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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妙妙》.《香港的情与爱》等几个中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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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写《叔叔的故事》那一时期,还有几个中篇,我觉得在你的创作中是特别显眼的。

王安忆:我休息一年以后又开始写作,从《叔叔的故事》开始,接着是《妙妙》,然后《歌星日本来》,再有一个就是《乌托邦诗篇》。

张新颖:《歌星日本来》和《乌托邦诗篇》这两篇我也特别喜欢。《妙妙》我觉得其实和《米尼》差不多,有点像。

王安忆:有一点像。《妙妙》其实也是写弱者的奋斗,这一类人的命运我个人是比较倾向关心的,这好像已经变成我写作的一个重要的题材,或者说一个系统。她们都是不自觉的人。有时候不自觉的人比自觉的人有更多的内涵,自觉的人他都是知己知彼地去做,他有理性,于是理性也给他画个圈,有了范围;不自觉的人却可能会有意外发生,他们的行动漫无边际。像米尼是不自觉的,妙妙是不自觉的,后来的王琦瑶也是不自觉的,《我爱比尔》的阿三也是不自觉的。说她们不自觉,不是说她们不知道要什么,而是不知道不要什么,她们凭着感性动作,茫茫然地,就好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面,碎成一片,她们最终都是砸碎自己的命运,有多大力气,砸多么破碎。这类人一开始进入我的写作,好像还不是那么很显著的,后来变得越来越显著。她们都是很盲目的。她们要一样东西就是去要,去要,需要付什么代价,则全然不计较。这是我很欣赏,也很愿向其学习的,这就和我自己有一点关系了。可我是读过书的人,我从事写作,许多欲求不得的东西在虚拟中实现了,而她们是以自身为付出,我很钦佩她们。其实妙妙这个人,她很简单,她就是一个渴望走入现代社会的人,她就要走到她所身处的社会的前面去。但是她实在是局限太大,她的现代化蓝本那么少,能力又不足,所以她只能违反现有原则。别人怎么做,她偏不怎么做,因她要和他们不一样,她要过一种特别的生活,于是,就把自己赔进去了。她把自己孤立起来,真正意义上的孤立起来,不像我,赔进去的其实是虚拟的代价。所以我们,写作的人,以写作这种其实更加社会化的方式最终将自己纳入了主流。她们都是勇敢的人,几乎是艺术的人生。我在劳教农场里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女性。我去白茅岭女劳教大队,先去挑选卡片,我和宗福先两个人同去,因为他们那里有规矩不让单独面对面,必须两个人同时在场,尤其是男性,更加不能够与她们接触了,不晓得是为考虑谁的安全。那么我们就两个人一起谈。翻了十几张卡片,从中挑选了十四个人。

张新颖:她们跟你们谈吗?

王安忆:她们很愿意谈,但是你千万要注意,谈出的东西都是经过粉饰的,简直没有一句真话。你要会听,你要特别会听她们说话。于是你就能看出她们价值观和你是那么不同,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她们价值观和你完全不同,你以为你是正面的,你以为你是社会的主流你就是合理的,她们可不这么认为。有一个女孩已经是“二进宫”,两次被劳教了,可是,她却说假如不是如此,那我的生活也就和一般的女孩子一样,结个婚啊,生个孩子啊。所以她对你的人生是批评的,你很平凡,很平庸,没什么意思。而对自己的,还是满意的,虽然遭受了挫折,但这不过是代价,终还是使她避免了和你一样的普通的人生。在白茅岭这地方,千万不要以为她们有什么忏悔之心,她们不过是在体验她们人生的一部分经历。她们本质上就和我们不一样。事实上,持我们这种想法的人只是社会上一部分的人,不是全部的,我们只能代表我们自己。她们真的令我惊讶。在那么一个境地,皖南非常偏僻,没有充分的自由,几乎完全看不见异性,可她们会冒着很大的风险,这风险就是违反纪律而延长劳教期,她们躲在被窝里面修眉毛,擦指甲油。你就简直不知道她的生活热情从哪里来的。我觉得她们是人群里的异数。你还会看见一个有趣的情形,就是在她们的群体里,也有着阶级差异,是以本人的才智、能力,甚至品行来划分,她们自有标准。不过就今天来说,卖淫的情况应该比当年复杂得多,我是十多年前采访的。如今白茅岭的女劳教大队已经迁回上海了。

