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贫困人群：单身女性与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贫困（1/2）

2001年，就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前，30岁的艾达·李从中国移居来美国，她发现在“911”之后，人们的生活变得非常艰难，尤其对移民来说：人们开始恐惧，多疑；她觉得没有适合她的工作。艾达考虑回中国去，但是她在美国的那些朋友都劝她留下来，还说要帮她介绍对象，让她有个依靠。

艾达并不想结婚，但她还是决定坚持下来，并继续找工作。家人的一位朋友雇她在布鲁克林第十三大街上做缝纫。一年之后，她又报名上了一家美甲学校。艾达回忆说，那几年她“总是在忙，没有多少时间和朋友出去或聊天，也没有时间上英语课，除了工作就是工作”。艾达一周工作六天，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休息天还得去上美甲课，如果有衣服没有做完，晚上还要在缝纫机前加班。想起自己挣的这一点钱，想到付房租的艰难，她说，“生活很辛苦”。

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工作挣钱更多是为了生存，根本谈不上什么成就感、激情或是身份认同。而对于许多单身女性而言，能够维持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工作是大多数美国人生活的中心，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这样，而是因为必须如此。

各种统计数据显示，现在有大量的女性进入大学、职场和董事会，这些空前而重要的数据，都被巧妙地编进汉娜·罗森（hanna ros）的《男性的终结》（the end of n）、丽莎·芒迪（liza undy）的《更昂贵的性》（the richer sex）等著作中——这两本书称女性在经济领域和职业领域都在赶超男性。统计数据下面那一堆堆星号符揭示，虽然有些女性在教育、工作职业、性和社交等方面比以前享受着更大的自由，但是更多的人却在一个充满不平等和不利条件、充满歧视和贫困的世界里，勉强维持生活。

我们很有必要对（不同阶层的、富裕的、贫困的、或在两者之间的）单身女性所取得的进步做一番剖析。历史上，女性的自由和机会被放在了一个相当低的标准。

旧模式

几百年来，那些没有结婚、经济上没有丈夫庇护的女性，最后还是要依赖男性的帮助，比如她们的父亲兄弟，或者姐妹的丈夫。简·奥斯丁来自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她原本接受了一位追求者的求婚，但是她又不想被其束缚，后来就悔婚了。她一开始住在父母家里，后来又住到哥哥家里。她曾写过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单身女性极有可能沦为贫穷。”

“女性的工作（和她们的生活一样）历来都有这个特点，”历史学家南希·科特（nancy tt）写道，“即总是以满足别人，尤其以满足男人的需求为目标。”女性的职业机会虽然增加了，但很多是为由男性主持的家庭服务，如佣人；或是为男性上司工作，如秘书、速记员、售货员。教师和护理这两个历来由女性主导的职业，倒是不需要向男性上司汇报，但同样要求女性重复有服从意味的行为：去照顾儿童和服侍病人。一如她们长久以来被指派的“无偿劳动”，那些女性表现优异的职位中，鲜有听闻是报酬优厚的。

当然，现在的情况跟两百年前或五十年前相比肯定有了改观（现在的女性可以有自己的银行账户，自己进行抵押贷款，婚内强奸也算违法！）但是男性在经济上和职业领域的主导地位其实并没有改变。在美国，男性依然站在金字塔的顶端。男性成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大学校长、科学家，以及备受赞誉的作家；他们主导着世界上最先进的领域和技术；他们是消防员、警察，是银行家、医生；目前为止，历届当选的总统和副总统全都是男性；他们还占据着80的国会席位。

平均来说，男性赚1美元，女性只能赚78美分，这一差距在有色人种女性中尤为明显，十多年来这种状况基本不曾改变。性别和种族歧视并没有结束，反而更多了，而且对于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来说，她们赚到的钱更少了。根据金伯里·克伦肖（kiberlécrenshaw）2014年的报告，[1]以个人资产总值减去负债来看财富中位数，黑人单身女性为100美元，拉丁裔单身女性为120美元，相比之下，白人单身女性的财富中位数是41500美元，那么白人夫妇呢？那更是高得惊人，达到了167500美元。[2]

2014年，女性在《财富》杂志（fortune）的最高首席执行官排名中仅占48。[3]2012年，美国一千家最大公司中，只有二十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女性（占4）。《福布斯》（forbes）称，这一数字为历史最高，而且其中的11位是在2011年至2012年间上任的。[4]新闻学教授卡里尔·里弗斯（caryl rivers）在2010年写道，“除了奥普拉·温弗瑞，美国几乎所有的亿万富翁都是男性，或男性的遗孀”。[5]

