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奇妙相见(1/2)
……我的母亲沿街奔跑着追赶我。看她,宛如天使,宛如光束,跑在婴儿车边。我举起双手想抓住她,光仍亮着,她的轮廓仍在,但她如天使、如光束一般消失了。
那是她吗,在街道尽头,越来越小,像一颗几光年之外的星星?
我一直相信,我会再见到她。
——《石神》,二〇〇七年
我与友人——电影导演比班·基德龙聊天。她执导了《橘子》的电视剧,我们相识已久。我们俩都是喜怒无常、不好相处的人——对彼此、对他人都如此——但我们都与生活达成了某种和解;不是妥协,是和解。
我们笑谈着温特森太太,她是多么凶暴与不可理喻,可是又绝对适合我这样的人,我同她一样,永远不能接受缩水的生活。她转向内部,我转向外部。
“要是没有她,你会是什么样子呢?”比班说,“我知道你无可救药,不过至少你做了些什么。想想吧,如果你就只是无可救药会怎样呢!”
是啊……我在曼彻斯特曾有一次忐忑不安的经历。那时我在曼彻斯特美术馆办了一个超现实主义女艺术家们的展览,深夜,我与赞助商们走进一家酒吧。
是那种原本用来放垃圾的地下室改造的酒吧,堆金积玉的曼彻斯特,这最初的炼金之城,将它所有的渣滓熔炼成金。如果你能往地窖里灌入蓝色灯光,在一堆铬合金长脚凳之间航行,往斑驳的墙壁上贴满成相扭曲的镜子,为一杯伏特加马提尼要价二十镑,那为何要在地窖堆放垃圾呢?
这自然是一杯非常特别的伏特加马提尼,原料是装在灰蓝色瓶子里的土豆伏特加,由一名阴柔的调酒师亲自在你眼前以优美手势调制而成。
当晚,我身穿阿玛尼细条纹西装套裙、粉红色背心、吉米·周皮鞋,还有——出于此处不能详述的原因——我做了喷雾美黑。
我突然意识到,那个夜晚我总归是会来到这家酒吧的。就算我不曾发掘书籍,就算我不曾将自己的古怪化作诗,将愤怒汇成文,就算如此,我也绝不会成为一贫如洗的无名小卒。我会用曼彻斯特的魔法将自己点石成金。
我会走进房地产业,发财致富。我会隆胸,现已嫁给第二任或第三任丈夫,住在牧场风格的别墅里,石子路上停着一辆路虎揽胜,花园里有一汪热水浴池,而我的小孩都不肯跟我讲话。
我仍会穿着阿玛尼,做了喷雾美黑,流连在众多蓝色的地下室酒吧,酣饮伏特加马提尼。
我是那种宁可走路也不愿等公交车的人。是宁可绕道而行也不愿坐困车阵的人。是认为任何问题都待由我去解决的人。我无法忍受排队——不管是为了什么排队,我都宁愿放弃——我不接受“不”作为回答。什么叫“不”?或者是你问错了问题,或者是你问错了人。得想办法找到“是”。
“你需要得到‘是’的回答,”比班说,“对于你是谁的某种肯定,这也意味着确立了背景故事。我不知道这么久以来你为何仍旧如此,但你就是这样。”
我猜是因为分岔路。我一直能看到自己的生命朝着不同于原本可能的方向疾驰而去,机会与境遇、性情与欲望,将大门、途径、道路一而再再而三地开启又关闭。
然而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我是谁”——就像在宇宙所有行星之中,蓝色行星,这颗地球,才是家园所在。
我想,在最近的这几年里我已回家。我一直设法为自己建立一个家,但我内心并无家的感觉。我努力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公,但每次查阅流民名册,我仍登记在册。我不知道如何找到归属。
有所望?有。有所属?没有。
露丝·伦德尔打电话给我。“我觉得你应该去做个了结。既然你找到母亲了,一定要去见她。你和她通过电话了吗?”
“没有。”
“为什么呢?”
“我害怕。”
“你要是不害怕才有问题!”
我信任露丝,我也(几乎)总是照她的话去做。来电盘问我不像她的作风,但她感觉到我正在逃避此事。的确如此。我耗时一年使这一刻渐渐接近,现在却在拖延时间。
“你坐哪一班火车?”
