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着打瞌睡的女孩（1/2）

那时候，我还只是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那时候，我的作文总是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念来念去的。

那时候，我们村里还没有一个大学生，我们村里的人总是说这个孩子将来肯定能考上大学，成为咱们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那时候，我的父母已经为我的将来骄傲了。

那时候，我自己也为自己的将来骄傲着。

那时候，我记得我写的作文的第一句话总是“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也不知道这句话是从报纸上学来的，还是从老师嘴里听说的。

那时候，老师布置给我们的作文题目总是大同小异，也不用多想，就写下开头的那几句话。

直到彻底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成了一名初中生，我的作文的开头的第一句话也完全地变了。我记得语文老师第一次布置的作文题目是“一件小事”。我记得那篇作文我写得很感人。在班上念的时候，也感动了很多同学。下课后，老师问我你写的这件小事是不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我说这不是真实发生的，这是我编的。老师就有点失望，说以后写作文不能胡编乱造，一定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

初一开始，我就迷上了看小说。三年下来，大概看了几十本小说。初三毕业时，我的数理化一塌糊涂，基本上没有一门及格的。初中也差点没能毕业。班主任老师说我们再怎么培养你，你也不可能成为一名大学生，劝我不要再念了。我听了班主任的话，没再继续上学，就此停止了学业。这样，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没能成为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这令我们村里的很多人失望，更令我的父母很失望。

回到村里后，很多人找我替他们给远方的亲戚写写信，给上级某个部门写写报告什么的，我因此也在村子里有了一些名声。真正让我在村里名声大振的，是有一年公社干部来我们村里推广改良羊，带来了两只新疆的种羊，放到我们村里那些母羊中间，几个月之后产下了很多奇形怪状的小羊羔。我把这件事绘声绘色地写成一篇报道寄到了省上的报社里，很快就被发表了。报社在寄来八毛三分钱的稿费的同时，还给我寄了一张证书，上面写着“本报特约通讯员”的字样，还赫然盖着一个红色的公章。没过几天，公社的秘书也来到我们村，说公社书记很器重我，没想到咱们这儿也有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村里人很快对我刮目相看了，说这个家伙将来肯定能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很多人家主动表示愿意把女儿嫁给我。我的父母又开始为我骄傲了。

但是我最终也没能成为一名国家干部。

几年后的一天，有人来找我。那时候公社已经不叫公社了，叫乡；大队也不叫大队了，叫村。来找我的那个人是乡上的秘书，就是原来公社的那个秘书。他是开着乡上的那辆破吉普车来的。

秘书对我说：“现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你做。”

我看着秘书说：“什么事？”

秘书说：“这件事一定要保密！”

我问：“到底是什么事啊？”

秘书严肃地说：“咱们现在的书记你知道吧？”

我说：“我不知道。”

秘书用怪异的目光看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连自己的父母官都不知道啊？”

我确实不知道，就说：“我真的不知道。”

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就是以前咱们公社的书记，还夸过你是个人才呢！”

我知道是谁了，就说：“噢，我知道了。还没换吗？”

秘书说：“咱们的书记工作能力那么强，怎么可能随便换呢？”

我说：“我还没见过咱们的书记呢？听说很胖是吗？”

秘书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哎，你这人！胖是人家富态，你想想看要是一个瘦得像猴一样的家伙当我们的书记，那不被人家耻笑死吗？”

我有点烦他，就说：“你快说到底是什么是吧？”

他很认真地说：“是这样的——”

之后，他又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先不说了，你到时就知道了，现在跟我走吧。”

我说：“你不说我就不走！”

秘书说：“就是咱们书记的事。”

我说：“书记的什么事？”

秘书说：“走吧，又不是带你去上刑场。”

我问：“你这样我不放心。”

秘书说：“你不用担心，我们都安排好了。”

我还想问什么，秘书指着我的脸说：“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就是你的父母也不能知道。要是别人知道了这事，到时我会找你算账！”

我说：“我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怎么可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秘书说：“总之，这件事你就不用过问太多，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完成就是了。现在跟我走。”

一听到这话我就没再多问什么。

秘书费了好大的劲才发着了那辆破北京吉普，他和吉普车都发出了老牛喘气似的声音。

那辆吉普车平常是书记的专车，所以看见我坐在了那辆吉普车的副驾驶的位置，我们村里的很多人很惊奇，甚至一个中年男人跑上来把头伸进车窗问：“你是不是就要成为国家干部了？”

秘书显出很看不起那个人的样子，把他的头从车窗里推出去，说：“走开，走开，我们有重要的事！”

