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我的孤单，我的自我：靠自己的单身女性（2/2）
当然，单身的人是孤独的，然而，我们所有的人都曾孤独过，我们有过孤独的片刻，有过孤独的日子，有过孤独、没有穷尽的寒冷季节。对于一些女性来说，她们孤独是因为凡事都得依靠自己，或者说，凡事都得依靠自己，加重了她们的孤独。
疲累
独立生活，就算经济上有能力照顾自己也会使人身心俱疲，没有经济保障，那就更是苦不堪言。除了精神上的压力，独立生活还要面对各种非常实际的事情：打扫卫生，设置报警器，上班工作，换灯泡，水管泄漏，下水道堵塞，还有夜里叽叽嘎嘎的怪响，这一切都会把晚结婚或不结婚的我们弄得精疲力竭。
瑞秋·克罗瑟斯（rachel crothers）写于1910年的剧本《一个男人的世界》（a an’s world），讲述一群生活在曼哈顿，不受陈规束缚的未婚人士的故事，剧中一名女性人物多年打拼下来疲惫不堪（当时的环境远不如现在），向一位仰慕已久的单身朋友哭诉，“我努力奋斗了十年，精打细算，受人冷落，装得志向满满，一心只有工作，可你看看我——连下个月的房租都没有着落。我太累了，受够了……谁要是愿意娶我，我就嫁给谁……我会的，谁给付账单我就嫁给谁。噢，我好累，我受够了”。
近年来，有关女性选择退出职场，回归家庭的话题写得很多。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结婚较晚的职业女性有了家庭之后就辞去工作，依靠丈夫生活。我时常怀疑，当今女性选择退出职场的做法除了说明家务劳动和家庭责任的分工一直不平等外，是不是还说明，她们在日益以工作为重的社会文化中独自生活了几十年后，人到中年，精力已经耗尽了。
我想这是人们因为长久单身，没有妻子打扫屋子，没有丈夫为我们挣钱，现在想搁起脚来放松休息的朴实愿望，在与我同龄的女性和男性中都不乏这样的人。我的一些经济状况稳定的同龄单身朋友也有这样的想法，她们中有的年近四十，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却依旧辞去了高强度的工作，或者自愿降低薪水以减少工作时间。
虽说婚姻自古以来都是约束性的制度，但它同时也是分摊生活负担的体系，虽然一个挣钱、一个做家务的分工常常是不平等的，但是当我们既要挣钱又要做家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待到中年之时，我们早就被生活拖垮了。
这里所谈的是很多单身人士往往不明白的一个道理：让生活暂停是社会允许的。我深有体会，在成年后，只有很少的时候有人会热心地劝你休息、留给自己一点时间，一般是在你结婚和生孩子的时候。当然，对于美国大多数工薪族来说，蜜月假和产后带薪假是白日做梦，但是白领阶层的单身人士，以及那些没有孩子的人，不但没有人鼓励他们给自己放假，他们还要经常替休假的同事干活，工作更长的时间。在一个尚不能保障新父母在生育或领养孩子后的休假期间得到一份补助的国家，讨论为单身人士或没有孩子的伴侣提供带薪休假，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如果我们想要保障职场中日益增多的未婚人士的权益，就必须认识到，需要停下来喘口气、更好地工作和生活的，不仅仅是新郎新娘和那些刚有了孩子的父母。
恐惧
单身生活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那就是身体的不安全感，在我们享受着高度的社会自由的同时，恐慌感也如期而至。
在我20多岁和30岁出头的时候，我和朋友常常在纽约的各个地方聊到深夜，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夜晚。有时候我们要到半夜，甚至凌晨四点才开始回家。那些夜晚我总是走在人行道上，穿过我所熟悉的街区，或从地铁出来，听着我的脚步声在路面上回响，是的，我的心情是愉快的，但同时我也非常警惕，生怕在街上遇到危险。四周的窗户大都是黑的，且不说我在这样的夜晚遭遇了抢劫，哪怕只是绊倒，扭伤了脚踝，或者是撞了头，有谁会知道呢？有谁在等着我回家吗？谁也没有。
