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贫困人群：单身女性与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贫困（2/2）
一个与反堕胎保守组织爱家协会（foc on the faily）有密切联系的阿肯色州组织家庭议会（faily uncil）建议说，“依次分四步走可以降低家庭陷入贫穷的概率：1完成高中学业；2结婚；3结婚后生小孩（必须在结婚后）；4不要离婚。按这个顺序去做，你和你的孩子陷入贫困的几率就会降低82”。2013年，《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ore sun）的专栏作者苏珊·赖默尔（san reir）在一篇关于金·卡戴珊（ki kardashian）和坎耶·维斯特（kanye west）这对“多金情侣”做出未婚生育决定的专栏文章中写道，“在更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群中，人们也这么教育自己的孩子：通往成功的路上要有教育、工作、婚姻和孩子，并且顺序不能乱”。赖默尔还引用了弗吉尼亚大学国家婚姻项目负责人布拉德福德·维尔考科斯（wbradford wilx）的话说“教育–工作–婚姻–孩子”的人生轨迹是“成功的顺序”，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是特定的秩序。
然而，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最近的几十年里，这种先结婚后生育的传统顺序实际上已经被打乱了。2013年的《“结婚了吗”调查报告》（具体内容为“美国晚婚的益处和代价”）的研究人员指出，1990年前后是“重要的转折时期”，那个时候女性初次生育的年龄开始小于她们结婚的年龄。
尽管近几年大学毕业生未婚生育率开始上升，但是颠覆传统结婚生子顺序的这部分人，不是没有读完高中，就是读完了高中却没有读完大学：他们大部分是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未婚报告”项目的研究人员称1990年的转折时期，为“未婚母亲从最贫困群体转向庞大而已摇摇欲坠的中产阶级成为常态的时期”。[38]他们还把这些人与受过大学教育的特权阶级的未婚生活进行了对比，在他们的想象中，这类人“在和老板、同事讨论了一天的工作后离开办公室，约上朋友或对象去吃寿司……充分利用二十几岁的时光进行自我提升：读研究生，确定职业发展的轨道，并获得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
诚然，许多因缺乏经济保障造成的社会现象——从警察的随意盘查到职业安全感的持续缺失，再到窘迫的住房选择——使得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不能因此就说有钱人的婚姻选择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贫困女性的选择就是随便的决定。即便是没有经济保证的女性，她们在决定何时生育、何时结婚（或不结婚）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是糊涂、没有规划，或是失控。
勉强维持生活的单身母亲，往往和那些吃寿司的研究生一样，出于同样的冲动主张一种新的未婚独立自主权：希望用人生的意义和目标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希望独立地生活。只不过前者拥有的资源要少得多。
帕梅拉（pa）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长大，全家靠社会福利金生活。帕梅拉的母亲身体和精神上都有疾病，只能待在家里，她的父亲靠打扫街道来获取福利。帕梅拉17岁时发现自己怀孕，她的男朋友当时34岁，两个人都不愿意选择堕胎，所以他们的首要决定就是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子，之后就是做好经济上的打算。帕梅拉没有工作，坚决要上大学。她原来想要离开酗酒的父亲，去纽约以外的地方上学。但是因为怀孕，这个想法不能实现了；至于上大学的愿望，她坚决不肯放弃。
