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关于学校（1/2）

这一次我们来谈谈学校。对我来说，学校是一个怎样的场所（或状况）呢？学校教育对身为小说家的我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或者是没有起到过作用？我想来谈一谈这样的问题。

我的父母就是教师，我自己也曾在美国的大学里带过几个班，尽管并没有教师资格证之类。然而坦率地说，学校这东西从来都是我的弱项。想一想自己念过的学校，虽然觉得这样评价学校有些于心不忍（对不起了），却并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涌上心头，甚至觉得后脖颈直痒痒。呃，这个嘛，与其说问题在学校，不如说是我这方面有问题吧。

总而言之，我还记得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时，自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想：“啊，好了，这下再也不用去上学啦。”感觉像是终于卸下了肩头的重担。（大概）一次都没有过怀念学校的心情。

既然如此，为什么事到如今，我又要特地谈论学校呢？

这大概是因为我——作为一个早已远离学校的人——觉得时机已到，该对自身的学校体验或关于教育的所感所想，以自己的方式做一番整理和阐述了。不如说，在谈论自己时，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些东西弄个明白。再加上我最近和几位曾抗拒（逃避）上学的年轻人见过面，这或许也成了动机。

说句真心话，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对学业不太擅长。倒不是成绩糟糕透顶的差生，成绩嘛，也算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可是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学习这种行为，实际上也不怎么用功。我就读的那所神户的高中是所谓的公立“重点学校”，每个学年都有超过六百名学生，是一所很大的学校。我们属于“团块世代”[指在日本战后第一个生育高峰期，即1947 年至 1949 年期间出生的人。] ，反正就是孩子多。在那里，各门功课定期考试前五十名的学生，姓名都要公布出来（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可那份名单里几乎不会出现我的名字。也就是说，我不属于那约占一成的“成绩优秀的学生”。呃，往好里说，大致是中等偏上吧。

要说为什么对学业并不热心，理由非常简单，首先是因为太没意思，我很难感受到乐趣。换个说法就是，世上好多东西都比学校里的功课有意思。比如说读读书，听听音乐，看看电影，去海边游游泳，打打棒球，和猫咪玩玩，等到长大以后，又是跟朋友们通宵打麻将，又是跟女朋友约会……就是这类事情。相比之下，学校里的功课就无聊得多了。仔细想想，嗯，也是理所当然。

不过，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懒于学习、过于贪玩。因为我打心底明白，读许许多多的书、热心地听音乐，哪怕把跟女孩子交往算在内也没关系，这类事对我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个人学习，有时反而比学校里的考试更重要。当时在心中，这种认识有多少得到了明文化或理论化，如今我已经无法准确地回忆起来了，但似乎一直在冷眼旁观：“学校里的功课什么的，好无聊嘛。”当然，对于学业中感兴趣的内容，我还是肯主动学习的。

其次，对于跟别人争夺名次之类，我自小就提不起兴趣，这也是原因之一。倒不是我矫揉造作，什么分数啦名次啦偏差值啦（万幸的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这种玩意儿还不存在），这类具体表现为数字的优劣评价很少吸引我。这只能说是与生俱来的性格了。虽然也不无争强好胜的倾向（也因事而异），但在与人竞争的层面，这种东西几乎从不露面。

总之，阅读当时在我心中重于一切。不必说，人世间远比教科书更刺激，内容深刻的书应有尽有。逐页翻看这样的书，我会产生一种实际的感触，觉得那些内容随着阅读化作了自己的血肉。所以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正儿八经地复习迎考，因为我并不觉得把一些年号和英语单词机械地塞进脑袋里，将来会对自己有什么用处。不分条理、死记硬背下来的技术性知识，会自然地随着时间的流逝凋零飘谢，被某个场所——对，就是像知识的坟场一样的幽暗之地——吞噬，不知所终。因为这样的东西，几乎全都没有必要永远留存在记忆中。

相比之下，任凭时间流逝却能留存心间永不消亡的东西，才更为重要——这话等于没说吧。然而这一类知识却不会有什么立竿见影的作用。要轮到这类知识真正发挥价值，还得等上很长时间。十分遗憾，与眼前的考试成绩不能直接挂钩。这就是即时见效与非即时见效，打个比方，就像烧水用的小铁壶与大铁壶的差别。小铁壶能很快把水烧开，非常方便，但是马上就会冷掉。相比之下，大铁壶虽然得多花点时间把水烧开，可一旦烧开了，就不那么容易变凉。并不是说哪一种更好，而是说它们各有用途与特长，重要的是巧妙地区分开来使用。

