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秃鹫·鳄鱼——成丁礼的故事6（2/2）

“太阳会知道的，月亮会知道的。长庚，为了我，你再去熬五天。”

“我会死在森林里的。”

“我天天为你祈祷，天神会保佑你的。”

“我不相信迷信。卡珊，”他用一种最能体现饱满热情的姿势抱住她说，“听我说，人只有一条命，死了再也不会活转来。到森林去冒险根本没有必要。勇敢又能怎么样？不勇敢又能怎么样？现代社会需要的是文化知识，是智慧。很多很多城里人只爬过公园里的假山，甚至连只鸡都不敢杀，不照样活得很好呀？时代在进步，为了安全，人们穿防弹衣，在小轿车上安装钢化玻璃，甚至觉得待在地面都有危险，不惜耗费巨资建造钢筋混凝土的地下室。像古宗人这种野蛮的成丁礼早该废除了。卡珊，我这辈子不会去靠打猎为生的……”

“别说了，长庚。”她费劲地挣脱了他的爱抚，凄婉地哀求道，“我是个古宗女人。我这辈子只求你这件事，你回森林去！”

“你想逼自己的男人去送死呀？”

“男子汉，不怕死的。”

“我要活。我干吗要去死？”他腾地从铺上站起来，咬着牙说道，“你听着，我受够了。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儿待五天。墙角那只抹着牛屎的谷筐是空的，白天我藏在里面，夜里放我出来，鬼都不会晓得的。或者我躲到楼下渔网里去。我已经打到一只斑鸠，天上飞的有啦；我还杀死一头野猪，地上跑的有啦；明天你给我去钓条鱼，水里游的也就有啦。”

“长庚，人家会笑话的。”

“让他们笑好了，总比死掉强。”说完，他又卧倒在铺上，翻个身面壁而睡，任凭她苦苦哀求，再也不理睬她。

突然，他光脊梁上像被大马蜂蜇了一口，疼得跳了起来。卡珊握着一柄长长的尖刀，寒光闪闪的刀尖指向他的胸口。她嘴角扭歪了，两眼变得冷酷无情。他熟悉古宗人这种表情，在剽牛、复仇、械斗时，喝了烈酒铁了心肠的家伙都是这样。这是一种刀要见血、箭要穿洞的表情。他吓得冷汗涔涔：

“你，你要干什么！”

“起来。”声音冷得像刀在割冰，“穿上衣服。背起枪。带上火药葫芦。”

他赖在铺上。

刀尖无情地触到他的胸脯，慢慢地往下施加着压力，皮被划破了，渗出一粒粒血珠。

“回到河那边去。不然我就扎死你。我发誓，我会这样干的。我宁肯要一把白骨，也不要个胆小鬼丈夫。”

他不想做她的刀下鬼，只能气急败坏地穿起衣服：“卡珊，你会后悔的。”

她浑圆的肩膀在无声地抽搐，眼睛里却没有泪。这女人疯了，她真敢杀死他的。他被刀逼着走下楼梯。黑夜沉沉，冷风扑面，远处有几点磷火。他心里交织着愤懑与委屈，但又无可奈何。

这女人真野蛮，他实在无法忍受了。要是换个上海姑娘，怕早就怂恿他藏起来了。而这个古宗女人，竟情愿他变成一堆白骨，也不肯为爱情妥协一下。就这样一个铁石心肠的女人，在木河沙眼里，却成了稀世珍宝，为她舍得牺牲黄虎，为她甘愿去救情敌。古宗人的价值观念和他的价值观念差距太大了。对他来说，她不过是个不近情理的很平常的女人。他摸黑朝野渡口走去，一路愤愤地想着。这样不通人性的女人不值得他爱。他会离开她的。她没有什么文化知识，对戛蛮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她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不知道火车是啥模样，不知道飞机和老鹰谁飞得高，他跟她在一起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她不理解他的精神需求，就像他不理解她为什么要用刀逼他回森林去一样，他和她的心灵是永远无法沟通的。他要离开她的，他想。她长得像只矮冬瓜，她会像所有的古宗女人一样，生下两个娃娃后，便老得满脸皱纹，脊背被沉重的背篓压得微驼，嚼槟榔牙齿染得血红，被太阳晒成紫茄子似的乳房也垂吊下来。她家那幢草顶竹楼里，火塘终日不息，令人回想起那亘古时代在山洞里穴居的野人；墙上挂着长刀和竹弩，兽皮和鸟羽，令人想起血腥野蛮的原始部落；房间里除了两只椰壳饭甑几只藤篾板凳，空空如也；竹楼层底、圈养着一头水牛和几头肥猪，那股刺鼻的酸臭味，大团升腾，从布满缝隙的地板钻透出来，熏得人连饭都咽不进去；夜里，铺上的虱子和跳蚤咬得人难以入眠。他干吗那么贱，要在戛蛮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呢？他要离开她的。

回到野渡口，他撑起竹篙，将竹筏划回去。一上岸，愤怒与委屈就立刻被恐惧所代替。乌云翻滚的夜空，黑黢黢的林莽，像梦魇中的鬼怪朝他压来，他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被命运捉弄，被生活抛弃的感觉。现在，要到哪里去，要干什么去，他都不知道。他走投无路了。现实世界那么冷酷，那么陌生，根本容不下他。他觉得自己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这种不祥的感觉，在他年轻的生命中，已经是第二次了。

第一次是在七十年代末，知青闹回城风，还在农村插队落户的不消说了，政策像忠于职守的清洁工，把每个角落都清扫得干干净净，无一漏网，回到上海报户口优先，安排工作优先。那些在橡胶农场工作的知青，也一律办理病退手续，据说农场医院的公章用一根铁丝拴在窗口，你愿意生什么病尽管自己填。“犟老头”和“憨癞疤”写信把这重大消息告诉了他。他当然也想回上海，那是他亲爱的故乡，有他温暖的家。