“好吧……好吧。”
好吧。虽然下着大雪,虽然电视新闻叫我们留在家中,我还是坐上火车前往曼彻斯特。我决定在酒店过夜,第二天早上搭出租车去见安。
我喜欢那家酒店,常住在那里。父亲葬礼前夜我就下榻于此。
隔天父亲的灵柩被送进教堂时,我失控痛哭。我有三十五年没有踏进过那座教堂了,突然间一切在现时重现;古老的现时。
我起身致辞时说:“我人生的憾事,不是什么判断失误,而是情感缺陷。”
我在房间里静静吃着饭时,回想起此事。
迄今人们仍有一种普遍的幻想,即使它早已被心理分析与科学推翻,也从未得到诗人与神秘主义者的认可,人们却相信可能有不带情感的思想。不可能。
我们客观的同时也是主观的。我们中立的同时,也牵连其中。在我们说“我认为”的同时,我们并没有把情绪关在门外。要一个人别情绪化,就是要他死亡。
我自身的情感缺陷,是太过痛苦时闭锁情感的结果。我记得和教子们一起看《玩具总动员3》,遭遗弃的大熊变成了游戏室的暴君,他总结自己的幸存哲学时,我哭了:“没有主人,就没有心碎。”
但我想要被人认领。
我称自己为独行侠,而非灵犬莱西 [1] 。我必须了解的是,一个人可以在独行的同时 想要被认领。我们又回到生命的复杂性上,它不是非此即彼——无趣守旧的二元对立——它亦此亦彼,维持平衡。写起来如此简单。要做到或保持却十分困难。
我伤害过的人,我犯过的错,对自己与他人造成的损害,并非源自错误的判断;而是因为爱硬化成了失落。
我坐在出租车上驶离曼彻斯特。我带了花。我带了地址。我感觉很糟。苏茜打来电话。“你在哪儿?”不知道,苏茜。 “你上车多久了?”大约五十年。
曼彻斯特各处,不是金碧辉煌,就是破瓦颓垣。仓库和居民楼早已变成酒店、酒吧和高级公寓。曼彻斯特市中心嘈杂而闪亮,骄傲而成功,夸示着财富,一如它成为英格兰引擎以来一直的模样。
再往外行驶,曼彻斯特的命运变迁显而易见。鳞次栉比的连栋屋已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厦、独栋别墅、购物中心和电子游乐场。印度人的付现自运批发商店似乎尚可营生,但大多小店都关门停业,消逝于迅疾、冷酷的路上。
时而会出现一栋荒凉孤立的四方石楼,挂着技工学院或合作社的招牌。或是一座高架桥,一片白桦林,一面黑漆漆的石墙;遗迹中的遗迹。一间轮胎仓库,一家大超市,一块小型出租车招牌,一处投注站,从不知晓还有其他生活的踩着滑板的孩子。一脸茫然的老人。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我感到愤怒,如同回到二十英里外的故乡时的那种愤怒。是谁出资破坏城市,为何要这么做?为何正派体面的人不能有舒适像样的居住环境?为何非得变成柏油路和金属栏杆,丑陋的住宅区和商业区?
我爱工业化的英格兰北部,我也恨这里遭遇的事。
我知道自己只是用这些想法分散注意力。出租车正减速。好了,珍妮特·温特森。我们到了。
我下了车,感到束缚、绝望,极度害怕,恶心难受。苏茜常对我说,无论有多困难,也要置身于感受中,不要把感受推开。
我涌起一股歇斯底里的冲动,想唱《要喜乐,上帝的圣徒》。但是不行,那是另一段童年、另一个母亲。
不及我敲门,门就打开了。门后是一个男人,相貌与我相仿。我知道自己有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一定就是他了。“加里?”我说。“你好,姐姐。”加里答道。
此时厨房传来一阵慌乱的声响,两条小狗像毛茸茸的溜溜球上蹦下跳地跑出来,离开晾衣绳的缠绕——零下的气温洗衣,展现了真正的乐观——走来的,是我母亲。
她身子娇小,双眼明亮,笑容开朗。
见到她我非常开心。“我以为在你来之前能把衣服洗完。”这是她讲的第一句话。
换了是我也会这么说。
安对我的生活有所了解。我寄给她《橘子》的dvd,差不多是说“这是你不在的时候发生的事”。她为温特森的世界感到忧伤,我另一个母亲浮夸的疯狂也令她难过。“对不起,我离开了你。我不想那么做,你知道的,对吗?我没钱,也没地方可去,皮埃尔不想养别的男人的孩子。”
我料想到了……但我什么也没说,因为对加里而言,刚见面的同母异父的姐姐一进门就痛斥他已故的爸爸,这未免不公。
我不想让她难过。“我不在意。”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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