我高中念到一半时，开始阅读英文原版小说。倒不是特别擅长英语，只是一心想通过原文阅读小说，或者是想读尚未译成日文的小说，于是跑到神户港旁边的旧书店里，把按堆论价的英文简装本小说买回来，也不管看不看得懂，一本又一本贪得无厌地乱读一通。大概最初是始于好奇心，然后就慢慢“习以为常”了，或者说对阅读外文书不再有抵触了。当时神户住着很多外国人，又有一个很大的港口，所以常有船员来来往往，这些人成批地抛售外文书，到旧书店就能看到许多。我当时读的几乎都是封面花哨的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所以并不是很艰深的英语。不用说，像詹姆斯·乔伊斯和亨利·詹姆斯那样高深的东西，一个高中生肯定是啃不动的。但不管怎么说，我能把一本英文书从头到尾大致读下来了。须知好奇心就是一切。然而要问英语考试成绩是否有所提高，那倒没有，英语成绩照旧不见起色。

怎么回事呢？我当时曾经冥思苦想过。英语成绩比我好的同学要多少有多少，可是在我看来，他们当中大概没有人能把一本英文书从头读到尾。然而我却能顺顺当当开开心心地读完它。为什么我的英语成绩依旧还是不怎么样呢？左思右想，我终于找到了独家答案：日本的高中英语课程，并不以教学生掌握灵活实用的英语为目的。

那又是以什么为目的呢？在大学的入学考试中英语拿个高分，差不多就是唯一的目的。能够看英文书，可以跟外国人进行日常会话，至少对我就读的那所公立学校的英语老师来说，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琐事——即便不说是“多余的闲事”。与其如此，还不如多背一个复杂的单词，记一记过去完成时的虚拟语气句式句型，或是选择正确的介词和冠词。

当然，这类知识也很重要。尤其是从事翻译工作之后，我越发感到了这些基础知识的薄弱。不过只要有心，细微的技术性知识完全可以过后再补，或者一面在现场工作，一面根据需要自然而然地掌握。相比之下更为重要的，还是“自己为什么要学习英语（或其他外语）”这种目的意识。如果这一点暧昧不明，学习就会变成无趣的“苦差”。我的目的非常明确，反正是想通过英文（原文）阅读小说。暂且只是为了这个目的。

语言这东西是鲜活的，人也是鲜活的。活着的人想灵活自如地运用活着的语言，就非得有灵活性不可。彼此都应该自由地行动，找到最有效的接触面。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学校这种体系中，这样的想法可一点都不理所当然。我觉得这毕竟是不幸的事。也就是说，学校体系与我自身的体系不能契合，所以上学就成了一件不太开心的事。只是因为班上有几个要好的同学和可爱的女生，我才好歹每天坚持去学校。

当然，我是说“我们那个时代是这样”，而我念高中已是将近半个世纪前的事了。自那以来大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在不断地全球化，通过引入电脑和录音录像设备，教学设施得到改善，应该变得十分便利了。话虽如此，我又觉得学校体系的存在方式和基本想法，恐怕仍然同半个世纪前没有多大差别。关于外语方面，如今还是老样子。如果真想灵活掌握一门外语，就只有一个办法：自己跑到国外留学去。到欧洲等地去看一看，那里的年轻人基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书之类的用英文读起来简直一目十行——拜其所赐，各国出版社译成本国文字的书反而卖不出去，十分尴尬。然而日本的年轻人却不管是说也好读也好写也好，大多数好像仍然无法灵活运用英语。我觉得这毕竟是个大问题。对这种扭曲的教育体系置之不理，却从小学开始就让孩子们学习英语，只怕也是白费力气。无非是让教育产业赚个钵满盆满罢了。

还不只是英语（外语），差不多在所有学科上，都让人觉得这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大概不怎么考虑如何让个人资质得到灵活发展。好像至今还在进行填鸭式教育，照本宣科，积极传授应试技巧。而且无论老师还是家长，都对有几个人考取了哪所大学这种事或喜或忧。这稍稍有点可悲可叹哪。

上学期间，常常得到父母或老师的忠告：“在学校一定要好好读书。不然等你长大后肯定会后悔的，觉得年轻时要是更努力一点就好啦。”可是自从我毕业离校之后，一次都没这么想过。反倒心中懊悔，寻思着：“在学校念书时，要是更潇洒一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该多好。死记硬背了那么多无聊的东西，简直是浪费人生。”呃，说不定我是个极端的例子。

我属于那种对自己喜欢的事、感兴趣的事，就要全神贯注追求到底的性格。绝不会说句“算了，我不干了”就半途而废，得做到心安理得才会停手。可要是我不感兴趣的事，做起来就不会太投入。或者应该说，怎么也生不出全神贯注的心情。在这些方面，我可是一直都拿得起放得下。但凡别人（尤其是上面的人）命令道“你去做这个”，这样的事情，我就只能敷衍了事了。

