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东林党的实力（2/2）

对于这件事情，你说它不是郑贵妃的计划，我信，因为没准就这么巧；说它是郑贵妃的计划，我也信，因为虽说下药这招十分拙劣，谁都知道是她干的，但以郑贵妃的智商，以及从前表现，这种蠢事，她是干得出来的。

无论动机如何，结果是肯定的，明光宗已经奄奄一息，一场惊天大变即将拉开序幕。

但这一切还不够，要达到目的，这些远远不够，即使那个人死去，也还是不够。

必须把控政权，把未来所有的一切，都牢牢抓在手中，才能确保自己的利益。

于是在开幕之前，郑贵妃找到了最后一个同盟者。

这位同盟者的名字，不太清楚。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她姓李，是太子的嫔妃。

当时太子的嫔妃有以下几种：大老婆叫太子妃，之后分别是才人、选侍、淑女等。

而这位姓李的女人，是选侍，所以在后来的史书中，她被称为“李选侍”。

李选侍应该是个美女，至少长得还不错，因为皇帝最喜欢她，而且皇帝的儿子，那个未来的天才木匠——朱由校，也掌握在她的手中，正是因为这一点，郑贵妃找上了她。

就智商而言，李选侍还算不错（相对于郑贵妃），就人品而言，她和郑贵妃实在是相见恨晚，经过一番潜规则后，双方达成协议，成为了同盟，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

现在一切已经齐备，只等待着一个消息。

所有的行动，将在那一刻展开，所有的野心，将在那一刻实现。

【小人物】

目标就在眼前，一切都很顺利。

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同党越来越多，帝国未来的继承人尽在掌握之中，在郑贵妃和李选侍看来，前方已是一片坦途。

然而她们终究无法前进，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明光宗即位后，最不高兴的是郑贵妃，最高兴的是东林党。

这是很正常的，从一开始，东林党就把筹码押在这位柔弱的太子身上，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坚定地站在这一边。

现在回报的时候终于到了。

明光宗非常够意思，刚上任，就升了几个人的官，这些人包括刘一璟、韩旷、周嘉谟、邹元标、孙如游等等。

这几个人估计你不知道，其实也不用知道，只要你知道这几个人的职务，就能明白，这是一股多么强大的力量。

刘一璟、韩旷，是东阁大学士，内阁成员，周嘉谟是吏部尚书，邹元标是大理寺丞，孙如游是礼部侍郎。当然，他们都是东林党。

在这群人中，有内阁大臣、人事部部长、法院院长，部级高官，然而，在后来那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们只是配角。真正力挽狂澜的人，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杨涟。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湖北）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任常熟知县，后任户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

这是一份很普通的履历，因为这人非但当官晚，升得也不快，明光宗奄奄一息的时候，也才是个七品给事中。

但在这份普通履历的后面，是一个不普通的人。

上天总是不公平的，有些人天生就聪明，天生就牛，天生就是张居正、戚继光，而绝大多数平凡的人，天生就不聪明，天生就不牛，天生就是二傻子，没有办法。

但上天依然是仁慈的，他给出了一条没有天赋，也能成功的道路。

对于大多数平凡的人而言，这是最好的道路，也是唯一的道路，它的名字，叫做纯粹。

纯粹的意思，就是专心致志、认真、一根筋、二杆子等等等等。

纯粹和执着，也是有区别的，所谓执着，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而纯粹，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

纯粹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他们的一生，往往只有一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他们无法被收买，无法被威逼，他们不要钱，不要女色，甚至不要权势和名声。

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一个目标，以及坚定的决心和意志。

杨涟，就是一个纯粹的人。

他幼年的事迹并不多，也没有什么砸水缸之类的壮举，但从小就为人光明磊落，还很讲干净，干净到当县令的时候，廉政考核全国第一。此外，这位仁兄也是个不怕事的人，比如万历四十八年（1620），万历生病，半个月不吃饭，杨涟听说了，也不跟上级打招呼，就跑去找首辅方从哲：

“皇上生病了，你应该去问安。”

方首辅胆子小，脾气也好，面对这位小人物，丝毫不敢怠慢：

“皇上一向忌讳这些问题，我只能去问宫里的内侍，也没消息。”

朝廷首辅对七品小官，面子是给足了，杨先生却不要这个面子，他先举了个例子，教育了首辅大人，又大声强调：

“你应该多去几次，事情自然就成了（自济）！”

末了，还给首辅大人下了个命令：

“这个时候，你应该住在内阁值班，不要到处走动！”

毫无惧色。

根据以上史料，以及他后来的表现，我们可以认定：在杨涟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为国尽忠，匡扶社稷。

事实上，在十几天前的那个夜晚，这位不起眼的小人物，就曾影响过这个帝国的命运。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夜，乾清宫。