独立生活掺杂了生命中最好的和最糟的，有美妙的时刻，也有可怕的现实，这是天文学家玛利亚·米切尔（aria itchell）写于1853年的一首诗中表现的主题，这首诗是诗人在35岁左右的时候写给不知哪一个叫萨拉的人，其中有几段如下：
你不曾独自回家吗，萨拉
其实没那么可怕，
我曾无数次独自回家，萨拉
没有男人陪伴我的身旁。
独自行走在夜晚的路上，
可以学习很多很多的道理，
若有男士相伴，他会讲个不停，
你便没了自己的眼睛和思绪。
但是倘若你独自一人，
夜晚阴云密布，你虽害怕，
但你所有的感官都异常活跃，
去领略那光与影的美。
且听那愉悦的话语，
一串串从天降下，
只有在这独自一人的夜晚，
你才能够用你的双耳去倾听。[15]
单身生活中并存的刺激和危险，即便是有非常杰出的社会关系的那些人也能感受得到，比如安和艾米娜。
安形容她在洛杉矶的单身生活时说“每天都开心地独自醒来，更开心地独自入睡”，然而她回忆起有天晚上和被她称为“我在洛杉矶的单身圈”的一些女子参加的仓库派对：舞会上，吉纳文（gue）的《小马》（pony）一奏响，她便冲进舞池，结果一跤绊倒，摔趴在水泥地上，她立即爬起来，还一直跳到舞会结束。但是在和一位朋友回家的途中，两人在兴致勃勃地去富克汉堡店的时候，安手一甩，肩膀脱臼了。朋友立即开车把她载到一家被她称为“实在不咋样的二十四小时急诊中心”，那时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
安是一个没有稳定医保的自由作家，她担心自己的胳膊会花费一大笔钱。医护人员还不允许她的朋友跟着她进去一起看医生，安开始哭了。“豆大的泪珠往下掉，”她说，“我其实不怎么哭，尤其是当着别人的面，也不是自尊心的问题，我只是不会那样表达感情。但是那天我真的哭得很凶，我当时就在急诊中心，还穿着脏兮兮的舞会裙子。”
送安来诊所的朋友不得已先走了，她第二天早上还要开车去奥哈伊参加婚礼。独自一人的安突然想起来，她的裙子是从背后扣起来的，可是这深更半夜的，胳膊又脱着臼，安明白，她只能穿着裙子睡觉，直到第二天可以叫醒邻居来帮忙。慌乱中她已经给艾米娜打了电话，因为艾米娜了解她的健康计划，可艾米娜当时生活在华盛顿。“凌晨五点钟，在我需要脱掉裙子睡觉的时候，有什么用呢？”
就在那个时候，安开始对自己的想法产生了怀疑。“我一直相信，有了我的朋友圈，我可以无所不能让自己百分之百地快乐，”她说，“但是那天晚上，我是真的没有办法。说真的，这是我单身生活中唯一一次感到那样的无助。回家之后，我又哭了一会儿。”
没有任何婚姻或认真的恋爱关系，可以保证一定不会发生像安那天晚上那样的绝望：丈夫可能会不在家，可能会因为被吵醒而发脾气，也可能不理不睬或笑话她。单身的安那天晚上也可以随便勾搭一个人回家，这个人也许会比一些当丈夫的更加细心地照顾她。而她的朋友，要不是还得去奥哈伊，也是可以送她回家帮她换下衣服的。
但是，拥有同居伴侣的最大好处是——而且这常常是生活的现实——给予你陪伴的希望，一个暖心的人，他的责任是，帮你解扣子，在你年轻时在仓库派对上把胳膊玩脱臼了的时候，在急诊中心陪着你；在你年老的时候，在你生病的时候，在你生命快到尽头的时候，这个人都会陪在你身边。
疾病
有许多备受社会保守派推崇的研究显示，婚姻能为健康带来巨大的益处。“婚姻可以使男女更加健康长寿，”作家（也是强烈反对同性恋婚姻、反对堕胎的社会活动家）玛吉·加拉格尔（her）和琳达·维特（lda waite）在她们于2000年合著的《主张婚姻：为何已婚者更快乐、更健康、更富裕》（the case for e:why arried people are happier,healthier and better off fancially）一书中这样写道，“研究者们发现，即便考虑到婚前的健康状况，已婚人士的死亡率要更低。甚至生病的已婚者也要比健康的单身者更加长寿。”[16]蒂娜·菲（ta fey）曾经开玩笑说：“别担心，单身女人，你们很快就会死去的”。
然而，这些研究也必然会反映出这样的事实。首先，一般健康的人更可能结婚；其次，经济条件优越的人——他们能够承担更好的医疗保健、更好的食物和更加有益健康的居住环境——是最有可能结婚的人。