说着，秘书就发动吉普车往前开去了。

我听见那个中年男人还在后面喊：“你要是成了国家干部千万不能忘记我们啊！”

后来我听说我被北京吉普拉走后，村里很多人去问我的父母我是不是成了国家干部了，父母说不知道，还惹得很多村民不高兴了呢。

我被秘书直接拉到了县上的一所学校门口。

我们下车后，秘书把我拉进了学校里面。

学校里面有一些人走来走去的，秘书对着那些人笑，那些人也对着秘书笑。

我和秘书就坐在了一排教室旁边的一棵树下的阴凉里。

那天的天气很热，教室的窗户都开着。

我问秘书为什么在这儿，他也不说。

秘书说他出去买两瓶汽水回来，让我在这儿等着，不要走开。

秘书出去没多久，从窗户里飞出了一块被揉成一团的纸。

那团纸正好掉在了我的前面不远处。我看了看，没理它。

秘书很快就回来了，一手拿着一瓶汽水。右手那瓶已经喝了一半了。

他把左手那瓶递给我说：“喝吧，喝吧，太凉快了！”

我接过汽水，一口喝掉了大半瓶。

秘书突然发现了我前面不远处的那团纸，指着说：“这是哪来的？”

我说：“从对面的窗户里飞出来的。”

秘书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啊？”

我说：“说什么？”

秘书说：“说从窗户里飞出了这团纸啊！”

我固执地说：“为什么？”

秘书瞪了我一眼，就拿起地上的那团纸，扔掉手里的瓶子，拉起我说：“走。”

他把我拉进了一间老师的宿舍里。里面的办公桌上堆着很多作业本。他把那些作业本推到一边，让我坐在椅子上，然后郑重其事地打开了那团纸。

我看见那张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四个字：“一件小事”。

我问：“这是什么？”

秘书说：“这是个作文的题目。”

我问：“给我看这个干什么？”

秘书说：“写个作文。”

我说：“为什么？”

秘书说：“不要问为什么了，会写吗？”

我说：“当然会写，念小学时就写过。”

秘书说：“那就写吧，写个一千字就可以。”

我看着秘书，不太明白的样子。

秘书说：“一个小时之后我来拿。”

说完把自己的手表放在了我前面的桌子上出去了。

没过一分钟，他又开门把半个脑袋挤了进来，说：“好好写，一定要写好！”

我怕他烦我个没完没了，就说：“好，这个好写。”

他就把脑袋从门缝里给收走了。

我就开始写，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东西。

我脑子里除了小时候写的那篇作文，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我就按我记得的样子，把蹦出来的那些字写在了纸上。

半个小时就写完了。我看时间还早，就开始数字。

我数了一遍是一千一百一十六字。我又数了一遍，还是一千一百一十六字。

我没数第三遍。我又看了看表，还差十分钟。

这时，秘书进来了，说：“快写完了吗？”

我说：“早就写完了，等着你呢。”

秘书说：“没想到你写这么快，再看一遍吧。”

我说：“不用了，已经看过了。”

秘书说：“这次这个作文非同一般。”

他让我有点烦，就干脆说：“我只能写到这个样子了。”

他又问我：“多少字？”

我说：“一千一百一十六字。”

他说了声“好”，就拿着稿子走了。

中午，秘书说带我去外面的一个饭馆吃饭。

我们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但他没有点菜。

我说：“我们吃点什么吧，我有点饿了。”

他说：“再等一会儿。”

我就要了一个馒头吃。他瞪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我快吃完那个馒头时，来了一个女孩，大概十六七岁的样子。秘书见到她赶紧起来给她让座。

女孩却站着说：“咱们随便吃点什么吧，我没有多少时间了。”

秘书赶紧说：“好好。”

女孩仔细看了我一眼说了声“你们点完出来，我在外面等”，就出去了。

秘书在点一些随便吃的东西。我有点生气，说：“怎么，不在饭馆吃了吗？”

秘书说：“中午就随便吃一点，晚上再请你吃好吃的。”

说完也不等我的回答，提着东西出去了。

女孩在一块树荫下面等我们。

秘书走过去从包里拿出一些吃的让女孩吃。

秘书也拿出一些吃的让我吃。我没吃，他就自己吃了起来。

女孩一边吃一边看着我说：“你怎么不吃啊？”

我说：“我吃过了。”

女孩说：“你吃了什么？”

我没好气地说：“我吃了个馒头！”

女孩就瞪着秘书说：“你怎么就只让他吃了个馒头？”

秘书赶紧说：“本来是要一起吃饭馆的，怕你时间不够，就没吃嘛。”

