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遇（1/2）

十二月月末的一天，伯爵正沿着走廊往广场餐厅走。虽然离最近一个街道的出口还隔着五十多码 (45) 远，他却忽然感觉到有股冷风朝他袭来，带着星光下冬夜的洁净和清新。他停下脚步，朝四周打量了一番，发现这股气流是从……衣帽寄存间的方向来的。原来，那位叫丹娘的服务员不在岗位上，现在那里没人看管。伯爵朝左右看了看，便走了进去。

这里几分钟前一定拥进过好几拨来吃晚餐的顾客，直到现在，他们外套的纤维上仍余有冬天的凉意。一件军大衣的肩膀上沾着些残雪，某位官员的外套仍有些潮湿，而那件配着白色貂皮毛领（不知本来是不是黑色的？）的黑色貂皮大衣则绝对是哪位政治委员的夫人穿来的。

伯爵拈起衣袖，放到脸旁闻了闻，那上面还有壁炉的烟火味和昂贵的古龙水味。这位年轻的美人，想必是从林荫环道上的哪幢豪宅里出来，乘坐着和她的貂皮大衣一样黑亮的轿车来的。但她也可能是从特维尔大街步行过来的，天上正飘着新雪，沉思中的普希金雕像正毫无惧色地冒着风雪矗立在街头。而她要是坐雪橇来的话就更妙了，马蹄清脆地踢打在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上，马鞭的击打声与车夫“驾驾”的吆喝声合起来该会是多么动听！

昔日，每逢圣诞前夕，伯爵和他妹妹正是这样勇敢地冒着严寒出门的。他们会向祖母再三保证，不会超过午夜十二点回家；然后，便坐上他们的三驾马车，在干冷的冬夜里逐家拜访四周的邻居。他们并排而坐，由伯爵把住缰绳，两人膝盖上铺着一张狼皮。他们会直接抄过低洼的牧场，把马车驾到镇里的路上去。伯爵还会一边驾驶马车一边大声嚷道：“先去哪儿？博布林斯基家还是达维多夫家？”

不管最后他们去的是这一家，那一家，还是别处的另外一家，那里都会有一场盛宴，也会有温暖的火堆和主人张开的双臂等待着他们。人人都穿着鲜艳亮丽的衣服，兴奋得皮肤上都泛起了潮红，那些感情充沛的叔叔说出的祝酒词让人感动得双眼雾蒙蒙，直想落泪。孩子们则都在楼梯上好奇地窥视。那音乐呢？当然会有音乐，听了之后，你会忍不住把杯中之酒一饮而尽，双脚跃跃欲试。那里的音乐能让你忘记自己的年龄，使你的身体纵情跳跃。它让你不由自主地摇摆、旋转，直到你头都被转晕，让你不知身在何处。你会忘了这到底是在主人家的大厅还是在城市的沙龙，你会忘了这到底是在天堂还是人间。

随着午夜的临近，罗斯托夫兄妹才从此行所拜访的第二或第三个邻居家出来，步履蹒跚地寻找他们的雪橇。星空下回荡着他们的笑声，他们身后那串前弯后绕的脚印与他们到来时留下的笔直纤细的车辙交织在了一起。于是，次日清晨，这家的主人便能在雪地上看到一个他们用靴子走出的巨大g音谱号。

回到马车上，他们便在原野上疾驰起来，从彼得罗夫斯科耶小镇直穿而过。耶稣升天教堂距离小镇修道院的院墙不远。教堂是一八一四年为纪念拿破仑战败而修建的。教堂的钟楼美轮美奂，只有克里姆林宫的伊凡大帝钟塔能与之媲美。钟楼里的二十口大钟全是用拿破仑侵略军仓皇撤退后遗弃的大炮上的钢铁铸造而成。因此，每一声钟鸣都仿佛是在高呼：俄罗斯万岁！沙皇万岁！