显示30岁以下单身无子的城市女性的薪酬，比同年龄段的男性高8的研究结果[6]自是令人惊讶，但是如斯黛芬妮·库茨（stephanie ontz）指出的那样，出现城市单身女性获得成功的现象，有时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绝大多数是白人），倾向于聚集在有大量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低收入男性（通常为非白人）的城市。就像之前讨论过的，城市里有能让受过教育、成功的单身女性过得优雅体面的服务业，包括餐馆、外卖、洗衣店以及家居维护等。有了这些，单身女性就可以过上像是有主妇在家操劳的生活，然而这些工作通常由较为贫困的男女从事，他们多为移民，劳动报酬低得可怜。库茨写道，如果只比较相同教育背景的男女，那么，“男性在各个领域都会比女性赚得更多”。她还提到2010年的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显示，“女性工商管理硕士的起薪比男性平均低4600美元，而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她们的职位和薪水被男性不断赶超，即使她们一直没有小孩”。[7]

大量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进入职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能够和同样上了大学、进入职场工作的男性齐头并进。一些结构性的障碍：从带薪家事假的缺失和男女工资差距，到人们对女性领导地位所持的，久缠不去的，被全面强化的负面印象，这些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女性在收入、晋升机会、社会地位和声望方面落后于男性。然而媒体对于教育机会越来越多的报道，以及我们向年轻女性传递的她们有潜力获得成就的信息，却常常掩盖了这些不平等现象。虽说传达那样的信息并无不妥，但那毕竟不是全部的情况。

某薪酬调查公司于2012年出示的一个报告显示，20岁至30岁之间，男女工资增速基本保持一致，但到30岁之后，女性工资增速变缓，男性则保持不变。[8]这是因为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这时候开始生育第一个孩子。但是康奈尔大学研究经济学及劳动关系的教授弗朗辛·布劳（france bu）却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解释：男性依然更有可能在高薪领域工作，如商业与法律行业，这些行业能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然而女性依然更有可能在低薪领域工作，如护理业和教师职业，这些行业的薪资上限还是很低。

虽然在紧接着第二波女权运动之后的一段时期里，有些职业的性别隔离[1]发生了变化，如，女性从事电气工程师的工作，但这种重新分排职业的趋势又出现了倒退，那些历来由女性从事的低薪职业，包括教育和社会工作，在1980年以后，实际上有更多的女性加入。[9]

随着儿童看护、家庭护理等以女性主导的职业的增加，女性被给予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这些工作几乎没有保障，而且薪水普遍很低。女性在家庭护理行业中占据了约90的比例，这是全美国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工资中位数徘徊在每小时十美元左右。[10]2014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里程碑式的带薪病假法规（paid sick-day legistion）之后，从事家庭护理业的工作人员——其中绝大部分为（有色人种）女性——被排除在这项福利之外。

这类持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对于未婚女性经济状况的稳定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成为社会科学家、政客和新闻工作者们热烈讨论的中心话题。

以结婚誓言为界的两个阶级

在2012年《纽约时报》的一篇长篇专题报道《两个阶级，以“我愿意”为界》（“o csses,divided by‘i do’”）中，[11]记者杰森·德帕尔（jan deparle）对比了密歇根州两名白人女性的生活状况。两名女性都是一家日托机构的同事，有子女，薪水接近。其中杰西卡·施瑞尔（jessica schairer）要将一半工资花在房租上，依靠政府发放的食品券生活，她没有能力给孩子报名参加课余活动，也不敢在宫颈癌手术之后请假休息。另一位叫克丽丝·福克纳（chris faulkner），她的家庭总收入相对较高，住房条件好，可以休假，可以给孩子报名参加游泳班和童子军。

“造成两人区别的最主要原因，”德帕尔认为，“是一个身高近七英尺（1米7）的男人凯文。”也就是说，上述那位生活更有保障的女性嫁给了一个善良顾家、有职业的男人。在德帕尔看来，唯一能够帮助施瑞尔自己和孩子改善生活的，是丈夫。

但是，还有一种东西可以帮助改善她的境遇，那就是钱。薪水，以及强制规定带薪病假的联邦政府政策。尽管施瑞尔是这家日托机构的管理人员，但她的报酬只有每小时1235美元，与她职位相当的同事还比她略高一些。在做完宫颈癌手术之后，她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休息六周，只休息了一个星期就回去工作了，她告诉德帕尔的原因是，“我不能六个星期没有收入”。

