山，未果。

二十七日夜，经过商议，明军决定改变策略，以炮火掩护，准备柴草，借火箭射入城，发动火攻。

二十八日，大雨。

从天堂到地狱，这大概就是麻贵现在的感觉。攻击不利，好不容易想了个招，又被天气搅乱了。但事实上，一切才刚开始，因为据说地狱有十八层，而他刚进门。

就在二十八日下午，麻贵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小西行长就要来了。

作为兵力最多，脑袋最好使的日军将领，小西行长轻易摆脱了朝军的纠缠，率领船队日夜兼程，向蔚山赶来。加藤清正可以死，但蔚山不能丢，虽说平时势不两立，但现在同乘一条破船，只能拉兄弟一把了。

形势越来越严重了，目前久攻不下，士气不振，如果让敌军成功会师，明军就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

敌人越来越多，没有预备队，没有援军。打到这个份上，如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许多将领纷纷建议，应尽早撤退。

经过慎重考虑，麻贵终于做出了决定——围城。

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不已的抉择，但麻贵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就此撤退，敌军将趁势追击，大败不可避免，虽然日军援军已到，但决定战斗成败的，却是城内的敌人。只要残敌覆灭，胜利仍将属于自己。

于是他调整了作战部署，派部将卢继忠率军三千堵住江口，组织火炮弓箭，加强防御。高策则带兵监视釜山及泗川日军，其余部队集结于城下，断绝敌人的一切补给，总之一句话：打不死，就围死！

麻贵的决定是明智的。因为此时明军处境不佳，日军却更惨，基本上算是山穷水尽，城内没有水源，只能喝雨水，粮食吃光了，石头又不能啃。打仗还能提提神，不打就真没办法了。

于是在明军围困两天后，加藤清正主动派人送信给杨镐，表示希望讲和，杨镐倒也实在，说你出来吧，出来我和你谈判。

加藤清正回复，你们明朝人不守信，我不出来。

在我看来，这就是随意忽悠的恶果。

日军的境况持续恶化，之前日军有两万余人，战斗死伤已达四五千人，躲入城的，由于没有粮食衣被，许多都冻饿而死，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初一，城内仅余四千余人。

麻贵十分肯定：敌人，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可这一口气，终究没能挺过去。

到目前为止，麻贵的判断一直是正确且周密的，从假象、兵力部署、战略战术、计划变更，都无一失误。

综观整个战役，他只犯了两个错误，两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

然而成败，正是由细节决定的。

第一个错误的名字，叫做心态。

虽然麻贵准确地判断出了日军的现状，做出了继续围困的决定，但他却忽视了这样一点：城内的日军固然要比明军艰苦，但双方的心态是不同的。日军如果丢失蔚山，就会失去退路，除了下海喂鱼，估计没有第二条路走。所以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顽抗到底。

而明军作为进攻方，占据优势，就算战败，回家睡一觉再来还能打，毕竟是公家的事儿，犯不着玩命。而在战役的最后阶段，这一看似微小的差别，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正月初二，外海的日本援军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明军拼死作战，终于遏制了日军，暂时。

正月初三，日军发动猛攻，明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再次抵挡了进攻，但士气已极度低落，开始收缩阵地。

正月初四，麻贵做出决定，撤退。

事情已经很明显，敌人异常顽强，此战已无胜利可能，如不立即撤退，必将全军覆灭。在随后的军事会议上，麻贵做出了具体的撤退部署——城北右路明军先行撤退，其他部队随后跟上，部将茅国器率军殿后。

而统领城北明军的任务，他交给了杨镐。

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

在接到撤退命令后，杨镐带队先行，开始一切都很顺利，部队有条不紊地行进着，但随着部队的行进，越来越多的明军得知了撤退的消息，特别是受伤及患病的士兵，唯恐被丢下，开始喧哗起来。

应该说，在撤退中，这种事情是难免的，如能及时控制，就能平息风波。退一步讲，就算杨镐没能力，控制不住，毕竟有人殿后，也不至于出大事。

然而在蜂拥的士兵里，嘈杂的叫喊声中，杨镐慌乱了。

这个厚道的老好人，这个连买根白菜都要付现钱的统帅，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刻，暴露出了他最致命的弱点。