车行至拐弯处，伯爵通常会猛拽一把缰绳，让马加速朝家飞奔而去。可这时，海伦娜会伸过一只手来搭在他的胳膊上，让他降速，因为午夜已经到了。他们身后一英里之外的地方，耶稣升天教堂的钟声已经敲响，在圣歌声中，一声声钟鸣正播散在广阔的冰冻大地上。而在圣歌停止的间隙，假如你仔细聆听，除了马的喘息声，寒风的呼啸声，你还能听见十英里外的圣米迦勒大教堂的钟声，而距离更远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钟声也此起彼伏地遥相呼应着，宛如黄昏时分池塘两岸的鹅群隔着一洼塘水在相互呼应一般。

升天的钟声……

一九一八年，伯爵从巴黎匆匆赶回家中。途经彼得罗夫斯科耶小镇，他发现修道院的院墙边聚集着一群农夫，他们一个个惊慌失措，却又沉默不语。原来，那天早上，村里来了红军的骑兵，还开来一列空的四轮货车。在一位年轻队长的指挥下，哥萨克士兵们爬上钟楼，把那些大钟一个个都从尖塔上拉了起来。等到要将大钟摘下的时候，他们又加派了一队哥萨克士兵上去。古老的巨钟终于从钩子上被吊了起来，它们被稳稳地放在栏杆上，然后从空中跌落下去，先翻了几个跟斗，最后才“砰”的一声砸在地上。

这时，修道院的院长赶过来，站在红军队长的面前，以神的名义要求他立刻停止亵渎神明的举动。队长闻言，却倚在一旁的柱子上，燃起了一根香烟。

“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说完，他命令手下将修道院院长沿着楼梯一直拖到钟楼楼顶，然后把他从尖塔上扔了下去，活生生摔死在他的上帝的怀抱里。

据推测，耶稣升天教堂的钟应该是被布尔什维克人回收用来铸造枪炮了，它们也算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但伯爵知道，拿破仑军队在撤退中遗弃的那些火炮，也就是后来耶稣升天教堂上的那些大钟，全都是法国人用拉罗谢尔教堂上的钟铸造的。而反过来，拉罗谢尔教堂上的钟又是用三十年战争 (46) 中所缴获的英国老式大口径短炮浇铸的。从大钟变成枪炮，又从枪炮再变回大钟，从眼下再到时光的尽头，就这么一直循环反复地变下去。而这就是铁矿石永恒的命运。

“罗斯托夫伯爵？”

伯爵从遐思中抬起头来，只见丹娘正站在门口。

“黑貂皮，我觉得这应该是。”伯爵边说边把手里的衣服袖子放了下去，“没错，绝对是黑貂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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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的广场餐厅。

从大都会酒店开张的那天起，要论营造节日气氛，广场餐厅在全莫斯科都有口皆碑。从十二月第一天的早晨五点开始，这座大厅里便已张灯结彩，挂满了庆祝新年的各种装饰。人造喷泉上挂起了缀有红色浆果的常青植物花环。一串串彩灯从阳台上往下撒落。前来宴饮狂欢的人呢？他们来自莫斯科的各个角落。八点一到，如大厅里的每一位宾客所期待的那样，管弦乐队便奏响了第一支节日的乐曲。到了九点，服务生们就得开始从旁边的走廊往“广场”里搬椅子了，这样，晚到的人才能和朋友们肩并着肩地坐到一块。在每张餐桌的正中间（无论这桌主人的身份是贵是贱）餐厅都会免费提供一盘鱼子酱。这道精美食品的妙处就是，不管你是一盎司 (47) 一盎司地细品，还是一磅一磅地吞吃，你都能吃得很开心。

当伯爵在冬至这天步入广场餐厅的时候，他心里不免有些失望，因为他发现大厅里根本没有花环，栏杆上也未扎起彩带，演奏台上只有一个拉手风琴的，而且，台下三分之二的桌子都是空的。

然后，正如孩子们都知道的，节日的鼓点是从人的内心敲响的。看，那不是吗？尼娜正坐在她那张靠近喷泉的桌子旁。她身穿鲜艳的黄色裙子，腰间系着一条深绿色的丝带。

“圣诞快乐！”伯爵走到桌前，朝她欠身说道。

尼娜起身还了个屈膝礼：“也祝您节日快乐，先生。”