提高薪水可以帮助施瑞尔过得更好，保障性的带薪休假也可以帮助她过得更好。

缺乏应有的收入保障和社会政策——对女性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是男女经济全方面不平等的征兆。社会福利专家肖恩·福莱姆斯泰德（shawn frestad）对德帕尔的报道作出以下回应：“为什么给照顾别人孩子、照顾老人和残疾人，以女性为主的工作人员，支付如此少的工资？为什么不为护理人员提供带薪病伤假等基本的雇员福利？”即使是福克纳，故事中经济较宽裕的那名女子，她并没有比施瑞尔多赚多少，她的生活相对优裕其实也只是因为她有丈夫，她丈夫是一名程序员，有和她差不多的大学学历和人口统计学的专业背景，收入大大超过他的妻子。福莱姆斯泰德因此问：“为什么程序员能够比他那当日托机构经理的妻子多赚两倍不止？”福克纳手头宽裕的原因不光是她结了婚，她的结婚对象还是一位与他背景相似但工资却更高的人，而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他所在的是男性从事的领域，因而薪水也更高。

工资滞涨，收入不平等，失业，以及不提倡女性赚钱养家的社会政策，这些问题被长期以来提倡婚配的社会政治呼求掩盖了起来。我们的政治领袖，我们的牧师，总是反复地告诉我们，婚姻会解决一切问题。

也许是因为这个官方认可的、令人愉快的解决办法——去个教堂什么的——相比于当下低迷的经济形势和日益扩大的经济分化，是个更轻松的话题。在2008年经济危机前的十年里，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从61000美元下降到了60500美元，[12]甚至来自特权阶层的孩子大学毕业时也负债累累。就业市场极其萧条。到2012年，有250万没有工作的成年人还和父母居住在一起。[13]

这是现在数量空前的、想要在经济上立足的未婚女性所面临的经济状况。尽管婚姻不一定是解决的办法，但是独立生活的确要面临更多的挑战，因为当今的社会依然是为已婚人士设计的。单身女性比以前有更多的支出，不管是吃住方面的必需品，还是有线电视和度假之类的奢侈品，她们还要自己负担交通费用，更无法享受为已婚夫妇提供的减税优惠和保险福利。社会学家贝拉·迪波洛（bel depaulo）反复强调，我们国家有太多偏向已婚人士的法律了。

根据《大西洋月刊》撰稿人克里斯蒂娜·坎贝尔（christa capbell）和丽萨·阿诺德（lisa arnold）的说法，“婚姻的特权几乎遍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她们发现，单身人士在健康、生活、住房，以及汽车保险这些方面都要花费更多，并且声称“房东以婚姻状况为由歧视潜在客户并不犯法”。在收入所得税政策、社会保障、医疗保健以及住房成本方面，坎贝尔和阿诺德发现，“单身人士在上述的每一项上都会比已婚人士花费更多，或者说是损失更多”。两位作者承认，在她们做这项研究的期间，“我们俩都想赶快找个老公”。[14]

虽然单身女性自购住房的比例高于单身男性，但如果与已婚人士比，未婚人士的比例远远落后于已婚夫妇。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world report），单身人士的“收入水平……资产水平……（以及）住房拥有率，相比于其他家庭结构，是最低的”。[15]

专门从事住房不平等问题研究的法学教授安妮塔·希尔认为，住房成本是未婚女性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我们可以决定不结婚，”希尔说，“但是我们得想清楚如何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男人赚1美元，我们只能赚80美分。因此，越来越多的女性需要把自己收入的一半花费在住房上，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经济方面的因素，希尔说，会把女性推向“不那么独立的关系”。

做母亲的代价

即使是富裕人口，单身职业女性的经济优势也会在她们有了孩子之后化为乌有，不管她们是单独要孩子还是和伴侣一起，因为她们要被迫请假脱离工作，分散注意力，这对体力和情感来说都是挑战，而社会仍然不会对男性提出育儿的要求。

怀孕或孩子年幼的女性比没有孩子的人更难换工作，更难找到工作。社会学家谢莉·科雷尔（shelley rrell）曾做过一项研究，她编造了一些简历去应聘高职位的工作，如果简历中包含求职者有孩子的信息，收到回复的可能性就只有50。[16]科雷尔发现，如果经历相似，有孩子的女性比无孩子的同辈，每多一个孩子，每小时就会少赚约5。社会学家乔亚·米斯拉（joya isra）更是认为，当下，母亲的角色相比女性性别本身，更能预测收入不平等的情况。[17]

