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葛莱森大显身手（1/2）

第二天，每家报纸都大篇幅地刊登了所谓“布瑞克斯顿奇案”的新闻。此外，有的还特别写了社论。其中一些消息连我都不知道。至今我还保存着不少有关这个案子的剪报。现在我从中摘录一些附在下面：

《每日电讯报》报道：在犯罪史上，没有比这个惨案更为离奇的了。不知凶手出于什么动机，在墙上用德文写下了‘复仇’这个狠毒的字样。可见这是流亡的政治犯或社会党干的。美国有很多派别的社会党，死者显然是因为触犯了它们的内部法律，而被人追到这里，最后惨遭毒手……这篇报道在简略地提到过去发生的德国秘密法庭案、矿泉案、意大利烧炭党案、布兰威列侯爵夫人案、玛尔萨斯原理案和瑞特克利夫公路谋杀案等案后，于结尾处向政府提出忠告，建议今后应严密监视在英国的外国人。

《旗帜报》评论说：自由党执政的时候，经常发生这种骇人听闻的暴行，因为民心不稳，政府措施不力。死者是一位在伦敦住了几个星期的美国绅士。他生前曾在坎伯韦尔区陶尔魁里的夏朋婕太太的公寓住过。他是和他的私人秘书约瑟夫·斯坦节逊先生一起来英国旅行的。他们于本月四日辞别女房东后，去了尤斯顿车站，准备乘快车去利物浦。当时有人在车站月台上看见过他们，此后就下落不明了。后来，巡警在离尤斯顿车站几英里远的布瑞克斯顿路的一幢空屋中发现了瑞伯先生的尸体。他是怎样来到这里以及怎样被害等情况仍是一个谜。斯坦节逊至今不知所终。据悉，伦敦警察厅的著名侦探雷斯垂德和葛莱森同时侦查此案，相信不久该案便会水落石出。

《每日新闻》报道说，这无疑是一件政治案。由于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的专制及其对自由主义的憎恨，很多人被驱逐到我们国家。如果我们不去追查他们的来历，还以为他们全是遵纪守法的公民。在这些流亡者之间，有一种很严格的“法规”，如有触犯，必死无疑。为查清死者生前的情况，必须把他的秘书斯坦节逊给找到。死者生前在伦敦寄住的地方已经调查清楚，案情已有重大进展。据悉，这是伦敦警察厅的葛莱森先生善于办案的结果。

福尔摩斯和我边吃早饭边看完了这些报道，福尔摩斯似乎觉得这些报道挺好笑。

“我早跟你说了，无论情况怎样，功劳总是雷斯垂德和葛莱森这两人的。”

“案子还没结束呢。”

“唉，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要是把凶手逮住了，当然是因为他们办案有方；要是凶手跑了，他们又会说，他们已经尽力了，但……无论怎样，便宜的是他们，吃亏的是别人。即使他们没干什么，也会有人为他们歌功颂德的。法国有句俗话说得好——笨蛋虽笨，但还有更笨的笨蛋为他喝彩。”

我们正说着，忽然听见过道里和楼梯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我不禁喊道：“这是怎么了？”

“这是贝克街的侦查分队。”福尔摩斯故作正经地说完后，六个流浪街头的小孩冲了进来，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脏得不像样。

“立正！”福尔摩斯大声喝道。这六个小流浪汉听到口令后立即像六个小泥人似的站成一排。

“以后让维金斯一个人上来报告就行了，其他人在街上等着。维金斯，找到了吗？”

一个孩子答道：“还没有找到，先生。”

“我估计你们现在还没找到，继续找吧，直到找到为止。这是你们的工资。”福尔摩斯给了他们每人一个先令，“好了，下去继续找吧，我等着你们给我报告好消息。”

福尔摩斯把手挥了挥，孩子们就像一窝小老鼠似的溜下楼了。

接着，街上响起了他们尖锐的喧闹声。

福尔摩斯说：“这些小家伙每个人哪儿都能去，什么事都能打听到，他们机灵得很，像针尖一样，无缝不入。不过，就是没人把他们组织起来。”

