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看熟悉的东西和看不熟悉的东西（2/2）

张新颖：从《小鲍庄》中能看出跟寻根文学的关系，但一般的不会想到和去爱荷华有什么关系。

王安忆：这两件事情的结合，发生在我身上，在我的写作当中是从一个低潮到一个高潮，这么一个衔接。这个低潮，我在想，不去美国可能也会有，后面的高潮恐怕没有美国我也会有，可是美国之行使这个衔接变得有名目了，当然它给我提供了养料。这两件事情怎么契合，我自己也没有好好地思考，不可能对自己的生活有那么清醒的认识。

张新颖：反正是两件事情连在一起了。

王安忆：从时间上说，事情正好是连在一起。因为在我去美国时，一九八三年，我写作也已经开始蛮有名了，开始有抢稿的，我的稿子已经不会被退了，就这种状态，应该说是比较看好了；可是到美国以后那些日子，在那个大环境里，总是觉得自己的书送不出手，当时出两本书了，一本是《流逝》，一本是《雨，沙沙沙》，当我把这些书拿出去给别人看吧，心里面总是揣测别人会怎么看。对自己不再有信心了。那次我是和我母亲一块去的吧，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个压力，别人都不以为我真是个作家。

张新颖：啊，都以为是茹志鹃带着女儿来了。

王安忆：而且他们外国人看中国人都觉得很年轻嘛，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party上面，有一个女教师就说，呀你不该和我们在一起，你应该和我女儿她们在一起——她女儿才十九岁，她就把我带到她女儿那边去了。那么这种情形对心情也会形成压力。他们特别爱带我玩，跳舞啊，旅游啊，干什么都是喜欢带我，我觉得他们都没有把我当作正经的作家，很少有人说我认真地和你谈一谈文学啊什么。这大概从心理上有点刺激的，他们以为我是我妈妈带过去的。

张新颖：你那个年纪的中国人，是比外国人年轻啊。

王安忆：他们现在看懂了，中国人接触多了，他们知道应该加十岁，现在很有经验。那时候他们真是吃不准你是干什么的，他们就认为你是跟了妈妈来玩的，他们觉得这也挺好，妈妈带着女儿。所以当我送给别人书的时候，我心里面总是要嘀咕一下，哎哟，人家会怎么样看我的书。那时候他们就把我当孩子一样的，我们出去到农场去参观，其中有工作人员，我记得还很清楚，他什么都要给我，地上捡了一根羽毛也给我，说是天鹅的毛，递给我。他居然还从圈里抓了一只猪哦，那只猪当然很干净了，我不知道它怎么会那么干净，一定要让我抱一抱，这就是个宠物了。猪怎么能抱呢，我就把它扔掉了。后来，等到十八年以后也就是二〇〇一年吧，我又去了，那次聂华苓把王蒙、北岛、苏童，还有我，集中在一起，专门搞了一个讲演会，当年专门管理我们的一个先生，叫peter，他和聂华苓讲：她现在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了。

张新颖：这话好玩。

王安忆：他这句话讲出来我就晓得当时他根本就不把我当成一个作家，这也是一种很大的激励。人总是有虚荣心的，我在文学讲习所的时候也没写什么，也就是写了个《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吧，那种激励也是非常强大的，那个时候编辑部来人啊什么的都不向我来约稿的，他们都是向张抗抗啊，叶辛啊，向这样的作家约稿，你坐在他们旁边他们都不说你也给我们一篇稿子，他们也很怕我给他们。刚刚起步的时候是需要虚荣心的一种刺激。我觉得在美国那一次我真的是看到很多东西，现在回想起来，我十八年以后再到这个小城，觉得这个小城镇又小又封闭又乏味又无聊。

张新颖：感受上的反差特别大。

王安忆：我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然后才出去旅行的，回过头去看，我觉得这个小地方真的是太闭塞了；可是那时候去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十分开放的世界了，当年我在那里竟然会跑到那么多的角落去玩，就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十八年后，它有一点小小的变化，不像我们国家变化那么大，还真是变化不大，就是物是人非之感。我们当时住的公寓，对着爱荷华河，到了傍晚太阳开始落下来的时候，那个河水是泛金光的，然后他们小孩子的划艇，就从这个金光里面穿过去，就是这种剪影，睁眼面对就是这样的景象，生活很不真实，会极端不真实，你睁眼就是这个不真实。那是美国的腹地，就是美国的中部地区，很美很美的，自然风光很好，你下了公路就到树林里去，到了秋天的时候，地上金色的落叶就可以几寸厚，走在上面，很不真实，充满假象，觉得这地方怎么那么不真实。十八年后还是那样，它真是非常的安静，却是我生活中的大转折。你要叫我一五一十地说，它对我到底有什么促进和改变，我还真说不出来，可是这段经验真是很奇异的，就好像你本来是好好地在生活着，突然间就出现了特别突兀的，特别没有连续性的，上文不接下文的这种东西，这么一段东西。