很多研究在发现已婚人士更快乐、健康之外；还指出未婚人士也享受着同等的快乐；这两个人群比离异、分居和丧偶的人要健康和快乐得多——后三类人的状态也是因为之前有过婚姻。因此称婚姻——仅指婚姻，而不是美好的婚姻——有利于提升幸福感和促进身体健康的说法，或许并不可信。
但如果是慢性疾病，的确有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伴侣会起到积极作用。2013年发表在《临床肿瘤杂志》（the journal of clical onlogy）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已婚的癌症病人比单身病人有更好的治疗结果，[17]并指出单身病人因为没有伴侣敦促他们及时就医，有17的人在确诊的时候已经是癌症晚期了。单身癌症患者接受必要的治疗，比已婚病人少53，这个统计数据更反映了治疗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后勤服务工作：有人给你支持和爱是有益健康的，而在你接受化疗时，有人照顾孩子，有人赚钱，或者有人开车送你去化疗，对健康也是颇有裨益的。
罗莉·戈特利布（lori gottlieb）那篇对婚姻的赞歌听起来那么有说服力，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在发表于《大西洋月刊》上的那篇文章中，戈特利布说，即使是她那些婚姻并不那么幸福的朋友，“都和我一样，宁可在婚姻中感受孤独，也不愿意单身，因为他们，包括我，发现婚姻最终并不是为了心意相通，而是为了拥有一个队友，即便他不是你的此生挚爱，也总好过谁都没有”[18]。
弗朗西丝·基斯林（frances kisslg）是个十分享受孤独的人，在我写这本书期间，几乎所有和我交谈过的人中，她是最厌恶婚姻的一个。我们聊到她在50多岁时照顾母亲的事，当时她的母亲得了肺癌，快要不行了。有一天，基斯林帮着她虚弱的母亲穿好衣服去看医生，她回忆说：“母亲突然看着我说：‘将来，谁来为你做这些呢？’我一下蒙了，”弗朗西丝说道：“天哪，以后谁来为我做这些？”
母亲去世几年后，基斯林被确诊患有肾病。“这对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事，因为死亡就在我的眼前，”她说，“如果你单身，你对待生病的态度真的就会不一样。”基斯林继续接受心理治疗，她想重新审视自己的决定。“我们说到单身，说到现在多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要解决：我是单身。”
当然，即使有婚姻和子女，生老病死的残酷事实也不一定就会改变。那些自我安慰以为结了婚就可以避免将来孤独老去的人，往往不会考虑可能离婚、被抛弃，或早年丧偶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一般不会想到，即使是在两人彼此深爱、永远相爱的最好情形下，当论及生命的终点时，我们都是在下一个令人心碎的赌注。因为生命不会碰巧在同一时间到期，即使婚姻再幸福，我们也还是有一半的概率死在伴侣之后。而统计又显示女性比男性更长寿，且女性更倾向于找比自己年长的伴侣，概率因此就更大了。在美国，寡居女性的平均年龄是59岁，而2009年的数据[19]显示，70岁以上的女性中，超过一半的人寡居，是丧妻男性比例的两倍多，这意味着，婚姻再幸福的女人也要经历丧亲的痛苦，接着还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自己的死亡。
是的，也许我们还有孩子，不管我们是单身还是已婚，子女的确也会给我们安慰、联系和关怀。但是，任何一个在养老院或痴呆症中心打发时光的人都会告诉你，在你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在经济或情感上指望子女是不可靠的。这在美国尤其如此，因为在这个国家，阶级不平等日益扩大，社会又没有结构性的支持和福利提供给那些忙于生活、却要请假照顾年迈的父母或祖父母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伴侣和孩子。