生育孩子对经济状况的影响，当然是未婚母亲最有体会。在以单身女性为主的家庭中，有高达42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13年，一项由皮尤研究中心得到的数据广泛流传开来，其被视作女性取得显著进步的一项证据：有将近40的母亲是其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但其中只有37的女性比自己的丈夫赚得多，她们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都在80000美元左右，其余的63是家庭年收入中位数只有23000美元的单身母亲。[18]

在2013年的美国，第一胎是未婚生育的比例是48，其中未完成高中学业的女性占83。[19]30岁之前生育第一个孩子的美国女性约有60是未婚生育，[20]而在所有新生儿中，其母亲未婚的占41，是1970年的四倍。[21]

贫穷和单身母亲在公众的印象中历来是带有种族标签的，一部分是因为莫尼汉时代对哪些美国人未婚生育所持有的偏见，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里根时代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之流一直对所谓的福利女皇，即靠揩政府的油过日子的黑人母亲作种族上的丑化，桑托勒姆甚至在2012年的竞选游说活动中说：“我不想拿别人的钱来改善黑人的生活”。美国长期以来的种族歧视，使非裔美国人世代被隔绝在经济保障（包括受工会保护的工作、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住房等）之外，黑人继而比白人更容易陷入贫穷。

然而，过去四十年里美国经济的分裂，使贫穷的形式，以及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变得多样化，其中未婚母亲现象最为常见。2000年，白人单亲家庭的比例约为22，相当于丹尼尔·帕崔克·莫尼汉发布报告时的黑人单亲家庭的比例。[22]

女权组织“法律动量”（legal ontu）的高级律师、女性及济贫计划的项目主管蒂姆·凯西（ti casey）这样说，“有些人认为所有的单身母亲都是黑人，这是不对的”。凯西指出，尽管黑人女性中单身母亲的比例高于西班牙裔女性，西班牙裔女性又高于白人女性，“但在所有的种族中，单身母亲的比例都很高。事实上，高收入国家的单身母亲比例都在增长，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

为了写成于2005年出版的有关贫困单身母亲的《我信守的承诺》（proises i can keep）一书，社会学家凯瑟琳·埃丁（kathryn ed）和玛利亚·凯菲拉斯（aria kefas）花了多年的时间对费城和新泽西州的八个低收入城市街区进行跟踪研究，抽样调查的对象包括波多黎各人、白人以及非裔美国人。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一次讲座上，埃丁说这些不同群组之间只有很小的区别：家庭暴力在白人和波多黎各人中最多（部分是因为被调查的非裔美国人更少住在一起）；黑人男性的收监比例最高，这从美国司法统计局的预测来看并不奇怪，因为根据该预测，在世纪之交出生的黑人男性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将会在其一生中的某个时候被监禁；婚姻出轨的几率在各个群组中基本相同。总的来说，埃丁说她和凯菲拉斯“对种族之间只有这么小的差异感到非常惊讶”。[23]

一些社会保守派，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者，包括《贝尔曲线》（the bell curve）和2012年出版的有关阶级分化的《分离：白种人的美国（1960——2010）》（g apart:the state of white arica 1960——2010）的作者查尔斯·莫里（charles urray）都认为，近四十年来，人们对婚姻的反感，就像传染病一样，从黑人扩散到了白人中间。经济学家伊莎贝尔·索希尔（isabel sawhill），即2015年出版的《自由一代：无婚姻的性与生育》（neration unbound:driftg to sex and parenthood without e）一书的作者认为，“我们所看到非正常的生活方式已经从穷人，尤其是黑人穷人群体，扩散到了整个社会中。这对儿童和社会的影响绝对是负面的”。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尤其是前半句。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先是因为经济需求要挣钱糊口，再是为了单独上街，为了穿更短更轻薄的衣服——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选择不结婚和未婚生育，因为婚姻不再是她们最有经济效益的选项了。