体育运动上也是如此。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对体育课厌恨之极。被逼着换上运动服、领到操场上，做一些根本就不想做的运动，令我痛苦难熬。所以有很长一段时期，我都以为自己不擅长体育。可是踏入社会之后，按照自己的意愿开始尝试着运动，才发现有趣得一塌糊涂。“运动原来是这么快乐的事啊！”我眼前豁然一亮。那么，以前在学校做的那些运动究竟算什么呢？这样一想，不禁茫然若失。当然，人各有异，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但说得极端点，我甚至怀疑学校里的体育课，会不会就是为了让人讨厌体育才存在的。

假如将人分成“狗型人格”和“猫型人格”，我觉得自己堪称彻底的猫型人格。听到“向右转”的口令时，会不由自主地转向左边。虽然这么做的时候常常心生歉疚，但好也罢坏也罢，这是我的天性使然。人有形形色色的天性。只不过我体验过的日本教育体系，在我看来，其目的似乎是培养为共同体效命的“狗型人格”，有时更是超越此境，甚至要制造出将整个集体引向目的地的“羊型人格”。

这类倾向好像不仅仅体现在教育上，甚至波及以公司和官僚组织为核心的日本社会体系。而这种“重视数值”的僵化与“死记硬背”式的速效而功利的趋向，似乎在各种领域产生了严重的弊害。在某个时期，这“功利的”体系的确很好地发挥了作用。在社会整体的目的和目标明显的“向前向前”的时代，这样一种做法也许比较合适。然而当战后复兴期结束，高度增长期成为过去，泡沫经济华丽地崩溃之后，这种“大家结队抱团，只管朝着目的地猛冲”式的社会体系已然完成使命。因为我们今后的去向已经不能凭借单一的视野便一目了然了。

诚然，倘若世间净是像我这样任性自专的人，大概也会令人为难。然而借用刚才的比喻，在厨房里必须巧妙地并用大铁壶和小铁壶，按照不同的用途和目的，恰到好处地区分开来使用，这就是人类智慧的体现，或者叫作共识。类型和时间性各不相同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巧妙地组合起来，社会才能积极高效地顺利运转下去。简单说来，这或许就是“体系的优化”。

无论怎样的社会，自然都需要共识。没有它，社会就无从维持下去。然而与此同时，稍稍偏离共识、属于相对少数派的“例外”也应该得到相应的尊重，或者说被正式地纳入视野。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这种平衡正逐渐成为重要的因素。获得这种平衡，一个社会就能产生出厚度、深度与内省。但放眼望去，现在的日本好像还没有完全朝这个方向转过舵来。

比如二○一一年三月的福岛核电站事故，追踪阅读相关报道，便不禁有种暗淡的思绪涌上心头：“从根本上来说，这不就是日本社会体系带来的必然灾害（人祸）吗！”想必诸位也大致有相同的看法吧。

由于核电站事故，数万民众被赶出住惯了的家园，处境艰难，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重返故土，当真令人心痛难禁。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看似是超出预料的自然灾害，是多种不幸的偶然层层交叠所致。然而最终发展到如此致命的悲剧阶段，依我所见，乃是现行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和其催生的弊端造成的。是体系内部逃避责任，是判断力的缺失，是从不设身处地体会他人的痛苦，是丧失了想象力的恶劣效率性。

仅仅是为了“经济效率”——几乎单单为了这一点，核能发电便被当作国策，不容分说地强行推进，而其中潜藏着的风险（或者说已经以种种形式不断被证实的风险）却被有意掩盖起来，不让公众知晓。总之，这就是因果报应、在劫难逃。如果不去追究这种已深深渗入社会体系主干的“向前向前”的体质，探明问题所在，从根本上加以修正的话，只怕同样的悲剧还将在别的地方上演。

认为核能发电对资源短缺的日本来说必不可少，或许也不无道理。我原则上站在反对核能发电的立场上，不过，假如由值得信赖的管理者谨慎管理，由合适的第三方机构严格地监督运营，所有信息都准确地对外公示，那么或许还有一定的协商余地。然而像核电站这种可能招致致命灾难的设施，蕴含着毁灭一个国家的危险性的机构（实际上，切尔诺贝利事故便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若是让“重视数值”“效率优先”的营利企业来运营，并且由对人性缺乏同情心、只会“死记硬背”“上意下达”的官僚组织来“指导”和“监督”，就会带来令人毛骨悚然的风险。它很可能造成污染国土、破坏自然、损害国民体质、令国家信誉扫地、从民众手中夺走生活环境的后果。实际上，这正是已经在福岛发生的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