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陆文夫、高晓声、白桦(2/2)
王安忆:它有北风,其实蛮粗粝的。相术上说,南人北相或者北人南相,都很好。而且作为一个生存的地方来说,一个省比一个直辖市好,直辖市好像有点空。
张新颖:省有一个大的背景,而且有草根性。
王安忆:比如托尔斯泰,他不仅是有城市,他还有城市以外那么广大的土地。在上海这个城市写东西对人真是有一种挑战。上海的写作有两条路,一是走出城市,或者就是走进书斋。
张新颖:书斋,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念书的地方。
王安忆:这和一九四九年以后上海的处境有关系。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央一直把上海作为一个经济城市定位。你是山东人吧,你应该经常回家去看看。我有时候到外地,到那种很偏僻很狭小的地方,南通啊,临安啊,你就会看到许多年轻人在读书。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诱惑。你会觉得,呀,久违了,现在还有人过着这么安静的内心生活。然后你会发现他们中间有着一位精神领袖,可能是一个老夫子,可能是一个挺现代的人……大家都会到他那里去,听他论道。这是很有趣的。其实这就是民间智士,我们上海人叫“老法师”。这种人是很重要的。
张新颖:这在上海是没有了吧,但我想上海很早就没有了。八十年代有吗?我不了解。上海人是比较个性的。
王安忆:也有的。“文革”当中,年轻人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同时呢,又自发形成群体,就会有一个人出现,大家都喜欢到他家去聊天,听他谈东谈西,他又很有权威性。比如陈丹青提到过一个“城隍庙的拉斐尔”。当时我学过乐器嘛,我们这些人当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他其实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但他是路路通,认识各种各样的人。“文革”当中我们这些插队落户的人不是都想考到各地文工团去吗?各地文工团也集中到上海来招生,就需要找到一个人能提供人才。而我们呢,则能通过这样的人到各个团体去面试。他就是其中一个。其实他自己在音乐方面也很野路子的,可是,大家都很尊敬他,因为我们也都是野路子嘛。
张新颖:那你到文工团不是通过这个人去的?
王安忆:最后我是通过我妈妈的老战友。他帮我介绍了几个地方,可是这几个都是省团,我考不进去的呀。但是他却让我结交了这么一批人,像我这种无头苍蝇一般的,到处奔来奔去应考的人,有唱歌的,弹钢琴的,拉提琴的。我跟你讲,到处奔来奔去应考的往往业务都是不大灵的,都是那种中不溜的,好的人老早前线、总政都看去了。张炜也说过,他那时候在农村,听说山那边有一个人喜欢写小说,他会背着他的小说爬山越岭,到他那边,天已经黑了,就点着灯,大家坐在桌子旁边,你读你的小说,我读我的小说。非常庄严的。这情形看不到了。它本身就是审美的,那时候的生活方式很审美的。在小说《隐居的时代》里我也写过这么一个人,原型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老大学生,这人现在想起来就是一个没有着落的人,分配他到外地,他又不愿意去,不服从分配,一个社会青年。他没什么事情,通过什么关系,到我们插队的那个县城去做客,那地方很偏僻,要坐火车要坐船。我现在回想起来很佩服他,生计都没着落,他还有这个兴致。他要来的消息很早就传开了,到了这一天,大家都到那个地方去听他谈天,吃饭的时候就到食堂里用脸盆打饭。他讲的也是些杂碎,但他是复旦大学的,中文系,我们就当他经典。我想他年纪也不大,二十多岁。好像那时代比今天显得丰富。
张新颖:说到上海,我想起白桦,可以谈一谈吗?白桦前几年有几篇小说写得挺好的。有的时候分不清楚是小说还是散文,其实写得蛮好的。
王安忆:白桦是个诗人,他写过一些散文和散文化的小说。他的文字好。他有一些散文挺动人的,我看了很震撼,但白桦这感情,到最后没有扩张出来。他的父亲是被日本人杀的。他很小的时候,有一天听到日本人又在街上杀人,他就随了看热闹的人群奔过去看,结果路上碰到他们的街坊邻居,街坊一把把他扯住,你怎么能去看,你爸就是被日本人杀的。这真的很好,这种东西其实在中国古人那里很强的,可是到现在越来越弱。我很喜欢他这类东西。他因为是个诗人的缘故,如果去描摹一个真实的场景,会写得特别漂亮。但他情感的分量,难免受意识形态影响,会变得简单化。他还写过两个小人物,微如草芥,可是日本人侵略到他们家乡的时候突然焕发出英雄的气质来。那也写得很好,短短的。他是有浪漫气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