2013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故事，作者是一名丧偶不久的女性，她在故事中讲述了自己的孤独。她有子女，但是据她说，他们不能理解她的悲痛。她没有朋友，深受孤独的折磨，以至于有一天在开车的时候，就突然瘫痪不能动了。这个女人结了婚也养了孩子，但是在她垂垂老矣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还是孤零零一个人，因为伴侣的离去而变成了废人。
“无论如何，我们所有人都是孤独的，”弗朗西丝同意这一点，但是她又跟我说，我是结了婚的，而她没有，所以我们两个人的孤独是不同的。她有许多朋友，感情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本质上来说，她还是孤独的。
野蛮的制度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解决孤独问题的方法一定不是重新提倡人人都去追求婚姻。在这个婚庆业极其发达，而女性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放弃婚姻的社会里，人们很容易明白婚姻虽然可以缓解孤独，但却不是解决切身问题的可靠办法。
的确，当我们和我们的朋友陷入爱河、有人陪伴和支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庆祝，会激动，会充满感激，但因此就认为所有的婚姻都是幸福的婚姻，掉进迪士尼和莎士比亚设下的陷阱，相信婚礼是故事的完美结局，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必须记得，之所以今天有这么多的女性选择不结婚，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千百年来，婚姻基本上都是强制性的，很多已婚女性过得十分悲惨。
20世纪初，爱玛·戈德曼（eoldan）写过婚姻如何强迫女性交出“她的名字，隐私，自尊，以及她全部的生活，‘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戈德曼指出，社会对婚姻的期望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女性的不幸。“几乎从婴儿时期开始，”她写道，“大多数女孩都会被告知婚姻就是她一生的最终目标……就像无声的动物被养肥是为了被屠宰一样，她生下来就是为结婚而准备的。”
英国护士的先驱、统计学家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gale）疑惑“女性有激情，有智慧，也有道德……为什么社会没有给她们可以施展这些长处的空间？”南丁格尔多次拒绝求婚，发誓要不惜任何代价躲避结婚，她认为婚姻“教会我们什么叫‘没有永远’……这个无情的词语，让我们真实面对生命的终结和死亡的冷酷。”[20]
19世纪作家乔治·桑（e sand）（本名阿芒迪娜·露西尔·杜宾）写过这样的话，“生命中只有一种幸福，那就是爱和被爱”，她与作曲家弗雷德里克·肖邦（frederic chop）的婚姻也成为了美谈，但是她却把婚姻称作是“野蛮的制度”，并在20多岁的时候带着两个孩子退出了婚姻。苏珊·安东尼还在上寄宿学校的时候，得知幼时的一位朋友刚嫁了一个有六个孩子的中年鳏夫，便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换了任何女人都宁可做个老姑娘到死”[21]。
甚至有些男性也意识到了婚姻制度对女性的不利。一位持上帝一神论立场（unitarian）的牧师、“女性的天地和职责”系列演讲的讲者乔治·博纳普写道，“婚姻是女性一生中的一个重大危机……如果她知道未来将是怎样的生活，她或许会害怕退缩”[22]。他接着又更加悲观地说：“婚礼的欢声笑语中隐隐透着悲伤，当那个光彩照人的美丽人儿走来，在所有的目光向她聚集、所有的心为她跳动的时候，我几乎能想象到，她白色的婚纱变成了素服，脸上的红晕化作了泪水”[23]。