万历就快撑不住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反省了自己一生的错误，却也犯下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没有召见太子。

一般说来，皇帝死前，儿子应该在身边，除了看着老爹归西、嚎几声壮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意义——确认继位。

虽说太子的名分有了，但中国的事情一向难说，要不看着老爹走人，万一隔天突然冒出几份遗嘱、或是几个顾命大臣，偏说老头子临死前改了主意，还找人搞了公证，这桩官司可怎么打？

但不知万历兄是忘了，还是故意的，反正没叫儿子进来。

太子偏偏是个老实孩子，明知老头子不行了，又怕人搞鬼，在宫殿外急得团团转，可就是不敢进去。

关键时刻，杨涟出现了。

在得知情况后，他当机立断，派人找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王安。

王安，时任太子侍读太监，在明代的历史中，这是一个重量级人物。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里，他都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而在那个夜晚，杨涟只给王安带去了一句话，一句至关紧要的话：

“皇上已经病得很重了（疾甚），不召见太子，并不是他的本意。太子应该主动进宫问候（尝药视膳），等早上再回去。”

这就是说，太子您之所以进宫，不是为了等你爹死，只是进去看看，早上再回去嘛。

对于这个说法，太子十分满意，马上就进了宫，问候父亲的病情。

当然，第二天早上，他没回去。

朱常洛就此成为了皇帝，但杨涟并没有因此获得封赏，他依然是一个不起眼的给事中。不过，这对于杨先生而言，实在是个无所谓的事。

他平静地回到暗处，继续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他很清楚，真正的斗争刚刚开始。

事情正如他所料，蒙古崔大夫开了泻药，皇帝陛下拉得七荤八素，郑贵妃到处活动，李选侍经常串门。

当这一切被组合起来的时候，那个无比险恶的阴谋已然暴露无遗。

形势十分危急，不能再等待了。

杨涟决定采取行动，然而现实很残酷：他的朋友虽然多，却很弱小，他的敌人虽然少，却很强大。

周嘉谟、刘一璟、韩爌这拨人，级别固然很高，但毕竟刚上来，能量不大，而郑贵妃在宫里几十年，根基极深，一手拉着李选侍，一手抓着皇长子，屁股还拼命往皇太后的位置上凑。

按照规定，她应该住进慈宁宫，可这女人脸皮相当厚，死赖在乾清宫不走，看样子是打算长住。

因为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可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一旦光宗同志有啥三长两短，她必定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那时，一切都将无可挽回。

而要阻止这一切，杨涟必须做到两件事情：首先，他要把郑贵妃赶出乾清宫；其次，他要把郑贵妃当太后的事情彻底搅黄。

这就是说，先要逼郑老寡妇搬家，再把万历同志临死前封皇后的许诺当放屁，把郑贵妃翘首企盼的申请拿去垫桌脚。

杨涟先生的职务，是七品兵科给事中，不是皇帝。

事实上，连皇帝本人也办不了，光宗同志明明不喜欢郑贵妃，明明不想给她名分，也没法拍桌子让她滚。

这就是七品芝麻官杨涟的任务，一个绝对、绝对无法完成的任务。

但是他完成了，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

他的计划是，让郑贵妃自己搬出去，自己撤回当皇太后的申请。

这是一个看上去绝不可能的方案，却是唯一可能的方案。因为杨涟已经发现，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只要伸出手指，轻轻地点一下，就够了。

这个弱点有个名字，叫做郑养性。

郑养性，是郑贵妃哥哥郑国泰的儿子，郑国泰死后，他成为了郑贵妃在朝廷中的联系人，平日十分嚣张。

然而杨涟决定，从这个人入手，因为经过细致的观察，他发现，这是一个外强中干，性格软弱的人。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六日。杨涟直接找到了郑养性，和他一同前去的，还有周嘉谟等人。

一大帮子人上门，看架势很像逼宫，而事实上，确实是逼宫。

进门也不讲客套，周嘉谟开口就骂：

“你的姑母（指郑贵妃）把持后宫多年，之前争国本十几年，全都是因为她，现在竟然还要封皇太后，赖在乾清宫不走，还给皇上奉送美女，到底有什么企图？！”

刚开始时，郑养性还不服气，偶尔回几句嘴，可这帮人都是职业选手，骂仗的业务十分精湛，说着说着，郑养性有点扛不住了。

白脸唱完了，接下来是红脸：

“其实你的姑母应该也没别的意思，不过是想守个富贵，现在朝中的大臣都在这里，你要听我们的话，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

红脸完了，又是唱白脸：

“要是不听我们的话，总想封太后，不会有人帮你，你总说没这想法，既然没这想法，就早避嫌疑！”