他接信后立即下山赶到知青办，却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知青办那位胖主任把红头文件翻给他看，凡已在当地正式参加工作的知青，一律不得回城。农场知青也是国家正式职工，为什么他们能享受回城待遇呢？他不服气地问道。胖主任说，农场知青还没有离开农字嘛。我是农村教师，同样顶着农字、顶着光荣的农字嘛！他据理力争。胖主任不耐烦了，没好气地说，这是国务院制定的政策，你有意见，请找总理去提。他语塞了，但心里着实觉得委屈。论工资收入，他并不比农场知青高，农场知青大部分在坝区，而他却在山区；农场知青集体生活，精神上还可以互相调剂，他却孑然一人；农场的文化生活、医疗卫生设施都不知要比他所在的戛蛮寨优越多少倍呢。然而到头来，农场知青能回上海，他却回不了。这太不公平了。他讷讷地对胖主任说，我们这批人为啥这样倒霉呢？胖主任讪笑着说，从原则上讲，扎根边疆还是光荣的嘛。要扎根大家一起扎根，为什么他们可以不扎根，而偏要我们来扎根呢？他又问道。革命需要嘛，胖主任说，你有意见发牢骚都是白搭，要是你铁了心肠想回上海，你就退职好了。胖主任又笑了笑，笑得很深奥，笑得很刻薄。

当时，确有一部分已上调工作的知青在办退职手续，县拖拉机站的两个同学怂恿他一起退职。他很清楚，退职将意味着什么。没有户口，没有粮油，没有工作；衣食靠父母，连零花钱都要厚着脸皮伸手去要；黑人黑户，闲散人员。也许一辈子解决不了户口、工作问题；也许等上十年八载的侥幸能解决问题。前途莫测，谁心里也没谱，谁也不敢打包票。但若这次不退职，就意味着永远失去了回上海的可能。退职是摆在他们这批已不算知青的知青面前唯一可行的路，但不晓得是条死路还是条活路。他犹豫了一天一夜，还是不敢贸然行事，就拍了份电报回家征求意见。第二天傍晚，收到家里拍来的加急电报，他拆开一看，只有两个字：慎行。他捧着电报发呆，猜不透这是父母出于他们利益考虑的一种谢绝，还是设身处地为他长庚着想的一种关怀。他想讨得决策，来的却是含糊。连父母都不敢做主，他心里就更七上八下了。

这时，他想起康步远的遭遇。康步远是老三届高中生，插队知青，七一年就上调来爱尼山寨教书，三十出头了还解决不了个人问题。康步远的要求并不高，找个当地的汉族姑娘，有工作就行。但在山区工作的姑娘都想通过找对象调到平坝来；在平坝工作的姑娘除非白痴没有哪个会愿意嫁到山区去的。康步远一气之下，去年退职回了上海。康家住房紧张，弟弟本来打算在八平米的亭子间结婚的，被哥哥回来一挤，婚事泡汤。再加上康家本来经济不太宽裕，猛不丁增加一个吃闲饭的人，立刻就变得拮据。于是，兄弟阋墙，口角而相骂，相骂而拳脚交加。康母本来患有心脏病，一次目睹两个儿子武打表演后一气倒床。康母临终时，左手拉着康步远的手，右手拉着小儿子的手，把他们兄弟俩的手团在一起，贴在她那逐渐冷却的胸脯上，断断续续说：“……既然已经回来了……既然已经回来了……”也许是康母的死打动了康步远和他弟弟的良心，兄弟俩由热战降格到冷战，但心灵的创伤，怕是一辈子也难以抹去了。

他尹长庚每每想起康步远的遭遇，总觉得康母临终的举止和遗言，表面上表达了母亲要儿子们和睦的强烈愿望，但骨子里是在谴责康步远。“……既然已经回来了……既然已经回来了……”这句话的潜台词不难理解为：“……你不应该回来的……你不应该回来的……”

当然，康步远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一般来讲，骨肉至亲，虽有龃龉，总会同舟共济的。特别是他家里，父母慈爱，弟妹孝顺，他退职回去，无论如何家里也会有他的一张铺，有他的一口饭。当然弟弟待婚，妹妹待业，住房和经济问题还是客观存在的。他做哥的，能忍心去剥夺弟弟的幸福吗？能忍心去和小妹争食吗？再说，他快三十了，还靠年迈的父母生活，脸面无光不说，心里会是什么滋味？自立才能自尊！还有，父母百年之后呢……

他不敢再往下想，慎行，是的，他必须慎行。他反复琢磨着电报上这两个字，似乎看出了父母隐秘的心理和难言的苦衷。做父母的，当然愿意满足儿子想回家的正当要求。但父亲只是个普通的码头工人，母亲在里弄生产组糊纸盒子，没有门路和能力为儿子退职以后的生计前途许下什么诺言。他们只能含糊不清地说出慎行两字。他猜想，父母为了这份电报，一定商量了整整一夜，又生出多少根白发；母亲在邮电局拍这份电报时，一定手在颤抖，泪流满面。罢罢罢，他长叹一声，放弃了退职回上海的念头。

虽然打定主意不退职了，但他总觉得自己在人生的关键时候错走了一步，走进了死胡同。那时候的心情，就像此刻他被卡珊用刀逼回森林来一样，恨不得地球爆炸了才痛快。他恨自己无能。他深深觉得自己是无力与命运之神抗争的小人物。他甚至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

他站在河岸的沙砾上，痛苦地思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