19世纪的一些不愿意或未能结婚的女性，和过去几百年来的其他女性一样，转向教会寻求安慰。1810年到1860年间，主张禁欲独身的震颤派（shaker）团体成员数量逐渐增多，参与者大部分为女性。早在19世纪初就允许女性从事神职工作和组织废奴运动的贵格会（aker），更吸引了大批的单身女性加入。[24]到19世纪中期，在费城，有40的贵格会女性从未结婚。[25]
1904年，《独立报》（dependent）刊出一篇署名“单身女学士”写的《我为什么不结婚》，称是为了试图“说明为何如今会有如此多有知识、有文化的女性宣称不愿意走进婚姻”。文章的作者，据编辑说是一位“漂亮能干”的年轻大学教师，她在文中说，她之所以不愿意结婚，是因为“在我们快要结婚的时候，婚姻摆在我和那个男人面前的巨大鸿沟，让我惊骇了。那个时刻，不管是我们所接受的教育，还是我们对于未来的理想，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在她看来，婚姻于男性而言意味着“获得了家庭生活，对他的工作事业是一种帮助，而非障碍”，但对她来说，“如果我结婚有了家庭，摆在我面前的选择就是放弃所有宝贵的梦想”。
“单身女学士”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位教授辞去教职、结婚并生了三个孩子，她由此诘问，为什么要把一个有学问的女性“关在育婴室里，让她的精神活动被无穷无尽的家务负担和身体劳累束缚，而她那位杰出又有魅力的丈夫却在文学圈和社交圈中广受追捧”？文章语气中流露出一种张狂的、对男人几近冒犯的自信，认为未婚女性的生活不仅是正常的，更是优越的。
现代读者经常会耳闻一些批评者的回应，说什么这是一种自私啦，说什么要求太高终要付出代价啦之类。在1907年发表于《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关于为什么美国会遭遇婚姻危机的文章中，记者安娜·罗杰斯（anna rors）提前一百年就预见，将女性的挑剔归于病态会使罗莉·戈特利布和特蕾西·麦克米伦的作品大受欢迎。罗杰斯嘲笑一些女性认定男人“必须有神一样的体格……必须有财富，有智慧，有文化，有地位，还要脾气好，跪伏在她的身边，无限地爱慕着她”。罗杰斯在新女性不愿意结婚的现象中看到了“当今个人主义的泛滥，对‘自我’这尊金牛犊的崇拜”。[26]
尽管今天的婚姻和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相比，在形式和感觉上都有了巨大的改善，但要说婚姻是治愈不快乐的良药，是毫无根据的。
心理学家泰·田代（ty tashiro）在其2014年出版的著作中说，只有十分之三的已婚者拥有幸福健康的婚姻，而不幸福的伴侣关系会使患病的几率提高35。[27]另一位研究人员约翰·戈德曼（john gottan）发现，婚姻不幸福会使寿命缩短四年。[28]对于婚姻制度的其他怀疑也渗透到了大众文化和公共媒体中：耶洗别网（jezebel）有一个关于婚礼和婚姻的版块，叫“可怕的你我”（i thee dread）。评论家艾力芙·巴图曼（elif batuirl）之所以引起大众兴趣，是因为大家普遍认同婚姻是一场绑架，“妻子就是那些消失了的人”。《消失的爱人》传达出一个令人沮丧的寓意，巴图曼这样写道，“那就是在女人一旦到了结婚和生育的年龄，这个真相便会显现：她们精心打造和修护的自我身份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要为丈夫和子女牺牲这所有的一切”。
简而言之，虽然单身生活有着各式各样的弊端，但是婚姻的缺点也同样不一而足。获得牢固的婚姻，找到一个于自己有益的伴侣，谈何容易。我们中的许多人依然遭遇着落入不幸婚姻的可怕命运，可是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文章充满焦虑地讨论那些不幸的妻子，尽管这一人群基数众多。有人做过研究，比较已婚女人性生活获得幸福或事业获得满足的概率，和被恐怖分子杀害的概率哪个更大，却几乎没有人来过问我们。
我们仍旧乐于将婚姻看成是女性故事的（幸福）结局，乐于看到她们追求幸福的决心。我们不会去问一个女性结婚后的命运如何，也不会认为她们婚姻中可能会遭遇的危机（有时只是担心、不满或孤独）是婚姻特有的问题，却总是轻易地认为如果单身女性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一定是因为她们没有结婚。