面对眼前的乱局，惊慌失措的杨镐做出了毁灭性的决定——逃跑。

局势再也无法挽回。

从某种意义上讲，撤退就是逃跑，但两者间是有区别的：撤退是慢慢地跑，有组织地跑，而逃跑的主要内容，只有跑。

杨镐毫无顾忌地带头逃跑了，领导有跑的权力，下属自然没有不跑的义务。一个跟着一个，明军很快大乱，四散奔逃。

沿海日军趁机登岸追击，明军大败，伤亡惨重，余部退回庆州。蔚山之战就此失败。

此战，明军伤亡共计两万余人，进攻受挫，战线收缩至王京，而日军损失也高达一万余人，无力发动反击，朝鲜战局再度进入了僵持状态。

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死了多少人，有多少财产损失，而是它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

开打前可以随便嚷嚷，可要真打起来，那就痛苦了。双方各出奇谋，什么阴招狠招都用出来，全都往死里掐，如果双方实力差距大，当场掐死了还好，赔款割地，该干嘛就干嘛。最恶心人的，就是死掐偏掐不死，你能打，我也不差。

但凡遇到这种情况，双方都头疼，要不打吧，死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这笔帐找谁算？更何况，还有一个面子问题。

麻贵面临的，就是这种状况。

蔚山战役之后，明军开始收拾残局。

第一件事是整军队，麻贵亲自出马，把战败的士兵重新集结起来，并向朝廷打报告，要求增兵。

第二件事是整人，也就是追究责任，首当其冲的就是杨镐。这位仁兄自然没个跑，仗打成这样，作为主要责任人，处罚是免不了的。被言官狠狠地参了一本，搞得皇帝也怒了，本打算劈他，大臣求情，这才罢官免职，没挨那一刀。这位兄弟的事还没完，后面再说。

善后处理圆满结束，可是接下来就难办了。

日本方面力不从心，很想和谈。打到今天，独占朝鲜是不敢想了，可毕竟投入本钱太多，还是希望多少捞点好处，挽回面子，才好走人。

然而明朝却是死硬派，根本就没想过谈判，别说割地赔款，连路费都不打算出，且毫无妥协退让的意思。

谈是谈不拢了，可要打也打不起来。日军虽然人多，但之前被打怕了，只是龟缩在沿海地区，不敢进犯。估计是学精了，占多少是多少，死赖着不走。

明军倒是很有进取精神，总想赶人下海，无奈兵力实在太少，有心而无力，只能在原地打转。

总而言之，谁也奈何不了谁，于是大家只能坐在原地，继续等待。

等着等着，日军开始吃不消了。因为他们部队太多，且长期出差在外，国内供养不起，又没人种田，只能陆续往回拉人，在朝日军人数随即减至八万。

与此同时，明朝军队却源源不断地开入朝鲜，加上麻贵之前整顿的新军，总数已达七万。

明军从未如此强大，日军也从未如此弱小，于是麻贵认为，行动的时候到了。

万历二十六年（1598）七月，麻贵再次做出了部署：

东路军，由麻贵亲率，所部三万人，攻击蔚山。

中路军，统帅董一元，所部两万六千人，攻击泗川。

西路军，统帅刘綎，所部两万人，攻击顺天。

九月七日，三路明军正式出征，这一次，没有假象，不用转弯，所有的军队，都将直奔他们的对手。

在当时的麻贵看来，选择这个时候出征，实在是再好不过了。此时距上次出征已有半年，各部修整完毕。而在此期间，锦衣卫也来凑了把热闹。事实证明，这帮人除了当特务，干间谍也有一套，探明了日军的虚实和实际兵力，并提供了大量情报。

出于对特务同志们的信任，加上手里有了兵，麻贵相信，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

但是他又错了。

麻贵不知道的是，锦衣卫的工作虽然卓有成效，却绝非尽善尽美，因为有一条最为重要的情报，他们并未探知：

万历二十六年（1598）八月，丰臣秀吉病死于日本，年六十三。

这位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终于死了，他的野心也随之逝去，归于梦幻，但他亲手挑起的这场战争，却还远未结束。

丰臣秀吉死后，日本方面封锁了消息，并指派专人前往朝鲜，传达了这样一道命令：

极力争取议和，如议和不成，即全线撤退。

撤军日期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五日，此日之前，各军应严加布防，死守营垒，逃兵格杀勿论，并应誓死击退明军之一切进攻。

为保证撤退成功，当时知道这一消息的，仅有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寥寥数人，连许多日军高级将领也不知道。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丰臣秀吉的死讯竟然还是传到了朝鲜，然而没有人相信，因为根据以往的传闻计算，丰臣秀吉至少已经死掉了十多次。

于是，在前方等待着麻贵的，是日军最后的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