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2/2）

张莉：你的意思是，手机帮助我们沟通，但也毁坏我们的人际伦理？

毕飞宇：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手机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是一定的。我不喜欢的其实还是这样一种语言模式赤裸又暧昧。为什么赤裸呢？目的性很强，功利性很强，暧昧则是武器，满身都是迷你色。――这和我们的基本心境倒是很吻合，又赤裸又暧昧。说到价值，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坚守什么样的价值，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的气质赤裸而又嗳昧。

张莉：所以还是不用手机？

毕飞宇：我是宅男，没有必要把家里的电话线掐断了，然后再把电话拴在裤腰带上。

尊严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

张莉：《推拿》写的是盲人推拿师的生活，残疾人对你的生活有过触动吗。

毕飞宇，我们先说点别的吧。我出生于六十年代的苏北乡村，在六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存在着大量的残疾人。不知道你注意过知青作家的作品没有，在他们的作品中，人物的名字往往很有特点，经常是二拐子、三瞎子，四呆子，五哑巴，六瘫子。我想告诉你的是，这不是知青作家的刻意编造，在我的生活中，的确就有许多三瞎子和五哑巴。

张莉：这曾经是普遍现象。

毕飞宇：我对残疾人一直害怕，乡村的民间智慧是这样总结残疾人的：瘸狠，瞎坏，哑巴毒。瘸为什么狠？他行动不便，被人欺负了他追不上，这一来他的内心就有很深的积怨，一旦被他抓住他会往死里打，他狠，瞎坏的坏指的是心眼，瞎为什么坏？他行动不便，被人欺负了也不知道是谁，这一来他对所有的他者就有了敌意，他是仇视他者的，动不动就在暗地里给人吃苦头，哑巴为什么毒呢？他行动是方便的，可他一样被人欺负，他从四周围狰狞的，变形的笑容知道了自己的处境，他是卑琐的，经常被人挤兑，经常被人开涮，他知道，却不明白，这一来他的报复心就格外地重。我并没有专门研究过残疾人的心理，不过我可以肯定，那个时候的残疾人大多有严重的心理疾病，他们的心是高度扭曲的和高度畸形的。他们的心是被他人扭曲的，同时也是被自己扭曲的。

张莉：那时候，大家都没有尊严感，也意识不到自我和他人的尊严。

毕飞宇：在六十年代的中国乡村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就是人没有被饿死，人没被冻死，如果还有所谓的人道主义的话。没有人知道尊严是什么、尊重是什么。没有尊严和尊重不要紧，要紧的是要有娱乐。娱乐什么呢？娱乐残疾人。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取笑和模仿。还是说出来吧，我至今还能模仿不同种类的残疾人，这已经成了我的一块黑色胎记。

张莉：我想起来，赵本山很会模仿盲人。

毕飞宇赵本山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就是模仿盲人。他足以乱真的表演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送来了欢乐。我可以肯定，赵本山的那出小品不是他的创作，也是他成长道路上一个黑色的环节。

张莉：不仅仅是他的成长经历，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

毕飞宇：我要说的是，在六十年代的中国乡村，每个乡村不仅有自己的残疾人，还有自己的赵本山。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赵本山不是健全人，而是残疾人。我至今还记得一位这样的盲人，他叫老大朱。为了取悦村子里的父老乡亲他练就了一身过人的本领，他的耳朵会动，他会模仿各种家禽与各种家畜的叫喊，他还能模仿瘸子，驼背和痨病患者。只要有人对他吆喝：瞎子，来一个，他就会来一个。请允许我这样说，他的生活是牛马不如的，但他很快乐因为他知道，要让健全人快乐，他自己首先要快乐起来，他所谓的快乐就是作践自己。

张莉：很可怕，我小时候也有看别人作弄残疾人为乐的经历。

毕飞宇：其实我们是非常讲尊严的你一定还记得《红楼梦》里的刘姥姥，她在进入贾府之后，为了得到几个小钱，她刻意做了那么多荒唐的事情，可是，在进门之前，你看看，她一遍又一遍地“拽板儿上衣的下摆”，要体面。这很叫人心酸的。刘姥姥的苦中作乐绝对没有“我就不是人，我就不要脸”这层意思。

张莉：所以，你要在意尊严。

毕飞宇：是的，我在意。其实一开始不是这样我如此在意这件事是在我和盲人朋友相处之后。我们相处了很久了，他们有一个推拿中心，我每天在推拿中心进进出出，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门内和门外是有区别的 门内很在意尊严，门外则不那么在意。我感到我抓住了什么东西，也许我夸张了，我就觉得我抓住一个时代的问题，也许还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张莉：《推拿》出版是在2008年10月。那一年我们刚刚经历大地震――两分钟，我们不仅有八万同胞离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截肢。电视上常有地震中的少年被带到舞台上讲述自己的苦难，那些孩子还要在公众面前接受礼物，主持人要求他们不断地说谢谢。看电视时我想到《推拿》中的都红，面对捐款她悄悄离开了。认识尊严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对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

毕飞宇：《推拿》的第二稿是5月10号写完的，三天之后，也就是5月12号，四川地震了。老实说，守在电视机前，到了6月，我的心情就开始复杂了。我想说的是，社会的变更真是一步也跨不过去，没有所谓的“跨越式”发展，尤其是精神这一个层面。比较一下东西方的历史，我们缺了太多的课，其实缺了课也不要紧，我们的脑子里得有补课的念头。有些东西是不能分东西方的，比方说尊严，它是普世的。

张莉：《推拿》给予了那些被社会忽略的族群以关注，让他们感受到与社会的紧密关系。我看到报道说，很多盲人读《推拿》，将它视为“我们的小说”，你有别的作家没有的读者群。