然后，他们坐下来，把餐巾铺在膝盖上。尼娜解释说，她父亲稍后会过来和她一起吃饭，刚才她已经自作主张点了一道开胃菜。

“很好啊。”伯爵说。

这时，那位像“主教”的服务员出现了。他端来的是一份堆得像小塔一样高的冰激凌。

“这就是你的开胃菜？”

“是。”尼娜答道。

“主教”带着牧师般的微笑，将碟子摆在尼娜面前，然后又朝伯爵转过身来，问他是否也要一份菜单（好像他自己看不出来似的）。

“不，谢了，伙计。给我来杯香槟，再给我一把勺子就行了。”

在重要的事情上，尼娜从来都有条不紊。此时，她正一种味道一种味道地逐层享受着她的冰激凌，从颜色最浅的开始，最后再吃颜色最深的。法国香草味的那层已全被她吃掉了，她正准备开始解决那勺和她裙子颜色相同的柠檬味冰激凌。

“那么，”伯爵说，“你马上就能回家了，应该很高兴吧？”

“是啊，回去能见到所有人，当然高兴，”尼娜说，“可等我们一月份再回到莫斯科，我就得开始上学了。”

“你对上学好像不太感兴趣嘛。”

“我担心学校会很没意思。”她承认说，“那里面全是些不懂事的小孩。”

伯爵严肃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她对校园里可能会有很多小孩的判断。接着，他一边把勺子插进那块草莓味冰激凌里，一边对她说，他本人以前倒是很喜欢上学的。

“所有人都这么对我说。”

“我喜欢读《奥德修纪》和《埃涅阿斯纪》 (48) ，我一生中最好的几位朋友都是从那些书中认识的。”

“是，是，”她把眼睛一翻，说，“他们也都是这么说的。”

“嗯，有时候之所以大家都这么说，是因为他们说的是事实。”

“有时候，”尼娜辩解道，“之所以所有人都这么对你说，是因为他们都是些平常人。一个平常人的话你为什么要听呢？平常人能写得出《奥德修纪》？能写得出《埃涅阿斯纪》？”她摇了摇头，然后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平常人其实就是些无足轻重的人，只不过前者中听一些而已。”

也许伯爵本该就此打住，可他实在不希望他这位年幼的朋友带着如此凄凉寂寞的想法开始她在莫斯科的学校生涯。眼瞅着她正摩拳擦掌地向那块暗紫色的冰激凌（大概是黑莓味的）下手，他想了想，怎样才能将教育的真谛表述得更为妥帖一些。

“当然，学校的确有不如人意之处，”他沉吟了片刻，又开口承认道，“但我觉得，慢慢地你就会惊喜地发现，正规教育的经历能帮你开阔眼界。”

尼娜把头抬了起来。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哪句话什么意思？”

“能帮你开阔眼界。”

伯爵以为他刚才那番话的意思不言自明，所以根本没准备进一步阐述。于是，在开始回答之前，他冲“主教”打了个手势，要了杯香槟。数百年以来，在婚礼和新船下水仪式上人们用的一直都是香槟，以至于很多人都以为这种饮料本身带有喜庆的含义。但其实，人们之所以在这些危险的活动开始之前喝香槟，是因为它能提升人们的胆量和决心。酒来了，酒杯也放在了桌上。伯爵端起来喝了一大口，他的鼻窦有些痒。

“我说教育能开阔你的眼界，”他说，“意思是，它能让你了解这个世界之大，了解这个世界上的诸多奇迹，以及许许多多不同的生活方式。”

“如果这就是目的的话，那旅行不是更有效？”

“旅行？”

“我们在谈眼界，不是吗？人视野之内地平线的极限？所以，与其在教室里整齐地排排坐，还不如脚踏实地出去走走，真正朝地平线的方向走去，去看看在地平线的尽头究竟有些什么，这难道不是更有效吗？马可·波罗就是这么做的，所以他到了中国。哥伦布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他去了美洲。彼得大帝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他隐姓埋名，游遍了欧洲。”

