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父亲（2/2）

张新颖：你父亲就是那种文学青年。

王安忆：这个文学青年一直延续到他老年，我觉得他到老还是文学青年，好像没有再发展过，始终是文学青年，到老也是。

张新颖：那你父亲平常也不大给你们讲他的经历？

王安忆：上岁数以后他很爱讲了，兴奋起来他会讲，但他的那些讲述前后不着边际的，系列性比较差，有的时候听不懂，他在军队里面这一段，你看我就不大清楚。

张新颖：他是老了以后才跟你们讲经历？

王安忆：对呀，这就是他的一个问题呀，他好像就不屑于和小孩子多说话的，不像我母亲。我父亲到老的时候才想起我们，可这时候我们又大了，我们又不屑于和他说话了。这个父辈与子辈之间的感情吧，是从小生就的。

张新颖：这有个男人和女人的差别，母亲就是要跟孩子亲近一点。可能很多的父亲都有点像你父亲那个样子。

王安忆：其中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像我母亲是一个特别喜欢孩子的人，而我父亲年轻时是不要孩子的，我父亲自己是个孩子，他像长不大，他是个不要孩子的人，到老年的时候对我们也不是对孩子的喜欢，他对子女的需要是出于一种安全感。他不像我母亲，我母亲就是特别爱孩子。

张新颖：那你父亲就是一九六一年回上海。

王安忆：他不是回上海，他是到上海，应该说他是终于正式定居上海。

张新颖：到上海算是从部队复员了呢，还是……

王安忆：不是复员，他已经被开除军籍了，他是——一九五八年被开除军籍的吧，你看我对他的历史都不大清楚，看他的生平吧，他有简历，这段历史也被抹杀了……我爸爸入党也很晚，他一九四五年才入党，他担任过文化教员、戏剧部主任、副团长，这时他还没入党呢。然后又在华东军区政治部文艺科任文艺干事和创作研究员，后来又做了华东军区政治部剧院的戏剧部主任，然后担任总政驻南京话剧团导演……这就到了一九五八年，这段时间就给他们跳过去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他是一个“右派”。我爸爸其实命还蛮好，开除军籍以后，他就到江苏电影制片厂、江苏话剧团，还是做编导，从事自己的专业，一九六二年到上海，你看我都记错了，一九六二年到上海，那我已经两年级了。

张新颖：到上海到哪里呢？

王安忆：人民艺术剧院。

张新颖：然后就一直就没有变？

王安忆：一直都没有变，我爸爸始终在导演的岗位上面。你看，他哪一年被打成“右派”我心里还不大清楚，应该是一九五八年吧。

张新颖：你父母去世的时间，相隔五年？

王安忆：我母亲是一九九八年十月份，我父亲是二〇〇三年三月份。

张新颖：你父母的去世……会不会给你一种突然的冲击——不是说人去世突然，而是对你自己来说，会不会产生出一些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王安忆：我觉得我父亲的去世吧，好像对我的影响还不是那么转折性的；我母亲去世对于我，就是突然间生起了一种欲望，开始觉得应该好好认识自己母亲，非常强烈的。虽然我父亲最喜欢我，可是好像我和我母亲还是更近，这和从小家庭生活有关，我父亲就是一个好像游离在家庭生活以外的人。

张新颖：关于你母亲的几篇文章，都是你在母亲去世以后写的。

王安忆：都是，为我母亲的日记介绍情景，我整理她一段日记，就写一篇文章，使人们更了解她这段时间的状况。有时候我会想，像我爸爸妈妈这两人怎么会走到一起来的呢，他们很不相像，很不像。

张新颖：你母亲更厉害一点儿。

王安忆：也不是，像我母亲很负责的，我母亲是个非常负责任的人，我觉得像我母亲碰到我父亲这样的吧，很辛苦的。他就像我母亲另一个孩子，而且永远不会长大，不会改变。

张新颖：你父亲太艺术化了。

王安忆：我觉得我父亲因为从小在南洋生活，远离中国伦理文化，他倒真是蛮客家人的，就是男人什么都不管的，什么工作都交给女人，这点上他称得上客家人；还有就是跟我父亲在家里的地位有关系，他长子么，特别的娇宠，娇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爷爷奶奶都觉得自己是很命贱的，不配做他的父母，所以说不许他叫他们爸爸妈妈，要叫他们叔叔婶婶的，我爸爸就是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的，这使他性格变得更加任性。我觉得他又很像我的爷爷，其实我并没有见过我爷爷，据说也是一个率性的人。种种这些都造成他对家庭缺乏耐心和兴趣，其实到后来最最需要家庭的就是他，要是没有家庭的话他都没地方去了。当年“右派”都很不幸，但是我爸爸还行，他是一个享福的人呵，是很享福的人，你看同样是“右派”，别人吃那么多苦，妻离子散；不能说他没吃苦，吃苦了是吃苦了，但是吃得实在不太多。

张新颖：这可能跟你妈妈有点关系吧。

王安忆：没有，那时我妈还没写出来，我妈是他被打成“右派”以后才写出道的。要说有，就是母亲维持了一个完好的家庭，给了父亲后盾。好像也有命的，我母亲曾经在绍兴找乡下人算命，乡下人算命算得蛮准的；他给我父亲算命说，他挺有福分，某些遭际在别人的话都能上吊，可是他，优哉游哉的；作为我妈妈来讲，我觉得她对付我们一家人蛮辛苦的，不像我父亲那样潇洒。其实我父亲比我母亲大六岁，但给我妈妈算命的人说，“你的丈夫啊就像你的儿子”，我觉得算得也很准。

张新颖：你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给你妈妈压力很大。

王安忆：可以想象我妈妈压力很大，那时候这种事情是相当严重的，组织上还要找我妈妈谈话什么的。

张新颖：那个时候你们不太知道这个事？

王安忆：都不知道，我妈没告诉我们。后来紧接着我妈就开始写作，所以家里面生活水平也没有怎么降低，我爸爸薪水顿减，他的处境有很大改变，可事实上我们生活还是蛮优越的。

张新颖：那个时候稿费比较值钱。

王安忆：母亲有稿费收入。我们家，你知道也没什么积累的概念，我们家里面用钱就是乱用。像我妈那人也很奇怪，她在政治比较平稳的时代就后悔，说我们应该买点红木家具呀什么；等政治运动一来立刻释然，说幸亏我们都吃到肚子里去了，万分庆幸，要是置办了东西，还不是抄家抄掉，还吃批判。我妈好会花钱啊，我和我姐姐小时候一人一套连衣裙每套就是十块——当时十块钱什么概念？“文革”时候就有人贴我妈妈大字报，说我妈妈把两个女儿打扮得不像中国人。我妈很喜欢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