最狠的，是最后一句：

“如此下去，别说富贵，身家性命能否保得住，都未可知！”

郑养性彻底崩溃了。眼前的这些人，听到的这些话，已经打乱了他的思维。于是，他去找了郑贵妃。

其实就时局而言，郑贵妃依然占据着优势，她有同党，有帮手，如果赖着不走，谁也拿她没办法。什么富贵、性命，这帮闹事的书呆子，也就能瞎嚷嚷几句而已。

然而关键时刻，郑贵妃不负白痴之名，再次显露她的蠢人本色，在慌乱的外甥面前，她也慌乱了。

经过权衡利弊，她终于做出了决定：搬出乾清宫，不再要求当皇太后。

至此，曾经叱诧风云的郑贵妃，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位大妈费尽心机，折腾了三十多年，却啥也没折腾出来。此后，她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这个看似无比强大的对手，就这样，被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但在杨涟看来，这还不够，于是三天之后，他把目标对准了另一个人。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九日，杨涟上书，痛斥皇帝。

杨先生实在太纯粹，在他心中，江山社稷是第一位的，所以在他看来，郑大妈固然可恶，崔大夫固然可恨，但最该谴责的，是皇帝。

明知美女不应该收，你还要收，明知春药不能多吃，你还要吃，明知有太医看病，你还要找太监，不是脑袋有病吧。

基于愤怒，他呈上了那封改变他命运的奏疏。

在这封奏疏里，他先谴责了蒙古大夫崔文升，说他啥也不懂就敢乱来，然后笔锋一转，对皇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勤劳工作，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必须说明的是，杨先生不是在拍马屁，他的态度是很认真的。

因为在文中，他先暗示皇帝大人忙的不是什么正经工作，然后痛骂崔文升，说他如何没有水平，不懂医术。最后再转回来：就这么个人，但您还是吃他的药。

这意思是说，崔大夫已经够没水平了，您比他还要差。

所以这奏疏刚送上去，内阁就放出话来，杨先生是没有好下场的。

三天后，这个预言得到了印证。

明光宗突然派人下令，召见几位大臣，这些人包括方从哲、周嘉谟、孙如游，当然，还有杨涟。此外，他还命令，锦衣卫同时进宫，听候指示。

命令一下来，大家就认定，杨涟要完蛋了。

因为在这拨人里，方从哲是首辅，周嘉谟是吏部尚书，孙如游是礼部尚书，全都是部级干部，只有杨涟先生，是七品给事中。

而且会见大臣的时候，召集锦衣卫，只有一种可能——收拾他。

由于之前的举动，杨涟知名度大增，大家钦佩他的人品，就去找方从哲，让他帮忙求个情。

方从哲倒也是个老好人，找到杨涟，告诉他，等会进宫的时候，你态度积极点，给皇上磕个头，认个错，这事就算过去了。

但是杨涟的回答，差点没让他一口气背过去：

“死就死（死即死耳），我犯了什么错？！”

旁边的周嘉谟连忙打圆场：

“方先生（方从哲）是好意。”

可到杨先生这里，好意也不好使：

“知道是好意，怕我被人打死，要得了伤寒，几天不出汗，也就死了，死有什么可怕！但要我认错，绝无可能！”

就这样，杨涟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宫，虽然他知道，前方等待着他的，将是锦衣卫的大棍。

可是他错了。

那位躺在床上，病得奄奄一息的皇帝陛下非但没有发火，反而和颜悦色说了这样一句话：

“国家的事情，全靠你们尽心为我分忧了。”

虽然称呼是复数，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只看着杨涟。

这之后，他讲了许多事情，从儿子到老婆，再到郑贵妃，最后，他下达了两条命令：

一、赶走崔文升。

二、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谕令。

这意味着，皇帝陛下听从了杨涟的建议，毫无条件，毫无抱怨。

当然，对于他而言，这只是个顺理成章的安排。

但他绝不会想到，他这个无意间的举动，将对历史产生极重要的影响。

因为他并不知道，此时此刻，在他对面的那个人心中的想法。

从这一刻起，杨涟已下定了决心——以死相报。

一直以来，他都只是个小人物，虽然他很活跃，很有抱负，声望也很高，他终究只是小人物。

然而眼前的这个人，这个统治天下的皇帝，却毫无保留地尊重，并认可了自己的情感、抱负，以及纯粹。

所以他决定，以死相报，致死不休。

这种行为，不是愚忠，不是效命，甚至也不是报答。

它起源于一个无可争议，无可辩驳的真理：

士为知己者死。

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二十二日，明光宗活在世上的时间，还有十天。

这是晚明历史上最神秘莫测的十天。一场更为狠毒的阴谋，即将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