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1/2）

五月初的一个晚上，伯爵正坐在盆栽棕榈树中间的一把高背椅里。他把目光从手中的报纸上抬起来，偷偷朝刚从电梯里出来的一对年轻的意大利夫妇望去。她是位身材高挑、肤色黝黑的美人，穿着一条深色的长裙，而他个头矮小，穿着宽松的长裤和夹克。伯爵不知道这对夫妇为何来到了莫斯科，但他们每天晚上七点都会准时从酒店离开，想必是外出体验莫斯科的夜生活。比方说，他们于六点五十五分走出电梯之后，会径直走到礼宾服务台，瓦西里已为他们准备好了两张《鲍里斯·戈东诺夫》的门票，还为他们订好了夜宵。然后，这对夫妇会来到前台寄存他们的钥匙，而阿尔卡季会把他们的钥匙收在第四排的第二十八个插孔里。

伯爵把报纸往桌上一搁，站起身来。他佯装打了个哈欠，伸了伸腿脚，便朝旋转门走过去，装作出去看看天气的样子。在门外的台阶上，罗季翁正同那对年轻夫妇互致问候，他为他们叫来了一辆出租车，并替他们把车的后门拉开。见他们的车开走了，伯爵马上转过身来，穿过大堂，直接上了楼梯。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稳步朝楼上走去（自从一九五二年以来，他一直都是这个习惯），不一会儿便到了四楼。他穿过走廊，在428号房门前停了下来。他松开两只手指，把它们插入他西装背心的内口袋，从里头掏出尼娜给他的那把钥匙。然后，他往左右看了看，便开门进了屋。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也就是安娜打算重新开始她的电影演艺生涯的时候）开始，伯爵就再没来过428号房间。此刻他可没闲心来检查这间小客厅里的装潢变化。相反，他直奔卧室而去。他把左边的衣柜门打开，看到装满了一柜子的衣裙都是那位肤色黝黑的美人今晚穿的那种样式：齐膝、短袖、单色。这种样式毕竟非常适合她。把她这边的柜门关上，伯爵又打开了她男伴的衣柜门。衣架上挂的全是宽松的裤子和夹克，钩子上还挂着一顶报童帽似的无檐软帽。他挑了一条棕褐色的裤子，便把柜门关上了。在带穿衣镜的衣柜的第二个抽屉里，他发现了一件白色牛津衬衣。他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折叠起来的枕头套，把挑出来的衣物全都塞了进去。他回到客厅，先把门稍稍打开一条缝，确定走廊里没人后，才从门里溜了出去。

直到听见门锁吧嗒一声合上，伯爵才猛地想起，他应该把那顶帽子一并拿上。正当他准备伸手到马甲口袋里去掏钥匙时，他非常清楚地听见了轮子滚动的嘎吱声。伯爵猛地往前跨了三大步，往塔楼里一躲。与此同时，酒店的客房服务生奥列格正推着一辆小推车拐进了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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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十一点，伯爵在夏里亚宾酒吧一边喝着白兰地，一边审阅他的备物清单。金币，旅游指南，“长生不老泉”，休闲长裤和衬衫，从玛丽娜那儿弄来的耐用针线，这些全有了。虽然还有几样尚未到手，但他最没把握的只有一件：在走之前跟其他人打声招呼。从一开始伯爵就知道，在整个计划中，这会是最难办的部分。他毕竟不能随便发一份电报了事。可它又不是非做不可的。如果实在没别的办法，伯爵也做好了不打招呼的准备。

伯爵把杯中的酒一仰而尽，正准备上楼，可还没等他从凳子上站起身，奥德留斯已经捧着一个瓶子来到他跟前。

“再来一杯？算店里的。”

自打过了六十岁，晚上十一点以后伯爵便不再喝酒了。因为他知道，深夜喝下去的酒，会像个消停不下来的孩子一样，凌晨三四点就把你弄醒。但拒绝调酒师的一番好意又未免有些失礼，尤其在他已经把酒瓶都开好了时。所以，伯爵面带感激地接过那杯混合酒，坦然地坐了下来。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吧台另一头高声谈笑着的一伙美国人身上。

和上次一样，今天把大伙儿逗得大笑不已的还是那位来自新泽西州蒙特克莱市的倒霉推销员。初来乍到的他恨不得和这里每一个有身份的人通上电话，但到了四月，美国人开始转而寻求同政府高级官员面谈的机会。迄今为止，他已亲自分别与主管食品、金融、劳动、教育甚至外交事务的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会晤过。他原以为，向克里姆林宫卖出一台自动售货机应该与卖出一张乔治·华盛顿画像的概率差不多，可接下来出现的一系列转机令他大为吃惊。具体点说吧，韦伯斯特原本吃足了官员们的闭门羹，直到后来才开窍。他为了更好地展示那些机器的性能，让父亲给他寄来了五十箱美国香烟和巧克力。这样一来，此前无缘与任何高级官员会晤的推销员突然受到了一百多家政府办事部门的热烈欢迎，然后这些机构把他的产品抢购一空了。

“今天这家我还以为是真的上钩了呢。”他说。

美国人讲起了他今天功亏一篑的经历。看着他，伯爵不禁想起了理查德：他和韦伯斯特一样充满好奇，一样爱交际，一样爱拿自己寻开心把大家逗乐。

伯爵把酒杯放在了吧台上。

这么干能行吗？他心想。

伯爵还没来得及回答自己的问题，矮胖的美国人正在冲大堂里的什么人挥手。而朝他挥手回应的居然是一位知名的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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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过后不久，美国人到吧台前结完账，然后在那帮朋友的肩膀上拍了拍，便沿着楼梯上楼，边走还边用口哨吹着《国际歌》。来到四楼走廊，他拿出钥匙在门上摸索着。直到房门在他身后完全关上，他的身体才稍稍直起来，他的神情也才稍稍清醒了一些。

就在这时，伯爵把灯拧亮了。

看到自己屋里的椅子上坐着个陌生人，美国人大吃一惊，然而他并没有被吓得往后退，也没有立刻大喊大叫。

“不好意思，”他笑着说，“我一定是走错房间了。”

“不，”伯爵说，“这就是你的房间。”

“嗯，如果这个房间是我的，那就是你进错房间了。”

“也许吧，”伯爵说，“可我不这么认为。”

美国人往前走近了一小步，仔细打量着面前的这位不速之客。

“你不是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那位侍者吗？”

“是的，”伯爵说，“我就是那个侍者。”

美国人慢慢地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您贵姓？”

“罗斯托夫。亚历山大·罗斯托夫。”

“哦，罗斯托夫先生，我本该请你喝一杯的，但时间很晚了，而且明天一早我还约了人见面。还有别的什么事我能帮您的吗？”

“是的，韦伯斯特先生，我想是有一件。你看，我这儿有封信要送给我在巴黎的一位朋友。而这位朋友我猜您也许认识。”

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伯爵的猜想也颇为唐突，但矮胖子韦伯斯特还是给伯爵倒了一杯威士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