“你雇他们是为了布瑞克斯顿路的这个案子吧？”我问。

“是的，我只想弄清一个问题，不过，这需要等一段时间。啊！我们快要听到些新消息了！你看，葛莱森在街上正朝我们这边走来。看他满脸高兴的样子，肯定是有什么要炫耀给我们看的。你看，他站住了。就是他！”

门铃一阵猛响后，很快地，这位发型蛮好的侦探就一步三级地上了楼，闯进了我们的客厅。

“亲爱的朋友，”他不顾福尔摩斯的冷淡，紧紧握着他的手大声说道，“快给我道喜吧！我已经把这个案子弄得一清二楚了。”

听他这么一说，福尔摩斯显露出一丝焦急的神色。

“你是说你已经把案子破了？”福尔摩斯问道。

“是的！老兄，真是这样的，凶手都让我捉到了！”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阿瑟·夏彭捷，皇家海军的一个中尉。”葛莱森边得意地搓着他那双胖手，边挺起胸傲慢地说。

福尔摩斯听到这，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脸上又笑了起来。

“请坐，抽支雪茄吧。”他说，“我们很想知道你是怎么破案的，给你来点儿威士忌兑水行吗？”

“来点儿就来点儿吧，”葛莱森说，“这两天可把我累坏了。你知道，这虽然不是很费体力的活，但头脑很紧张，这其中的辛苦你是知道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们都是用脑子干活的。”

福尔摩斯一本正经地说：“你过奖了。还是给我们说说你是怎样可喜可贺地把这案子给破了的吧！”

葛莱森在扶手椅上坐了下来，很得意地一口口地抽着雪茄，忽然，他高兴地拍了一下大腿说：

“雷斯垂德那个傻瓜真是太好笑了，他还以为他有多高明呢，结果，他全错了。他还在为斯坦节逊的下落奔波呢，而那家伙就像一个还没出世的孩子一样和这个案子没丁点儿关系。我敢说他现在已经找到那个家伙了。”

说到这里，他得意地呵呵大笑起来，一直笑到差点喘不过气。

“请问你是怎么找到线索的？”

“嗯，我都告诉你们吧，华生医生，虽然这是绝对机密，但我们是自己人，可以谈。破这个案子的第一步是弄清这个美国人的来历。有些人会登个广告，等知情人前来报告，或者等死者生前的亲朋好友来报告。我却不这样做，你还记得死者身旁的那顶帽子吗？”

“记得，”福尔摩斯说，“那是从坎伯韦尔路 229 号约翰·安德乌父子帽店买的。”

葛莱森一听这话，就变得非常沮丧起来。他说：“没想到你也注意到这一点了。你有没有去过那家帽店。”

“没有。”

“哈！”葛莱森放下心了，“不管可能性有多么小，你都不能让这机会白白浪费。”

“对一个伟人来说，没有一件事是微不足道的。”福尔摩斯像是在引用谁的至理名言似的说。

“接着，我去找了店主安德乌，我问他是不是卖过这么一顶帽子。他们查了查售货簿，很快就查到了，这顶帽子被一位住陶尔魁里夏朋捷公寓的瑞伯先生买走了。这样，我就找到了死者的住址。”

“漂亮，干得真漂亮！”福尔摩斯低声赞道。

“后来，我就去夏朋捷太太那里了。”葛莱森继续说，“我发现她脸色苍白，神色非常不安。她的女儿也在家里——她是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我和她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红红的，嘴唇不停地颤抖，这些我都注意到了。因而，我开始怀疑起来。福尔摩斯先生，你知道，当你发现正确线索时，心里有多高兴。我问：‘你们知道你们以前的房客克利夫兰城的瑞伯先生被人暗杀的消息吗？’

“夏朋捷太太好像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她只是点了点头。而她女儿更是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我越看越觉得她们肯定知道些什么。

“我问道：‘瑞伯先生是几点钟离开这儿去车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