张新颖：后来的那些次出国就没有这样的感觉，没有把自己的生活打断了，横插进来一段内容的感觉了吧。

王安忆：那个时候出国机会不是很多，我在三年以后才第二次出国，去德国，那次待得也很长，待两个月，德国那么小的地方待两个月。我到了德国以后就觉得其实美国挺没有历史挺无聊的。后来就是频繁出去，一九八七年以后就开始频繁出去。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那个年代哦，整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的生活真的是蛮活跃的，老是在跑，好像老是在奔波，或者是出去旅行，而旅行都很长时间，一个月两个月这样子，然后就回来写作，生活就在旅行和写作之间往返。到了九十年代好像就变化了，慢慢地变化了。

张新颖：变成什么样的状态？

王安忆：我感觉从九十年代慢慢开始变化了，到了现在，我就觉得已经比较安定，现在好像找到节奏了。在这之前，在四十岁之前，好像觉得时间是无限的，而现在吧，真的是会觉得时间很紧张的，会有一种紧迫感。所以不敢浪费时间，特别不敢浪费时间。

张新颖：那我觉得，不敢浪费时间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典型的中年心态了。就像你们啊，你们这一代人，其中有几个已经写了这么多年了，但还一直一直这样写，让你写下去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

王安忆：这肯定不是思想觉悟的问题了，就是一种需要，我真的是把写作这个东西看得很重要。

张新颖：在你就是一种需要，那就肯定不是一个外来的推动力，现在像你们这一代作家，从外在的方面来说都很成功，世俗的东西差不多都满足了，那你还这样写下去，肯定不是为世俗的需要。

王安忆：有也是有一点，因为人总是俗人，有的时候会有，很少，有一点，就是要证明自己蛮优秀。当我做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的时候，我自己其实心里面在害怕，我真的很害怕，我有一种命运感，是不是我从此就不能写了，因为很多人当了官都不能写，我虽然其实也不算什么官，但是我有一种命运的暗示一样的，挺恐慌的，怕自己写不出来了，结果那一年我写得特别特别多，写得很多，但后来发现我更加怀疑自己。我忽然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这样穷写，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

张新颖：到你们这个年龄，还需要不断证明自己啊。不过有的时候也很奇怪，像沈从文他四十几岁的时候，大概一九四八年左右的时候，他还是觉得要证明自己，他跟他的儿子有一段谈话，他跟他儿子说我已经写了很多书，但是我还要写很多书，他儿子说我看有一个叫安徒生的人，写得蛮好的，你写得不太好；他儿子说还有一个叫托尔斯泰的人，写得也蛮好的，好像你写得没有他们好。他这个时候就跟他儿子说，其实我要写的，我是写得没他们好，但是我要写得像他们一样好。其实那个时候早已经是功成名就，以后就不能写作了，他可能还预料不到自己的命运，但是他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想证明自己的。

王安忆：有这种心情，真的有这种心情。这种想证明自己的心情是有，但是好像具体情况不是完全同样的。从大的方面来讲，其实还是写作有乐趣，你没乐趣那你就不会写，你一天天这么写，你没有乐趣写什么，肯定是有一个极大的乐趣在里面，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但在小的环节上，在写作过程某些具体的情绪中，想证明自己亦是个事实，比如说我现在刚写了部长篇，已经在抄写的长篇，这部长篇我就有点想证明自己，因为我里边全部都是男的，没有女的，因为我知道我写男的写得不好。我就想证明自己还是有能耐的，可以突破局限，写得比以前好。我好像没有特别大的要求证明的事情，没有。都是具体的，阶段性的，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就想向自己证明我还能写。其实我最怕就是自己不能写，很奇怪，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要这么拼命写。

张新颖：没有人会觉得你不能写，这个完全是你自己的问题。

王安忆：像是觉得有一种命运感，因为很多人都是做了官以后就不能写了，别人也会说你做了作家协会主席——所以我当时特别恼火他们叫我作家协会主席。那一年我写得特别积极，穷写。有的时候吧就是怕自己才能丢失，有这种恐惧的心情。这两年平静下来了，又开始变得比较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