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洋袜（2/2）

尤其那时的我。

大伯多是在春秋天穿一件有许多补丁的黑夹袄，在寒冬腊月里穿一件棉花已经死过变污的旧棉袄。那棉袄的套棉总是因破洞而露在棉袄外。可大伯那挑着的布袋却总是没有烂，里边的粗粮和杂谷，大伯也从来没有让它们掉出过一粒和一片。大伯的棉袄口袋是经常要破的，然大伯一发现口袋破了就让大娘抓紧缝。什么都可以破损出漏洞来，但那棉袄口袋是一定不能的。因为每次大伯出门几天回来时，一定会给他的儿女和我们这些侄男甥女，捎回一些好吃的。那好吃的就总是装在他的棉袄口袋里。

好吃的一般都是以下几样今天已经见不到的食品和糖果：食品是一种黑硬却又发脆的面饼干；糖果有两种，一种是用油糖纸包的小糖儿，一种是白色糖豆儿。糖豆儿和今天的黄豆一样，雪白色，圆圆的，装在大伯的口袋里如装着一袋人生甜胃的药粒儿。大伯在外出三天后，我们就开始惦记大伯了，惦记大伯口袋里的糖豆儿了。三天后的落日至黄昏到来的那段时光里，我大娘总是站在她家门前的路口上，把手棚在额上瞅着等大伯。

第三天没有回。

第四天没有回。

第五天的那个时候里，太阳暖黄，村头上铺着落日和枯色，大娘在村口等大伯，但第一个看见大伯回来的，一般不是我大娘，而是我们兄妹中的哪一个，是想糖豆儿或饼干想得有些急不可耐的我的哥哥们和弟弟们。谁在哪儿唤一声：“大伯回来啦——”大伯就果然回来啦，疲惫地挑着担子，拖着身子，从村外走进村里面。可在他走进村里时，看见他的一群孩子和一群侄男甥女时，他虽然疲惫无力却是脚步加快了，脸上有了光色了。他朝我们走。我们朝他迎。就把大伯围在路中央，他便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糖果或是糖豆儿，种瓜点豆般，朝一片伸出的又脏又小的手掌上，一个一个地放着或分着。

我每次都把手伸在那一片小手中，每次都能不虚此行地得到我想吃的糖果和糖豆儿。大伯把糖果和糖豆儿分完了、发完了，我们都如获至宝地品味着那糖豆、糖果和生活。大伯便脱掉他的一只鞋，席地坐在鞋上看着我们这些他的孩子和侄男甥女，看着我们把那些糖果吃完后，将糖纸叠成各种各样的三角或方块，再或把糖纸当成蝴蝶和蜻蜓，用嘴吹着，用手赶着，让那些糖纸在落日的天空下，五颜六色地翻飞和起舞。这时，是大伯最感温暖，也许是最感叹人生意义的时候吧。他端端地坐在村口里，坐在土地上，坐在人生中，脸上的喜悦和光色，浓淡相宜着，任你有多少疲劳和尘土，也盖不住他那时的兴奋和惬意。

大伯爱生活，爱孩子，爱他的一群侄男和甥女。他每次分糖果、糖豆儿和黑硬坚脆的饼干时，都要先看一眼他身下的孩子们，依着血缘的关系，虽然每个孩子分的都是一样多：糖果是一个，糖豆儿是两粒，饼干是一块，可他分配的顺序却是经了深思深虑的。他总是先分给他远门的侄男甥女和邻人的孩子们，再分给他近门的侄男甥女们——主要是我和二姐及我叔家的孩子们，最后再给他自己亲生的那些孩子。因为每次分配都不够，往往到最后没有糖果食品了，我们欢天喜地地吃着和闹着，我大伯家的那些孩子——我的至亲的叔伯兄弟和妹妹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吃，看着我们闹，看着我们把那彩色的糖纸，吹着捧着在那天空里纷飞和舞蹈。

后来，每次大伯回来，我都不再挤着身子去要那些糖果、糖豆儿了。因为，我终于每次都窥视出一条规律来：大伯带回来的糖果和糖豆儿，从来没有够分过。而最后必须有人不吃的，就必然是他的那些亲生的孩子——我的那些叔伯兄弟和妹妹。于是，每次再分糖果、糖豆儿时，我就和这些叔伯兄弟们站到一块，等待最后的分发和缺无。

有一次，果然是人头和小手没有分完就没了。我和大伯家的孩子们站在一块，看着别人吃，看着别人把糖纸放飞在半空如放飞的小巧的风筝般，不知为何眼里竟就含了委屈的泪，这时大伯看见了，过来摸着我的头，摸着我的脸，像他做了一件最为对不起我的事，竟然也自己红了眼圈儿，用喑哑的嗓子，在苦笑中对我郑重地说：“下次大伯回来，在街上多买些糖果，最先分给你。别人不吃也最先分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