毕飞宇：说起盲人的阅读，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你知道 么，在电脑上，盲人的阅读有专门的软件，也就是语音转换机制，速度快极了，还可以调，速度是我们阅读的好几倍，有一度，许许多多的盲人朋友都在读它，我真的没有想到《推拿》会经历这样的一个盛况，我又一次经历了许多作家没有机会经历的东西。我想对你说，如果你让我重新书写《推拿》 我可以写得更好，可是，――可是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呢，永远没有事后的诸葛亮。除了遗憾，我还能说什么？

张莉：《推拿》一出版就被誉为2008年度小说的重要收获，获得了很多奖项，不久前繁体版获得了台湾《中国时报》的09年度图书奖，这表明它触动了我们整个社会的神经。但是，也有读者问，《推拿》中的盲人怎么这么像正常人，他们哪儿跟我们不同？你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吗？

毕飞宇我当然听到过，这不是我的遗憾，我很高兴《推拿》的写作提升了我自己。

张莉：有时候，读者还是有“阅读定势”的。

毕飞宇阅读有它的传统与惯性，真的是这样。说起盲人，读者们往往也有一种预设，噢，这小说是关于盲人的，盲人么，《推拿》就应当小说“如此这般”。果真是如此这般么？往往不是的。作家的创造时常有两种相反的向度，一，给出一个“新世界”；二，还原一种常识。有时候，还原一种常识比给出一种“新世界”更有价值。更具魅力。艺术的困境和光荣就在于，有时候，它创造了“新世界”，有时候，它勇敢地站在了“新世界”的对立面，义无反顾地和常识站在了一起。

对普世价值视而不见，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

张莉：能不能这样说，尊严感一直是你写作的目标？

毕飞宇：我一直渴望自己能够写出一些庄严的东西，庄严，同时还宏大。庄严而又宏大的东西一定是充满尊严感的，但是，在这里我要把宏大这个东西单列出来作一番解释，我所认定的宏大从来不是时间上的大跨度，也不是空间上的大跨度，甚至不是复杂而又错综的人物关系；我所认定的宏大是内心的，开阖，是精神上的渴求，它是不及物的，却雄伟壮丽，它是巍峨的史诗般的，令人荡气回肠。很遗憾，我的写作至今都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在这里我还要做一点小小的补充，我是被“彻底的唯物主义”喂大的孩子，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做一个唯心主义的艺术家。

张莉：刚才你说很多小说都是你对社会的发言，我想到《地球上的王家庄》。据说这小说是急就章，有感而发。

毕飞宇：那是2001年11月的事，离多哈会议。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会议不远了，那时候我们都在讨论中国要不要加入wto，知识分子当中反对的人很多。我是支持的。道理很简单，我们不能独立于世界的外面，我们的游戏不能游离于大的游戏规则之外。我是喜欢踢足球的，在球场上，你粗暴、你犯规，这些都不要紧，但是，得有黄牌和红牌。我没有能力论述中国为什么要加入到世界里去，可我有能力把闭塞的世界描绘给你看。――我们是弱者，弱者就喜欢在不安全的时候喊几声，这喊声有人听见了，我们将是一个活法，没人听见，我们将是另一个活法。

张莉：小说写得精妙，它有“以轻写重”的美学特点：王爱贫和王爱国都有自己的一个宇宙系统，坚信这个系统是以王家庄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你将王家庄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意象。

毕飞宇地球上的“王家庄”是闭塞的，这是一个没有红牌和黄牌的世界。自己当运动员，自己做裁判，这也许就叫中国特色吧。有时候，我们的主人意识真是太强大了，我们会梗着脖子反问：是我在踢球，凭什么让你来做裁判7凭什么呀7际一定要来做裁判，好，我不高兴，说不。

张莉：说到中国特色，我想到一直以来关于核心价值与普世价值的讨论，写作者恐怕也得面对这个问题。

毕飞宇 我们一直生活在“核心价值”里头，而不是普世价值。远的不说，大半个世纪之内，我们的作家其实是在指定的核心价值下面思考生活和写作的，这是中国文学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特色。

问题是，普世价值和我们的核心价值是分离的，甚至是矛盾的，这是一个谁也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

张莉：这种分离在今天更需要被重新认知和反省。

毕飞宇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在你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讲过了，今天讲给你听。故事发生在七十年代，那时候中国的大地上刚刚时兴喇叭裤。喇叭裤，你知道的吧？

张莉：当然。

毕飞宇知道就好办了。有一天，在一条船上，一个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上船了，另一个没穿喇叭裤的小伙子就和穿着喇叭裤的小伙子对视。突然，没穿喇叭裤的小伙子站起来了，抽了穿喇叭裤的小伙子一大嘴巴。穿喇叭裤的小伙子问： “为什么打我？”打人的小伙子说：“老子就是看不惯你的裤子。”打起来了。

张莉：很无厘头场景。

毕飞宇我要说的不是打架，我要说的是另外的一件事。两个小伙子被人拉开来之后，船舱里的人们开始讨论了，讨论的中心是：挨打的小伙子到底该不该穿喇叭裤？――然而，没有人涉及他该不该挨打。

张莉：这个故事有隐喻气息。

毕飞宇一个人不可以无缘无故地打人，这就是普世价值，该不该穿喇叭裤，这里头也许有价值问题，但显然，它不涉及普世价值。这个故事非常清晰地表明了一件事我们时常把普世价值丢在一边，然后，叽叽喳喳，没完没了。

前些日子我正好读到过一篇文章，意思很简单，很明确，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普世价值，――说什么好呢。在今天，我特别想说，对普世价值视而不见，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其实，视而不见这个说法还是轻佻了，我个人的体会是，我们在刻意回避。