女孩说：“噢，原来是这样啊，晚上咱们吃好吃的。”

我没太理他们。

女孩吃了一点之后，对我说：“今天的作文是你写的吧？”

我说：“是我写的。”

女孩说：“写得太感人了，我觉得这次我肯定能考上。”

我莫名其妙地看看女孩，又看看秘书，问是怎么回事。

秘书这才说：“她是咱们书记的女儿，今年考大学。”

我一脸茫然的样子。

女孩看看我，又看着秘书说：“我还以为他知道呢！”

秘书说：“为了保密起见，我就没跟他说明。没事，他就是我们乡上的。”

女孩这才看着我说：“你写的那篇作文太好了，我抄着抄着都感动了。”

我惊讶地看着她没有说话。

她继续说：“我抄着抄着，还掉了几滴泪，忍不住用袖口擦，监考老师看见了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我被自己写的作文感动了。监考老师就笑着说那你写的作文一定很好，赶紧擦干眼泪写吧。”

说完，她就笑了。

我和秘书也看着她笑了。

她又看着我问：“你写的那件事是真的吗？”

我说：“我的小学老师也问过这个问题。”

她说：“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说：“我说不是真的，是我瞎编的。”

她说：“哦，我还以为是真的呢，不过真的挺感人的。”

秘书也想说什么，她就说：“你们就聊一会儿吧，我要打个盹。”

说完就靠着后面的树睡着了，还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秘书看着我有点奇怪的样子，就说：“咱们书记的女儿有个奇怪的习惯，中午到了这个点上就要打会儿盹，而且不用躺着，站着就可以。”

我用奇怪的眼神再次看了一眼女孩。

大概过了十分钟，女孩就醒来了，说：“好了，我得去考试了，咱们晚上去饭馆吃好的。”

那天下午，我有点急事回了村子，没能和秘书、女孩一起吃上那顿饭馆里的好饭。

回去之后，我写的那篇叫《一件小事》的文章的内容总是在我的脑海里萦绕，我凭着记忆把那篇文章写在一个作文本上，寄给了报社。

过了一个月，乡上的秘书找我了。

他问我：“你是不是给报社投过一个稿子？”

我犹豫了一下说：“投过。”

秘书说：“昨天报社的给乡里打电话，让我们去问问你，你写的是真的事情还是假的事情？”

我说那是我编的。

秘书说：“我知道了，你写的是假的事情。”

秘书说：“报社的也没说你写了什么。你写了个什么？”

我说：“随便写了个东西。”

他没再问什么。

他给我带了一包烟，我打开点上一支说：“你什么时候请我去县上的饭馆吃顿好吃的啊？”

秘书笑了，说：“你这家伙，你还记着那事啊？”

我也笑着说：“我还记得那个中午我饥肠辘辘只吃了一个馒头。”

秘书就笑，说：“到时一定补上，过段时间我一定开着乡上的北京吉普接你去县上吃顿好吃的。”

我看着他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

他说：“怎么？你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吗？”

我说：“不是不是。”

他要走时，我从我家门口的鸡窝里掏出几个鸡蛋给他带上。

给他鸡蛋时，我问他：“那个女孩后来考上了吗？”

秘书说：“什么那个女孩，你应该说咱们书记的女儿。”

我就笑着把鸡蛋塞到了他的兜里。

他说：“她考上了，现在在省城的一所大学上学呢。书记很高兴，书记说一定要好好感谢你。”

我就说：“好事，好事，上大学是件好事啊。”

秘书说：“你写东西这么厉害，你怎么就没上大学？”

我说：“上大学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下辈子的事了。”

秘书莫名其妙地笑着。

我也莫名其妙地笑了笑。

秘书又很认真地说：“那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不过还是得保密啊。那件事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咱们得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

我点点头表示赞同。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报社寄来的报纸。我在上面的文艺版上找到了我寄出的那篇稿子。我看见在标题“一件小事”后面的括弧了写着“小说”两个字，右下角还有我的名字。我突然觉得变成铅字的这些密密麻麻的东西不是我写的，而是别人写的。

没过两天，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秘书也开着北京吉普接我了。

他一见我就说：“恭喜你的小说发表了，书记也很高兴，特意让我过来祝贺你，还让我带你去县上的饭馆好好吃一顿。”

我问：“我那个真的算小说吗？”

他说：“上次我来问你，你写的是真的事情还是假的事情，你说你写的是假的事情之后，我就知道你写的是小说了。”

我说：“我没说我写的是假的事情，我说是我瞎编的。”