她说自己的很多高中同学在怀孕之后就退学了，“那些毕了业，另一半不在身边的，就没有去念大学。他们最后都会做一些全职工作，比如在麦当劳或是服装店当店员。我很清楚我不想那样。帕梅拉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带薪实习，一点一点存钱，为的是能够改变生活。原本为了别的目标存的钱，要用来养我的女儿了”。
帕梅拉和她的男朋友想要生活在一起，所以她男友找了第二份工作来贴补生活。“我们列了一个计划，理清有哪些事情要做、哪些账单要支付，”她说，“包括他应该赚多少钱才能承担所有开销，让我不用工作只管上学。”尽管帕梅拉坚持离开同样生活不稳定的父母家，但女儿刚出生时她妈妈还是帮她带了两年。
“八月份我生完孩子，”帕梅拉说道，“一周后就上学了，因为我知道，如果请假休息，可能就再也不会回去上学了。所以我说不行，我不能休息。我不想成为又一个牺牲品，我要上大学，我要读到毕业，而我真的做到了。但是能让我做到这些的，唯一的原因是我身边有人出手相助，而且我还有一些积蓄。”2014年，她从纽约市立大学毕业。
帕梅拉有坚强的决心，有愿意配合的伴侣，还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和一定的积蓄，这些对很多年轻女性来讲，都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然而，社会学家发现，即使是那些比帕梅拉生活还要困难的女性，她们在做出成为未婚母亲的选择过程中，也是做出了许多积极向上的人生决定。
在有些情况下，缺乏性教育和反对避孕、堕胎，意味着女性很少能够自己选择是否做母亲或是何时做母亲。从更宽广的历史视角来看，允许避孕和堕胎能够降低未成年少女怀孕、生育的比例。2012年，未成年少女怀孕率达到史上最低。
今天，大多数未婚母亲都在20岁到30多岁之间。[39]社会学家发现许多经济情况较差的单身女性并不排斥计划之外的受孕，这些女性和更富裕的同龄人追求的东西完全一样：人生的意义，人际关系，成就感，人生依靠，人生方向，稳定的生活，和身份的认同。但是她们很多人并无大学可读，也没有保证未来稳定经济收入的职业。只要她们愿意，她们可以一直推迟生育，但是不要指望能找到满意的工作，或获得职业快速发展的机会。
和条件更好的同龄人一样，低收入的女性也会担心她们过早进入的婚姻无法保证经济上的稳定，甚至还有可能把她们套住而又不能给予她们情感上的满足。这就如科普作家娜塔莉·安吉尔（natalie angier）说的那样，“生育……能给予你婚姻通常不能给予的东西，那就是终生的爱的纽带”。
凯瑟琳·埃丁（kathryn ed）和玛利亚·凯菲拉斯（aria kefas）曾发表过著作，讨论生育对未婚女性的影响。书中说，尽管生育极有可能将经济困难的女性推向贫困线甚至贫困线以下，但是对选择未婚生育的单身女性依然具有极其强大的“正面效益”，因为这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做出积极乐观的选择的机会。
30岁的塔尼亚·菲尔茨（tanya fields）是一个来自布朗克斯区的城区农民，同时还是一名社会活动家。她告诉我，在她公开自己怀着第五个孩子，而且这几个孩子分别是与三个不同的前任所生的事实之后，她就不停地听到类似这样的话：“你这么聪明，不像是容易上当的人啊，你怎么还要怀第五个孩子呢！”菲尔茨觉得她绝不是被动的，也不是上了谁的当。“我的每个孩子都是我的选择，”她说，“我有这些孩子并不因为我做了错误的决定，我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有人需要、有人爱、有人喜欢的。”
经济不富裕的女性早生孩子，其实有非常合乎逻辑的理由。没有太多经济资源的女性，在年轻时还拥有一些可能随着年龄增长而消失的优势：身体健康，父母健在，亲戚和兄弟姐妹也能够帮着照顾小孩，他们甚至还有可能提供住所。在当今经济疲软的美国，出身贫困的年轻女性很难感到会有美好的未来，相反，她们觉得未来会非常艰辛，工作、健康的食物和高质量的医疗保健只会越来越少，不仅她们自己如此，朋友和家人也是如此。“生活贫穷的年轻女性会继续在早于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合理的年龄生育，然而依然推迟婚姻，”埃丁和凯菲拉斯这么认为，“直到她们能够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使自己获得经济上的独立，直到她们有理由相信自己也可以像经济条件好的同龄人那样追求有意义的生活。”[40]安妮塔·希尔考虑过这些情况，并且告诉我说，“如果说女性晚一点生小孩，生活状况就会更好一些，那么政策制定者就必须为她们提供儿童保育、住房、医保，以及各种可以帮助到她们的东西，她们抚育子女所需要的东西”。毫无疑问，我们无法向我们的公民承诺给予他们儿童保育、住房或高质量的医疗保健，也不能保证给予他们受教育的机会以促进其个人发展。因此，凭借这些仅有的优势——年轻的身体和家庭——来行动是合乎逻辑的。生育就是以特别的方式把握未来。