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优越的白人种族与黑人之间的交互影响，那些通常为贫穷黑人拥有的行为习惯，如果出现在白人身上，就引起不一样的关注。当时髦的白人女郎跟着黑人爵士乐的节奏舞动时，她们就是促成文化迁移的反叛者。60年代中期，当白人女性冲破家庭的牢笼，再次进入职场，和一直在那里辛苦劳作的贫穷黑人女性并肩作战时，贝蒂·弗里丹响应萨迪·亚历山大（sadie alexander）的观点，当工作不仅有益于女性自己更有益于她们的家庭时，我们就迎来了第二波女权运动。历来都是白人女性的模仿行为，而不是原初由贫穷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发起的文化迁移行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些行为有时被认为是女性的解放。

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想必是，相比无权，有权总是受到更严密的巡视：当财富和地位受到威胁时，谁可以接触和转移它们（白人男性），谁又要被禁止在外（女性和有色人种），这个界线是非常牢固的。婚姻历来都是男性维护、再造和传递权力、继续掌握控制权的最佳方式之一。那些没有多少资源需要保护，没有多少权力受到威胁的人，自然也就没有那么警惕。当然，对于艰难求生的人来说，那更是奋斗的动力，即便这意味着要发明新的家庭模式和伴侣模式。只有在更有特权的人们发现这些新的、意味着更多自由的行为方式可能会影响权力结构的时候，人们才会给予不一样的关注。

“现在，白人中的非婚生育率在全国范围来说也是非常高的，”反女权斗士菲丽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fly）在2012年这样告诉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主持人米歇尔·马丁（ichel art）。施拉夫利和莫里等人一样，也将单亲家庭数量的增加归咎于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计划，她认为女性会拿政府来取代丈夫（她没有提到的是，在结婚率骤降的那几年，这些救助计划是被大幅削减的）。“林登·约翰逊[2]创建这种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时，”施拉夫利说，“他们只把钱发给女人，所以就没有男人的事了”。这种情况非常糟糕，她总结说：“我们知道大部分的社会问题都来自于以母亲为主的家庭”。[24]

基于这最后一点，经济上的不利地位、女性更大程度的独立和越来越多样的家庭结构模式，这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引出了两则带有误导性的信息。第一则是早婚模式的消失会造成更大的贫困。“婚姻数量减少意味着收入减少，贫困增加。”这是索希尔在接受《经济学人》（the enoist）采访时所说的。她说得没错，但条件是设想中的那个伴侣能带来更多的收入或在家务上给予支持，而不是让女人增加开支，要求女人花更多的时间操心他的衣食住行。

第二个也是更有欺骗性的一个观点是，在美国，那些选择单身或不得已而单身的未婚母亲是贫困的创造者和永久维续者，她们的家庭经济状况是她们自己造成的，而不是她们所在的这个受人操纵的经济制度造成的。现在社会各界都在呼吁，贫困问题不要通过更好的社会福利政策，而要通过提倡结婚，甚至早婚来解决，这其中包含的就是这种观点。

小布什政府的新闻发言人阿里·弗莱舍（ari fleischer）在2014年《华尔街日报》的一篇题为《如何对付收入不平等：结婚》（“how to fight e eality:t arried”）的专栏文章[25]中写道，对付收入不平等的办法不是加大政府对贫困群体的扶持力度，“更好、更富有同情心的政策是，让贫困人群意识到他们所能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上学，结婚，生小孩，并依次进行”。2012年，罗伯特·雷克特（robert rector）为保守派的美国传统基金会写过这样的话，说婚姻是“美国最有力的反贫困武器”。罗伯特是1996年福利改革法案（welfare reforistion）的设计者之一，该法案抬高了获取社会福利的门槛，缩短了政府救助的时间。

这种说法很不靠谱，因为其他发达国家的单身母亲贫困率远远低于美国，而且美国的儿童贫困率高是全国性的，包括生活在已婚家庭中的儿童在内。来自“人民”组织（de）在2014年写道，“美国的儿童贫困率高不是因为单身母亲太多。在贫困率最低的那些国家，它们即使有和美国相同比例的单身母亲也没问题……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每五名儿童中就有一名以上的儿童身处贫困之中”。[26]

即便事实如此，也无法阻止立法者把婚姻作为解决贫困的办法。他们把关注的焦点、资金投入到提倡婚姻，而不是社会救助上。

雷克特认为结婚率下降提高了贫困率和福利依赖程度，因此他在为传统基金会写的那篇文章中提出，“（政府）应该毫不含糊地说明婚姻的作用”。他还表达了他的不满，“在现有的政策之下……婚姻不是被忽视就是被否定”。但是他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在近几十年里政府并没有忽视婚姻。[27]2013年雷克特还和保守党的立法者们一起（其中有爱荷华州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堪萨斯州州长萨姆·布朗巴克［sa brownback］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里克·桑托勒姆），推动布什政府实施总计三亿美元的健康婚姻倡议（healthy e itiative），这项国家项目将福利计划中的资金分流，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婚姻教育，鼓励他们结婚。