尼娜停下来，舀了一大匙巧克力冰激凌放进嘴里。见伯爵想开口回答，她把手里的勺挥了挥，表示她的话还没说完。他便耐心地等她把那口冰激凌咽下去。

“昨天晚上，我父亲带我去看了《天方夜谭》 (49) 。”

“哦，”伯爵答道（很高兴他们终于换了个话题），“那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最棒的作品。”

“也许吧，这我不知道。但有一点：这部作品里的所有音乐都是为了让听众能陶醉在《一千零一夜》的世界中。”

“阿拉丁和神灯那样的世界。”伯爵微笑着说道。

“没错。事实上，剧场中的每一个人似乎都陶醉了。”

“哦，这不就对啦？”

“但他们当中并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打算要去阿拉伯，虽然那才是神灯的所在之处。”

说来也巧，就在尼娜说出这句话的同时，那位手风琴演奏员也刚好拉完了一首古老的名曲。本来就没几个人的大厅里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尼娜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伸出双手朝旁边的宾客们做了个手势，仿佛他们的掌声是为赞同她的观点而发的。

象棋高手的标志之一就是一旦他觉得棋势已无法扭转，自己肯定会输，那么不论离终盘还剩多少步棋，他都会立刻推倒自己的国王认输。于是，伯爵开口问道：

“你的开胃菜怎么样？”

“很不错。”

手风琴演员又弹起了一首轻快活泼的曲子，那旋律让人联想起英国人的圣诞颂歌。伯爵表示他想借此机会敬尼娜一杯。

“生活中有一种可悲却又无法回避的事实，”他开始说道，“那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社交圈子会越变越小。不管这是因为人们的惯性在增强还是热情在减弱，反正我们会突然发现，伴随着我们自己的总是那么几张熟悉的面孔。所以，在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还能结识一位像你这么棒的新朋友，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

说完，伯爵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件礼物递给尼娜。

“这个小玩意儿，在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可为我派上过大用场。希望它能在你隐姓埋名外出游历的时候帮到你。”

尼娜笑了，那笑容仿佛在暗示（尽管很难令人信服）他完全没必要这么做。然后，她解开包装纸，露出了里面老罗斯托夫伯爵夫人的那副看歌剧用的六角形望远镜。

“这是我祖母的。”伯爵说。

自从他们俩相识以来，尼娜第一次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她一边欣赏着镶在镜筒上的珍珠母和黄铜配件，一边将小望远镜在手里转了几转。然后，她又把它举到眼前，慢慢朝屋里扫视起来。

“你比其他所有人都更了解我，”过了片刻，她说，“我会好好珍惜它的，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

她并没想到要带一份礼物给伯爵。可在伯爵看来，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她毕竟还是个孩子。而且，对伯爵来说，打开包装纸期待着收获一份惊喜的日子早已过去了。

“时间不早了。”伯爵说，“我可不想你父亲等你等得太久。”

“是的。”她惋惜地说，“我是得走了。”

然后，她回过头，朝领班服务台的方向招了招手。这通常是买单的信号。可当领班走到他们桌旁，他手里拿着的并不是什么账单。相反，他拿着一只很大的黄匣子，匣子外面还绑着一条深绿色丝带。

“这个——”尼娜说，“小玩意儿是送给你的。不过你得答应我，到午夜钟声响起的时候才能打开它。”

尼娜离开广场餐厅与父亲会合去了。伯爵原打算付完账，便去博亚尔斯基餐厅（点一份香草羊排），然后再回自己书房，一边喝酒一边等待午夜钟声的到来。这时，手风琴演奏员又拉响了一首新的圣诞颂歌，可伯爵突然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已不知不觉转移到了旁边的一张餐桌上。看样子，坐在那儿的那位年轻人刚刚迈入恋爱的初始阶段。

小伙子的颌下刚刚长出了些胡子楂。他准是在课堂上被女同学聪慧而认真的神情迷住了。终于，他鼓起勇气，打着要和她探讨意识形态方面问题的幌子把她约了出来。而现在，她就在广场餐厅和他相对而坐。她朝大厅四周看了一眼，脸上没有笑，也没开口说过一句话。