埃丁和凯菲拉斯在《我信守的承诺》（proises i can keep）中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观点，根据她们的研究，在不同种族中，成为母亲可以使未婚女性的生活更加有规律，而且往往更加稳定：它可以催促她们早起，迫使她们照顾好自己，让她们安定下来，或许还能使她们戒掉毒品或改掉长夜不归的习惯，甚至还有可能促使她们重返学校，或与家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在受访对象和她们说到生孩子的好处时，有人这样说：“我的孩子拯救了我”。
尽管研究人员也承认，因为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贫困女性的生活条件并不能得到改善，但是她们想成为母亲肯定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希望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条理、有满足感。根据埃丁和凯菲拉斯的说法，母亲角色所带来的“可能有（但不能保证）对自己能力的证明，奋斗目标，人际联系，以及生活的秩序。而更重要的是，孩子可以使母亲至少在心理层面和象征意义上，打破经济和社会地位处于劣势的种种限制。这些女性未婚生育并非主要是想利用国家福利，或是因为缺乏自律，或纯粹出于无奈。相反，在个人处境困难的情况下做出生孩子当母亲的决定，是对自己的能力和决心、对照顾他人的愿望的肯定”。[41]
这在35岁的安娜·佩雷斯（ana perez）身上得到了体现。高中没有毕业就辍学的安娜，19岁时生下第一个孩子，但是后来她成了一家金融服务公司的副总裁，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如果她当时没有生下那个孩子，她说，“我可能就不会像今天一样成功，也许我会整天无所事事，虚度光阴”。
合适的伴侣
帕梅拉依然和她的男朋友，也就是她女儿的父亲在一起，但是她还不想很快就嫁给她。“我一直很清楚，婚姻不能留住男人，”她说，“就算我结了婚，他若想离开，还是会离开的。”
帕梅拉说在她的同龄人中，不结婚是一种常态。“我并没有看到有那么多人结婚，我看到结了婚的有很多人离婚，”她说，“我还看到很多女性是单身妈妈，这只是我看到的。”她说或许在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地区，能看到更多法律意义上的夫妻。“但是在我长大的地方，身边的人没受过多少教育，很多人可能高中都没毕业，或者只有一个同等学力文凭，他们也没钱。”
帕梅拉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和孩子的父亲一直在一起。“我听到女性都很失望，说如今外面没有什么好男人。”她说在她长大的南布朗克斯就是这种情况，“那些男人，我无法想象和他们结婚，一起生儿育女。”她说在她上市立大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看到的是受过教育的男人，他们独立，有自我追求。你会对自己说，哇，说不定在这里我能找到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博学多识的男人，和他交往，和他确立关系，但是在我母亲住的那一片就没有，这挺让人失望的。”
就和决定是否要孩子或什么时候要孩子一样，很多女性不结婚——即使有恋爱关系且对方通常是孩子的父亲——她们的理由也不是偶然随意，或是轻率不合逻辑的。这是几百年来一直在演绎着的故事中的一部分，女性开始认识到，如果一步入成年就结婚，通过法律做出承诺并受法律的约束，这样的婚姻不一定最能满足她们的需要。
