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敏症（1/2）

其实，养狗是我提的。我们刚离开妇科诊所，在回家路上。拉科菲特一直在哭，出租车司机终于做了一回好人，把我们在阿罗佐洛夫街的拐角放下车，因为伊本·格维罗尔大街发生游行，被封闭了。我们开始步行回去。街上拥挤而潮湿，我们周围都是拿着扩音器大喊大叫的人。一个戴着财政部部长面具的巨型稻草人被插在交通岛上。人们在它周围堆起一沓沓账单。正当我们从它身边走过时，有人把账单点燃，稻草人也烧了起来。

“我不想收养孩子，”拉科菲特说，“自己的孩子都养不活，我可不想养别人家的。”她停下话头。在我们周围，人群正在尖叫狂呼，但她就看着我，等待我回答。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对这件事我真的没什么想法，就算有，现在也不是说的时候。我看得出她有多难过。“明天我们干吗不去买条狗呢？”我最后说，只是为了说点什么。

稻草人已经烧得通红。我能听见一架警方或电视台的直升机在上空盘旋。

“我们不买，”拉科菲特在嘈杂中嚷道，“我们要去救一条狗。需要找个家的流浪狗太多了。”

就这样，我们收养了塞菲。

我们在特拉维夫动物保护协会挑中了塞菲。它不是小狗崽了，但还没停止发育。照看它的人说，它受过虐待，没人想要它。我想搞明白为什么没人收养它，因为它看起来很漂亮，品种似乎也很纯，但拉科菲特对这些并不在意。我们走向它时，它害怕地向后缩，以为我们要伤害它。回家路上，它全程都在颤抖和低吼。

但塞菲很快就适应了。它很爱我们，每当我们有一个要离开公寓，它都会流泪。如果我们同时出门，它会狂叫、抓门。第一次发生这种事的时候，我们决定在楼下等到它消停，但它无休无止。试了几次之后，我们就不再留它自己在家。反正拉科菲特主要在家工作，所以这事儿也不是很麻烦。

塞菲有多爱我们，就有多恨其他人，尤其是小孩子。自从它咬了邻居的女儿，我们一直给它牵狗绳、戴口罩。邻居对这件事大肆张扬，写信到市政府，还打电话把我们的房东叫来，房东对我们养狗并不知情。房东寄来律师函，要求我们立刻搬离公寓。

在我们这个街区很难找到其他房子，尤其是可以养狗的房子。所以我们往南搬了一些。在尤娜·哈那维街找了一个住处。那套公寓很宽敞，但采光很差。塞菲却很喜欢。它受不了明亮的光线，如今有更大的空间任它跑来跑去了。它的样子很逗。拉科菲特和我坐在沙发上聊天或看电视，它就围着我们转圈圈，能不知疲倦地转上好几个小时。“如果它是个小孩子，我们早几年就得给他吃利他林了。”我有一次这么说。我只是开玩笑，但拉科菲特回答得很认真，说我们不会这么做，因为利他林的发明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那些不会掌控孩子精力的懒惰家长。

就在这时，塞菲患上了一种奇怪的过敏症。它浑身起了触目惊心的红疹。兽医说它可能是对狗粮过敏，建议我们改用鲜肉喂养。我问红疹是否可能和攻击特拉维夫的导弹有关，因为塞菲虽然对爆炸没什么反应，但听到警报声时格外紧张，警报响过第一声它身上的红疹就会爆发。但兽医坚称两者并无关联，再次建议我们给它喂点儿鲜肉，但只能用牛肉，因为鸡肉对它的健康不利。

塞菲喜欢吃牛肉，身上的红疹也退了。但从那以后，它对所有来公寓的人都表现出攻击性。自从它咬了超市送货员，我们决定再也不叫外人上门了。我们很庆幸，塞菲只在那个送货员的小腿肚子上咬破了一点儿。那人不想去医院，因为他是一个来自厄立特里亚的非法难民。拉科菲特替他清理、包扎了伤口，我给了他五张两百面额的新谢克尔，并向他道歉。他努力想笑，操着浓重的口音说他没事，然后就一瘸一拐地出了门。

三个月后，塞菲的红疹复发了。兽医说，塞菲的身体逐渐习惯了新食物，我们得再换一种食物。我们尝试着给它喂猪肉，但它消化不了。兽医向我们推荐了骆驼肉，并给了我们一个卖骆驼肉的贝都因人的电话号码。那个贝都因人十分警觉，因为他没有卫生部颁发的售卖肉类的许可证。他总是和我在不同地点接头，大多要开车往南好几个钟头才能到。我付现金给他，他在我的冰袋里装满肉。塞菲很喜欢吃。我煮肉的时候，它在厨房里直立，朝着锅子恳求地汪汪叫。它的吠声和人很像，像一位母亲试图劝说小儿子从树上下来。那样子逗得我们捧腹大笑。

一天，我带着塞菲出去散步，它攻击了住在二楼的那位俄罗斯老人。由于戴了口罩，它没咬到他，但它扑了过去，弄得老人摔了个仰面朝天。老人的后脑受了重击，必须送医院。救护车来的时候，他已经神志不清。拉科菲特对救护人员说，他是自己摔倒的。等我们的邻居恢复意识后，我们很难过地得知自己又要搬家了。确切地说，是我很难过。拉科菲特担心的重点则是人们会把塞菲从我们身边带走并处死。我试图告诉她，也许这是正确的措施。它是一条好狗，但太危险了。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拉科菲特哭了，对我态度冷淡起来。她不让我碰她。然后，她说我这么讲就是为了摆脱这条狗，因为它让我们陷入了困境：要给它准备特别的食物，不能让人来家里，不能独自留它在家。她感到很失望，因为她觉得我应该表现得更坚强，而不是这么自私自利。

在那之后，她好几个星期不和我同床，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和我说话。我努力想向她解释，这不是自私自利。如果我认为问题可以解决，我会很乐意忍受这些困难，但塞菲已长得太强壮、太吓人，不管我们多么小心地看着它，它还是会继续伤人。拉科菲特问我，如果那是我们的孩子，我还会不会同意让它被处死。当我说她必须面对现实，塞菲不是小孩子而是一条狗时，我们又吵了起来。她在卧室里哭。塞菲走过去，也开始哀叫。我只有道歉，但于事无补。

一个月后，俄罗斯老人的儿子来了，开始一个劲儿问问题。他父亲死在了医院里。死因不是脑后的撞伤，而是在医院里受了感染。那家伙想知道事故的细节，因为他想获取社会保险赔偿。他说，他父亲身上有伤口很深的动物抓伤，但急救报告里说他父亲只是单纯跌倒。他想知道我们是不是对救护人员隐瞒了什么。

我们没让他进屋，但我们在楼梯口谈话时，塞菲吠了起来，那家伙问起了狗的事情，想见见它。我们告诉他不能进屋，这只狗刚来，是我们十天前领养的，已经是他父亲跌倒之后很久了。我们好说歹说，他还是坚持要看一眼狗，我们再次拒绝，他威胁说下次要叫警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