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长恨歌》之后（2/2）

张新颖：你那个充沛的感情就可以把它支撑起来。像《乌托邦诗篇》，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故事很空洞，什么都没写，其实内容是很多的。

王安忆：似乎是自愿地放弃虚构故事的武器，不愿意让具体的情节细节来分配感情，或者说隐匿感情，感情几乎是裸着的，脱去了日常生活的外壳，与我一贯的小说观不太一样。还有《一家之主》，也属这类，但篇幅比较小，就一万多字。在我的写作中，还有一种例外就是我听来的一个故事，比如《天仙配》《姊妹行》。这种故事先天就很好，关键是怎么把它处理得当，千万别糟蹋了。这两个故事都是我听过好久以后才写的，我都不敢写，怕把它们写坏了。《姊妹行》的故事本身特别完整，你只要自己加过程。《天仙配》的结尾很费周折，这个事情怎么收住。这两个故事我都特别小心翼翼地对待，怕伤害它们。很少碰到这么好的运气。比较多的情况都是和自己经验有一定关系，然后再生出情节，结构故事。情形很复杂。

张新颖：目前的阶段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平稳的阶段，蛮顺当，蛮平稳的。

王安忆：对。比较清楚到底要什么，不是东撞西撞，瞎猫撞死老鼠，比较有自觉。但是还会有不期然的情形发生。现在回过头去看很多作品，觉得写得不够好，很想重写一遍，但事实上不可能，因为没有写作的欲望。现在的认识和那时不一样了，感情状态也不一样了，有时会惊异：这有什么可写的？居然还写这么多。那时候想得少，精力却充沛，恨不能将生活一网打尽，全部装入书写。现在挑剔多了。也不晓得写到什么时候就会不想写了，或者再也写不出来了。

张新颖：大概不会吧。

王安忆：不晓得。但我一定会见好就收，绝对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写不出来硬写。那是很不好的。

张新颖：这个很难判断。

王安忆：自己心里有数的。我跟你说，没有一个作家不清楚的，是作家都知道。你看有些作家特别在乎别人的评论，然后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护，解释自己的作品，心里都很清楚的。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实力，又使出了多少，实现了多少。一部作品写出来，任凭别人怎么说，真知道好坏的就是作家自己，没有例外的。除非是特别愚顽的人。

张新颖：对你的批评意见其实也蛮多的。

王安忆：没批评到点子上就和没表扬到点子上一样的。

张新颖：所以你其实不太在意的？

王安忆：不太在意。

张新颖：对你不是有很大影响，是吧？

王安忆：不是有很大影响。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批评很可分析。有一些把你当作社会学的采样来看，他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批评我怎么样对怎么样不对。还有是从现代不现代的标准来批评我。我能理解，批评者面对的是一个文本的世界，我们的写作就是给他们作材料，佐证或者阐发他们的思想成果。而我们的写作一旦实现于社会，公之于众，便是客观存在，他们有权利使用它们。但是，当然，我还是期待能听到贴近我初衷的评介，我的台湾出版商，我们合作了十来年，彼此了解，他看《桃之夭夭》，说最精彩的一笔是，到最后你都没有说出她的父亲是谁。这话很有道理的，她的父亲是谁是不重要的事。迟子建看《姊妹行》，她说看到最后，分田找到水，问水走不走，水把孩子一扔就说走，她说我看到这里都惊呆了。其实我真是当脑子里有了这个动作时才觉得可以坐下来写了。写作的人往往心有灵犀。

张新颖：《姊妹行》的叙述，前面很有耐心地写点点滴滴、细枝末节、来龙去脉，一字一句，不厌其详，不嫌其烦。可是，写到最后，简洁来了，而且简洁得令人震动，就是那个把小孩往地上一放，站起来就走的那几句，要说惊心动魄，也不过分。有了前面的细密坚实做铺垫，简洁干脆的文笔的力量就一下子出来了；那种不屈不挠的求生意志的力量也就出来了。这种不屈不挠的求生意志，平时淹在人海里看不出来，可正是这样的看不出来却蕴含着不可思议力量的东西，做成了广阔的生活世界的底子。所以我也很喜欢这篇东西。

王安忆：这种评价特别好，但你不能要求都是这种，因为这需要心有灵犀的。都是做小说的人，明白什么是活儿的眼。这么说，又太技术化了，事实上就是趣味的一致性。有时候，这种情形也会发生在职业和经验完全不同的人身上。我记得几年前，到华山医院和医生护士做一个讲座，有个女孩提出一个问题，我好像一下子被她点亮了。这个年轻的医务工作者，说为什么作家们都喜欢写反常的人，而不写一个正常的人，其实正常的人才是美好的。我就觉得一下子被点亮了。其实在《长恨歌》之后，我企图做的就是，写正常的生活里的力量。所以称为常态，就因为它的恒定性，其中有着极强大的，同时又隐匿的理由，这可说是生活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