“弱势家庭及儿童福祉研究”对未婚父母进行了一项调查，这些未婚父母在第一个孩子出生时都处于恋爱关系中。从调查结果来看，女性有非常充足的理由犹豫是否和伴侣结婚：接受调查的父亲中有40的人被监禁过；三分之一的人年收入少于一万美元；24的人没有工作。另外，父母双方都是在高中辍学的有40；其中一方拥有和别人所生孩子的有61。[42]三年后，接受调查的人中只有15的情侣结婚了，50的情侣分手了。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 juli wiln）对合适男性短缺的现象有过一段著名的描述，他在他的一部著作《真实的弱者》（the truly disadvantad）中说，城市贫困街区的社会经济环境，使得情感健全、经济优越的年轻男性大大减少。这是一个严肃的论点。就像西进运动曾使东海岸适婚男性大量流失一样，种族歧视和贫困现象的系统性循环也必定会减少适婚男性的数量。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称[43]，相对于每一百个单身女性，只有八十四个有工作的单身男性；而相对于每一百个黑人单身女性，有工作的黑人单身男性只有五十一个。
对于非裔和拉丁裔人口来说，还要考虑极高的监禁率。长期以来的种族“脸谱化”，以及较近实行的拦阻搜身程序，使得黑人男性和拉丁裔男性——更有可能处于贫困——更容易被警察拦住，然后因轻微的涉毒罪被关进监狱。有人预测，2001年出生的黑人男性中，将近三分之一[44]的人一生中至少会有一段时间在监狱中度过。[45]2010年，有三分之一的黑人高中辍学学生在监狱里，而在白人高中辍学生中，这一比例不到一半——只有13。[46]每年有超过一百万的人因为非法持有毒品而被逮捕，[47]单是因为非法持有大麻的就占到六十多万。黑人的监禁率大约是白人的六倍，[48]美国被监禁的人数超过欧洲监禁人数最多的三十五个国家的总和。[49]
因犯罪被判过刑，又使这些男性更难找到工作，许多人无奈转向非法途径谋生。1994年，联邦政府规定监狱服刑人员不得申领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50]被判过刑的人——有时只是被抓过——[51]也有可能被驱逐出公共住房。《新黑人》（the new ji crow）的作者米歇尔·亚历山大（ichelle alexander）曾这样说，一旦进过监狱，“这些人就永远低人一等，找不到工作，也租不到房子。不出几年，大部分人又重新回到了监狱。劳动力市场中，有犯罪记录的黑人是最受歧视的群体”。[52]因此，这些人特别难以成为女性在情感和经济上可以依赖的伴侣。
同样，经济困难的问题并非有色人种独有。由于制造业向海外转移，全国蓝领工作职位渐渐消失，导致了整个社会结婚率下降，汉娜·罗森（hanna ros）对此做过非常有说服力的分析。库茨则指出，即使是在经济出现衰退之前，“高中学历就业人员的每小时收入就已经要比1979年做同样工作的人平均少挣近四美元（按不变价值美元计算）”。[53]即使不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也面临失业、工资滞涨、高昂的教育支出和次贷危机的影响所造成的经济压力，这些使得他们寻找伴侣的希望变得非常不确定，不仅是现实生活不确定，情绪上也不稳定。
在一篇有关贫困白人女性普遍存在健康问题的报道中，记者莫妮卡·波茨（onica potts）是这样写的，“在南部的低收入白人社区中，仍然是女性在负责养家，负责抚养小孩，但是越来越多的女性还需要养活她们的丈夫。丈夫成了负担，有时还是令人头疼的麻烦，而不是家庭的帮手”。贫困女性，波茨写道，“工作最辛苦，是家庭中赚钱最多的一个，但养家的功劳却不归她。为家庭操心的是女人，从婚姻收获最大好处的却是男人”。
经济学家贝琪·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n）和贾斯汀·沃尔夫斯（jt wolfers）说过：“金钱和爱是相关的。家庭收入更高的人感受到爱的可能性略大一些。大致来说，收入增加一倍可以让被爱的可能性增加约四个百分点”。史蒂文森和沃尔夫斯猜测，这或许是因为有钱就更容易找到约会的时间，也可能是因为与有钱相关的原因，“可能与收入有关的其他因素，”两位经济学家在一篇情人节评论文章中写道，“比如身高或长相，是受人喜欢的真正原因。被爱可能会提升人们在劳动市场的竞争力。”[54]
还有一种可能是，金钱的匮乏让女性很难关注自己的生活，她所交往的大多也是因为金钱匮乏而不重视个人生活的男人。经济上的压力会大大增加婚姻的不稳定性。贫困社区中，抑郁症、家庭暴力、性侵害和枪支暴力的比例都会更高。