为了打破沉默，小伙子开始聊起了即将召开的旨在统一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大会。从她严肃的神情看，用这样的话题作为开场白也许更为合适。果不其然，那位年轻的女士对这个问题还真有些自己的见解；可当她谈起对外高加索问题的看法时，这场谈话也就变成了一场地地道道的技术讨论。而且，小伙子也摆出一副和她一模一样的严肃劲儿，可他又远不具备那种深度，所以，一旦他真的谈起他本人的见地，他那装腔作势的真面目，以及他对当前形势的孤陋寡闻，肯定会暴露无遗。果真如此的话，那天晚上会变得有多糟糕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也就能怀着破碎的希望，像受了惩罚的孩子一样，拖着自己的玩具熊，垂头丧气地上楼去。

年轻的女士正想请他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手风琴演奏员忽然拉起了一首西班牙风情的乐曲。她一定是被那首曲子给打动了，因为她停住了话头，朝演奏员那边望了过去，嘴里还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段旋律是哪部作品里的来着。

“是《胡桃夹子》里的。”年轻小伙子脱口而出。

“《胡桃夹子》……”她重复了一遍。

因为总的看来，她的表情仍然很严肃，所以一时很难判断出她对这首另一个时代的乐曲究竟持何种态度。遇到这种情况，老练点的人一定会劝这位小伙子别贸然行事，而应该先听听这段音乐和她有什么渊源再说。可他正好相反，马上便有了动作。而且是相当大胆的动作。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祖母每年都带我去看。”

年轻女人将目光从演奏者身上收了回来，径直看着她的伙伴。

“我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首音乐太伤感，”他继续说，“可每年十二月，一到这部芭蕾剧开演，我就会去看，一次都没落下，即使一个人我也会去。”

干得漂亮，小伙子。

女孩脸上的表情明显柔和了下来，她的目光里流露出了颇感兴趣的神色，因为她从对面这位新结识的男人身上发现了出人意料的一面，那是一种十分纯粹，发自内心的，执着到了无怨无悔的东西。她双唇一动，刚想开口发问——

“你们准备好点菜了吗？”

是“主教”。他正站在他们的桌前，躬着身子问道。

他们当然还没准备好。一旁的伯爵差点喊出声来。连傻瓜都看得出！

倘若小伙子聪明一点，他会把“主教”赶走，然后让年轻的女人继续把问题问完。而他没有这么做。相反，他顺从地拿起了菜单。也许，他以为会有一道完美无瑕的菜肴自己从菜单上蹦到他眼前，并且自报名姓。当然不会。对这位执意想博取年轻女人欢心的小伙子来说，广场餐厅的菜单简直就和墨西拿海峡 (50) 一样凶险。菜单左边是和斯库拉 (51) 一样的怪兽：点价格低廉的菜，会显得你寒酸小气，缺乏品位；而右边列着的山珍海味又仿佛是卡律布狄斯漩涡，在把你兜里的钱统统掏空的同时，它还会让你留下炫富的糟糕印象。小伙子的目光在相互矛盾的两种选择之间来回溜达了好几趟。最后，他灵机一动，点了一道拉脱维亚炖菜。

这道由猪肉、洋葱和杏做成的传统菜肴不仅价格公道，而且还带着些异国情调。不知怎么的，它令人回想起昔日那个有爷爷，有祖母，有节日颂歌，有伤感旋律的时代。在“主教”粗鲁地打断他们的话头之前，他们原本就要开始聊那些了。

“我也来一份同样的。”我们那位严肃的年轻女士说。

一样的！

然后，她瞄了一眼对面那位已经机会大增的年轻人。她的眼神里递去的那份柔情与《战争与和平》第二卷结尾处娜塔莎递向皮埃尔的颇为相似。

“除了炖菜，还要不要点酒呢？”“主教”问。

小伙子犹豫了一下，然后不大有把握地把酒单拿了起来。这很可能是他平生第一次点一整瓶酒。先不管他能否说出一九〇〇年的酒比一九〇一年的酒好在哪里，他很可能连勃艮第和波尔多这两种葡萄酒的区别都搞不清楚。