在布什政府期间，这一计划得到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有“婚姻沙皇”之称的韦德·霍恩（wade horn）的大力推进。霍恩是一名心理学家，根据琼斯修女的说法，他曾作为全美父权计划（national fatherhood itiative）的会长，支持南方浸礼会提倡的观点：“妻子要谦和地服从丈夫的领导”，“成为他管理家庭、养育下一代的助手”。[28]霍恩还引用圣经的话进行了解释，“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堂会的头”。

健康婚姻倡议最初主要通过宗教机构推进，向低收入群体提供婚姻讨论会和课程。2010年奥巴马政府重新推行这个计划，但是新的健康婚姻倡议，将重点从以信仰为基础的干预和对基于宗教的妻子须顺从丈夫这一观念的强化，转向在提供婚姻指导的同时推动就业。

尽管如此，健康婚姻倡议对结婚率或离婚率的影响还是微乎其微，结婚率继续下降，离婚率在最近两届总统的任期内基本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这两届政府在这项倡议中的支出已经超过八亿美元。[29]

唯一有迹象表明可促进结婚率上升、延长婚姻寿命的公共政策，与倡导婚姻无关：它给人们在婚前提供更好的经济资源，从而更好地促进婚姻。其中便有1994年至1998年间，扩大的社会福利，当时明尼苏达州家庭投资计划允许人们在找到工作之后仍能够领取福利金，而不是将其中断。[30]有了额外的经济保障，该州黑人女性的离婚率下降了70。[31]

几乎与此同时，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开始实行新希望计划（new hope project），这个反贫困项目，为薪水低于联邦贫困线150的全职工作者提供收入补贴，为失业者提供社区服务工作，对医疗保险和儿童保育给予补贴。[32]研究人员在一项关于结婚率的研究中发现，有21从未结过婚的女性，在参加新希望计划五年后结婚了；而在没有参加此计划的未婚女性中，这一比例只有12。[33]参与者的收入也提高了，焦虑更是缓解了。

显然，由政府来解决贫困问题，这对于想要结婚的人来说结婚是变得容易了，但是有些计划是为了强迫尚无条件缔结稳定婚姻的人去结婚，这样的计划就收效甚微了。政客们如果担忧结婚率下降，那么他们就应该提高福利，就是这么简单。要是担忧贫困率呢？还是提高福利。当“法律动量”的蒂姆·凯西被问到为解决贫困单身母亲的需求，政府需要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是什么时，他说，“第一步：改革福利制度。第二步：改革福利制度。第三步：还是改革福利制度”。

但是21世纪初，国会对提高福利并无多大兴趣，反而减少了食品救济券的发放量，对单身母亲养活自己和孩子的能力造成了最大的影响。2014年，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建议向未婚的单身母亲设置福利上限，他在一次午餐会上说道，“未婚生育和已婚生育就是贫困和不贫困之间的一道分水岭”。[34]但保罗没有承认的是，在他所在的州，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未婚父母数量要少于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已婚父母。[35]

2013年在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州参议员们提出了一个议案，要求夫妻在离婚之前提请一个两年的等待期。[36]2012年，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州参议员格伦·格罗泽曼（glenn grothan）试图通过一项议案，把单身现象列为导致虐童事件频发的一个因素。幸运的是，这些立法尝试并没有成功，但是却说明，如果既有对单身女性的恶意，又有政策造成的阶级鸿沟，使贫困的单身母亲成为攻击对象，那将是多么的危险。

讽刺的是，正如《场记板》杂志（ste）的阿曼达·马科特（aanda artte）说的那样，最让保守派们恼火和感受到威胁是有能力的单身女性——那些有地位的成功女性，既能赚钱，又有影响力，享受着全国性的知名度和极大的话语权，如安妮塔·希尔，墨菲·布朗，桑德拉·弗卢克，莉娜·杜汉姆。他们却无计可施，无法阻挡这些优秀女性崛起的力量，尽管他们有的是办法去欺压贫困群体。共和党人士也许无法逼着那些危险的有钱女人“回到厨房”，马科特写道，“但他们可以为难隔壁打着两份工的那个单身母亲，让她的日子更加难过”。[37]

秩序/混乱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