如果（白人）男性在制造业工厂从事受工会保护的工作，他们可以购买带三间卧房的房子，可以享受优惠的贷款利率，并且还有养老金计划。那些自身没有这些机会的女性，自然会选择和他们结婚。但是如果男性自己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而女性却在经济、社交、两性关系和子女抚养等方面，比以前更有能力获得独立，那么婚姻就不再是必需品。相反，坏的婚姻有可能会成为女性的负担，影响她们的个人发展。
杰森·德帕尔的故事中所讲的那两名密歇根女子，我们应该相信，她们的生活境遇是各自的婚姻状况造成的。故事中说施瑞尔三个孩子的父亲“赚得少，经常责骂妻子，也不教育子女”。施瑞尔后来认识了另一个男人并和他同居了，但是德帕尔报道说，“叫了警察他才走”。由此可见，不管嫁给这两个男人中的哪一个，对施瑞尔的命运，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家庭方面，都不会有正面的影响。
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尽管贫穷会使单身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但它同样也会让有婚姻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以至于让人宁可选择单身。2000年到2012年期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已婚有子夫妇数量增长了近40。[55]在2014年出版的《失爱的劳工：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的沉浮》（bor’s love lost: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kg-css faily arica）一书中，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andrew cherl）指出，从1980年到2012年，虽然双收入夫妻的收入中位数增长了近30，但是单收入已婚家庭的收入中值却毫无增长。单靠婚姻并不能改善经济状况，要夫妻双方都赚钱才行。
当然，经济情况不好的单身母亲或许能够在伴侣身上收获经济因素以外的一些好处。许多女性渴望拥有真心相爱的伴侣，有这样的伴侣为她们提供情感的支持，和她们共同承担家务、照顾孩子、分担生活和家庭带来的精神压力，她们的生活可以得到极大的改善，无论对方是否为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但是这样优秀般配的伴侣并非你想要就能得到，倒是失败的婚姻，以及大多数这些婚姻的结局——离婚，造成女性遭受经济和情感的双重打击。对于那些经济状况本来就不好的女性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未来的婚礼
爱玛丽（ealee）是布鲁克林的一名客户服务代表，24岁的她有一个尚在学步的幼儿，她和孩子的父亲住在一起，但是他们没有结婚。“有结婚就会有离婚，”她说，“我只是感觉相互之间可能需要稍微多点距离。”爱玛丽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我喜欢和一个人在一起，但不要结婚，”她又说，但到35岁的时候，“我想我会结婚的，我会说好吧，我年纪越来越大了，也许应该结婚了，如果那时我还和他在一起。再过个十来年吧，我可能会考虑的。”
正因为女性现在可以不依靠婚姻生活，正因为她们比以前更加有能力拥有独立的事业、经济和两性关系，更加有能力独立养育子女，所以婚姻对她们来说可能有更加深刻的意义。就像埃丁和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婚姻和生育之间不再存在必然联系，婚姻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人们认为婚姻是值得自己等待的，值得自己做好准备、负责任地去建立的。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低收入人群获得这种稳定基础的机会，比那些可以接受良好教育和找到好工作的人，要少很多。