他说：“都是一个意思，小说就是瞎编的，写的就是瞎编的事情。”

我若有所思地“噢”了一声。

秘书也若有所思地说：“这个小说的题目怎么觉得那么熟啊？”

我说：“是吗？”

秘书说：“是啊。”

我说：“你想不起来吗？”

秘书说：“实在想不起来。”

我说：“鲁迅也有一篇叫‘一件小事’的小说，你可能是说那个吧？”

秘书马上恍然大悟地说：“噢，就是那个，我还背过那个小说呢！不过已经不记得那里面说什么了。”

我笑着说：“那里面就写了一件小事。”

村里的很多人也知道了这件事，又看着乡上的秘书开着北京吉普来接我，就更加好奇了。上次那个中年人把脑袋塞进车窗里说：“这次你是不是真的成了国家干部了？”

我笑着说：“我没有成国家干部，我有个文章发表在了省上的报纸上了。”

那个中年人说：“发表？什么是发表？”

我说：“就是说省上的报纸上有我写的一篇文章。”

那个中年人更加兴奋地说：“那比当国家干部更厉害了，他们给了你多少钱？”

我随口说：“十块钱。”

中年人说：“我不相信。”

我说：“就是十块钱，我没骗你。”

中年人说：“那太少了，太少了，应该多给点！”

秘书把中年人的脑袋推出了窗外。

这次，秘书真的把我拉到县上的一家饭馆里吃了一顿好饭。

一个月后，我真的也就只收到十块钱的稿费。

又过了一个月，乡上书记的女儿来我们村里找我了。

我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看见她就脱口而出道：“站着打瞌睡的女孩！”

她有点生气的样子，说：“你称呼我的名字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啊！”

我说：“那你叫什么名字？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她喊道：“怎么，你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上次没告诉你吗？”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上次没告诉我。”

她的语气平静下来，说：“哦，对不起，我还以为你知道呢。我的名字叫卓玛。”

这次，我的语气倒变得有点惊讶了，说：“什么，你也叫卓玛？”

她说：“怎么了？你是不是有个叫卓玛的女朋友啊？”

我说：“没有，没有，我没有女朋友，我的阿妈的名字也叫卓玛。”

她笑了。

我说：“你怎么来找我了？”

她说：“怎么，我不能来吗？”

我说：“不是。”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件小事’了。”

我说：“惭愧，惭愧。”

她笑着说：“那应该是我写的，怎么就成了你写的了？”

我有点不自在，说：“我不该把那篇文章寄给报社的，我也没想到报社会登那个。”

她还是笑着说：“我开玩笑的，那就是你写的，我当时就觉得写得挺好的，那次我的作文肯定得了高分。”

我说：“你考上大学我很高兴。”

她说：“你有时间吗？我请你去县上的饭馆吃好吃的。”

我说：“秘书上次已经请我吃过好吃的了。”

她说：“那是他请你，这次我请。”

我说：“那我请你吧，用报社寄给我的钱，这样我心里也好受些。”

她说：“报社给了你多少钱？”

我说：“十块钱。”

她说：“这么少？我以为发表文章可以拿到很多钱呢！”

我说：“没有，就十块钱。不过够咱俩吃一顿简单的饭。”

她说：“那好吧，为了不让你以后在心里长期地感到愧疚，这次就让你请吧，咱们吃个简单的就行。”

临走前，我从我家鸡窝里掏出几个鸡蛋让她带上。

她把鸡蛋拿在手上，打了个哈欠说：“我的瞌睡来了，我得站着打个盹，就十分钟。”

我赶紧说：“好好，那你先把鸡蛋给我吧。”

她把鸡蛋给了我，然后靠着一棵树打起了盹，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大概一年多之后，我又见到了她。

那年夏天，我参加了省上报社办的一个特约通讯员培训班。

一天中午，她来看我了。我也搞不清她怎么知道了我在这儿，我没问。

她的样子有点变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她有点羞涩地看着我说：“我请你去吃饭吧。”

我说：“你现在还是个学生，我请你。”

她说：“没事，一顿饭我请的起。”

我也就没说什么。

我说：“你还有站着打瞌睡的习惯吗？”

她笑了，说：“有啊，怎么会没有呢？我从小时候起就有这个习惯了。每次在课堂上看闲书被老师逮着，罚我站着，我就趁机睁着眼睛打瞌睡呢。”

我笑了，说：“你这个站着打瞌睡的女孩！”

她说：“我记得你上次这样称呼我时感觉怪怪的，这次就好多了，感觉还挺亲切的，说实话，还没有人这样称呼过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