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传统和反叛（2/2）

王安忆：很少能找到终身写作的。

张新颖：就是年轻的时候反叛嘛，你的成就是在反叛的时候确立的。所以你看我们文学史上的作家，从第一代开始，除了鲁迅年纪比较大，因为鲁迅从事创作比较晚，三十八岁写《狂人日记》，其实大都是很年轻的，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一百年的文学史讲的作家，平均年龄三十岁左右，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这是我们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真正的文学史不应该是这样的。

王安忆：我就讲，我们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作家很少的，三十岁还没进入职业写作就退场了。

张新颖：有的时候我就开玩笑说，我们的文学史是一个青年的文学史，基本上是个青年文学史，偶尔有那么几个不年轻的就是非常好的，像冯至二十几岁的时候写诗，也就是年轻人的诗，但是他四十岁写的诗，写的《十四行集》，就是特别好的东西。讲一个四十岁作家的作品，这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不多。这个和我们一代一代的反叛其实是有关系的。

王安忆：我觉得一个是反叛，还有就是政治不稳定。

张新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文学标准，就是我们会特别注意，我们的文坛会特别注意那个新的东西。求新求变似乎成了一个强迫性的机制。

王安忆：还与我们没有发生浪漫主义运动有关系，其实西方现代媒体也是很发达的，可是他们在整个浪漫主义运动里已经培养起了书评、画评、乐评、剧评，已经形成经典批评的传统了，即便是有媒体出来喧嚣也不要紧，它还有一个更加主流性的评介，似乎我们中国没有这个酝酿评介系统的过程，就直接进入媒体时代，所以我们今天的什么文艺批评哪，就是媒体啊，没有严格的批评，就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又回到方才说的源上来，我说你看西方作家作品都是那么套着来的，你会觉得他们没有独创性，而我们特别强调独创性，过于强调独创性。我说文学家就是工匠，就是在做活，做到一定程度的量变自然会有质变，但这个量也许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去完成。我们强调独创性，这已经是我们艺术评价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它不断地要求你提供新的内容，这是一个机动的标准，而不是一个衡定性的标准。

张新颖：比如说我们总是会讲八十年代文学怎么样，九十年代文学怎么样，你讲九十年代文学就一定是注意九十年代最新的作家作品和现象、思潮之类的东西，如果我讲九十年代文学去讲路翎，这人家会觉得你脑子有问题嘛，怎么会讲路翎啊什么的。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成了一个习惯。

王安忆：不健康。

张新颖：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其实是“五四”以来的传统给我们的，你每一个时代都要关心那个时代的最新的力量，最新的动向。

王安忆：要你关心和表现的也是最新发生的，总是希望你反映最新发生的事件，如果你稍写得远点，哪怕只是远一点时间，他们都认为落伍了。

张新颖：就像你写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很落伍了。

王安忆：怀旧了，就算怀旧了。

张新颖：这个形容也很奇怪。要么你写很早的上海，三十年代的上海，要么你写现在的上海，大家都接受；就写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就显得格格不入。

王安忆：他们现在对我评价很古怪的，判定我不反映现代的上海，首先小说不是“反映”，其实我所写不就是现代的上海么，这个时间的限定不知道是五年还是十年，或者只是一年。其实像雨果他写的《悲惨世界》是写三十年前的事情了。《巴黎圣母院》则是几百年前了。现在总的来说文化气氛是不大好的，也不是说不大好，应该说是也好，但要看你个人怎么样，如果你个人特别有抵抗力的话，是个好时代，谁都不管你，但如果比较软弱的话，非常容易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