关于这些结构性的不平等问题，最经典的、也是包括菲丽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fly）在内的保守派人士经常使用的说辞是，经济处境不利的人不结婚是因为夫妻双方收入的合并，会使家庭收入提高而失去获得政府救助的资格。由于福利法的建构，部分人士确实会遇到这种情况。
爱玛丽除了当客户服务代表所得的收入，还可以获得食品救济券、医疗补助，以及来自妇幼营养补助计划（the special supplera for won fants and children,wic）的补助，wic是为低收入女性和5岁以下的幼儿提供营养补充的一个项目。“我能应付过去，”她说，“我可以生存下来，从政府那里获得一点帮助，不需要结婚。如果我结婚了，可能就得不到那些救助了。”爱玛丽和男朋友，也就是孩子的父亲住在一起。她说她不结婚也不全是因为政府救助的问题。“不全是因为这个，”她说，“但有一部分吧。”
所以，经济需求可能会对女性在婚姻选择方面产生影响，是合乎逻辑的，但是这并不足以造成这么多未婚女性的存在。来自“法律动量”的蒂姆·凯西（ti casey）指出，“福利救济有太多的负面印象，有太多的诋毁，没有人想靠福利救济金过日子”。人们接受政府救助是因为他们真的需要帮助，而不是因为这是取代婚姻的好办法。和施拉夫利所认为的正好相反，社会福利从来都不曾“过于慷慨”过，这几十年来反而越来越少了。
埃丁和凯菲拉斯认为，那些将结婚率降低归因于福利社会兴起的人，没有考虑到的一点是：“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未婚生育数量上升，与福利制度规模的扩大无关，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除了加利福尼亚州，其他所有的州都停止按通货膨胀调整现金福利补助。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福利支票的实际价值已经下降了30。与此同时，结婚率继续下降，但是未婚生育率却持续增长。”[56]
还有一个事实是，大多数生活贫困的女性，和那些受过更良好教育、更富裕的同龄人一样，也希望自己能够在经济上独立，未来有稳定的生活。
一项有关弱势家庭及儿童福祉的研究发现，最有可能影响情侣在生下孩子后一年之内是否结婚的因素，不仅包括男方的就业状态和年收入，还包括女方的教育程度和工资水平，这表明经济状况稳定是保证恋爱关系稳定的关键因素，而经济状况的稳定则来自恋爱中的双方。
爱玛丽拥有专科学位，她决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多为自己打算。“我希望自己以后能有一份事业，”她说，“当客户服务代表不是事业，它只是一份工作。”爱玛丽想去执法机关，她说：“因为我想让我儿子拥有更好的生活，更多的东西。”她觉得如果能当一个警察，她就能获得许多福利，还能够涨薪。“我可能会买房买车，拥有那些好东西。再说，我上大学也是有目标的。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肯定是更稳定的生活，我的未来要更确定。”
埃丁和凯菲拉斯认为，低收入女性所憧憬的未来关键在于工作和收入。埃丁曾在密歇根大学讲演时采访过单身母亲，“有一点她们认为十分重要，并且反复向我们强调，那就是她们和她们的未来伴侣都必须在经济上稳定了才会结婚”。这当中的很多人，埃丁又说，“十分反对在经济上依赖男人”。她们认为自己在经济上稳定、有工作，不仅是应对关系破裂的一份“保险”，更是“抵制男权社会性别角色期待，抵御不良行为的自我防卫”，这些不良行为包括吸毒、出轨和家庭暴力。“她们担心，”埃丁说，“如果不挣钱，她们就没有资格要求平等的话语权。”
我们很容易这么想，对于工作最辛苦、报酬最低的美国人来讲，不如不上班待在家里。但是很多经济困难的女性觉得，工作挣钱对自己有利，对婚姻也有利。阿德丽安娜·福莱希（adrianne frech）和萨拉·达玛斯克（sarah daaske）进行过的一项研究发现，生过孩子后仍然工作的女性，到了40岁，她们的身体和心理都比没有上班的同龄人更加健康。[57]那些收入较低的女性，因为无法调整的倒班工作更容易产生疲倦、抑郁和无力感，但是不工作也没有缓解她们的生活压力。斯黛芬妮·库茨援引2012年的一项盖洛普（galp）民意调查，调查显示，来自低收入家庭、不外出工作的女性“‘昨天’微笑过、大笑过和过得很开心”的概率，低于同样收入水平的上班母亲。[58]