张新颖:今天可能也不抓了吧,至少不像十多年前那么严厉。

王安忆:妙妙虽然没有堕落到社会的负面,但她也将自己的人生毁坏得差不多了。《歌星日本来》里的那个歌星比较要合法化,她是有事业心的,要向社会挣一个地位的,但那股子蛮劲却也差不多。从某些程度上说,她们都有些动物性,如同母兽一样。《歌星日本来》的素材又回到我们团了,是“后文工团”故事吧。在那种意识形态背景下建制起来的团体,到了自由经济时代,命运可想而知。

张新颖:但是《歌星日本来》,后来你的集子很少选这个东西,你觉得不太满意?

王安忆:不是我不选,是别人不选。作品集往往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出的,我本意是不喜欢重复出书,可是盛情难却。选集里通常没有这一篇,他们可能是忘了,或者根本注意不到,这一篇似乎很难归入任何时期的文学思潮,就是说在文学史里占不了位置。

张新颖:不是,我觉得这个题目起得不好。题目起的就是……

王安忆:很像一个通俗小说。

张新颖:对。别人可能没看,看了题目没看内容。

王安忆:这之后我写了《“文革”轶事》和《香港的情与爱》。这两篇小说我觉得应该比较成熟了,比较肯定地讲述故事。写《香港的情与爱》,是因为特别想写一个香港的故事,但是又很茫然,不晓得要写什么样的故事,当写下第一句“香港是一个大邂逅”,心里就清楚了,是要写一个过客的故事。

张新颖:那时候应该已经读过《倾城之恋》了?

王安忆:读过,早就读过了。但事实上,完全没有想到《倾城之恋》,想到的是曾经在汉堡,遇到一个香港先生,他对我说,从来没有人说我爱香港,都是说香港会给人什么机会,不会说我爱香港。我说,那么你是爱香港的,他绝口否认,但表情就像是负气。此时,香港给了我一个没有归宿的印象。于是,就觉得应该写两个过客,在这样一个码头一样的地方,发生一个不确定的关系。但是我这人比较实在,我很不会写那种惊鸿一瞥的东西,我很难写那种轻盈的东西。陈村对我提的意见是对的,他看我的《香港的情与爱》,然后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作比较,他说《情人》轻盈,你这个很结实,可是没有飘渺之感,而爱情是有着虚无的特质。他讲得一点都不错。这个故事应该是惊鸿一瞥的,但我怎么搞的,写得那么实打实的,这大概就是我的世俗心了。我总是要将我的人物枝枝节节都安置得十分妥帖,否则就不知道让他们做什么。我设想,这个先生必定要从美国唐人街出来的。唐人街的人很有意思,他们可以一句英语都不说地生活一辈子,他们就能在异国他乡营造出一个故土草根。唐人街的空间和时间都是相对孤立,从那里出来的人,带有明显的标记性表情,这是一种孤独的表情。那么,一个唐人街生活的人,他要旁出一点外心,从自己的人生里开一点小差,什么地方最合适?香港。香港这种地方,似乎专门给过客待的,它那么浮华,你觉得如果没有一个扎实的东西像秤砣一样把它坠住的话,它就会飞了的。尤其是晚上,就像海市蜃楼,同时它又是一个蛮荒世界,天涯海角,一堆砂砾般的礁石群里。你一转头是个蛮荒世界,一转头又是流光溢彩。这个地方我很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香港。

张新颖:但是其实我们也都是过客,香港另外一面你过客是看不到的。

王安忆:我觉得它是一个尤其“过客”的地方。它特别适合做过客的舞台。有的时候我正好是在七八点钟灯火最最兴旺的时候进入香港岛,铜锣湾一带,因为都是单行道,车就在高架上下一层层盘旋,楼宇建筑在夜幕里沉浮游离,灯光打着旋,人也打着旋,就像一个嘉年华。很传奇,这个地方是很传奇。它拥簇着这么多的物,稠得像一锅粥,却自有秩序,英国人真会造城市,需要有立体几何的概念,每个拗角都不放过,处理得很平衡。它太传奇了,我反是要在它里面演出一幕人间剧,就是《香港的情与爱》。这里有些弄颠倒了,在《“文革”轶事》《香港的情与爱》之前,还有一部长篇,《纪实与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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