“主教”连一分钟考虑的时间都不给那位小伙子，他往前一躬身，带着居高临下的笑在酒单上戳了一下。

“要不就来里奥哈 (52) 吧。”

里奥哈？那种酒跟炖菜一起喝，会像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 (53) 碰在一起一样势不两立。它会照着炖菜先当头来上一棒，再把它从战车里拖出来，再让它尝尝每个特洛伊男人的厉害。再者，它的价钱比小伙子能承受的水平要贵上整整三倍。

伯爵忍不住把头摇了一摇，他心想，经验这东西真是无法替代呀。这本是一个能让侍者大显身手的机会。如果他能推荐一瓶较为合适的酒，那他不仅能让小伙子心里变得踏实，让他们圆满地吃完这顿饭，还能推动小伙子的感情事业向前发展。这简直就是一举多得。可是，也不知道“主教”是因为不够敏感，还是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总之，他不但没起到侍者该起的作用，还将他的顾客逼到了墙角。因为小伙子显然不知道该怎么点才好，他感觉整个餐厅里的人似乎都在看他。看那架势，他马上就要采纳“主教”的建议了。

“要我说，”伯爵插嘴道，“如果你点的是拉脱维亚炖菜，那来一瓶穆库扎尼 (54) 再好不过了。”

伯爵冲他们的桌子倾过身去，学着安德烈的动作把手指漂亮地一分，冲着酒单上的酒名指了一指。尽管这瓶酒的价格只相当于里奥哈的几分之一，但价钱从来都不是绅士们讨论的话题。所以，伯爵只说了一句：“其实，格鲁吉亚人之所以爱种葡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就着这种炖菜下酒。”

小伙子和他的女伴迅速对视了一眼，仿佛在说，这位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呀？可接着，他又朝“主教”转过身去。

“来一瓶穆库扎尼。”

“当然。”“主教”答道。

过了几分钟，酒拿来了，紧接着被倒进了杯中。年轻的女孩同她的伙伴聊起了他的祖母。而伯爵早已把去博亚尔斯基吃香草羊排的念头抛到了九霄云外。相反，他把彼佳叫过来，让他把尼娜给他的礼物送回自己的房间去。然后，他索性给自己也点了一道拉脱维亚炖菜，外加一瓶穆库扎尼。

不出所料，就眼下这个季节而言，这道菜实在是正逢其时。洋葱上已彻底熔了一层焦糖，猪肉也已被慢慢地焖熟，杏子被短暂地炖过，这三种成分合在一起，成了一道香甜可口热气腾腾的美味。它让人同时联想起大雪天被堵在小酒馆里的舒适惬意和吉卜赛手鼓给人带来的热闹和喧哗。

伯爵端起酒杯呷了一口。这时，那对年轻人正好朝他望过来，并冲他抬了抬酒杯，表示感激和亲近，然后便又回到他们的谈话中去了。他们似乎已聊得非常深入了，他们的话音在手风琴的演奏声中已无法听清。

年轻人的爱情，伯爵心想。他脸上泛起了微笑。没什么新奇的。

“您还要点什么别的吗？”

“主教”过来问伯爵道。他略想了想，然后点了一大匙香草冰激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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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进大堂，伯爵便注意到有四个身穿晚礼服的男人正进门来。他们手上都提着一只黑色的皮匣子。这显然是一支偶尔去楼上的私人宴会包厢里表演弦乐四重奏的小乐队。

其中三位乐手看上去自十九世纪起就在一起合作演出了。他们全都是一头花白的头发，丧失了职业热情。可其中那位第二小提琴手却格外醒目，因为他绝对还不到二十二岁，步履之间也尚存着一份活泼和生动。直到乐队走到电梯跟前，伯爵才认出那个人来。

从一九一四年起，伯爵就再没见过尼古拉·彼得罗夫。当时，王子还是一位未满十三岁的少年。光阴荏苒，如果不是认出了王子脸上挂着的谦虚纯朴的笑容（那是彼得罗夫家族世代相传的招牌笑容），伯爵可能都认不出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