“我的家人，他们认为，女的就应该在家照顾孩子，即使有工作，也应该把重心放在孩子身上，这些事男人起不了多大作用，”帕梅拉说，“男人就负责赚钱，女性就应该做饭，打扫卫生。可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男人应该积极参与孩子的生活，分担家务。”帕梅拉说她想到婚姻中的性别权力时，就会想起“我母亲会对我父亲有什么反应”。帕梅拉说她父亲“一直很暴力”，如果是她自己的生活，她是绝对不会容忍的。“如果对方不改变自己，我会随时离开，”她说，“你要足够独立，不能让自己受到那样的对待。”
帕梅拉想当一名律师。“我一定不能顺应这种性别角色，因为不想像我母亲那样，”她说，“我母亲是被困住了，她那一代女性都这样。我真的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一定要和男人在一起……”她说她只知道“即使她们有工作，也是当个家庭护理助手或店员，没有人做更独立的工作，比如做生意或者当老师什么的。也许是因为她们没受过教育做不了那些工作吧，绝大多数人还是待在家里”。
单身母亲的数量日益增加，全国各地都可见她们的身影——她们心中如火一般的热情。虽然身处高位的女性相比之下数量还不是很多，但是确实有这样一些人，包括前德克萨斯州州长候选人温蒂·戴维斯（wendy davis），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威斯康星州国会议员格温·摩尔（gwen oore），以及马里兰州参议院候选人唐娜·爱德华兹（donna edwards），她们是单身母亲，也在为自己的职业理想奋斗。
这也造成了一个新的问题。在凯瑟琳·博（kathere boo）2003年报道俄克拉荷马州结婚倡议活动的《婚姻治疗》（“the e cure”）一文中，一名护士在记者本人也出席的一堂婚姻课上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你怎么知道他和你结婚的理由是否正当？我穿着白大褂，这里的男人都知道我有工作，对我穷追不舍，把手伸向我的工资袋”[59]。
贫困的女性群体并不是在拒绝婚姻，她们只是和富裕的同龄人一样在推迟结婚的时间，直到她们觉得对婚姻有把握了，直到她们确定可以将自己托付给另外一个人，而不必担心因为婚姻失去自我，失去自己的力量。不管是富裕阶层、中产阶级的女性，还是贫穷的女性，她们都不想陷入依附于人的境地，几十年来就是这样的境地才使婚姻成为如此压抑的制度。她们都不想经历婚姻失败最终导致离婚的痛苦，她们都把理想婚姻视为生活质量的一次提升，而不是社会核准的一个要求。
不同的是，经济条件富裕的女性还有其他途径来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也更容易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她们有充足、灵活的时间来推迟生育和结婚，好去追求自己的兴趣。而讽刺的是，她们所追求的兴趣又会使她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近和她们有共同兴趣、有一定稳定性的潜在伴侣。特权就这样进行着自我复制：富裕的女性一直富裕的可能性会增加，她们中的很多人最终结婚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而她们的婚姻则会使她们的社会、经济和情感生活更上一层楼。
但是从批判的角度来看，虽然她们因为推迟结婚而收获益处，但是这些富有的女性既没有帮助女性从婚姻中解放出来，也没有提倡工作赚钱，这些其实都是贫困女性出于经济需要而产生的行为方式。在拥有更多权力的富有女性开始效仿之后，它们才被视为有益的，才被视为一种社会进步，一种运动，或至少是一种被美化的潮流。
但是在产生这些行为方式的贫困人群中，同样的改变却被解读为不幸，甚至病态，被认为是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是社区和家庭的威胁，是政府的负担。因此，我们除了解决低收入群体中单身女性和单身母亲所面临的贫困怪圈现象，还要去理解并承认，低收入群体中单身比率高并不是偶然现象，更重要的是，这一现象并不代表她们的思维或道德上存在问题。
记者塔纳西斯·科茨（ta-nehisi ates）曾明智地评论说：“人类是逻辑动物，通常善于识认自己的利益。不管我们听到别人说了什么，女性大都是普通人类，如果她们现在不愿意结婚，那么很可能是她们觉得婚姻不再像以前一样，可以增加她们的利益了”[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