这是非常糟糕的。如凯伦·德宾（karen durb）于1976年在《乡村之声》上发表的文章“做一个独身女人”里所说，“比失去男人更可怕的，是失去你自己”。
得与失的权衡
1950年，在6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十分之一的人独自生活。而今天，寿命的延长和离婚率的上升，使得这个比例提高至三分之一。[29]此项统计数据既让人担心，又给人带来了希望。这是因为，人们不一定要在传统的家庭单位里完成生老病死，社会压力的增加促使我们以更加协作的态度来对待医疗保健、家庭事务的合作，以及安乐死。女性之间组成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一种虽不完美但却真实存在的选择。正如弗朗西丝·帕沃尔·科布（frances power bbe）在1869年所写，“老处女也不会像单身汉那样为孤单的岁月发愁。孤单的岁月是艰难的，但她会找一个愿意和她分享孤独时光的同性”[30]。
而弗朗西丝·基斯林作为安乐死的支持者，说她和与她有着同样想法的朋友已经立下约定，要帮助彼此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如果我哪天变成了我母亲当年的状态，那么我和我这些朋友的约定就会起到作用”她说。而且事实上，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依赖伴侣和子女，就一定好过依靠朋友或邻居。
越来越多的单身人士被迫互相依赖，让人想起一个不被注意的女性主义研究课题：看护工作和家庭事务的社会化。除此之外还要建立对传统异性恋婚姻之外关系的社会认同，而这一向是同性恋权利，特别是同性恋婚姻运动的主要奋斗目标。赋予朋友和非传统伴侣拟亲属的角色，允许他们进入病房，给予他们医疗辩护权和生命终结权，在为越来越多至死没有婚姻的群体提供更多的临终关怀上，以上举措是至关重要。但是单身的拥护者贝拉·迪波洛认为，这也是同性婚姻运动一直没有取得完全胜利的部分原因所在，同性恋婚姻运动强调的是要取得社会认可的婚姻。即便同性恋男女获得了真实有效的婚姻平权，迪波洛写道，“那些单身的人们，不管他们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别的，也将依然是二等公民”。
一些女性还在别的方面寻求对女性伴侣关系的正式认可。
艾米娜和我谈到“单身人士获得赞美是多么不容易”，说她从18岁开始就自己养活自己，“我所拥有的一切全都是我自己买的，但是这个社会没有人为我唱赞歌，在我家人的眼中，我是个失败者，因为到现在我还没有伴侣”。她说她和安经常开玩笑说要做一个ted演讲，话题就是“我们两个应该结为夫妻，享受婚姻的好处。浪漫，我们是不感兴趣的，但是单身的经济状况嘛，老天……你还得有些单身人士的入门装备”。
当然，我们还需要承受得起的医疗保健和住房，以及稳定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国家必须发挥它的作用，为那些没有传统家庭单位的人群提供帮助。除了出台社会政策，我们的社会还必须承认独立女性之间终生互相扶持、互相依靠的关系。
我们设想中的照护契约——不管缔结的两个女子是想要为人父母，或是为了享受税收优惠，或是在年老得病时彼此寻求帮助——虽然听起来有操作上的难度，因为这要看环境、看财力，还要看当事者是否可靠，但是就这方面而言，它与传统婚姻并无太本质的区别。传统婚姻中，共同照顾孩子的承诺通常会因为离婚、疾病或死亡而无法履行，而照顾的责任也会更多地落在其中一方的身上，使另一方无法再参与进来。
也许，如果将来女性之间有更多互相照料，如果我们看到了成功的模式，上述的照护契约有可能变得更加可靠，覆盖更多的人，成为全面而又灵活（甚至在许多方面比婚姻更加灵活）的保护机制，让单身的人能够在一起来抵御生和死的残酷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